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危机的成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能改变经济的周期性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不仅仍然表现为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缩短，原因迥异。

（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引发国家资本部门垄断和地方政府原始积累

如上文所述，1982—1984年中国经济开始高涨。其中非常重要的变革就是为减轻财政负担，实行“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从过去的财政“统收统支”体制改造成各部门“留利交税”，财政对企业投资改为银行贷款和中央地方财政“分级承包”。

所谓“统收统支”，就是任何一个单位所创造的每一分利润都要逐级上缴财政，所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由财政统一安排下达。这是全民所有制存在于财政并对全民进行分配的必要条件。财税改革在调动了各部门和地方理财积极性的同时，客观上以“单位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带来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一是财政改革以后，出现了各个部门根据自己实际占有的国家资产来决定上缴和留利的情况；于是，出现了部门之间的财产分割，也就是“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

在财政体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是有绝对权力的。因为，各个部门的资产都是全民积累的，是农民、工人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这个国家从一穷二白、完全的农业国发展到70%以上的产值来自工业，发展到改革开始时国有工业固定资产达1000O亿元，这是全中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中央政府代表全民有绝对的财产权力，甚至连各部门的人都认同这是国家的财富。

但财政改革使各部门突然有了收益权；从收益权就开始转成财产占有权，因为收益权来自对财产的实际占有。于是，就开始出现了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其实，权力份额最差且最无资本利润可占的是农口部门[29]，因为农民把财产先分包到户了，人民公社也解体了，农口各部就成了几乎没有资产可供垄断占有的政府部门。

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现象导致了后期的部门垄断资本形成。现在所谓的“块块之争、条块之争”皆起源于此。因为每一个条条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所以就有了部门之间出于利益在决策上反映不同意见，进而再让人大通过部门为自己起草立法并予以合法化的情况。这就使部门利益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部门垄断资本形成也是中央调控失灵、“设租寻租”型政治腐败泛滥，陡然加大制度变迁成本的直接原因，只是人们对此无可奈何罢了。

二是“拨改贷”改变了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的性质。企业从银行贷款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还贷后所形成的资产，按理应为该企业全体职工劳动剩余转化而成，视为共同所有。现在则因产权改革滞后而已经演化成为“单位自有资产”。政策理论上不承认“拨改贷”后企业资产性质上的“共有制”变化，片面强调“国有”，实际上是部门垄断资本自我保护的政策表现。

三是“财政分级承包”启动各级地方政府为自己的财政利益而进行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只完成了国家一级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这意味着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大中型城市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地县以下普遍工业基础薄弱。于是，在财政改革后，全国形成了各个层次的明确的收益主体，数千个县、市，乃至数万个乡镇便都突然有了一个要求：完成各级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

大家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个现象——“跑步进京”。就是地方政府到北京跑部门，从部门垄断占有的国家资本和收益中挖一块给这个地方，甚至拉高干子女当地方官，于是官场腐败应运而生。随之就出现了80年代中期投资规模的空前膨胀。而又由于整个国有经济的内部分配机制是完全不能制衡的，新增投资约有一半要转化为消费基金，于是，投资的膨胀又导致了消费的膨胀。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带来上述问题，因此出现了投资、消费双膨胀的局面，形成了改革以来的经济过热问题，进而引发了经济危机。

（二）危机调控政策分析

1985年经济增长出现高潮，也导致财政出现了较高赤字。这时提出的经济调整的口号基本上还是“调整、整顿、充实、提高”，和上一次发生危机的1980年的八字方针差不多。不过，1986年提出的“拍、租、转、股”则因其触及国有企业产权改造，而显然比上一次的“关、停、并、转”有本质上的进步意义；但这个进步由于仍没有进步到承认企业资产中的职工劳动剩余价值的深度，因此得不到广大工人的响应。加之种种体制环境原因，1986年提出的方针终未得到认真贯彻。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当时的投资膨胀使国有企业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于是1986年开始提“乡镇企业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但实际上因为外贸垄断，只能是“两头在外贸”。

不仅是中央控制的大中城市投资、消费双膨胀，而且由于财政体制改革创造了层层利益主体，大约7万个地方政府也都在尽力争取投资，试图完成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这就在全面经济膨胀之中产生了地方差异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级政府不可遏制的“现代化攀比”问题。这是中央1985年即已提出紧缩政策，而到1988年仍未能见效的主要原因（统计上看只在1986年投资略有回落，但并不构成一个周期）。接着，从现象上看，还是由于供给不足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造成了1988年夏季的大抢购，并导致当年出现18.6%的物价上涨幅度。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大抢购只是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现象，此后则不足为训。

