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以后美国的战略调整

（一）美国的战略调整

对于美国问题的认识，其实应该是对国际问题认识的前提，因为目前在经济上已经客观形成了以美国主导世界经济、以美国资本为主推进全球化的局面。苏联解体后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体系。唯美国有条件实行“单边主义”，让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感到威胁。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关于权力谁都知道的常识。当权力客观上可以不受制约的时候，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必致腐败；同理，当美国的世界性权力不受制约时，必然导致国际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才是对世界真正的威胁。最近英国一个议员对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批评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当狼要吃羊的时候，你还能问狼有什么理由吗？

二是过剩资本推动的资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这是有很多争论的问题。客观地看，世界当然是不平衡的，各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当然是明显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应制度当然也是不同的。除了少数资源禀赋特殊的国家（如主要石油生产国）之外，正在推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当然难以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构建内部制度。这也是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认同“多元体系”的原因。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反殖民地运动中崛起的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基本都是以主体民族认同独立这种民族主义为动员、以战争为手段形成的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大凡有所发展的，无论宣布什么主义，实际上几乎都得靠某种内部集权制度，才能够有效地集中国家资源，将其投入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旦完成原始积累，形成产业，接着就必然进入资本化阶段。而资本的全球化却意味着欧洲、美国、日本的过剩资本自由进入其他民族国家，占有本来属于各国民族资本通过资源资本化获得的资本收益。这就是“资本建制权”的实质。

当然，如果世界不得不接受这种西方过剩资本来“化全球”的过程，客观上就会出现一个资本最过剩的国家建立单极霸权，按照资本的需要和各国资源禀赋对各个民族国家“重新洗牌”，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调的所谓建立“新秩序”的实质。

这也必然带来各种次级大国资本与单极霸权国家重新争夺资源富集地区的冲突。最具军事强权地位的美国的捷足先登，客观上会威胁欧洲和东亚产业资本的生存，而这两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进口能源和矿产资源才能发展。

《外交事物》今年3月发表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的文章《不得不帝国主义》，也试图对美国的全球霸权给出合理性解释。

我们搞经济研究的人一向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动员国民、整合资源的工具。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可能会理解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同“上帝保佑阿美利加”这样一个观点，是上帝创造的历史赋予美国人这个机会。尤其是当美国被包装成自由、民主、讲人权的国度，并且将反恐、反暴力、解救全世界等这些“新教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数民众是愿意认同的。为什么在反恐问题上布什得到如此高比例的社会认可？这和在美国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意识有关。

有一位智者指出，当冷战时期，也就是存在世界两极的时候，尽管双方的理念不同，手段不同，但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当时，苏联、东欧是一个与西方对立的阵营，它有极大的核武库，核武器的数量是美国的两倍。在这两大势力集团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谁都不敢贸然使用手中可以造成人类毁灭的核武器。

在苏联、东欧这个阵营中，苏联作为晚进工业化国家，只能以集中统一的方式来控制以社会主义阵营为名的本系统的全部资源。于是它就要树立起某种理念作为本系统的基本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树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但苏联在集中统一、有限主权论的理念之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一种对老牌帝国主义行为的复制：以国家的名义直接使用军队，比如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也包括20世纪50年代对匈牙利、60年代对捷克、70年代初对中国的关系的处理。这些军事行动，相对于它秉承的理念是正常的。而中国和其他正在进行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否认同社会主义，都不能接受。因此毛泽东把苏联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

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为老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不可能再派军队到发展中国家去直接掠夺，它的意识形态又与苏联阵营对立，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所以就更不能以国家直接出动军队的形式来对那些不听话的族群或者独立主权国家实行干预，于是就改变干涉方式，动用CIA（中央情报局）去进行贿赂、颠覆、爆炸、暗杀，搞恐怖主义活动。由于这种手段与意识形态冲突，因此CIA在好莱坞影片中几乎成了国家罪恶的代表。

这位智者还指出，在刚刚过去的冷战历史上，两大集团尽管理念和手段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对抗客观上形成一种制衡，并且实际上都是在维持本集团体系的控制，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一旦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没有了对手，美国所采取的手段自然会有重大变化，没有必要再靠CIA的恐怖活动，而是直接把当年苏联在有限主权论之下的军事干涉方式接过来。于是，阿富汗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样，被美国军队从当年美国扶持的武装集团手里又“解放”了一次。

以史为鉴，可知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实际上不过恢复了过去的手段：以国家的名义直接用军队来进行干预。“9·11”之后美国的做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常的，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要求。例如，2000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发生之后，我上网看美国人的反应。在十几个网民的讨论中，只有一个人提出“为什么中国飞机没有到我们的家门口来巡视？为什么定期巡视是美国到中国的门口去……”

