一 深入全面地认识此次经济下行的成因

中国从2008年起至今的经济下行，其原因是多方面且复杂的。从逻辑上进行梳理：人口规模、结构及其活动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人口增速、结构、流动等因素的变动，必然影响到经济增长；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企业成本，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等条件的变动，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趋势；而国内传统工业化的提前结束引发的产业挤出性转移、资本提前输出、一些行业开放不足导致的社会投资不能进入、服务贸易逆差和购物消费流失等，也造成漏损性的经济增长下行。

1.人口相对收缩是经济增长下行的基础性原因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行了力度最大、时间最长的计划生育。强制的计划生育，偏离了初始生育二胎、时间30年的倡导和设想，形成了一个中长期无法挽回的后果。

第一，前期的人口过度消减，使工业化后期推动经济增长所需要储备的经济主力人口（22～44岁）严重不足。工业化前期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由高变低，形成人口快速增长，使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社会因社会各种因素的自动调节而趋于低生育率和完全安全死亡率的人口数量保持稳定甚至减少。从另一个角度讲，工业化前期人口爆炸式增长所形成的人口储备与工业化后期，包括后工业化社会时的经济主力人口使用之间，有一个跨期平衡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据笔者的研究，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15年的计划生育，中国减少了2.17亿人口，形成了巨大规模的“人口坑”，其中22～44岁人口减少了1.1亿左右。

图1 不同阶段早期人口增长与后期人口使用间的动态关系

第二，总需求突然相对萎缩。人口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是总需求的基础，22～44岁人口是住宅、汽车、装修、耐用消费品等项目的主要消费者。有购买能力人口的相对收缩，是许多工业产品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基础性原因。消费增长速度下降，使得经济增长消费拉动力减弱。

第三，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提前下降。20年前新生婴儿的增加，在20年后形成新劳动力的供给。动态地看，由于20年前城镇生育一胎和农村“一胎半”制，20年后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是不断萎缩的，这使得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发生了“剩余-平衡-减少”的快速逆转，使供国内使用和出口的产品与服务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出口突然收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剧减。

第四，发生未富先老的严重扭曲。由于生育管制只能计划消减新生人口，而不能消减已经出生的人口，特别是不能消减老年人口，这造成经济社会非常严峻的老龄化局面。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韩国2003年人均GDP为12094汇率美元时是7%；中国台湾1997年人均GDP为14048汇率美元时是8%，而中国大陆2015年人均GDP为8000汇率美元左右时，却高达10.47%。这导致产品中养老成本上升，经济国际竞争力变弱，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养老债务趋高，未来长时期中，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受到影响。

高增长时间缩短，未来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增大。已经有学者研究过一国服务业比例上升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之间的内在关系。[2]传统工业化的过早结束，服务业提前到来，加上上述其他人口变动原因，使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宝贵时间大大缩短。现代意义的高增长，韩国经济从1960年起，到2002年名义增长10.61%[3]，中国台湾地区经济从1950年起，到1997年名义增长8.5%[4]，两个地区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分别长达43年和48年。而中国自改革开放的1979年起，到2011年GDP增长9.5%，8%以上高增长的时间只有33年，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短了10年和15年。如果2011年后，中国经济仍然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考虑到因经济坚挺而汇率不变和国内物价变动等因素，2016年人均GDP可达9000汇率美元以上。

图2 中国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与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笔者曾经论证，越是趋于现代的市场经济，20年前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越高，是一个人口与经济相互变动的定理（如图2所示）。[5]未来比较严峻的前景是，1997～2016年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必然影响2017～2036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图2所示的趋势看，中国后20年经济8%以上的增长率，基本是与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10‰以上的部分相对应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7年的10.06‰，经过10年急剧下降到了2009年的4.87‰，到2016年前一直在5‰上下徘徊。根据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率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率的定理推算，如无重大的战略和策略性举措，人口下行将造成2016～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从6.7%下滑到3.5%；2021～2025年，可能从3.5%下滑到2%左右；2026～2035年，可能将长期徘徊在1.5%上下。经济主力人口的持续减少，使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非常大。

