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玻意耳的“无形的学院”》：四分五裂的西方

现代社会以一场革命开端，与这一时代的特征恰好吻合。这场革命通称宗教改革，然而，从16世纪改革开始，到一个世纪以后改革结束（是否真的结束了还是个疑问），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具备革命的特征：为实现某个信念，通过暴力造成权力和财产的易手。【3】

我们动辄把事物称作革命，已经成了习惯。一有改变我们习性的新发明或新做法出现，我们立刻惊呼“革命了！”。其实，革命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习惯和某种普遍做法，它改变的是整个文化。从16世纪的大动乱到现在，仅有后来的三场动乱也可以称之为革命。当然，历史书上把其他十几场动乱也称作革命，但那些动乱只是特别狂暴而已，其实不过是下列四大震荡中的局部性余震：16世纪的宗教革命、17世纪的君主制革命、贯穿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法国”革命，以及20世纪发生的社会性的、集体主义的“俄国”革命。

把“法国”和“俄国”打上引号表示它们只是惯常的称呼。引发革命的思想在导致战争爆发之前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造成了震荡，引起了人们的苦苦思索，而通常提及的1789年和1917年只是标志着触发事件的发生时间。在这四次革命中，从初衷得到实现到各种副作用显现出来，前后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方才尘埃落定——而它们的主导思想迄今仍在发挥作用。

一定要说是“西方”在16世纪陷入了分裂，因为在这里用“欧洲”一词是不准确的。欧洲是从绵延不断的亚洲大陆伸出来的一个半岛，被莫名其妙地称作“大陆”。16世纪的革命只波及了半岛最西端的部分地方：从德国、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向西直到大西洋。巴尔干地区属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而俄国信奉的是东正教，不是天主教。根据这个清楚的划分，西方即可称为“西欧”。

把四次革命中的第一次革命称为宗教革命也是不全面的。确实，这次革命使几百万人改变了信仰的形式和对命运的认识，但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提出了观念和信仰的多样性这两个问题，培育了一种新的国家感，提高了方言的地位，打消了西方人同宗同祖的一体感。最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通过促进向海外新世界的移民使西方和西方文明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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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10月31日，萨克森一个矿工的儿子路德（Luther，他的名字又拼写为Lhuder、Lutter或Lotharius）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堡万圣教堂的大门上。他当时绝对无意造成他所属的天主（“普世”）教会的分裂，或者把他的世界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

他张贴论文的做法并非超常之举。身为僧侣的他在新建的维腾堡大学（哈姆雷特后来在此就学）任神学教授，僧侣们常用这种方法发起辩论，类似现代人在学刊上发表争鸣性的文章。最近，一位德国学者宣称路德根本没有张贴他的论文。不管是张贴了还是没有张贴，反正他的论文迅速流传开来。他把论文誊写多份，分送给朋友，朋友们又转抄给其他人。不久，路德居然收到了从德意志南部倒流回来的印刷本，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感到不安。

这个小小的细节非常说明问题。倘若没有印刷技术的帮助，路德的改革希望很可能化为泡影，落得与此前200年的宗教改革者一样的下场。当时已通用40年的谷登堡活版印刷技术成了分裂西方的物质工具。关于这个新工艺，需要指出一点，印刷要成气候，单有印刷技术还不够，还要有优质的纸张、改良的油墨以及娴熟的工匠。这样，才可以快速、准确并大量地翻印传单，而且成本比手工抄写低廉。

许多新教徒撰写的论文穿插了由克拉纳赫、丢勒和其他著名艺术家创作的版画，以此吸引不识字的人，由他们的朋友把版画的说明念给他们听，从而扩大宣传。16世纪有关《圣经》理论的文章以及彼此攻讦的文章不再完全用拉丁文来写作，专供僧侣阅读了，已经开始使用比较流行的方言，通过新生的大众传媒手段向民众宣传推广各种思想。

