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古人的书，序一般放在最后，如《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说文解字》的最后一篇是许慎的《叙》，《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是《序志》。
《汉志》有总序、大序、小序。总序是《汉志》的总说明，放在最前面。大序是各略的序，放在各略之后。小序是各类的序，放在各类之后。
读者将《汉志》的这三种序，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四部总叙、四十四类小序对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略可知我国学术变迁之大势。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这句话出自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此语必有所本，其用意在于攻讦今文学。春秋微言也，大义在其中，而弟子口受之。圣人之言，平易中蕴精深，则亦未尝以直书之说为定。
孔子名丘，字仲尼。常言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1]，这里说“七十子”是约数。开篇讲学术源流，源头是孔夫子和他的七十多个学生。在这一阶段，古代学术以孔子为中心，七十子谨守孔门大义。可以说在孔子以前，各种学说并无一致的思想，或者说没有形成如孔子般以仁道贯穿其中的中心思想。
微言，出《逸周书·大戒》：“微言入心，夙喻动众。”朱右曾校释：“微言，微眇之言。”汉人多用“微言”二字，如《家语》孔安国序：“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范宁《春秋穀梁传序》：“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李奇说是“隐微不显之言”，颜师古说是“精微要妙之言”，惠栋《周易述》卷二十二说：“精微要妙与隐微不显义同。唐人不识字，更立一义。”《文选》卷四十三《移书让太常博士》李善注引《论语谶》（崇爵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吕延济注曰：“大义谓《诗》《书》《礼》《乐》之义也。”据此，则所谓“仲尼微言”，或指《论语》。“微言绝”则异说兴，“大义乖”则枝末生。
孔子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默契天道，将原本属于官学的学术系统及相关典籍，融通成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并以之传授弟子。《汉志》这种以孔子为中心源点的阐述，分之六略，于《诸子略》之下并有“九流十家”之说，并不是肯定六艺与诸子齐头并进，而是认为“九流十家”都是孔子学说衰落之后的产物。
西汉大儒重视引证，偏重“微言”；宋代大儒以阐发义理为主，多明“大义”。
接着讲孔子和七十多位弟子之后的情况。
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
当时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都是“微言绝”“大义乖”，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春秋公羊传》能传夫子之微言大义，并不可靠。
“微言绝”“大义乖”之后，说经者不一其辞，纷争不已。照这里的讲法，无论今、古文，都有微言大义在，不只是《春秋公羊传》能传夫子的微言大义而已。
《春秋》分为五：《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夹氏》。通常认为，“左氏”指左丘明，“公羊”指公羊高，“穀梁”指穀梁赤，至于“邹氏”和“夹氏”，则不详也。
《诗》分为四：毛氏、齐、鲁、韩。分别指毛亨、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燕人韩婴。
而《易》有施、孟、梁丘等几家的传承。这些内容在后面的《六艺略》中会详细讲述。
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
《隋志》作“纵横”。古书“从衡”即“纵横”，“分争”即“纷争”，假借用也。
这里的“诸子”并不是上文所说的“七十子”，而是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孔门之外的传承是怎么回事？后面的《诸子略》会详细讲述。今人推崇的诸子“百家争鸣”在当时的情况是“殽乱”的一个局面，可以说当时的知识界一片杂乱。六艺道息，诸子争鸣，用白居易的话来说就是：“于是乎歧分派别，而百氏之书作焉。”[2]
接下来讲秦的情况。
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燔（fán），烧。“黔首”是战国和秦汉时期对百姓的称呼，战国时已经广泛使用，含义与当时常见的“民”“庶民”相同。《经典释文》卷一三：“黑首谓民也，秦谓民为黔首。”王子今说：“黑色是长年露天作业，承担体力劳动者的正常肤色。”[3]《韩非子·忠孝》、《吕氏春秋》、《史记·李斯列传》之《谏逐客书》、《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龙岗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4]等，都有关于“黔首”的记载。
“燔灭文章”是禁书，“以愚黔首”是愚民。是时所最忌者，学古道古之士也。秦烧书始于商鞅，《韩非子》所谓“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是也。