客观来看，没有苏联这个对手之后，采取战争形式来实现国家利益，应该说是“阳谋”。至于是以“反恐”为名，还是以“反邪恶轴心”为名，那都只是一个借口。还在“9·11”之前，美国就以“反流氓国家”“反恶棍国家”为名进行战争准备，当时开列的几个“恶棍国家”中就有中国——根据美国提出的标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非民主、大规模毒品、大量反人道的行为和黑社会等，这些标准中够一条就算是“流氓国家”，而美国认为中国够好几条。由于把中国作为“恶棍国家”，美国从本土派远程轰炸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应该被看作“正常”情况。

当前，以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利益，对美国来说条件已经完全成熟，“9·11”之后打阿富汗，接着是不是打伊拉克？伊拉克之后打不打朝鲜？如果中国反弹是不是就对中国制裁？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并不是天方夜谭。

（二）如何看待美国近年来的战略调整

为什么美国近年来会有如此重大的战略调整？还得从经济上找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就持续不断地向下走，而同期非实质经济也就是“虚拟经济”大幅度地陡然向上。原因就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没有黄金储备的货币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原来的金本位制度自动弱化，是“二战”后美国大规模对外援助，造成美元成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所派生的结果。美国向全世界承诺每美元含有多少盎司黄金，这只是一个被世界各国接受的信用承诺，而不是真有那么多黄金储备。

但是近年来为什么各国明明知道美国的经济严重泡沫化，美元严重高估约70%，还要把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就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唯一的无以匹敌的军事强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全世界就应该承认：货币发行只有一个依据，就是政府的权力。既然只有政府能够发行货币，那么政府发行货币客观上就征收了铸币税。按照制度学派的理论，政府本来就是要追求租金最大化的。政府每发出一块钱货币，就必然分享一部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那么，越是强势政府，其货币就越变成世界硬通货；而弱势政府，比如乌拉圭、越南，它的货币就几乎不堪一击。金融危机扫荡弱国的事实就验证了这样的道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不再实行固定汇率制，而浮动汇率制又不是以美国对美元随时可兑换的承诺为基础的。所以在美元过量发行、被大幅度高估的情况下，如果它不维持政治强权，就意味着美国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和美国金融资本的崩溃。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国民即使不懂经济，内心深处也是有感觉的，因为他们半数以上的家庭在股市上炒股，人们几乎不储蓄，大部分是超前消费，凭的就是美国政府可以发行这张绿色的纸。而所有制造业的国家，尤其是后发工业化国家，都不得不以自己最好的资源、最好的劳动力，生产出最廉价的产品，半卖半送给美国人，以获得那张绿色的纸；还得再送回美国，买美国政府债券才能保险。于是，美国反过来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这种金融资本的循环，使得美国能够稳定地占有对全球美元化所产生的资本收益。

这就是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的经济秩序。

今天的美元经济已经严重泡沫化，成为美国政治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这体现了一种和微观领域研究的经济规律不同的国际宏观经济规律：当世界转变成以政府强权为发行货币的依据的时候，货币早已不是一般等价物或者交易的媒介，而是政治军事强权的外在表现。近期内，无论格林斯潘怎样努力，美国股市也上不去，就是因为“9·11”事件表明美国也不再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场所，因此外部资本流入不断下降，美国股市高峰期外部资本每年大约流入3000多亿美元，而今年已经下降到只有1000多亿美元。虽然近年来有人不断预测美国经济复苏，我仍然同意国家计委（于2003年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王建研究员的观点，只要没有大量外资再次回流到美国股市，美国经济就难以复苏。

当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资本能够单独创造收益的时候，几乎已经公认，只有让外部资本不断流入中国，中国才能走上经济发展之路。然而，上面述及的“美国现象”对发展中国家整个是颠倒的：外国资本买美国的国债，过去收益最高不过4%～5%，现在大约2%～3%；而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则必须占有超过15%的高收益回报！很多人在强调引进外资的时候恰恰没有注意到，外资主要和中国的垄断资本谈判，目的是要占有中国的资源向资本转化的收益。

1929—1933年的欧美大危机，本质上是全世界范围内制造业过剩的危机。当殖民地都已经被几个工业国家所占领，再没有什么可瓜分时，当产业资本扩张到了已经没有什么人需要这些东西时，就爆发了那次全球传统制造业的大危机。欧洲工业化小国再没有新大陆可去，也已经把国内的地铁、铁路、公路等基本建设都修好了，因此，德国率先把制造业转向军事。而在军事生产中，正如盛洪博士指出，每比别人多1%的投资，就意味着比别人多100%的比较优势。19世纪末期的日本曾经转向军事工业，于是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20世纪中叶的德国率先把投资转向军用，也是既满足了就业，也生产出了战争设备，于是就必然导致战争，并且先走一步的德国在欧洲就战无不胜。

后来，德国人在欧洲的狂轰滥炸打垮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也被欧洲本土之外的美国炸完了。这就给了美国一个空前的机会——欧洲的军事设备只能从美国来。于是美国必然大规模地扩张它的传统制造业，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提升产业结构或是经济结构调整，而是传统经济结构的空前扩张。