据估计，到1500年，各种著作已经出版了40000多个版本，100多家印刷厂共印出900多万册书，足见“书籍”这个新工艺品的力量。在清教徒斗争期间，有些城市有6家以上的印刷厂不分昼夜地开工。每隔几小时，信差就取走油墨未干的书籍，把它们送到安全的批发点——这就是最初的地下出版业[参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让·马丁（Jean Martin）合著的《书籍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5】

倘若路德无意发动革命，那么，他的目的何在？他只是希望“发掘忏悔圣礼的真相”。他提出的问题天真但又十分及时，因为当时正风行出售赎罪券。赎罪券就像是教皇以“众圣徒积攒的功德库”作为抵押开出的有担保的支票。信众以为，买了赎罪券，持券人就有了忏悔之道，就可以缩短自己或是朋友和家人在炼狱受苦的时间。路德对于以购买赎罪券来取代真正的痛悔和竭力的苦修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教会拥有的唯一宝藏是福音。

赎罪券决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无权作此赦免；赦免罪过之权属于上帝。

教会的决定只能影响世上众生，在炼狱中不起作用；教皇为炼狱中的人所能做的只是祈祷。

基督徒只要真心悔改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与赎罪券无关，也就不需要赎罪券。

——摘自路德《九十五条论纲》

除了路德以外，还有许多人真心虔诚敬神。他们愿意真诚信教，而不是买通通向天堂之路。这些觉醒的教众采取各种不同的信仰形式，其中有一种叫作现代信仰，这个名字真是意味深长。共同生活兄弟会这类团体的成立，新的文法学校的建立，肯培的托马斯所著《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一类书籍的出版，以及普通民众的自发态度，都证明了改革先驱的努力已经开花结果。

这些改革先驱为数众多。从14世纪英国的威克利夫到15世纪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他们都做出了勇敢的尝试，要“回归初代教会”。朴实的早期基督徒的教会只是大家推选出来的管事人员。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福音书的教诲就已足够，现在仍应采取这种简朴的信仰方式。

威克利夫被后人称为“改革之晨星”。早在他之前，法国南部阿尔比镇周围的一大片地区在13世纪就完成了信仰的简化，但阿尔比派最终消亡。后来，任何鼓吹异端邪说的人都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在教会内部，虽然不断有神职人员呼吁对“教会的首脑和成员进行改革”，但是，体制的自我改革历来罕见；虽然有改革的意愿，但传统的抵抗十分顽强。【6】

在这样的背景下，路德鲜明的理论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他先把文章送交美因茨大主教，但这个粗鄙而又贪婪的年轻主教和此事利益攸关，因为他要把出售赎罪券所得收入的三分之一中饱私囊，以补偿他不久前购买主教职位的花销。路德没有得到主教的答复，于是又把文章呈交给教皇，同时继续苦苦思索。

这么多的尖帽顶

都镶着双层蕾丝边

这么多的毡帽

我此生仅见。

教诲都头头是道

布道词都所言甚善

却没有人虔诚信神

我此生仅见。

——约翰·斯克尔顿（1500年左右）

这时的路德已经34岁，不再是头脑冲动的年轻人。在过去的7年里，他担忧自己灵魂的状况，一直被痛苦甚至绝望所噬啮着。他曾经与自己的欲望以及仇恨和嫉妒的感觉苦苦抗争，但是最后失败了。这样他怎么还能指望得到拯救呢？然而有一天，一位僧侣弟兄在背诵信经，念到“我信罪得赦免”时，路德听了幡然省悟，他说：“我感到我得到了重生。”信心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降临于他。他那矛盾的自我，或者说威廉·詹姆斯所谓的“变态的灵魂”，顿时得到了神奇的治愈。这种神奇是上帝的恩赐。没有它，罪人不可能有信心，也不可能踏上得救的道路。此即新教思想之精髓，也是新教徒心路历程的实质。