因为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政策语言上刚开始讲商品经济，并不承认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上也还是非市场化的。当时老百姓面对的可进入市场只有两个，就像一个跷跷板：一头是高档大件消费品市场；另一头则是生活必需品，即粮、棉、油、肉、菜、蛋市场。那时没有股票、房地产，没有任何资本市场，也没有听说过谁买医疗、养老、财产等社会保险；当时连旅游都不是市场化的，大家都抢出差机会，借机出去旅游。因为这些消费都是非市场化的，是国家包着的，所以对于市民而言，除了基本生活用品和高档大件消费品两个是刚放开的消费品市场之外，没有其他消费品市场来分散资金投向。因此，抢购就集中在这“两极跷跷板”上，任何一极消费压力稍微加大，都会导致物价波动过大。

当抢购高档大件消费品使物品价格上涨时，对应政策是增加高档消费税。这间接大幅度提高了高档大件消费品的价格，又在客观上无异于刺激市民对价格上涨的预期；无处释放的社会消费就只能转向基本生活用品，市民甚至开始抢购布、盐、粮食……

两极化的消费使物价波动显得很大，随即引发了公众挤兑。为了防止银行存款下降，政府又较大幅度提高了存款利息，同时实行保值贴补。高利吸储虽然确实使银行存款随即大增，但在贷款利率未调而且严格规模控制的政策作用下，银行当年即出现数百亿元的亏损，并导致财政赤字相应增大。于是，接着就必须调整贷款利息。这时，地方和企业在紧缩政策于1989年之际突然有政治条件实现的同时，又遇到资金成本突然大幅度上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作用，终于使国民经济在l989年以后进入萧条阶段。

对于后来者，这种宏观调控政策及其作用过程本应引以为训。

（三）萧条和复苏

1990—1991年是很典型的萧条期。企业“三角债”一度高达3000亿元，库存占压达2000亿元。为了安定团结，银行被迫增加贷款，用于收购企业库存，甚至给亏损企业发工资，导致不良贷款大幅度增加。这样延宕到1991年，中央一方面继续实行紧缩方针，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只能实行“点贷解扣”。此时的农村，直接表现是农民收入连续三年下降，负担相应增加，干群矛盾激化。

到1992年，逐步适应了当时政策的各种民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经济开始有所回升。此时邓小平“南方谈话”仿佛一剂猛药，突然使地方经济以大办开发区为特征猛然进入高涨阶段；当时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所反映的效益并未提高，但在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投机同步作用下，再次出现1993—1994年投资与消费都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和物价都过度上涨的局面。

另外，1992—1995年，每年360万亩农民土地的非农占有，约等于每年从农民手中拿走3000亿元的国民收入。

（四）“信用膨胀、生产停滞”型的第四次经济周期

1994—1995年，连年的高物价上涨源于两个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的新因素。

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必然伴随产生“经济货币化”（或称“资源资本化”）所推动的货币超发。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放开，90年代社会公众所面对的市场显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两极化跷跷板”了；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及投资结构的多样化，加快了我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每一份在原来产品经济时代不用货币即可分配的资源，在90年代的市场条件下，则必然要求对应增发一份等值货币，以实现通过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和资源配置。在节省货币的信用手段和契约化的信用关系都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当然会促使货币大量增发。

二是高利率造成“信用过度膨胀、企业生产停滞”的恶性循环。

有经济学家说，1994年全国贷款总规模是34000亿元，当年的官定贷款利率是在年息10%左右。但实际上大部分企业拿到贷款的利率一般都在20%以上。这中间至少有十个百分点的利差，折合人民币3400亿元。若不是银行，那是谁吞掉了这3400亿元？这个问题无法直接解释。

据《金融时报》说，中央财政历年亏损对银行透支已经超过了银行的自有资本金。财政部1994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说：今后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靠发行国债弥补。于是当年国债是1000亿元，1995年增加到1500亿元，1996年当高于上年。大规模增加的国债只能高息发行，这就客观上推高了银行的负债率和资金利率。

而银行在上一轮周期之中被迫放贷，已经有大量的不良贷款收不回来，只有用剩下的可回收贷款去牟取高利，才能偿还存款人本金，以及只有在存、贷款利率倒挂的不利条件下硬挺着支付利息。最为极端的例子是，三年期以上的存款加保值补贴，1996年1月到期时年获利约24%，而贷款按调整后规定的利率年息只有约13%。存贷之间差十个百分点以上，这还不加银行经营费用。

表面上看是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但这只是按照国家法定利率计算的。事实上全国大部分银行单位都坐好车，发高额奖金，盖好楼……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对于银行而言最起码的经济选择：官方银行既然官定不能破产，就只能采取某种追求利润的行为——变相放高利贷。既然规定不能高息，那就只好通过搞财务公司、投资公司的违纪拆借等手段，由这些相关公司去高利放款，这就是企业到银行借不到款，而要拿到贷款就得都是高息的原因。

另外，银行在利率倒挂的条件下，存款增加就要多支付利息，但是还必须大力吸收存款，因为贷出去的款已经收不回来了。如果不增加存款，就没有新增贷款能力，所以一定要增加存款。这就是信用膨胀。

