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30]

本文可能引起争论的观点如下。

第一，东西方社会的主要差异源于不同的资源环境和不同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这也是形成不同政治体制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因素。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进行东方式原始积累的国家，她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外掠夺扩张，而是主要对内“自我剥夺”：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提取积累；另一方面以票证形式计划、分配，维持城市劳动力再生产的限额消费品，从城市提取积累。

第二，中国历史上，农村社会管理一向是“社区自治”，村民们根据传统道德规范及对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大小，筛选出“社区精英”，组成“管理集团”，对农村社区进行管理与统治。应该认识到：上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政府控制才真正下伸到农村基层，它凭借的是“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制度。这时，政府对全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实行集权控制，而极端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则在于国民动员的有效性。

第三，对财产的控制和对资源的配置是权力的出发点和归宿。集权体制建立在国家对全部资源实行垄断占有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过程中，原有的以“按级分配”为标志的全民所有制，已在“利改税”之后渐变为“单位所有制”，国家资本蜕变为部门垄断资本；而又由于后者并不是剩余价值的直接付出者，因而根本无权占有国家资本及收益，其法权占有必致腐败。在中国大城市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症结就在于此。

第四，中国当代的改革其实应被看作由亿万劳动者积累的约三万亿元国家资本的一次再分配。国家资本的再分配是“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它意味着城乡经济主体有机会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条件，在重新获得必要的启动资本的基础上，不计代价地以劳动投入替代资本投入，重建自己的财产权力结构。正是由于这一基础及社区血缘、地缘关系这种传统中国农业文化在国家资本再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中国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和发展才能取得成功。

第五，具有家族（家庭）结构特征的农村社区组织在经济上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区域资源配置，二是收入、福利的整合。在农村组织创新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这两者都是无成本或低成本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重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因为它无论是在民间资本的再积累过程中，还是在减少制度变迁费用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

第六，基于农村改革中农户家庭凭借社区成员身份对地产和农业固定资产进行再分配的成功经验，人们必须在城市找到一种方法，即能像分房“打分”一样，来核算每个劳动者拥有的与其工龄和贡献相应的国有资产份额（包括消费性固定资产），可以让这种“劳动者份额”在政府注册之后继承、抵押或抵顶政府税费，但不许兑现。只有当这种社会化了的国家资产在新的产权关系促进的高积累中增值，才可以进入股票市场兑现。

第七，研究中国体制问题的焦点在于认识城乡差别。中国存在着两种社会、两种体制、两种政府。城市政府相对于农村政府恰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不同的财政来源导致权力方向上的不同。而这种城乡矛盾的对立统一，又正好是中国社会得以在稳定中渐变的基础。近期的改革选择是：要在城市中对国有企业和政府资产进行界定，重建一种财产关系清晰但产权结构复杂的资本形式，一步一步地打破部门资本的垄断，形成政府与各种经济主体的契约关系。

第八，国有资产社会化再分配问题对于多数东方国家来说是相类似的。如果一味地等着外国投资或本国公众购买国有企业资产（这些企业资产按理本该属于为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无偿地付出了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那么这种做法将会使国家资产在产权矛盾造成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中日益贬值。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改革，正越来越多地撞击着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对于大多数已经在40年国家资本形成过程中付出了艰苦劳动的人而言，改革的确走到了必须进行选择的岔路口上：要么通过新的产权制度安排还原劳动者在国家资本积累过程中付出的剩余价值，并以此作为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要么任由已经成形的部门垄断资本分割国家资源，造就出一批既不具有任何现代市场经济特征，又有悖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官僚资本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作为一种体制被确认下来之后，那些一向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甚至还来不及感受最初的欣慰，就和社会公众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资产的瓜分狂潮忽然其名其妙地翻涌起来；尽管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感到“资本主义的丑恶”，然而又大都无可奈何地把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被视为非法的政治权力控股和垄断剥夺，当成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同胞兄弟。

显然，一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以能代表中国人民最大多数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听任一部分已经在事实上垄断性地占有国家资产的既得利益者，无论是以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为名，还是以市场体制下的“股份”为名，攫取本国劳动人民的资产和收益。当十四大政治报告明确地把理顺产权作为深化改革、发育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前提时，不期然抛出的这一块“试金石”，便对所有认同或号称改革的人做出了检验。那些大多已经在国家资本利润分配中稳定地占有既得利益份额的人，那些意识到手中含金量很大的权力正在资源重组之中渐趋弱化的人，或是那些曾经有条件借助于权力造成的财产关系混乱以“公有”谋私的人，几乎都乐得接受以往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但却几乎都不愿看到“产权清晰化”成为现实。于是，恰恰是他们，成了国家资产瓜分潮的始作俑者……

本文的理论发现不仅仅在于对改革之前的30年重要政治事件与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对15年改革中非官方的民间资本再积累做出分析。民间资本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再积累，恰恰是建立在由亿万劳动群众创造的剩余价值所形成的国家资本进行再分配的基础上的。如果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那么我的全部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当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国家资本社会化来还原劳动者在改革之前的30年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的剩余价值。对此，我将以模型和公式来解释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如何计算他们在国家资本再分配中的份额，以及怎样与政府重建相应的经济契约关系。

人们需要一种通俗而又系统的思想来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却又困扰了他们40年的重大历史问题。好在我们这两代以自己的剩余价值无偿投入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劳动者还在；好在用我们的血汗积累而成的国有资产，不论在账面数额上还是在可供分配的实际价值上，都还不难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