路德公开他的发现之后，得到的反应热情踊跃，足以证明遭受内心折磨者大有人在。种田的农夫、自由城市里谨小慎微的商人、雄心勃勃的王公、颓败城堡里的破落骑士、圣坛前虔诚的僧侣，各类人中都有灵魂敏感的人。然而，对于自命风雅、沉迷酒色的教皇利奥十世来说，路德的感情迸发只不过是又一个小僧人在卖弄学问而已。路德的文章被转到一个神职官僚手里，这位官僚整整花了3年的时间对文章吹毛求疵，寻找里面的异端言论。

路德并没有坐等教皇的回答。对上帝恩典的感受，加上6年前作为修道会的使者去罗马时留下的记忆，使他又产生了一个简化的想法：信徒皆祭司。他绝非天主教神职人员受礼时所说的“又一个基督”，但他也不需要罗马教廷做中间人。他自己能直接靠近上帝，西方各地头重脚轻的教会体制是无用的。为了巩固这个理论，他又提出了基督徒自由的原则，即“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

信徒皆祭司，是自由的主人翁，取消教会——路德把这一主张用德意志人日常通用的语言向他们广为宣传。它当然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是，路德并不想制造无政府主义者。他还声明了自由的另一面，即“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一切人管辖”，也就是说，他服从于由王公统治的世俗社会。

这给非神职的当权者吃了定心丸，也标明了路德的道路。他无意中避开了危险的宗教先知的角色，承担起了反教权的作用。此举获得了多方支持。长期以来，攻击教皇一直是显示自己高明的一种做法，同时还用来作为一种敲诈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国王们争取到政治上的让步；另外一些人谋得主教的位置。然而，教会并未因而得到任何改革。尽管人人认为教廷必须清除滥用权力的弊病，但是，我的特权不能碰。在这一点上，人人都寸步不让。【7】

革命伊始首先明确了它的敌人：敌人不是天主教或它的教徒，而是教皇、他的下属以及他们搞的各种仪式，即敬拜神的种种烦琐手续。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中有41条遭到教皇的谴责。教皇的谕令传到维腾堡时，路德借机示威，把谕令当众付之一炬，使围观的大学生人心大快。路德还把其他的一些教皇诏书、克雷芒六世的教令、《天使大全》以及一位为教皇摇旗呐喊的同僚约翰·冯·埃克写的一些书也一起扔进了火里。他说：“焚毁坏书是一个古老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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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微波掀起巨浪，一个平常的事件居然会引发革命，这实在令人错愕不已。不论是1517年的路德，还是1789年聚集在凡尔赛宫前的人群，都没有预想到他们的行动将最终造成的结果。发动1917年革命的俄国自由派分子更是对后果始料不及。谁也没有预想到革命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破坏，谁也无法想象革命无论大小，都会煽起那么狂热的情绪和奇怪的行为。

先是有传言说某个僧侣对赎罪券提出了疑问，消息马上四下传开，迅疾异常，因为这传言与当时的形势恰好相符，同人们意识深处的某种情绪相吻合，或者说反映了当时的状态：传言可不是凭空而来——教会又在大规模出售赎罪券了。所涉及的事情和质疑者的名字引起了猜测、夸张、误解和编造，人们开始互相探问真情和这件事的含义，气氛因而紧张起来。时间感发生了变化，似乎过得快了起来，本来遥远的未来也不那么遥远了。

出于一时冲动，可能是为了打破紧张气氛，有人在教堂里大声喧哗，用石块砸破玻璃窗，因而挑起了一场殴斗。事情就这样在维腾堡开始了。这显然不是一般的闹事。有人站出来高谈阔论，或是呼吁人群保持冷静，或是鼓动大家采取行动，不要袖手旁观。随着更多消息的传播，形形色色的人都卷了进去。对这打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事务，有赞颂的，有谴责的，众说纷纭。这事务到底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它包括：热血沸腾的青年人满怀希望地追求思想的新动向，痞子趁机聚众闹事，心怀不满的人发泄积怨。幻想狂、疯子、罪犯纷纷出动，趁火打劫。