一般而言，在资金利率高于10%的条件下，除非投资于银行或“泡沫经济”，否则在实物经济领域中的任何投资都几乎是无利可图的。这也是近年来“公款私存”和社会存款都大量增加的直接原因。

信用膨胀的直接结果是：企业之间的连锁负债至1995年第三季度已经突破8000亿元；库存占压约5000亿元。二者都是上一次周期的2.5倍。并且，企业在负债率高达80%、资金利润率又只有约3%的情况下，亏损面必然扩大，从而导致生产停滞。

接着是恶性循环：企业不良债务导致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恶化，贷款大量转化为坏账、呆账或预期贷款、不良贷款。到现在为止，金融系统承认的不良资金大约占贷款总规模的不到30%，其他部门说法不一。理论界最为极端的说法是高达50%以上。

（五）经济危机中的地方政府

1991年以来，60%以上的县级财政赤字，80%以上的县级工业亏损。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信用状况都不断恶化的同时，有些地方政府行为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一是变相吃存款。某些地方政府指使银行给县办工业贷款，在贷款的同时把税扣下，银行则先把利息扣下，以此满足本届政府的眼前需求，包袱甩给后人。

二是配合某些外商掠夺资源。在国内资金利率过高而且受规模控制的约束下，某些地方政府往往不顾环境污染，以有限资源置换引进外资。

三是剥夺农民地权进行原始积累。在缺乏外部资源的地方，某些地方政府伸出手去以地生财，大规模征占农地垄断出售。

（六）有关讨论意见

根据金融资本运行规律，既然银行信用的基础只能是政治强权，那么信用恶性膨胀的下一步将导致政策支持下引入浮动汇率制，或对商业银行注入低息资金，从而通过不断扩张信用，避免金融破产及其连带的政府信用危机。作者认为，对此唯一可做出的早已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制度成本分析。

对于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可参阅我另一篇文章——《建国以来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宏观调控政策分析》，发表在1996年第1期《发现》杂志上，文章分析了信用恶性膨胀的结果，认为按照经济周期规律，近期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是信用崩溃，直接表现为孔夫子所担忧的“礼崩乐坏”，即广泛的社会性“赖账”。不仅企业、银行，各部门和地方之间也互相赖账。一旦银行赖账，“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信用危机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决策者而言，也就是到了不得不做出取舍及抉择的岔路口上了：是要产业资本还是要金融资本？

企业不景气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把现在国有企业没有积极性、经营效果不好归因于高的负债率，那么，农村也有同样的问题。全国乡镇企业统算账，资产负债率67%。其中，大型乡镇企业（经营规模最大的1000家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78%，接近国有企业，这反映出企业自我积累能力过弱，资产负债率过高，是经济危机和萧条阶段的普遍问题。

一般而言，企业的债务率达到50%，效益受到影响（不包括流通企业，我国流通企业相当多是全额负债的），因为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要变成银行利润；当企业负债率达到60%时，一般产业几乎无利可图；到60%以上的时候，企业出现负利润；而如果达到80%以上，多数就该破产了。

理论界有人说，银行应把债权转为股权，就是把企业欠的债务转成银行对企业的股权，也就是银行的左口袋拿钱，右口袋装钱。也有人说，过去从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是改革，现在改回去，把企业债务再算成财政拨款。总之，还是在原体制内循环。

还有一种说法，向管理要效益。认为只要加强企业管理，就能增加效益等。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明确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化，就是要先搞产权制度改革。不能以加强管理来否定产权改革。好在从“十一届五中全会”起又讲明晰产权了。只讲加强管理的说法早在1978年就提过，但就是执行不下去。当不触动产权的城市改革导致企业的亏损面进一步扩大时，1986年才认识到要调整、盘活存量资产。从那时起，因为非经济环境变化又耽误了十年。现在企业负债率进一步提高，坏账率进一步增加，当老路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才终于又走回来。

与产权改革对立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两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都转化在国有企业资产中间了。如果不承认劳动者在国有企业中的产权，只给他们一个劳动合同，一旦他们遭解雇就失去了生存基础，这当然不是“主人”；也无法阻挡工农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大幅度下降。所以，如果不改革现行产权制度，就不能防止资产流失。

有一种国际知名的理论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但是，农村改革一开始就是“突变式存量改革”，就是“大包干”让农民分地。第二步农村改革的突破也是南方率先开始搞的“股份合作制”，就是要把包括土地在内的农村资产进一步以股份形式量化到人。“不动产权的改革不是改革。”建立新的财产关系是其他制度创新的基础。而由于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74%，这也就意味着改革是对大部分中国人不动产权的存量改革。也许渐进式增量改革只反映城市，但那块只是渐进，却并没有增量；而且存量越来越少，差不多全变成负债了。若再延宕，无异自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