2.土地和人口城市化体制与经济增长下行

从农村土地体制看，1978年以来，虽然进行了农户承包制改革，但是，农民的宅地、耕地、林地、经营性建设用地等使用财产权没有清晰确权，不能交易、出租、抵押、入股、继承，宅地无偿取得，耕地和林地等承包有期限；农村和城郊集体所有土地进入建设市场，必须先强制征为国有，再经过行政性垄断市场招拍挂竞价，出让的只是一定年限的租赁使用权。这种体制对人口所造成的后果是：农村人口即使想向城市迁移，却因其各类土地使用财产权无法以市场方式获得价值而退出农业和农村；而农民因不能得到合理的土地使用财产收益，没有创业和购买城镇住宅的资产性资金，亦即没有经济能力进入城市，不能成为市民。

1978年后，在推进城市化体制方面，中国逐步放开了农村人口到城市中务工、租住、婚姻等方面的限制。但是，户籍制度至今并没有完全改革到位；对进入城镇务工家庭并不提供与城镇居民一样的教育、廉租、低保等公共服务和保障；进城务工者在购房、买车、考试、上学、职业等方面，仍然受到体制性的歧视；进城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不能异地转移和接续，或者参保率很低。这一整套僵化的体制使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民及其家属人口，不能市民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城市人口7929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57.35%，除去常住6个月以上务工等外来人口，有城镇户籍的人口仅为41.2%。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人均GDP以当时汇率计8000美元左右时，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在75%左右。

虽然上述体制的初衷是防止农民大规模进城，以土地来保障农民失去城市工作后的生计及社会稳定，防止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保证有农民种粮食，耕地不被占用，等等。但是，因与市场经济运行、城市化客观趋势相背，扭曲的体制实际上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额的损失。

从城乡关系的资产利用方面看，农村土地等资产不能市场化，其实也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对于农村和农业中的土地，在体制安排上，将其看成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中的生产资料，还是市场经济中可以配置的资产，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和对财富分配结果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

农村和农业不能抵押进行债务融资，也不能通过产权进行投资性融资，无法很好地获得资金和投资，以推动农村和农业的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如果农村和农业中的土地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可交易配置的资产，对其投资，或者债权人将其作为抵押物，风险极高，因此它价值极低，甚至没有价值。一是农民无法将其在银行等机构进行抵押融资，用于农业等经营，这是中国农业贷款长期难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在目前这样产权结构复杂、使用期短暂、法律纠纷繁多的情况下，明智的投资者意识到去农村和农业投资农场、林场、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厂等，在土地产权方面的风险太大，民间资金很难投到农村和农业中。

由于没有使用财产权和不能公平交易，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和农业也没有获得其土地资产在经济发展中溢价形成的财富和GDP。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基础设施不动产、住宅、金融商业房地产、工业地产价值，至少在500万亿元人民币，地价大约占到了一半。补偿给农民的，可能不到1%。比如，法律禁止农民转让承包耕地和林地等，只能出租流转；农民如果转让其宅基地，现行规定只能在同村村民之间交易。这样，其土地资产，要么价值为零，要么因需求者范围太小，竞争不充分，成交价很低。实际上，中国城乡土地形成了非市场土地资产和政府行政性垄断市场土地资产两类。前者不能交易配置而导致资金不能流入，资产不能溢价，守着巨额资产不能获得收益；后者却因强制低价征地、囤积土地、行政性垄断市场、饥饿销售、招拍挂出让，一家卖地、千家竞价，构建以土地为基础的融资平台，加上央行投放人民币和各银行贷款的配合，货币大量流入房地产，将其价格快速推高，大部分购买了与土地有关不动产的投资者，都获得了土地溢价带来的财富，城镇也得到了土地溢价形成的巨额GDP。