礼仪和习俗被砸烂，污言秽语和公开的侮辱变得司空见惯。混乱之中，建筑物表面被涂写得乱七八糟，神像被毁坏，商店遭到抢劫。各种传单在兴奋和愤怒的人们中间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阅着，围绕着本已过时的一些话题又开始了尖锐的辩论：自由恋爱、教士结婚、僧侣破戒、共产共妻、立即一举清除一切罪恶和腐朽——创造一个崭新的人间天堂。【8】

不朽的上帝！一个伟大的世纪在我的眼前开始了！

多么希望青春能重返！

——伊拉斯谟致纪尧姆·布德（1517年）

生在那个黎明是何等幸福，青春是美妙的天堂。

——华兹华斯纪念法国大革命的诗句（1805年）

一个奇妙的现象发生了，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老百姓学会了他们原来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词汇和概念，像知识分子一样展开讨论，而知识分子则把他们通常关心的题目——艺术、哲学、学术研究——抛在脑后，因为革命的思想是唯一扣人心弦的主题。富人和“头脑清楚”的人出于恐惧而团结起来捍卫他们的财产和习俗，但是，该怎么办则意见不一。而且，许多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居然“站到了错误的一边”。权贵们密切观察，时而设法趁乱取利。舆论领导人力图把一些流行的想法综合起来，形成人们为之奋斗的一种立场。他们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或是安抚民众让他们放心，或是鼓动他们勇敢大胆。

辩论愈演愈烈。各种党派逐渐形成，它们自立名号，或被别人轻蔑地加上绰号。朋友反目，夫妻成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人被指控为“叛徒”，事实上也的确有人改换门庭。当局不知所措，教会的领导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希望这场动乱最终会像过去所有的运动一样烟消云散。但是，权力和财产的转手却无可阻挡，这就是革命的象征，是它最终确定了革命的思想。

亨利八世打着改革和道义的旗号，公开没收了英国大小修道院的财产，因此而臭名昭著。但是，在16世纪，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外，政府没收教会财产的事件屡见不鲜。在转手的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每过几年都要签订新的条约，有的是确认没收的行为，有的是推翻先前的决定。在旁观者看来，事态的发展如奔腾的洪水，而对局内人来说，它却是个周而复始的大旋涡。

革命给人带来的大致就是这种“感觉”。每次革命的成果和流血的程度不同，但它们的动机基本上由同样的因素组成：希望、野心、贪婪、恐惧、欲望、嫉妒、对秩序和艺术的仇恨、狂热、英勇的献身精神以及对破坏的痴迷。

时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路德的思想广为传播的时候，正值亨利八世请求教皇宣告他的婚姻无效之际，因为他真心认为，他得不到男性后嗣是因为他和凯瑟琳王后的婚姻是乱伦。这位国王曾经撰文攻击路德，为此，教皇封他为“基督教的捍卫者”。但现在捍卫者不得不与教皇决裂，因为，凯瑟琳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姨妈，查理五世根本不会允许离婚，所以，教皇也不敢准许离婚。在这场闹剧中，一个新的英国国教诞生了，它的最高领导不是僧侣，而是国王，并从此永远独立于罗马教廷。【9】

当爱使一个君主领悟智慧

博林的双眼放出福音的光辉

（博林即安妮·博林）。

——《沉浮之乐》，摘自格雷的《墓园挽歌》，讲亨利八世的困境

事实上，国王的行动是为了保护他本人和王室的权力。尽管他没有改变神学教义，但他对教会土地的没收等于是朝着下一场革命默默地迈出了一步（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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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想，为什么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没有听从教皇的要求去惩罚路德和他那些追随者呢？为了诱使腓特烈服从这个要求，教皇还奉送了“金玫瑰”这个崇高的荣誉。腓特烈创建了维腾堡大学，并安排了学校的人员编制，因此，他既是路德的君主，又是路德的雇主。他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热衷于收藏圣人遗物。据说他共收藏了8000多件圣物，包括耶稣摇篮里的干草。但是，他终其一生一直在保护这位焚烧教皇敕书的僧侣教授。

