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汉浙江的教育与察举选才

类似勾践任用范蠡、计倪这样的不计出处“任人唯贤”，是先秦时期各国普遍的人才挑选和使用方式，到秦汉尤其两汉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秦祚过短，在用人选才上以田力和征战之才为要。“秦自孝公讷商鞅策，富国强兵为务，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通典》卷十三《选举典》）甚至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上》）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惨烈损失和灾难，选拔真正的治国贤才更谈不上了。

秦嬴政二十五年，王翦降越君，置会稽郡。秦并天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会稽郡为其一。三十七年十月，秦始皇南巡，十一月，“行至云梦……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会稽石刻说：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史记·秦始皇本纪》）

所谓“遂登会稽，宣省习俗”“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之类，不过是勒石自谀而已。虽然缺乏文献证实，但事实上对越地文化是有一定影响的。

一、两汉浙江的教育

《浙江通志》卷二十五《学校》叙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盖自虞夏商周以来，美风俗而育贤才，未有不本诸此也。两浙人文萃于庠序，礼陶乐淑，涵濡于教，泽者深矣。”一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人才的大量涌现，其根本基础是发达的教育水平。

高祖建汉，初时仍连年征战，无暇顾及教育。“汉兴，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一》）直到武帝时，教育才得到真正的重视。而促使汉武帝开学立教的，最主要是董仲舒和公孙弘二人。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西汉广川郡（今属河北）人。仲舒少治春秋，汉景帝时官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获得汉武帝首肯。《汉书·董仲舒传》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载武帝的制问和董的对策。其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成了有汉一代的国策。

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谓举贤良文学之诏书也），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后来汉武帝设立中央官学太学，就是源自董仲舒“养士”的建议。

将太学进行制度化管理，“条画之目”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丞相为名的公孙弘。

“公孙弘（前200—前121），菑川薛（今山东寿光）人也。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汉书·儒林传》）

公孙弘将太学博士弟子员数（置弟子五十人）、年龄（年十八以上）、条件（仪状端正，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资格（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管辖权属（太常，礼官）等中央官学太学的建制要求具体化。很快“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这是对太学第一次完整的组织和制度安排，无疑使董仲舒的太学建议和尊儒思想真正得到落实。更为珍贵的是，公孙弘同时还对“郡国县”等地方教育的组织、管理、举荐、择选等提出了明确的步骤和规范（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在两《汉书》列传中，有相当比例的从郡县升迁的名臣就是从“补文学掌故”走出来的。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汉代是全面开始时期，董仲舒和公孙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后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提供了基本的架构。元代学者马端临称赞公孙弘，“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一》）。

目前的文献史料中，太学以及由太学而出的汉代官僚资料是基本清楚的，而对郡县学等地方官学一般从入蜀兴学的文翁开始。

文翁，汉景帝时为蜀郡守。《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有传：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或者说，在景帝时文翁前，甚至汉武帝此令之前，地方郡国县邑的乡党之学实际上还是比较薄弱的。《文献通考》列举了八位“西汉以郡文学入官”者：梅福、隽不疑、韩延寿、王章、盖宽饶、诸葛丰、郑崇、张禹。

梅福，字子真，九江郡寿春（今安徽寿县）人;隽不疑，字曼倩，勃海郡（今河北沧县东）人;韩延寿，字长公，燕人;王章，字仲卿，泰山平（今山东泰安）人、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今属河北）人;诸葛丰，字少季，琅琊诸县（今山东诸城）人;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张禹，字子文，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人。8个人都是长江以北人，其中今天河北3人，山东3人，长江以南一个没有。这应该是跟当地儒学根泽有关，也应该与当时当地经济水平以及长官重视程度有关，跟中央对这项政策的推行力度有关。例如浙江，一直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学风还显粗疏。“（建武）六年，（李忠）迁丹阳太守。……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后汉书·李忠传》）“不好学”的越俗和孔孟之教的北方还有不小的差距，浙江的文化教育真正是从东汉时开始起步的。

中央官学太学的规范运行，加之稍后的地方乡党之学的紧紧跟随，“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是官始为置弟子员，即武帝所谓兴太学也。”（《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一》）汉代的人才选拔也因之出现，就是我们现在都熟悉的两汉察举。

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评汉代察举：“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文献通考》卷二十八《选举考一》）上述“三目”并未按统一标准分类。实际上，两汉察举，每年举行的只是孝廉与秀才（后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称茂才），这是常科，有点类似于隋唐开始的进士科、明经科。贤良方正属于特科，不定期举行，如汉文帝二年（前178）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前165）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书》卷四《文帝纪》）科目也不仅限于贤良方正，如汉宣帝“神爵四年，令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汉元帝“初元二年，以地震陇西郡，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东汉安帝“元初元年，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淳厚质直各一人”等，有点类似于唐代的制科。特科因为“上亲策之”这样的特殊待遇，也为举士中优选，出了许多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这样的特异卓著的名臣。而博士弟子，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是太学的学生。太学本身就是“养士”选士的一个基本途径，每年（东汉改为两年）举行结业考试，学生根据等次，按名额规定获得相应的官职，是享受最通畅的入仕途径的，其实属于直接授官，“迁官则如博士”。

除了孝廉、贤良方正外，国家根据不同情势，还使用过诸如征辟制（征雍、辟举）、任子、纳赀、童科、武举、方伎（专门技术）、输财得官等多种办法选拔官员。征辟，是指皇帝或公卿郡县直接征用人才，属于破格征用或提拔，如汉武帝曾用安车征聘枚乘，汉安帝征聘张衡为郎中。建武二年，卫飒辟大司徒府，举能案剧，除侍御史。“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浙江有“任延为会稽都尉，吴有龙邱苌者，隐居太末，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就”。任子，《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即父职子任，如司马迁继父任太史令，苏武以父任为郎，刘向以父任为辇郎等。但这些时而有之，并非常制，不是主要的选人方法和入仕途径。