土地体制的不合理，导致农村和农业没有得到应有的财产性收益，农村的土地资产因体制原因不能体现为农民有价值的财富，农村和农业中也很少有土地资产溢价形成的GDP。这不能不说是农村和农业发展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和市民间财富分配失衡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从农村和农业资源利用看，由于土地资产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农业设施和装备等资金投入较难，推进耕地等规模经营难度较大，比较收益太低使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耕地宅地闲置撂荒较多，农村一些闲置的建设性用地不能用来投资办厂和从事旅游等经营，农村土地资产不能有效和优化利用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规模也很大。

农村人口老化，错过城市化人口[6]比例上升和城市化潜力人口[7]比例下降的变动，使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动能逐步下降。一方面，农村中错过城市化人口，越来越多地进入中老年阶段，计划生育造成的少子化则不能够将其带入城市，自身也再无经济能力融入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地在农村中堆积，因而工业化结束时，城市化水平可能要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低许多。2016年，42.65%的农村人口中，错过城市化的人口数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因工业化中后期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的规律性下降，特别是中国强制计划生育使新增人口过度收缩，农村人口中城市化潜力人口的比例在逐步下降。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将此情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比较，曾经提出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还处在50%多一些，推进到75%，还会以8%的速度高增长15～20年的观点。[8]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在长期内，农村这两类人口比例的此消彼长因素，这种乐观的预期是错误的。

劳动力人口过多地窝在农业领域，生产率极其低下，造成国民经济巨额损失。2015年，中国就业劳动力规模为77451万人，其中农业就业21919万人，创造增加值为60862.1亿元，劳动生产率为27767元/人；而非农业领域就业劳动力为55532万人，创造的增加值为628190亿元，非农业劳动生产率113122元/人，农民创造的增加值仅为非农业劳动力的24.5%。韩国1990年时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下降到了14%，台湾地区1988年下降到了13.8%。就劳均耕地水平看，近2.2亿劳动力耕作不到20亿亩耕地，每个劳动力平均9亩，除去国营农场和东北等耕地，其余农业人口密集地区劳均不到6亩。假定人口和劳动力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顺利得到转移，中国农业就业劳动力2015年时以15%为宜，农业中过多的劳动力应当转移到非农业领域工作的为10301.35万人，2015年劳动生产率损失的GDP为88031亿元。如果2016年按照同步增长6.7%推算，损失为93929亿元，其中如果8%属于当年的增量，农业劳动力窝工损失的经济增长率为1.01%。仅假设这些劳动力被转移到非农业领域，就能使2016年的GDP增长保持在7.71%的水平上。

居民创造并分配财富潜力不能发挥的巨额国民收入损失。人口城市化滞后造成的巨额国民经济损失，也可以通过农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受阻和进入城市农村务工人口不能市民化进行计算。在人均GDP名义汇率6000～8000美元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城市化水平为70%～75%。2016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000美元，总人口138271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包括进城常住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口）占57.35%，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城市人口创造并分配到的国民收入为26.67万亿元人民币；农村人口占42.65%，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63元，农村人口创造并分配的国民收入为7.29万亿元人民币。按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当年人均GDP名义汇率8000美元时的城市化水平标准计算，城市化滞后损失的国民收入高达51867亿元。

人口城市化滞后损失的消费需求规模。2016年，中国境内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079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130元人民币。按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人均GDP名义汇率8000美元时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滞后造成的2016年消费需求损失规模在24722亿元人民币。

总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住宅、政府办公大楼、商业金融大厦、工厂、高架桥、地铁等物质的城市化，实现了城市中不动产快速增值膨胀的城市化，实现了以此推动的城市GDP快速增长和积累；但是，农村和城郊土地大规模进入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相应地将农村人口带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农村和农民的土地资产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溢价增值，他们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却没有合理地参与创造和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的巨额利益。建筑物快速城市化和土地快速城市资产化，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及其市民化滞后之间的扭曲，造成了国民经济产出的巨大损失。

