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一个医学的体系，必定是建立在它的本土文化之上的，也必定集中体现出其地域的文化特征和思维方式，中医更是如此。中医之所以被称为中医，就是因为它是发源于中原的医学，它是中国人的医学，更是源自中国古代哲学的医学。中医学的产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的根，则在于中原。
大约从周初开始，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开始被称作“中国”。“中国”最初只是一个行政区划上的概念，最早出现“中国”一词是在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兹乂民。’”“或”是“国”的本字。周金文早期作“或”。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外加“口”以为国界，属于文字上的自然演变。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周武王）现在拥有了中国，准备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在天下的中心建都，并引领这里的民众。
中原之地利，即在于其“中”之地位。中者，统合四方，联系上下，承前启后，沟通左右，是之谓中。同时，中原之地，一年四季气候分明，得寒热温凉之全；东（大海）西（高原）南（森林）北（冻土），居天地之中，可谓得四时（春夏秋冬）五方（东南西北中）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之气运，此谓之“五运六气”。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而中医学的形成，必由此四方文化冲击而来，必由此思想融合而来，必由此医技交汇而来。
“一部中原史，半部中国史”，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的早期阶段与中期阶段，中原文化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中医学的产生，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原文化，就没有中医学。实际上中原医学和中医学在中国文化的早中期阶段一直是重合状态，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一直到宋代以后，因为文化中心的南移，医学中心也开始南移，中原本土的医学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衰落期，而中医学则在南方落地生根，挺拔生长，这样才有了中原医学与中医学的真正区分。
早期中原之地的文化，如果从其出现的年代而言，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伏羲神农时代的巫筮文化，炎帝黄帝时代的古国文化，诸子百家时代的儒道文化。这正是中医学逐渐形成和系统完善的时期。
孔安国为《尚书》所作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与岐伯论医，后世称其为“三世医学”。伏羲、神农、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也是创造中医的代表人物。
因此，我们按照这样的历史发展顺序，来介绍这一脉相承的不同时期文化对中医学的主要影响。
一、伏羲神农巫筮文化时代的中医学
世界各民族医学文化的源头往往都离不开巫文化。中医也不例外。从“医”的造字本身即可证明。“医”的繁体字有两种写法：一是“ 醫”，表示与酒有关，故有“药酒同源”之说；二是“毉”，表示与巫有关，故又有“巫医同源”之说。《说文解字》说巫是用舞蹈的形式，让神仙下来帮助解除疾病。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说：“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认为巫是侍奉鬼神，用祷告解除疾病，去疾请福的人。这说明早期的巫是兼行医的。《论语·子路》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也以“巫医”连类合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巫协助君王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后来巫和医逐渐分家。而战国时代的扁鹊就是第一个从巫术丛林中走出的伟大医家。他说：“ 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这就是明显的标志。
“河出图，洛出书”，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中国的巫文化系统集中体现在《易经》中，所谓“三代之易”，即连山易（夏朝）、归藏易（商朝）、周易（周朝），属于不同时代流传的《易经》系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代之易”本来是古人对“祀与戎”等占卜结果进行整理与归纳的文字集合，后经不同时代圣贤的解说和阐发，逐渐形成一门具有东方独特思维方式、以探索天道人理变易规律为目的的系统学术。这就是易学文化。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影响了百家之学。
（一）伏羲神农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
晋代学者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行、五脏、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具体记述了伏羲文化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展示了神农氏为了医学的发展，为了解民痛苦，表现出的伟大牺牲精神。
伏羲神农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体，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生活在自然当中，自然界的变化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人体，从而发生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反应。当人体不能适应，就会出现病理性反应。中医十分注重自然天气变化的影响，发现了五运六气与人类生理病理的关系，发现了季节变化对疾病发生的影响，从一天太阳的起落和月亮的圆缺中发现了人体气血变化的规律，发现了因地域、环境、饮水等不同而造成某些疾病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医因人而宜、因时而宜、因地而宜的养生保健和治病原则。