到了秦始皇时，烧书更至极致。秦烧书在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坑儒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史记·秦始皇本纪》：“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汉书·儒林传》：“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孔安国《尚书序》：“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楚元王刘交好书，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见《汉书》本传。此天下学士逃难解散之证也。
孔子和七十子死后，局面很混乱。孔门之外的诸子学也乱了，秦朝更是一片黑暗。
接下来讲汉代以来的典籍整理。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序文认为，到了汉朝，知识界才重见光明。礼贤下士，搜集文献，使各种学术并存共进。汉解秦禁，“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余嘉锡有一个说法：“萧何所收图籍，乃地图版籍之类，非《诗》《书》传记。且此图籍即秦物，不得谓‘改秦之败’。余谓‘大收篇籍’乃指孝文言之也，《移太常博士书》可证。”又说：“本《志》此节，即约《移太常博士书》为之，必以彼书对照，方能了其文义。”[5]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曰：“汉兴……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诗》始萌牙。……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赵岐《孟子题辞》：“孝文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
其他的相关记载还有以下内容。
《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又《惠帝纪》：“（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又《郊祀志》记载汉文帝十五年（前165），“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
书，著也。著于竹帛谓之书。在纸制造出来之前，削竹为简，连缀而成简编。到了孝武之时，“书缺简脱”，编简的绳子断了，则简脱落。
“礼坏乐崩”出自《论语·阳货》：“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这不只是汉代的情况，应该说从春秋战国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圣上”指汉武帝，“闵”即“悯”。余嘉锡说：“所谓‘朕甚闵（悯）焉’者，即元朔五年诏书也。惟《武纪》及《儒林传》皆无‘书缺简脱’一句，惟《刘歆传》载《移太常博士书》有之。”[6]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汉庭向天下求遗书，应该是始于汉武帝。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面对“礼坏乐崩”的局面，怎么办？“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建藏书之策，置抄书的人。王维说“发求书之使，置写书之官”[7]，和这里是一个意思。东汉初，桓谭说“梁子初、杨子林所写万卷，至于白首”[8]，这个“写”就是抄书。古无印刷，书籍的传播主要靠传抄。
古代称宫中藏图书秘记的地方为“秘府”，也就是说，“下及诸子传说”，悉数收入秘府中去。这是汉朝对书籍的首次整理，即刘歆《七略》所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姚明辉说：“汉初诸帝，高祖灭秦除项，日不暇及。文景崇尚黄老申韩。武帝立，田蚡、公孙弘先后为相，而董仲舒请尊孔氏，始尚儒术，表章六经。”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6年，这是汉代大规模且专人整理图籍之事。《汉书·成帝纪》：“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
谒者，官名。春秋战国时国君左右掌传达等事的近侍已经用这个名称。秦、汉属郎中令（汉改光禄勋）。司空曙诗《送李嘉祐正字括图书兼往扬州觐省》：“儒官比刘向，使者得陈农。”后世一般以“陈农”指代搜求遗书的人。
《汉书·河间献王传》记献王求书之法甚详：“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武帝、成帝的求书办法与献王大致相似。
刘歆《七略》曰：“孝武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
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战国时期置中大夫，汉武帝时始改为光禄大夫，刘向曾任这个职务。《后汉书·百官志》：“光禄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凡诸国嗣之丧，则光禄大夫掌吊。”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
步兵校尉，汉武帝始置，秩二千石，专掌位于长安西南郊上林苑的苑门屯兵。任宏曾任此职。
太史令尹咸校数术，
太史令，也称太史，相传夏代末已有此职。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秦汉设太史令，职位渐低，主要掌管天时星历。魏晋以后修史的任务划归著作郎，太史仅掌管推算历法。