表1 1995～2015年政府实际收入与GDP规模

3.企业成本上升与居民收入和消费比例的下降

笔者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原因，除了人口变动因素外，从国民经济流程变化看，GDP分配结构中，政府收入部分快速增长，企业成本逐步升高，居民收入比例的逐步下降和趋低，技术进步有资本收入比例相对上升和工资收入比例相对下降的内动力。这种变化的经济后果是：供给方面，成本提高使企业雇用劳动力、技术升级的能力削弱和动力下降，一些企业因微利和亏损而压缩产出甚至停止产出，影响国民经济产出的水平；需求方面，企业因成本太高和利润前景不明，民营企业和制造业领域为扩大产出而投资的意愿较弱，而因政府、金融、国有垄断企业、资本等主体、领域和要素分配GDP的力量越来越强，居民和劳动等群体和要素分配GDP的力量越来越弱，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使得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从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看，民营企业和制造业领域投资与居民消费等需求增长放缓，在出口需求增长放缓甚至下降、人口变动原因导致总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制造业投资需求和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不能取而代之，在增长的拉动力方面，不能维持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致使经济增长速度下行。

表2 1982～2015年GDP的分配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政府全部收入占名义GDP比例，从1995年的16.19%，上升到2000年的20.85%，2005年又上升到26.39%，2016年则达到36.25%，21年间提高了20.06%，特别是2005～2010年快速上升近10%。其中2013年，政府收入占当年名义GDP 566130亿元的比例高达38.27%。

分析表2中GDP分配的变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收入占GDP比例，从2005年的1.11%快速上升到了2015年的7.72%；非国有经济（不包括非国有金融经济，下同）收入占GDP比例从1995年最高时的36.53%下降到了2015年的8.71%；而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最高1982年时的62.10%，下降到2010年最低时的41.77%，2015年略微上升了近2%，为43.71%。从非国有经济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农业和农村低效率对农村居民收入比的拉低。农村居民中，农业联产承包形成的收入增长效应递减，城乡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8∶1，上升到2017年时的3.3∶1。由于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其收入比的下降，对于居民收入占GDP水平的下降贡献较大。

第二，政府收入强势扩张对非国有经济和居民收入的挤占。政府收入占GDP比例从2005年以后快速上升，实际上分配了非国有经济和居民收入的一部分，特别是政府税收、社会保障、土地出让金的快速增加和其他非税收入的乱设乱收乱罚等，挤占了一部分本应是非国有经济的收入。

第三，融资越来越难和越来越贵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2005年，金融业分配GDP的趋势越来越强，特别是2011年以来，国民经济迅速金融化和高利贷化，挤掉了非国有经济的相当一部分利润。

第四，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对工资收入的挤出。20世纪80年代，基建投资中，劳动报酬占其投资的比例高达40%，随着运输、装卸、建筑、安装等的机械化和模块化，这一比例大幅度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房地产业为15%～20%，高铁、高速公路等为10%～15%）；而2005年以来，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绝对下降，工资成本快速上升，并且社会保障成本较高，采掘、制造甚至服务业中，企业开始大量地以自动线、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使工资分配比例有着较强的下降趋势。

第五，国有垄断程度较高的运输、能源、土地等供给成本上升，也对非国有经济的收入产生了挤出效应。综合有关研究报告，中国制造业中运输、能源、土地等成本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提高为美国的2倍、2倍以上和9～50倍，并且还在继续上升。[9]

直观地看，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5年，政府、金融业、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和居民、居民消费收入占GDP比例的趋势如图3所示。

图3 1982～2015年GDP分配和居民消费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图3看，近些年民营经济投资下滑和居民消费下降，其深层次的形成机理为：政府收入和金融业收入的上升，特别是其中的社保费和土地出让金的快速上升，提高了企业投资门槛成本和运营摊销成本，集体土地强制征用转移了本应当属于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益，土地出让金推动的房地产价格转移了居民的一部分收入，甚至是其债务收入。GDP分配流程的这种变化，其实造成了总投资增长率，特别是民营经济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消费投资的下降和低迷。（见图4）

图4 1995～2016年投资、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公报。

4.出口下行与投资、资金和消费的外流

货物出口增长下行，服务贸易逆差加大，国内消费、资金的流出，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从快速增长到增长速度放缓，再到中国对外投资大于境外对中国投资，都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致使GDP增长速度下行的因素。