2.运动变化的观念 中医学受到易学的影响，认为世界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气又是孕育生命的本源，也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医善于从变化运动的角度看待生命的变化，这就从根本上与巫术、神学划清了界限。
3.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用来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医重要的说理工具和核心理论体系。阴阳五行学说，可分为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然而两者互为辅成，五行学说必合阴阳，阴阳学说必兼五行。
阴阳理论发端于《易经》，通过阴阳学说解释世界本源。这个思维与西方哲学崇尚上帝创造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周易·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说一阴一阳的变化叫作道。《庄子·天下篇》所谓“易以道阴阳”，说明所有易理都建立在阴阳之道的基础之上。阴阳学说认为世界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发展、变化，最初就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上下、左右、内外等状态。一般将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光明的归属于阳，把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归属于阴。中医将阴阳学说作为重要的生理病理解释工具，动态把握人体各脏腑及气血变化、消长平衡、相互转化的关系，进而诊治疾病。
五行学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五行的概念形成于夏商之际，发展于春秋战国，在《尚书·洪范》中有较完整的记载。古代中国哲人将世界的物质分成金木水火土五种，而这五种物质都是在农业社会中百姓生活所不能缺少的，进而又发挥引申，就将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归属于五行当中。中医学将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按五行统一归属，即心归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并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自然现象的风寒暑湿燥火及颜色、气味、方位、季节等物质世界，全部纳入了五行当中。根据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理论，进行演绎推论，进而有效地指导临床诊疗。
（二）伏羲神农文化时代中医学呈现的特色
1.中医是变化的医学 从运动变化的意义上说，中医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三因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与“辨证论治”上面，所谓“辨证论治”也可以称为“ 因证制宜”，因此就是“四因制宜”。天下无有不变，万物皆自不同。所以，考虑事物的独特性，就成为中医思维的一大特点。
所谓证，从疾病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它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截面，包含当下这一刻的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病势等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医者的治疗，病者的生命状态不断地变化，饮食、情绪等不断地影响，证也在发生着变化，医者需要随证变化，调整医方，加减药味，以保证药证相符，疗效更加贴合所有的变化状态。
因此，天时不同，治疗不同；方域不同，治疗不同；男女不同，治疗不同；病证不同，治疗不同。这样灵动的医学，真可谓是“圆机活法，存乎一心”，对医者的要求特别高，要求传承医学的人本身有悟性，有阅历，有机变，有自信。否则，很难学习如此“错综复杂”的中医学，更不可能成为中医大家。
今天人们的生活，逐渐进入“定制化”时代，突显的是个人的特质。而中医正是因为具有“因人、因时、因地、因证制宜”的特性，恰恰契合了当今时代这样一种顶级需求。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医的生命力是无穷的，其优势也是无可比拟的。
2.中医是治未病的医学，关注的是生命的全过程 《易经》关注的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并且根据其全程的发展状态，来判断事物的运行趋势。《易经》之道，就是运势之道，而中医之道，则是治未病之道，于疾病未发之时，将疾病阻截于中道，从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生命状态。
早在战国时代，曾有一个人问名医扁鹊：你们三兄弟之中，谁的名气最大，谁的医术最高？扁鹊说：我大哥善治病之未发，所以默默无闻；我二哥善治病之初起，所以闻名乡里；我治的多是病之已成，因此名传天下。最高明的医生是什么？就是在病之未发时进行防治，从而让人不得病。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饮食、起居、劳作、情绪等日常的调养，都是为了不得病，养形神。《淮南子》中有句名言：“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总体说来，所谓治未病，大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既愈防复。
未病先防：病皆源于生活方式的累加，而我们的日常养护，目的就是“防微杜渐”，不致因一点点的累加，积劳成损，积损成伤，积伤成疾。
已病防变：《金匮要略》中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木郁克土）”，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先安未受邪之地”。
病愈防复：我们通常所谓的治愈，往往是症状减轻或者暂时消失。但是病真正治愈了吗？生命状态恢复了吗？这些问题，其实是要通过康复来解决的。疾病在中医学上的治愈，是“治病求本”式的解决，而不是单纯的症状减轻或者消失。
3.中医是整体的医学，是心身合一的医学 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整体性的思维，《庄子·知北游》说：“通天下一气耳。”对这句话的理解，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进行：整个世界就是一团气，想要达成“一气”的状态就需要通。具体通的层面，包括通形、通神、通形神。所谓通形，就是气血畅达；所谓通神，就是心气通畅；所谓通形神，就是内在心身合一，外在关系圆融，内外都无冲突，天人合而为一。读《黄帝内经》就知道，人体的健康其实不过是“血足、气畅、经络通”而已。气血通畅，心气舒畅，神气充沛，生机勃发。也就是说，生命中的形与神俱、心身合一，取决于人体气机的“通”与“不通”，通之则为一体，不通则两离分。这也算是生命小宇宙层面的“通天下一气耳”。