从诸如此类抵触教皇的迹象中，可以察觉到世俗统治者对宗教统治者的反感，地方当局对中央当局的敌对，以及德意志人民族感的加强，这造成了对“外来”要求的不耐烦。在与教皇和罗马教廷的冲突中，一些人自然而然会感到“那些意大利人”在干预“我们的事务”。其他人可以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找到民族自豪感——尽管当时日耳曼民族并不存在。在塔西佗笔下，罗马既腐朽又卑贱，而各个日耳曼部落则具有高尚的道德和自由。萨克森的腓特烈不一定会同意这种站不住脚的对比，但是个人的情感驱使他去保护路德：梵蒂冈的官员要对他心爱的大学里的教员兴师问罪，这是对他的冒犯。

当时宗教分裂还不成气候，教皇的要务仍然是打击异端。他争取到了刚刚当上罗马帝国皇帝、年少气盛的查理五世的支持。查理五世同意等帝国议会，即著名的沃尔姆斯议会，下一次开会时审判维腾堡那个捣乱分子。审判者软硬兼施，第一天，被告曾现出刹那的软弱，但第二天即表现得英勇不屈——简直像悲剧情节的转折。腓特烈担心路德有性命之虞，于是派人把他劫走，藏在一座城堡里，这座城堡就是现在成了旅游胜地的瓦特堡。【10】

路德逃过一劫以及他的理论得到传播全靠世俗力量在多地同时给予的支持。一个革命思想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不相关的利益”的强有力支持，而唯有军事力量能保证这一思想不被消灭。

在瓦特堡，尽管魔鬼派出的群鸦乱噪，多方捣乱，路德还是把《新约》翻译成了德文，并且选择了绝大多数人都懂的一种方言。如果大家都能看懂福音的话，就会明白他的意见是正确的。福音派信徒（Evangelical）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它比新教徒的名称老得多，也一直比新教徒一词更常用。新教徒（Protestant）的名称事出偶然，来源是一些代表抗议（protest）可能和天主教徒签署的一项协议。

路德虽然由于这意外的原因得以享受安息，但他仍然不断地向德意志人论述有关宗教、道德、政治和社会的重要问题。他为朋友们撰写的小册子和书籍以及致友人的信函被朋友“转印”出来，他还洋洋洒洒地撰写了大量的《圣经》评注、训诫和颂词。教徒把他的拉丁文著作翻译成德文，德文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为把一个问题推广到全国范围而发起如此紧锣密鼓的宣传，这是史无前例的。反对派也进行反攻，大学里出现了两派对峙，这些事件又被写成文章。向基督徒宣传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是良好社会的文章铺天盖地。这种现象350年后才告一段落。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起码在英国）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

这场战争在20世纪末又重新打响。宗教极端主义者是路德的唯《圣经》主义者在20世纪的翻版（>40、261）。像450年前一样，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派，仅在法国就有172个，其中大多数是基督教教派。这种寻找信仰的新浪潮所带来的结果与当初一样，不过今天的骚动不如16世纪时的宣传鼓动那么彻底。人们要求全面回归宗教早期的状态，高呼原始主义的主题——回归到根本！当人们认为繁复的累赘已经埋没了一个体制原来宗旨的时候，当所有要求改革的理论都陷于失败的时候，他们中间最有思想、最活跃的人便会希望从“文明中解脱出来”。毋庸赘言，路德提出的“基督徒自由”也为现代的解放这一突出的主题打响了第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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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到底要把教会中“自上而下各个阶层”里的哪些东西清除掉呢？首先是众所周知的“腐败现象”——富有的修道院里贪婪的僧侣、尸位素餐的主教、纳妾的神父等等。道德沦丧的现象下面隐藏着更深刻的问题：各种神职人员的作用名存实亡。布道者不能给人以教诲，因为自己就愚昧不明；僧侣不是以自己的虔诚去拯救世界，而是成了游手好闲的牟利者；主教不关心教众的灵魂，而是热衷于搞政治、做生意。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少数虔诚的学者，他们的行为证明美德是有可能获得的。但是，一般来说，主教往往只是一个12岁的男孩，他有权有势的父母早早地为他的锦绣前程打定了基础。所以，整个体制已经烂透。尽管人们对此反复痛陈，但是，这个庞大的腐朽体制仍岿然不动。当人们把无益和荒谬的东西当作正常的东西来接受时，一个文化就衰落了。衰落一词并不是贬义词，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形容词。在一个衰落了的文化中，最能发挥才能的主要是讽刺家。15世纪初这种人大有人在，其中一位伟大的讽刺家是——【11】