2006年，中国GDP对货物贸易依存度最高达65%，而后下行转折，到2015年为36.31%，下降了28.69%。从内部看，这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社保征收力度加大、土地及房租价格上涨以及环保条件严格化等有关；从外部看，美欧日等自2008年以来，相继使用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战略，包括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一些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少，使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遇到严峻挑战。（见表3）

表3 中国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情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传统工业化已经提前结束，GDP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比例会逐步甚至是快速上升，这意味着在中国对外经济中，还面临新的问题，即服务贸易出口能否随着GDP结构的轻型化而同步增长甚至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进出口能否平衡。如果一个正在经历GDP结构向第三产业扩张的国家，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缓慢，并且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甚至逆差过大，服务贸易也会成为拖累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第一，看出入境旅游贸易逆差的具体情况。入境游客数量2005年为1.2亿人次，2011年增长到1.35亿人次，2015年为1.33亿人次。但是，在有关统计文献中，2015年的入境消费突然比2014年上升了128%，使人难以理解。国外生态环境优美、旅游性价比合适等现实因素，使一部分国内游客弃国内市场而选择出境游，并且人数激增，规模从2005年的3100万人次，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1.28亿人次。（见表4）

表4 中国游客出入境及旅游贸易情况

第二，教育贸易也存在巨额的逆差。2015年，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在校生172万人，而到中国大陆留学的在校生只有39.8万人。中国学生在国外留学，学费、交通费、生活费等，大体人均每年花费40万元人民币；而来华留学生，其学费和生活费等，人均每年花费10万元人民币。中国在外留学生每年总支出约为1058亿美元，而来华留学生每年总支出仅约为61亿美元（见表5）。按此计算，每年中国直接教育贸易逆差为近1000亿美元。

表5 中国出境留学和入境留学情况

2015年仅旅游和教育两项服务贸易逆差就高达约2900亿美元，即便将其他服务贸易逆差以最保守估计的1000亿美元计算，总计亦达约4000亿美元，占2015年中国GDP67.67万亿元人民币的3.8%。从表4和表5中的数据以及对其他出境消费趋势的判断看，2008年以来，旅游消费、教育消费、购物消费、医疗健康养老消费大举向外流失，服务贸易逆差增长在加速，说明国内向国外漏出的消费需求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下拽国民经济增速的一个很强的力量。

第三，以往资金和投资的净流入，转变成现在的净流出。包括移民投资、产业转移投资、国内企业海外并购投资以及一部分外资变现撤离向外转移投资等，趋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见表6）

表6 中国2007～2016年国外和对外直接投资

从表6中可以看出，2007年，中国投资净流入是518亿美元，到2016年变成了投资净流出441亿美元。另外，根据2009年发布的《反贪报告》中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1988～2002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中纪委通报引述不完全统计称，2010年中国非法资金外流4120亿美元，2011年达6000亿美元。[10]由于反腐行动进入高潮，2012年估计突破8000亿美元，假如2013年是8000亿美元，2014年是4000亿美元。加上2003～2009年，保守估计是6000亿美元，1988～2014年外逃资金总规模在32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规模为15万亿～20万亿元。

上述情况从流程上看，实际上是国内一部分储蓄和投资的流出，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大于国外对中国直接投资，即投资净流出，则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形成负面作用。而中国近几年，正式渠道和地下渠道的对外直接投资总和实际上大于境外对华直接投资，不能不说是一个致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因素。

从图5可以看出，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不断下降的态势。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劳动力资源减少，经济主力人口收缩，总需求相对萎缩，老龄化等人口红利消失；其二，土地和人口城市化体制的僵化，农村错过城市化人口越积越多，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城乡创造财富差别、农村人口消费低水平、农村土地的非财产性价及收益值损失；其三，企业成本上升，非国有经济和居民收入比下降，政府和金融领域收入比上升，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下降和低位徘徊；其四，出口需求拉动趋弱，消费、投资和资金净外流等。

图5 2007～2016年的中国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