世界的本质就是波动，生命更是如此。而所谓“天人相应”，指的就是生命的实质一样是波动，人需要应和天地的波动韵律，才能更好更健康地生存。“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因此，人与天地相应，其实就是生命节律需要与天地的节律尽可能地保持一致，因此养生的最高法则，就是“道法自然”。
自然界有年月日时的节律，人也相应产生了年月日时的节律。《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所说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讲述生命节律的天人应和，这样才能“形与神俱”，才能养生延年。
二、炎帝黄帝古国文化时代的中医学
炎黄二帝的结合，是和谐包容思想的体现。黄帝时代，属于中原之中国时代。这个时间段内，整个中国也不过只有中原这么大小。其中黄帝部族就生活在当时的“中国九泽”之一的莆田泽（郑州和开封之间）附近，炎帝部族则生活在今天的长葛、许昌一带。
部落时代因为生产力的不足，没有办法养活更多的人，部落战争中杀俘就成为了必然。在金文中有一个“幸”字，可以作为上古时代杀俘的一个佐证。《说文解字》中说：“幸，吉而免凶也。”金文中的幸，像刑具连枷。这个象形字体，在圉、执（ 執）、报（ 報）中皆可看到。应死而生曰幸，幸免于难也。
黄帝伟大的贡献之一，是在部族征战的过程中不再杀掉战争中的俘虏，并且与战败者融合，成为一个更大的部族。炎黄部族的合并，为中国文化兼容并包、吸纳化用的特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炎黄时代，炎黄二帝更是直接参与了中医学的创建工作。而黄帝与岐伯、伯高、鬼臾区等臣子在一起讨论医道，经过口耳相传，一代又一代先贤补充完善，终于成就了中医的经典之作《黄帝内经》。伏羲、神农、黄帝都是上古时代中原大地上的英雄人物，他们在医学创始阶段的贡献，以各种形式记载下来，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炎黄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形成了中医学的如下特点。
（一）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医学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齐备，莫贵于人。”就是说，苍天覆盖着大地，大地托载着万物，自然界万物齐备，没有什么比人更宝贵的了。
唐代大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他把擅长医术的人分三等：上等的医生协助君王治理国家，中等的医生治疗民众，下等的医生治疗疾病。
今天的医学，往往“ 见病不见人”。病人，核心是病着的人，而不是那个疾病。见病不见人的医学，是低档次的医学。
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智、有思想的动物。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之所以得病，得重病，是因为内在缺乏爱，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多的关爱与关注，那么“不治之症”一样可以治愈，甚至于不药而愈。所以美国医生特鲁多说过：“医学的作用不过是偶尔治愈、经常帮助，始终关怀。”可能关爱与关怀的力量，远远超过了药物与手术的力量，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灵枢·师传》中说：“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这就是典型的心理疗法，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指出了人的本质需求。
以人为本在中医学中的具体体现，还有“仁医”，或者说“医者仁也”。“仁”的意思，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二人相亲”。“仁”字的一个写法，是两个“己”相对而坐。这个字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我对面的人是另外一个自己，言下之意就是“以人为己，视己如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这样才能做到“二人相亲”，这样的人才能“仁者爱人”。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众生平等，在医者的眼中，一切有情众生别无二致，对他们“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才是真正的仁医。
（二）身国同构的医学
传说中黄帝坐明堂议论国事的时候，也兼而为部族百姓看病，这就是后世“坐堂医”的历史来源。《吕氏春秋·贵生》中说：“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认为道的真义，是用来保全身体的；余下的，用来治理国家；残留的土芥之物，才用来治理天下。接着批评时弊说：“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世俗之人竟然危害身体，抛弃生命以追求身外之物，那将要把自身引向何方呢？观黄帝治国，而知何谓养生矣！这与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可以相映成趣。同时，这也是后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的历史依据。
在《黄帝内经》中，有这样的说法：肝为将军之官（司马）——刚脏；心为君主之官（司士）——神脏；脾为谏议之官（司徒）——中脏；肺为相傅之官（司寇）——娇脏；肾为作强之官（司空）——形脏。
这就是中医学中“取类比象”思维方法的具体体现。中医不仅用这种方法来命名五脏，同时也用这种方法来理解五脏的功能，比如说“肺为相傅之官”就是“肺主治节”这一功能的集中阐释。如果以一个国家的运行来比拟，肺的功能就同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相当，基本上就是国家资源二次分配的过程：肺朝百脉，就是全国资源向中央聚集，而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是资源二次分配的过程，以达成各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平衡的结果。这种资源再分配的过程，就是肺主治节功能的显现，而实现的方式，则是通过肺主气、司呼吸这一核心功能。因此，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没有办法理解人体功能的正常运作，也没有办法使用对应的疾病解决方式。
（三）和谐的医学与对抗的医学