伊拉斯谟

在丢勒为他所绘的一幅著名肖像画中，他的眼睑谦逊地、若有所思地稍稍下垂，面部线条柔和，神色安详。后来的书中常常把他描写为一个谨慎、中庸、在斗争中妥协的学究。路德是个硬汉，而伊拉斯谟是个学究，所以反抗的成果归功于硬汉。

这样的结论大错特错。实际上，伊拉斯谟是位果敢独立的斗士，和路德一样脾气火暴，假如火暴脾气能算是革命者的一种美德的话。早在路德的思想还没有形成之前，伊拉斯谟就已经在积极地推动他的事业了。伊拉斯谟比路德更有学问，更加机智风趣，有着另一种不同的文学才能。他从一开始就抨击僧侣，揭露圣人，并宣告：“几乎所有基督徒都因为盲从和愚昧而成为可悲的奴隶。”

他本人由于监护人的意思而违心地穿上了僧袍。尽管他父亲没有抛弃他，但他是私生子，所以被修道誓约给束缚住了。他对于神职生涯不感兴趣，正如路德和加尔文，那两人开始时都是选择法律作为专业。他侥幸得到了一位友善的主教的特别照顾，被永久免除了在职坐班的责任——这是神职人员责任松懈的又一表现。这样，这位年轻僧侣才过上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生活（74>）。【12】

他精通希腊文，这在当时是鲜见的一大才能，因而受到好学的王公们的特别青睐。在时事的所有问题上，开明人士把他视为预言家。教皇向他请教，而且要封他为主教，还（两次）要把他封为红衣主教。大学聘他担任教职，亨利八世企图把他留在自己的宫廷，查理五世采纳他的建议，路德请求得到他的支持，但遭到拒绝后耿耿于怀。尽管伊拉斯谟有时受到如此的重视，但也有的时候遭到僧侣们一致的高声怒骂。当罗马的政策发生动摇的时候，教皇对他发出谴责。在革命之前和革命期间，辩论大多以通信的方式进行，朋友们若是不同意他信中的观点，便对他不理不睬。从他的信所引起的反应中，伊拉斯谟正确地断定，他的力量来自笔杆，而不是头衔或党派活动。

空气柔和甘甜。人民通情达理，聪明敏锐。不少人很有学问。他们熟谙经典，所以我不去意大利并不是损失。英国的女孩美似天仙，她们还有一个习俗值得大力推崇：你不管到哪儿，所有的女孩子都要亲吻你。迎接你的时候，她们亲吻你；与你告别的时候，她们还亲吻你；当你返回的时候，她们又亲吻你。一旦你尝过那温软的香唇，你就再也离不开那个地方了。

——伊拉斯谟论英国（1497年）

伊拉斯谟曾经欢迎过福音主义运动，还通过编辑《新约》的希腊文版本和撰写通俗文章出过力。他是第一位以写作谋生的人文主义者，可见他的影响之大。继他之后，再无一人能像他一样对同时代人的思想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甚至连伏尔泰和萧伯纳都望尘莫及。因为到了他们的时代，新教由于把僧侣和文人分为两大不同的社会团体，因而切断了思想家和大多数人民之间的联系。伊拉斯谟受过不少严厉的指责，但从来没有人说他“曲高和寡”。他若活在今天，情况可就不同了。