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危机：一旦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被用来输出设备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就要转向军事工业，输出战争设备。规律性的结果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战争的形式扩展工业设备生产，不仅向欧洲，而且还向中国输出。

这个对美国空前绝后的发展机会还在于，美国远离欧洲战场，因此它可以在战争中扩张，战后又开展“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和日本，乃至于在整个美国势力范围内进行工业重建和国家重建。这个重建的过程，又是美国设备和产品进一步对外扩张的机会。

同理，为什么中国20世纪50年代会得到苏联援助？因为苏联也在战争中利用它的亚洲部分远离战场的条件，发展了亚洲工业基地，并有条件在它战后的势力范围内进行传统工业扩散，导致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两极。

但美、苏两国也有实质性的不同。苏联是非货币经济的计划交换，比如，它把吉斯150生产线挪到中国长春生产出解放牌CA-10卡车，要求中国用鸡蛋和猪肉等农产品来交换；而美国输出设备之后，是要用美元计算归还的；欧洲人虽然是战略盟友，也同样要还债，就要生产很多美国人要求的工业品。接着，就导致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成本低于美国。后来，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韩国的汽车打败了底特律的汽车生产线，美国全球汽车产业第一大国的地位逐渐衰落。福特不得不在底特律建立一个“复兴中心”来发展第三产业。

欧洲和日本的工业从50年代恢复，60年代崛起，70年代开展大规模出口，这必然导致美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大发展的传统制造业出现严重问题。这时候美国的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外转移，转而依靠货币资本扩张虚拟经济，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达到80%～85%，成为国内某些学者提出的“新经济”依据……

从政府操作来看，70年代后期美国进出口逆差问题发生，80年代最典型的调控政策是里根政府大幅度提高利率，促使外国资本大规模地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同期大规模发行国债，解救传统制造业。其实，西方国家冶金和机械等战略产业的保留都是依靠政府投资和关税保护。里根执政8年，政府国债投资2.6万亿美元，用以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进入所谓高科技产业引领的知识经济时代。

里根时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让一个演员获得“里根经济学”的美誉，在于美国建立了两个新的结构调整的基础：第一个是资本的基础，外资大举进入；第二个是高技术的基础，得益于政府以国债投资，不计成本地以军事需求来发展所谓的IT（信息技术）产业和BT（生物技术）产业。后来苏联解体，IT产业逐渐转变为民用，例如，到1996年互联网发展起来，就是把军队的指挥网络系统转为民用。

另一方面，这些结构调整也都是经济规律使然。当它的制造业大规模移出的时候，必须有新的产业替代，传统的自由贸易方式当然解决不了它的结构调整问题，政府只能调整金融政策，利率高到一定程度，进入美国的资本当然增加。里根时代创造了美国资本经济的基础和高技术产业的基础，由此孕育了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因此果然真的就有了后来的IT产业和BT产业（当时也是为了战争，为了制造生化武器搞起来的）的发展。另一方面，从80年代开始，美国发展信用卡，社会上也是消费主义盛行。

但是，里根政策也带来了一个恶果，即非政府投资的制造业无法经营下去。记得20世纪80年代，当里根政策使得利率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时候，我正在美国进修，看到的情况是到处拍卖（onsale），因为企业和社会承受不了高利率——社会存款利率都高达5%～7%，贷款利率肯定要上升到10%以上——这就导致一般的制造业根本无法在美国本土立足，当然是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

如果这些算是美国人放在河里的一块块石头，我们却不能摸着它过河。尽管美国有些做法和我国1989—1991年的情况相似：那时我国政府曾经大幅度调高存款利率，公布的8年期保值补贴利率可以达到约24%！那么，相应的贷款利率就应该算是高利贷！哪个企业能受得了政府制造的高利贷？当然会产生大量三角债，导致以制造业为主的国企资金成本大幅度增加，逐步趋向垮台。可见，中国也本来就是金融问题、宏观政策问题重于企业微观制度问题。这些情况可以与美国的里根时期相比的是，美国的存款利率最高也不过调到了7%左右，它的企业就受不了，大量移出，使美国经济空心化；不可比的是中国的企业移不出去，因为我们是低质企业，顶多剥夺国内市场，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合乎逻辑地出现了一系列经济问题。例如，1992年以后出现三个投机经济的大幅度增长——股市、期货、房地产。成本过高的资金一下大量投入了这三个投机经济，至今仍然是中国解决不了的烂疮。

再回过头来看美国。里根之后的老布什政府当然看到经济空心化问题，便开始降低利率，一降就降到了2%左右，于是又造成资金外逃。没办法，就去打海湾战争。投资者一看外逃不行，石油主要输出地的阿拉伯不安全，世界上其他制造业为主的地区投资净收益也就下降，只有美国仍然是资本收益高且安全的地区，于是国际资本只好又回到美国股市。这些变化完全符合规律，美国为了国家利益，必然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也可以说：只要资本出逃，就必然导致美国在外边打仗。“9·11”以后，美国再次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随即这种军事至上的行为就愈演愈烈，必然发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