中华文化的根脉——炎黄文化，集中体现于儒家经典《易经》及中国传统生命科学宝典《黄帝内经》所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而其中的精髓就是“和谐”。和谐包含三个层次：生命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在这三个和谐中，基础是人的自身和谐，也就是一个人心、身、脑之间的协调统一。和谐是生命的最佳状态，是生命的极致追求，也是形神一体的完全表述。
现代主流的医学是西方的医学，其核心就是对抗疗法，所谓对抗疗法指的是针对症状进行直接对抗治疗。如开刀切除肿瘤，抗生素抑制细菌，等等。对于中医学而言，提倡的则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只有在症状紧急的状况下，才会采取对抗治疗的方法，来缓解症状；常规的状况下，更关注的是体内的正气以及阴阳的平衡。因此，相对西医学的对抗思维，中医学则是用一种平衡与和谐的思维来指导临床的医学。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湿气，如果单从症状解决上看，我们只需要“见湿除湿”即可，这就是对抗疗法。具体的如渗湿、利湿、化湿等。于是，类似八正散这样的方剂中利水通淋的药物就被反复使用。这明显不是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而是用西医学的思维来指导中药应用。如果从更大的方面来看，还要考虑病人的生命状态、情绪影响、地理方域、社会文化等，这就是整体医学的思维方法，与西医学的对抗疗法是不同的。
三、诸子百家儒道文化时代的中医学
东周列国，争霸中原，群雄并起，纷纷扰攘，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亦由此分。诸子百家，争鸣一时，儒墨道法，竞为显学。齐燕之恢弘放诞，秦赵之慓悍凌厉，韩魏之艰苦卓绝，荆楚之绮丽壮观，东西南北，各领风骚。至秦王嬴政扫平六国，包举宇内，从此合天下而为一统。汉武当政，儒教称尊，阴阳为经，五行为纬，网罗出一个“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文化体系，华夏文明由此成型，历两千载而无大变。
（一）儒道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诸子文化对中医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以儒家、道家影响最为明显。
1.儒家对中医学的影响 儒学自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继承和发展，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理论根基。汉武帝时期经董仲舒改造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学派，近两千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医药学的发展。儒家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儒家中庸思想促进了中医“致中和”理念的形成。“中”就是不偏不倚，以和为贵，对于中医学来讲，阴阳平衡、五行统一、脏腑协调以及用药和解都体现了中庸之道。《黄帝内经》所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其精髓就是“和谐”。和谐包含三个层次：人自身生命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三个和谐中，基础是人自身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一个人心、身、脑之间的协调统一。和谐是生命的最佳状态，是生命的极致追求，也是形神一体的表现。
二是以仁学为核心，促进了中医学医德的形成。仁学是儒家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儒家“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为历代知识分子所信奉，对中医学的医德形成和医学人文思想的发扬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宋代儒医现象的形成，使医学与人学达到了良性的结合。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许多儒者把医疗行善作为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途径，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相契合。
三是儒学促进了中医学独特思维方法的形成。儒家重形象思维，重思辨，促使中医学从宏观的功能出发来认识人体，逐渐形成了天人相应、取类比象的思维方法。
2.道家对中医学的影响 道家的几位先师老子、庄子、列子是河南人。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心灵虚寂、返璞归真，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历来有十道九医之说。
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即明显有道家思想的痕迹。《黄帝内经》所表现的人生态度，近于道家，所用术语有不少与道家相同，其恬淡守朴、去世离俗、积精全神之主张，也正是道家所强调的。
道家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精气神学说和元气学说。这也是中医学在描述生命起源时的表达方式。二是养生修身学说。道家十分注重养生，主张“道法自然”。后来道教的兴起，方法则更多，包括服食、辟谷、外丹、内丹、导引等。道教在炼丹过程中也产生了早期的化学药物，如朱砂、信石等的发现，丰富了中医药学。三是对医德的影响。道家崇尚淡泊名利、知足常乐等思想对医德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二）诸子百家儒道文化时代中医学呈现的特色
中原的文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汇聚四方，取得平衡。
1.整合的医学与生态的医学 中医学以“和”为道，以“合”为术，“和”是指生命之和，“合”是指多学科技术方法之合。《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提到：“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故灸焫（ruò）者，亦从北方来。”“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故导引按跷者，亦从中央出也。”
《黄帝内经》时代，我们的中医学就是这样汇聚六合八荒的古人智慧集结而成的。同时，影响健康的因素也不是单一的，医学上的缘由、生活方式的累积、内心观念的执着、行为习惯的养成、文化意识的根源、精神信仰的支持等因素，构成了与生命相关的知识系统。中医学不仅重视生命的阴阳之和，也非常重视各种疗法的相互结合，以整合的思维，将中国人思维的方法和来自不同方域的各种治疗技术的应用紧密结合在一起，构建起一套系统完整的医学模式。同时，我们根据《黄帝内经》的整体性思维原理，结合现代医学中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整理出一套系统的“大生态医学模式”，条列如下：