尹氏，师尹，三公官也，以官为姓，周有尹吉甫、尹喜，汉有尹咸、尹赏、尹齐，后汉有尹敏。《四术周髀宗序》：“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杨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浑天，曰：‘落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浑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曰‘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9]刘歆与尹咸的合作，始于汉河平年间（公元前28～公元前25），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大司马王莽举歆有才行，为侍中太中大夫，光禄大夫，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歆及向始皆治《易》。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10]据此，则尹咸不仅校数术而已。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汉书·张禹传》：“侍医视疾。”颜师古注：“侍医，侍天子之医。”[11]《隋志》作“太医监”。陈直说：“西汉太常、少府皆有太医令，少府太医令为宫禁之医，《外戚许皇后传》太医作大丸是也。侍医当为少府太医令之属官，《贡禹传》所谓侍医临治是也。又按：《百官表》阳朔二年（公元前23）有史柱国卫公为太仆，以柱国为名，盖取义于楚官。”[12]
刘向负责校雠“经传、诸子、诗赋”，任宏负责校雠“兵书”，尹咸负责校雠“数术”（占卜的书），李柱国负责校雠“方技”（医药方面的书）。
刘向、刘歆父子的校雠，是汉朝对书籍的第二次整理。《汉志》大体保存了这次整理的成果。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五记范祖禹言：“汉之时，以竹简写书，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备，非如后世以纸传写，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刘向总校群书，非一人之力所能独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书、数术、方技皆为有用，非异端之学也。任宏等非异教之人也。”上面只是列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学术带头人，实际上还有其他学者参与了当时的整理，如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所列举的杜参、班斿等。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人每校订一部著作，刘向就“条其篇目”（定目次）。既说“辄”，又说“奏”，足见当时刘向与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人对篇目的条陈与“指意”，是随时整理，间有交流，随时上奏，也就是说，《汉志》是他们几人商讨之后的结果。刘向校书，还对秘府所藏散乱杂糅的文献做了清理。
“撮其指意”，写提要，上奏汉成帝。
“录”指刘向的《书录》，附于原书的叫《叙录》，汇于一书的叫《别录》，是一部书目提要，大部分已亡佚，部分内容现在可见。
提要的内容是条陈该书的篇目，揭示该书的旨趣。这些单篇提要合在一起就是《别录》。可能在汉以前，故书多无篇目，或者说有篇目但次第彼此不同，到刘向校书时，始条理而论次之。现在我们看到《战国策》《管子》《晏子》《列子》《荀子》《邓析子》《说苑》等书的“叙录”，每说定著若干篇，可知现在传世之本，篇目的次第，都是刘向所定。善哉，章学诚之言：“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13]
《风俗通义》云：“刘向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汉书·成帝纪》记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
据《汉书》本传，“歆以建平元年（公元前6）改名秀，字颖叔云”，而《汉志》及本传、《王莽传》都写作“歆”，是避汉光武帝刘秀讳。
秦汉之时，侍中为少府属下宫官群中直接供皇帝指派的散职；西汉时又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文武大臣加上侍中之类名号可入禁中受事。西汉武帝以后，地位渐高，等级直超过侍郎。
奉车都尉，官职名，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置，秩比二千石，掌御乘舆车。霍光曾任此官，兼光禄大夫。东汉属光禄勋，奉朝请（奉朝会请召），无员额。《后汉书·百官志》：“奉车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御乘舆车。”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刘氏父子同校书时，除《艺文志》所叙各人外，有长水校尉杜参，见《艺文志》；五官中郎将房凤、光禄勋王龚，见《儒林传》；又有苏竟，见《后汉书》本传；又有太常属臣望，见刘秀《上山海经表》；又有太中大夫卜圭、臣富参、射声校尉立，见《管子书录》。”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隋志》：“刘向《七略别录》二十卷，刘歆《七略》七卷，剖析条疏，各有其部。歆嗣父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著为《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温室，汉殿名，武帝建。《三辅黄图》载：‘冬时处之温暖，故名温室。’”
《唐六典》卷十：“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景（丙）、丁为之部目。……乙部为史……十三曰略录，以纪史策条目。《七略》等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余嘉锡据此指出：“《七略》至开元时犹存，而师古注引用甚略，似仅从他书转引，未见原书者。师古身为秘书监，而不读《七略》，深可怪也。”[14]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提出“宗刘”，认为要根据现实图书的发展情况，学习《七略》的目录学方法与理论，建立新的分类体系。
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