东汉时，浙江对中国教育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教育家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后汉书》卷四九有传，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祖上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侯，从元城迁到会稽。后家世败落，以农桑为业。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受业于太学，拜当时著名大儒兼史学家班彪为师。“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本传）后回到会稽教书，之后又做过郡里的功曹，因为和长官不和，辞官归家。王充擅长辩论，开始的话好像很诡异，最后却又得出实在的结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和外人接触，在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将所思所想及时记录下来，最后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现存八十四篇），二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晋人袁山松说：“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在《论衡》中，王充系统讨论了当时一系列的教育问题，对时人对圣贤之言和古人说法言听计从等提出批评，也反对只重诵读，刻板接受前人观点而不会变通的教育。张彬先生《浙江教育史》第二章第四节设专节详细全面介绍评述王充的教育思想，这里不再赘述。总之，在经过长期的本地文化浸润，以及北地文化的南迁影响之后，浙江的教育和文化事业，自王充始有了重大的进步。从东汉起，浙江的文化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二、两汉浙江的察举

在汉代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还腾不出手来进行大规模的人才选拔的制度建设。《通典·选举典》说：

汉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 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荣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称明德者，御史、中执法、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置其行、义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

惠帝四年，诏举人孝悌力田者，复其身。

刘邦和汉惠帝的选人标准或目的，是立足于国家在立祚初最缺乏的道德（即“明德”“孝悌”，主要为体现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以及休养生息所需的大量劳动力（“力田”）的基础之上。甚至汉初因为秦末连年战争，民不聊生，国库空虚，经济急待提升，景帝时还使用过纳赀，通俗说为积聚财富用卖官的方式选才：“至景帝后元二年，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赀少则不得官，朕甚愍之。减至四算得官。’”到汉武帝时，帝国终于逐步强盛，经济富足，疆域辽阔，强大的中央集权已充分建立起来了，对意识形态高度集中的要求和大量治国安邦人才的需要变得异常迫切：

汉文帝二年，诏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正朕之不逮。”（《文献通考·选举考六》）

武帝建元初，始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其理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皆罢之。（《通典·选举典》）

据《汉书·地理志》，汉因秦制，浙江分属吴地会稽郡以及丹扬（阳）郡。会稽郡地理范围包括今天浙江大部分和上海，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不含句容）以及福建大部分（东汉又于今扬州以南至杭州湾一带置吴郡）。如果说西汉时浙江还是“会稽轻悍”（《汉书·高祖本纪》），那么，东汉时期浙江文化真正初露锋芒。两汉察举也造就了历史上第一批浙江人才。清雍正十三年修《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三《选举一》列举19人;1943年浙江通志馆纂《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3册《考选谱》又考证增补11人（含汉末江东孙氏政权的选士），削去严助、朱买臣、沈丰3人;2010年浙江图书馆标点本《重修浙江通志稿》考删陆康1人。据上诸书考证，则当两汉东吴之时，浙江之士，以贤良、孝廉等举者共26人：

严助，会稽人，举贤良擢中大夫。

朱买臣，会稽人，严助荐为中大夫。

沈丰，乌程人，辟郡主簿，迁零陵太守。

（本书按：《重修浙江通志稿》附《旧<志>举正》因严助、朱买臣、沈丰三人无科目选记载，认为以上三人应删去）

全柔，钱唐人，举孝廉，奉桂阳太守。

费泛，乌程人，举孝廉，拜中郎梁相。

费凤，乌程人，举孝廉，堂邑令。

钟离意，山阴人，举孝廉，尚书仆射。

郑弘，山阴人，举孝廉，侍中大司农。

贺纯，山阴人，举贤良方正，江夏太守。

赵晔，山阴人，举有道。

韩说，山阴人，举孝廉。

（本书按：“韩说”原作“韩铣”。据《重修浙江通志稿》附《旧<志>举正》，李慈铭《绍兴府志》校记云“韩铣”当作“韩说”，见《后汉书·方术传》。并无韩铣其人。此据改）

盛宪，山阴人，举孝廉，吴郡太守。

戴就，上虞人，举孝廉。

孟尝，上虞人，举茂才，合浦太守。

朱，上虞人，举孝廉。

谢彝吾，山阴人，举有道，荆州刺史。

杨扶，乌伤（今义乌）人，交州刺史。

杨乔，乌伤人，举孝廉。

方储，富春人，举贤良方正，太常。

杨璇，乌伤人，举孝廉。（《旧<志>举正》据《后汉书》补）

张武，嘉兴人，举孝廉。（《旧<志>举正》据《后汉书》补）

沈鸾，武康人，举茂人。（《旧<志>举正》据沈约《宋书》自叙补）

沈直，武康人，举茂才。（《旧<志>举正》据沈约《宋书》自叙补）

孙权，富春人，举孝廉及茂才。（《旧<志>举正》据《三国志》补）

孙翊，孙权弟，举孝廉。（《旧<志>举正》据《三国志》补）

孙匡，孙翊弟，举孝廉及茂才。（《三国志》补）

骆俊，乌伤人，举孝廉。（《旧<志>举正》据《三国志》注引谢承《后汉书》补）

蔡敬则，瑞安人，光和间举孝廉。（《旧<志>举正》据《瑞安县志》补）

钱让，长兴人，举孝廉。（《旧<志>举正》据《钱氏家乘》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