在很大程度上，代沟是造成意见分歧的原因。由于伊拉斯谟比路德年长近20岁，因此他不可能成为福音主义者。他是忠实的基督徒，但是他的信仰不是来自激情。同样，作为学者，他读《圣经》时有自己特殊的方法。他相信《圣经》的启示，而不是里面所有的格言和故事，因为其中有许多是诗意性的陈述、寓言和比喻。当他在古代经典著作中读到虔诚得近似于基督徒的人物时，忍不住半开玩笑地说：“苏格拉底圣人啊，为我们祈祷吧！”

在路德看来，这是轻浮的亵渎行为。福音主义者鄙视人文主义者，尽管一些人文主义者早已摒弃了新教所攻击的宗教中的迷信成分。当伊拉斯谟拒绝接受路德否认自由意志的观点时，他们便彻底决裂了。伊拉斯谟被认定是无神论者。在宗教党派性强的人眼里，不信我的信仰就是无神论者。

伊拉斯谟还是个幽默家，认真的人会觉得这种人在大事上不严肃。但是伊拉斯谟非常严肃地批驳了路德的理论，即大多数人将注定永远受罚，只有少数人会得救，得救的原因不是他们一生行为无瑕，而是无法解释的上帝的恩典。如今人们说到上帝的恩典，只是运气好坏的意思。然而，当约翰·布拉德福德[1]看到一个罪犯被押往断头台而感叹道“约翰·布拉德福德能活着全托了上帝的福”的时候，他却从内心认定，上帝从赋予他和那个罪犯的生命的一开始就已决定了他们的结局。这就是预定论。这个信仰至今还很有市场，而且不仅局限于新教徒和信仰宗教的人（29>）。【13】

路德把这个奥秘视作基督教的核心，认为它给人带来“安慰”，而伊拉斯谟认为这个理论不合理，所以拒绝接受。他认为人的意志可以自由地在善与恶、智与愚之间进行选择，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看到这种自由意志的相互作用。他就此写了一篇讽刺性文章。这篇题为“对话集”的文章大受欢迎，以普通人之间对话的方式反映了他们遇到的琐碎问题，如士兵复员后遇到的困难、夫妻之间的口角、炼金术士的魔法、德意志客栈与法国客栈相比之下的糟糕服务。

伊拉斯谟虽然常常手头拮据，病痛缠身，但他热爱旅行，享受生活，喜欢到巴黎、牛津以及（晚年时）巴塞尔和博学的朋友们尽情倾谈。他最喜欢的出版商就在巴塞尔。[参阅安东尼·弗罗德（Anthony Froude）所著《伊拉斯谟的生平和通信》（Life and Letters of Erasmus）。]

伊拉斯谟在《愚人颂》这部伟大的著作中总结了他的生活观。他的朋友小霍尔拜因非常喜欢这本书，为书画了钢笔画插图，现代版的《愚人颂》中还常常翻印这些插图。书的标题顾名思义，说明各行各业的人常常不顾常理，偏爱做愚蠢的事。他们，尤其是那些极其愚蠢的人，其行为败坏了愚人的名声。愚人至少是诚实的、不做作的，永远以真面貌示人。愚人的父亲是主宰一切的财富之神普路托斯。（那些把目前的“物质主义文化”当作是我们时代首创的人士，请注意了。）愚人得出的结论是：总的来说，人越疯狂，越幸福。

