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洋人质绑架案
杨天福劫掠洋人
1920年初，西南边陲的动荡局势，因两起“洋人”被掳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官与匪之间的角力，智与勇的较量，在这片土地上悄然上演。而这两起事件，不仅让云南的局势更加复杂，也在民国史上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
故事的开端，要从一对美国医师夫妇说起。1919年冬，斯德温医师夫妇从藏南的医院来到昆明度假。圣诞节过后，他们决定继续西行，计划经武定县渡过金沙江，返回西藏。斯德温夫妇虽是外国人，却对云南的风土人情颇为熟悉。他们知道云南的道路并不太平，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国人出行，沿途各县都会派武装护送。斯德温夫妇对此深信不疑，甚至有些有恃无恐。他们雇了马匹，带着64驮行李和土特产，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可他们高估了地方乡团的实力，对一路上的危险视若无睹。携带着大量的行李和购买的土特产，斯德温夫妇的队伍就像一个庞大的马帮，踏上了从昆明到滇西的旅程。一路上，他们的旅途看似平静，直到1月3日，他们来到禄丰县的远郊大腰站。
那是一个荒凉的山坡，四周寂静无声，只有风吹过枯草的沙沙声。突然，埋伏在两旁的20多名土匪一拥而出，为首的正是滇西赫赫有名的匪首杨天福。禄丰县公署派来的8名乡团见状，立即开枪抵抗，但寡不敌众，很快败下阵来，甚至有一名团丁当场丧命。斯德温夫妇和他们的行李，连人带马，全被土匪掳走。
消息传回禄丰县城，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地天主教堂的神父列文得知此事，心急如焚，立即致电法国驻滇领事馆，请求他们向云南督军唐继尧施压，尽快设法“招安”杨天福，确保斯德温夫妇的安全。
此时的唐继尧，正忙于扩军备战，企图向省外扩张势力。他对省内零星散匪的猖獗并未放在心上，直到杨天福的势力逐渐壮大，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杨天福的匪部，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数千人，横行滇西、滇中，洗劫村庄，危害百姓，已然成了地方上的一大祸患。
在外国领事的敦促下，唐继尧不得不采取行动。他命令禄丰县知事与列文神父及地方士绅合作，设法与杨天福接触。同时，他派出了第三卫戍区的步兵第十四团，由禄丰的第一剿匪指挥部指挥，跟踪搜索匪部，加强监视，伺机出击。
经过一番周折，官方的“招安”要求终于传到了杨天福耳中。此时的斯德温夫妇已被掳走近一个月。杨天福原本并未料到会掳到“洋人”，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自从1914年脱离军营，投身绿林以来，他的岳母和妻子一直被关押在县牢中，财产也被没收殆尽。他多次设法营救，却始终未能成功。如今，手中有了“洋人质”，他看到了营救家属的一线希望。
杨天福下令手下不得瓜分掠来的财物，并要他们妥善照顾斯德温夫妇的生活。接到官方的“招安”信息后，他心中盘算着，既要营救被押的家属，也要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实力。他深知，政府急于索回“洋人”，必然会对他提出的条件有所让步。
2月中旬，第一剿匪指挥部收到了杨天福的回信。信中，他首先表明自己是云南人，因“宵小倾陷，铤而走险”，才聚众为匪。如今，他愿意投诚，“以靖地方”。但他提出了几个条件：投诚后，他的部众必须按照游击队编制，按月发饷；愿意回乡者需发给保护证件；留下的编队者和武器仍由他统率；被扣押的家属和没收的财产必须全部释放和发还。此外，他还要求法国领事出面，担保他今后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杨天福的信中，语气强硬却又不失分寸。他提出，双方可以在米槽天主堂中磋商具体办法，并保证在此期间不再抢劫。同时，他也警告政府军队不得乘机袭击，以免冲突升级，贻害地方。
唐继尧权衡再三，最终同意与杨天福进行谈判。云南交涉署派出一名科长，会同禄丰和罗次两县的县知事，前往米槽与匪方代表吴营长会面。按照杨天福的安排，吴营长带领官方代表，前往土匪的临时驻地，见到了安然无恙的斯德温夫妇。
双管齐下营救人质
二月的尾声，一场关乎“洋人质”命运的磋商，在米槽天主堂内正式展开。不过，这场谈判从一开始便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