自然生态——天人合一；社会生态——忠恕之道；人际生态——推己及人；心身生态——心物一元；人体生态——气血充畅。
依据“大生态医学模式”，我们需要先解决身体内的微生态问题，或者说气血通畅的问题，这是气与血、阴与阳的平衡；之后需要解决心身和谐问题，就是达到内在与外在统一，理性与感性统一的状态；再之后就是解决各种关系问题，包括家庭关系、职场关系等，核心就是沟通顺畅；最后我们达到一种和周围环境和谐统一的状态。《黄帝内经》将其称为“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人的最佳生命状态。
2.平衡的医学与适度的医学 中医学将疾病的原因归结为阴阳的失衡：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阴虚则热，阳虚则寒。同样，气盛血虚、血盛气虚，都是不平衡的，持续下去，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无法保持健康的生命状态。
阴阳平衡只是健康的第一步，阴阳平衡本身亦有高水平和低水平之分。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阴阳平衡，不是一味去补，而是要通。在气血畅通的过程中，激发人体自愈系统（五行藏象系统），精气血便逐渐充盛，达到魂附魄显的状态，即内心安定，有主张，有魄力，敢担当的状态。长此以往，便精藏神旺，生命力充沛，而人体最好的状态是内外和谐、心身一致的状态。这里不仅强调形体和精神上的健康，更是强调整体状态的完整性。
药物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其原因是以药物之偏性，纠正身体之偏性。所以，除病用药，养正用食。同时，中医治病，不能治之太过。病治十之六七即止，其余糜粥自养。用药太过，反易出现其他变症，让后之医者束手无策。今天很多医生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不仅不能治病，反倒致病伤身，流弊无穷。这就要适度。
不仅用药如此，情绪调控也是如此。《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认为“过犹不及”。比如“怒发冲冠”的状况，虽然看起来很威风，但往往有中风的危险。而怒气藏于心，只会让愤怒内化，戕害自我，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中庸的意思，就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一个中点，以一种适度的状态，在自己与环境、自己与他人之间，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这就是中医学的平衡，也是中医学的适度。
3.担当的医学与进取的医学 宋代的大儒张载曾经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一种儒家的责任与士子的担当。源自中原的中医学，同样也受到这种儒学主张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担当精神。可以说，“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进取精神，贯穿了中医学发展的全程。
《论语》中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恒就是医者担当精神的一种体现。没有持续与专注，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医者。而没有一代代有恒之医的口耳相传，就没有中医学的理法方药，更不会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传承。历史上一次次的大疫重病，从来没能摧毁我们的种族传续。《素问》王冰序中说“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这就是中医人的担当与责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受到以上三个不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医学形成了自身极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诊疗系统。在心理学中，人生命早期的经验对未来的人格及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这就是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而秦汉之前的中国文化，对于中医学的发展而言与原生家庭的影响并无二致。秦汉时代，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已臻完备，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模式已经基本定型，后面的发展，很多时候就是在已经形成的生命模式基础之上，向着既定的趋势和方向延伸与拓展，将其之前的特点发挥到极致。直到遇到瓶颈或者强力阻滞（比如说西学东渐）之时，才会有较大程度的内在变化。
中医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包容、不断创新和进取的过程。如西汉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在同西域进行政治、文化交流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医药的交流。东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经中的医药知识逐步融入中医学，成为中医防病治病的组成部分。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也是中医文化的包容精神。汉末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发展自《伊尹汤液经法》，肇端于先秦的经方学派，后演化为伤寒学派；后世有温病学派，则源于伤寒，别出机杼，至近代发扬光大。正是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医学才形成完整的理论和应用体系，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1世纪是中华文化昌盛的时代，而中医学将因其“天人合一”“形与神俱”的特点，高居于时代的潮头，不断融合其他的生命文化，以其更大的视野，更加包容的精神，还有更多整合的疗法，开创出全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成为引领全球医学发展的风向标。
（许振国 许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