刘向校书，著有《别录》，刘歆继承父业，又著《七略》：
《辑略》 “辑”与“集”同，指各书的总要。中国最古老的系统目录就是刘歆的《七略》与班固的《汉志》，而《汉志》本于《七略》。《七略》中的《辑略》是“讨论群书之旨”，“最为明道之要”的一篇。诚如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所说，如此重要的一篇，班固编纂《汉志》时把它删掉了，“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但由此也可知“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总计部目之后”的“条辨流别数语”就是《辑略》的原文，即《辑略》在《七略》中是独立成一略的，在《艺文志》则分散在六略的各个部目之后了（参见王棻《校雠通义节驳》、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实际上，《汉志》的总序应该就是取材于《辑略》。《辑略》属于流略之学，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学术史”，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典目录学，为中国学术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校雠学了不起的成就所在，追其渊源，与《庄子·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之作相接应。
《六艺略》 六艺，指六经。为“王官学”。王官，指国之共尊。王官学在政府，就是古代先起的“贵族学”。汉武帝时期提倡以“王官学”来罢黜“百家言”，当时董仲舒屡言“更化”，提出“罢黜百家，表章五经”，便相当于今天的“新文化运动”。班固纂《汉志》，旧学的一派，归之《六艺略》；新学的一派，归之《诸子略》。
《诸子略》 诸子百家之学，为“百家言”。百家，指民间私家。百家言在社会，是后起的“平民学”。孔子以前，学问只在贵族手中，只有贵族学。孔子创立私学，开始把学术流传到民间，始有平民学。孔子是上承王官学，下启百家言的枢纽人物。
《诗赋略》 汉朝人讲他们的辞赋源于《诗经》之《雅》《颂》。章学诚则认为汉朝人的辞赋衍生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言。六艺、诸子、诗赋这三项是文学，相当于现在我们说的人文学。
《兵书略》 分兵书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家。
《数术略》 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
《方技略》 兵书、数术、方技，这三项相当于技术，或者说方术。
总序概述了秦汉以来图书典籍的播迁经历，记载了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的情况。除了《辑略》之外，前三者是人文学，后三者是技术，六项合起来，就是“学术”。
《七略》的排序很有讲究，他们认为六艺（经）是群书之首，排在最前，诸子排在第二，诗赋排在第三，兵书排在第四，数术排在第五，方技排在最后。到后来的《晋中经簿》和《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图书，经部排最前，史学作为经学的附庸排在第二，子学是经与史的附庸排在第三，集学排在最后，都是受到了《汉志》的影响。民国时期，姚名达作《中国目录学史》[15]，书中画有一直观的通表，诸位取来对比就比较清楚了。
葛兆光说：“《汉书·艺文志》把所有的知识分为六类，那是那个时候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实况，但是通常思想史却只注重前三类，而忽略后三类，可是出土文献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恰恰是‘兵书’、‘数术’与‘方技’，天象星占、择日龟卜、医方养生、兵家阴阳的知识在古代随葬文献中的数量，表明它实际上在生活世界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知识背景。”[16]
不管如何，《汉志》的这种排序反映的是汉朝时期对学术的看法。诚如李零所说：“这种意识形态对中国学术影响至为深远。中国辨伪学，尊经贬子，尊儒子贬诸子，尊文学贬方术，根子在这里。”
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颜师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条家及篇数，有与总凡不同者，转写脱误，年代久远，无以详知。”
《隋志·经籍志》云：“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
班固在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很显然，班固这里对《汉志》编纂之依据及取裁的交代，也是联系《汉志》与《七略》的关键。“删其要”应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指在内容上删裁刘向、刘歆父子所作之各书“指意”，使其更为精简。“要”即指刘向、刘歆所“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的重要内容，这是颜师古注的说法，前人多有论述。另一方面是指删去《七略》著录的若干书目，所谓“删其要”是保留其要之意。
照上引《隋志》的意见，《汉志》的著录，虽以《七略》为基础，但光武中兴以后重新征集于中秘的书籍当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这份书目并不仅仅是删裁《七略》而成。盖丧乱之余，刘向、刘歆所编定之书尚存多寡，不无疑问，然《七略》既存，其体例则无亡佚问题。与之相近的意见参见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跋》。