官方的代表们心中早已有了定见。他们不解，既然杨天福口口声声愿意“招安”，为何还要死死攥住手中的部众不放？这种疑虑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他们的心里，使得谈判的气氛愈发凝重。双方的目光，始终聚焦在那对美国医师夫妇身上。政府一方急切地要求立即释放斯德温夫妇，而杨天福则寸步不让，坚持必须满足他提出的所有条件，才肯放人。
磋商陷入了僵局，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却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四五天的拉锯战，谁也不肯退让半步。
远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公使得知此事，心急如焚，立即派出了参赞德利，赶赴昆明与地方政府共商对策。唐继尧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除了命令与杨天福接头的官绅“设法劝谕该匪将斯医生送还”外，还下令剿匪指挥部以重兵监视，准备在谈判破裂时以武力解决。
不过，杨天福早已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认定唐继尧并无“招安”的诚意，于是在二月底的一个深夜，趁着官军不备，挟持着斯德温夫妇悄然撤离了禄丰县境，经由罗次，退入了武定的深山老林之中。驻军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追击，却为时已晚，只在罗次县境内击毙了匪方代表吴营长。
武定的地形远比禄丰复杂，深山老林，地广人稀，土匪来去无踪，官军一时间束手无策。军方只得会同县公署，派出多名侦探，化装成普通乡民，四处查访匪踪。武定驻军营长杜国珍更是严令他们，务必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洋人”。
与此同时，杨天福在退入武定县境的过程中，途经一个偏僻的小乡——他谷。那里有一座基督教堂，里面住着三名英国人：牧师王怀仁（华名）和高心田（华名）夫妇，以及三名中国教友晏某、何某、马某。杨天福灵机一动，将这五人一并掳走，企图以更多的“洋人质”胁迫唐继尧就范。
然而，事情并未如他所愿。高心田夫妇机智过人，当匪众北退至梅子箐时，他们趁着匪徒们疏于防备，冒险从坡路转弯处窜入密林，躲藏起来。匪徒们竟未察觉，等他们走远后，高氏夫妇才悄悄走出密林。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他们一路步行，最终抵达了最近的元谋县城。
元谋驻军正准备将高心田夫妇送回武定，却在这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斯德温夫妇也有了着落！侦探们查知，这对美国夫妇被安置在武定远郊、接近元谋县境的他腊乌地方。由于地处偏僻，土匪们认为官军难以抵达，因此看守极为松懈。侦探们趁夜摸黑潜入，未费一枪一弹，便将斯德温夫妇成功救出。在乡团的协助下，他们也被送到了元谋，与高心田夫妇会合。
几天后，武定县公署准备了“花红彩轿”，将这两对“洋人”接进了县城。然而，地方政府的紧张情绪并未因此缓解。杨天福手中，还握着英国牧师王怀仁这张牌。随着两对“洋人质”的脱险，局势似乎变得更加复杂而严峻。
三月六日下午，杨天福在武定县属的麻地梁子得知高心田夫妇脱逃的消息，顿时又急又恨。当晚，他集结了四五百名匪众，扬言要追捕在逃的“洋人”，直扑元谋县城。驻军早有准备，半路便将匪众击溃。杨天福只得退回麻地梁子，面对愈发严峻的形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对策。
最终，他将王怀仁唤到身边，口授了两封信。一封是中文短信，写给驻军营长，警告他们不得派兵追击，否则“必伤外人”；另一封是英文信，写给高心田，要求他上报英国驻滇领事，与唐继尧商谈。信中除了警告不得追击外，还建议当局将滇西一带划为杨天福的“保商区域”，准许他抽取“厘金”（税款）。杨天福甚至提出，若政府同意，双方可以指定地点，撤去军队，派员会商。
但局势并未因此缓和。杨天福继续南撤，途中，被掳去的马姓教徒乘乱逃回。只剩下王怀仁，依旧被匪众挟持着，命运未卜。
与此同时，官方的侦探们并未停止行动。其中一名叫贺家运的侦探，在土匪撤退途中被掳去充当力伕，随队同行。三月九日下午，贺家运在元谋西南的牟定县境内，看到了被土匪挟持的王怀仁。两人本就相识，贺家运便扛着一袋粮食，故意靠近了英国牧师。土匪们忙于赶路，对王怀仁并未特别留意。不过，前后十来步间，仍有三三两两的匪徒监视着。
贺家运只能匆匆告诉王怀仁，要他夜间警觉一些，自己将设法来找他，一同逃走。这一夜，匪众在牟定境内的麦厂留宿。居民们早已逃入山间，土匪们挨家搜查，掠走了粮食和值钱的衣物。最后，他们集中到一个打谷场上，生火煮饭。饭后，匪众们纷纷进入空无一人的民房休息，王怀仁则由三名土匪带着，住进了一间平房。
夜深人静，匪众们因连日奔波，早已沉入梦乡。贺家运悄悄摸黑入门，与早已等候的王怀仁会合，两人一同逃离了匪窟，向荒郊奔去。跑了半夜，他们遇到了巡夜的团警。贺家运说明情况后，团警将他们护送到了附近的猴井。次日，剿匪指挥部接到急报，派兵将王怀仁接到了禄丰。
最后一个“洋人质”终于脱险，官军再无后顾之忧，开始对溃散的匪众发动猛烈攻击。杨天福连连失利，边退边抢，滇西的匪情骤然加剧。为了应对官军的围剿，杨天福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滇西各县间，山多林深，匪众们兵来匪散，兵去匪聚，继续在各地抢劫。
匪患无穷无尽
到了四月中旬，杨天福忽然出现在禄丰西邻的广通县境，甚至还到他家的祖坟杨家茔地扫了墓。然而，当步十三团俞营闻讯赶到时，他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五月到八月，杨天福的匪部依旧在肆虐，仿佛一群饥饿的狼，四处寻找猎物。他们的身影在罗次、武定一带游荡，甚至一度逼近了昆明西郊的安宁县，抢掠了几个村庄。村民们惊恐万分，纷纷逃入深山，只留下空荡荡的村落，任由匪徒们肆意横行。
但政府军的铁蹄并未停歇。随着剿匪力度的加大，杨天福的势力逐渐被削弱。他的参谋长简希贤在一次激战中被活捉，随后被押解至省城，执行了死刑。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杨天福的心头。他站在山巅，望着远处的群山，心中泛起一阵阵不安。
杨天福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被政府军彻底剿灭。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求变。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无条件投诚。
九月中旬，杨天福派人将一封投诚信送到了禄丰剿匪指挥部。信中，他言辞恳切，表示自己“甘心投诚，永无反侧，并不要求他项条件”。剿匪指挥部接到信后，立即上报给了正在昆明忙于“废督裁兵”的唐继尧。
唐继尧此时正野心勃勃，准备实现“联省自治”的宏图。他心中盘算着，若是能将杨天福这样的土匪“招安”过来，为己所用，岂不是一举两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杨天福的请求，甚至还派人前往滇南，试图招安另一股土匪——吴学显。
十月初，滇西和滇南的土匪们纷纷换上了官军的制服。杨天福和吴学显的匪部被集中到了昆明，驻扎在南郊的干海子营盘。唐继尧亲自召见了他们，委任杨天福为游击队第一支队长，吴学显为第二支队长。这些曾经的土匪，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招安军”。
不过，土匪的本性并未因此改变。他们依旧横行乡里，过州吃州，过县吃县，百姓们苦不堪言。尽管唐继尧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民愤却日益高涨。
1921年1月，滇东北的原驻川滇军军长顾品珍起兵“倒唐”，唐继尧被迫下野出走。2月上旬，顾品珍进驻昆明，被推举为滇军总司令。面对唐继尧留下的烂摊子，顾品珍决定整饬军纪，尤其是对那些纪律松弛的“招安军”。
云南省议会也提出了收缴“招安军”武器的提案。顾品珍将此事交给了新任第三卫戍区司令杨蓁处理。杨蓁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先拘捕吴学显和杨天福，再收缴他们的武器。
计划还未实施，便出了内奸。杨团的参谋杜宗奇与吴学显私交甚密，得知消息后，立即通风报信。吴学显得知顾品珍要对自己下手，急忙找到杨天福，提议一起逃回滇南，另谋出路。
杨天福犹豫不决，吴学显却毫不犹豫，连夜赶回干海子，煽动两个支队哗变，逃往滇南。杨蓁扑了个空，只得将目标转向杨天福。一场激烈的枪战后，杨天福被擒获，很快便被枪决。
吴学显则继续在滇南横行。1922年3月，唐继尧集结驻桂滇军，准备反攻云南。他密令吴学显部里应外合。顾品珍率军阻击时，误入吴学显的埋伏圈，最终陷入重围，战死沙场。
杨天福的死亡并未终结滇西的匪患。吴学显依旧在滇南肆虐，仿佛一只永远无法被驯服的野兽。滇西的山野间，依旧回荡着土匪的脚步声，百姓们的生活依旧笼罩在恐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