序言之后，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个部分，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总计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种之后都附有小序，每个部分之后有总序，对先秦、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想和流变，做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具体的办法是：
第一，保留《七略》的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
第二，新增入《七略》完成以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完成的著作。
第三，对《七略》所著录的图书基本上按照原来的情况保存下来，但对著录重复和分类不妥的地方加以适当的合并或改移，例如凡从某类提出的图书在总数下注明“出”若干家、若干篇，凡由于重复而省去的图书都注明“省”若干家、若干篇，凡增入或移入的图书都注明“入”若干家、若干篇。
第四，将《七略》中《辑略》的内容散附在六略之后和《诗赋略》除外的各种之后。
第五，删简《七略》中各书的提要，必要时节取为注释。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的《溯源篇》对《别录》《七略》《汉志》三者的关系做了说明：“《别录》者，刘向等校书，‘论其指归，辨其讹谬’之录，别集而成者也。《七略》者，刘歆取《别录》所载，‘总括群篇’，‘撮其指要’，‘种别’而成者也。《汉志》者，班固取《七略》，‘删其要’而成者也。班固对于《七略》，只下‘删其要’之工夫，纵有差异，亦不过‘出几家，入几家’而已，自注甚明，别无增改也。故由《汉志》可以想见《七略》之原状，由《战国策》《孙卿书》等书之叙录可以想见《别录》之原状。明乎《汉志》之小序即《七略》之小序，《辑略》为《七略》所有而《别录》所无，则《录》《略》之别灼灼然矣。”[17]
简单地说，《汉志》是刘歆《七略》的节本，《七略》是刘向《别录》的节本。目前，要了解早期的古书，读《汉志》是最好的办法。章学诚《校雠通义·补校汉艺文志》：“《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
上面讲了《汉志》的总序，接下来笔者把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附录在这里，因为这篇文章与总序关系极密切，金克木说这篇文章是“汉代学术思想源流中的关键性文章”[18]，和总序对比来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汉志》。
《移书让太常博士》原文收录在《汉书·楚元王传》。又见于《文选》卷四十三、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四十：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
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冑武夫，莫以为意。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
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1]《孔子家语》说是七十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是七十七。
[2]（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第二十八《策林四》六十一《黜子书》，中华书局，2011，第1571页。
[3]王子今：《秦汉称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15页。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第83～84、88页。
[5]余嘉锡：《〈汉书艺文志索隐〉选刊稿（序、六艺）上》，载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页。
[6]余嘉锡：《〈汉书艺文志索隐〉选刊稿（序、六艺）上》，载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
[7]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卷十一《谢御书集贤院额表》，中华书局，1997。
[8]见《困学纪闻·经说》引《新论》。
[9]（唐）李延寿撰《北史》卷八十九《信都芳传》，中华书局，1974，第2934页。
[10]（清）唐晏著，吴东民点校《两汉三国学案》卷九，中华书局，1986，第451页。
[11]另可参见《秦会要订补》一书《附录》部分收录的金少英《秦官考·侍医》。见（清）孙楷撰，徐复订补《秦会要订补》，中华书局，1959，第503页。
[12]陈直：《汉书新证》，中华书局，2008，第220页。
[13]（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原道第一》，中华书局，1985，第952页。
[14]余嘉锡：《〈汉书艺文志索隐〉选刊稿（序、六艺）上》，载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页。
[15]该书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1957年重印，附有王重民作的后记，对原书进行订正，并对若干问题做了补充与说明。后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007年版，前者有严佐之写的导读。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102页。
[17]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41页。
[18]金克木：《蜗角古今谈》，载《金克木集》第五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