——我跟你说：我去过孔波斯特拉的圣詹姆斯大教堂。

——是出于好奇吗？

——不是，是为了宗教的原因。我的岳母曾经发誓，倘若她的女儿生了男孩，孩子活下来了，我这个做女婿的就会亲自到圣詹姆斯大教堂去谢恩。

——你有没有代表自己和你的岳母表达敬意呢？

——我代表全家向他谢恩了。

——你得到了什么答复呢？

——什么也没有。我把礼物递交上去之后，他似乎微笑了一下，还好像对我微微点了点头。

——无论是待客还是在送子方面，他都是最圣明的圣人。

——伊拉斯谟《对话集》

在作者笔下，这个有趣的矛盾扩展开来，囊括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百态。情节自然流畅，毫不牵强。遗憾的是，书的后半部分尽管笔锋犀利，却完全放弃了“讲故事”，变为直接攻击神职人员和社会上其他的腐败现象。生动的现实未变，但是政治激情压过了艺术。早在路德对教廷，甚至对他自己的灵魂产生怀疑之前，伊拉斯谟已经对教会发起了口诛笔伐。《愚人颂》比《九十五条论纲》早出版了整整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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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路德和他的追随者对教会发起围剿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或者根本未顾及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暴力的发生。但是，双方头脑清醒的人都曾努力寻求妥协，伊拉斯谟式的观点并没有因路德思想的崛起而销声匿迹。许多主教和大主教都渴望改革，他们发现新教的理想也符合他们的愿望。而对于一些新教徒来说，只要教会清除腐败和“迷信”，他们也愿意接受妥协。在路德与罗马天主教会公开决裂之后，路德的年轻门生和发言人梅兰希顿起草了一份旨在实现妥协，团结教会的声明，但双方都拒绝接受。然而，最明智的一些人，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内，都憎恶内战，当一位侍臣对查理说到“人头落地”的时候，他回答说：“不，亲爱的大人，不要提人头。”选帝侯腓特烈说：“夺走生命容易，但谁能让死人复生呢？”【14】

高层神职人员中也有人在争取和解。孔塔里尼大主教一生努力纠正教会的弊病，希望重新赢得路德派的信心。他对此直言不讳，甚至被怀疑是秘密的新教徒。但是，他在故乡威尼斯是杰出的外交家、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在查理的宫廷里，他总是很受欢迎；他的地位未遭动摇，但他始终未能召回路德派那些离群之羊。

一个新领会的思想能使人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在大学和修道院这些安全的地方，有人鼓吹动武，许多非神职人员对此毫不犹豫。他们引用路德的话说：“人必须为真理而战。”当财产受到威胁，或者面临被新教徒没收的危险的时候，武装冲突就在所难免。布道坛、教堂、其他的宗教设施、官方设施以及特权也都将随之转手，而且不止一次地转手。当地人的情绪加上他们的力量将决定谁是新的主人。

由于偶然的原因，查理五世皇帝没有迅速出兵支援信仰天主教的王公镇压革命。他当时正在另一条战线上作战，在应付另一种更加岌岌可危的形势。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拿下了巴尔干，在经验老到的海盗的帮助下，他们的海军占领了地中海。维也纳这个西方的门户因而永远不得安宁。查理五世一方面被迫在北非和中欧作战，同时还要捍卫他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的领地，抵抗法国人和异教徒的进攻。因此，他根本无力在战场上一举击败新教徒的起义。

当独立而穷困落魄的皇家骑士企图趁乱收复他们的财产时，内战爆发了。他们的头领葛兹·封·贝利欣根成了日耳曼民族英雄，后来歌德在一部剧中对他进行了热情的颂扬。骑士们被击败了，但是他们中间一个叫乌尔里希·冯·胡滕的人写了一篇题为“蒙昧者书简”的讽刺作品，对僧侣极尽仇恨、嘲弄和侮辱之能事。僧侣们勃然大怒，战争的狂热因此而成燎原之势。【15】

在骑士起义爆发的两年后，农民也举起了义旗，而且他们造反的理由比骑士充足得多。路德马上赞同了农民的12条要求，其中一条是让他们自己选举牧师。其他几条请求减轻王公对他们的无情剥削。他们的请求被驳回后，由托马斯·闵采尔挑头，几千人揭竿而起，大肆烧杀抢掠。路德改变了立场，对那些人进行痛斥辱骂，要求王公剿灭他们。最后，有30000户人家遭到屠杀或流放。

闵采尔赢得了农民的忠诚，因为他宣扬人生来平等，并应永远平等。这个概念并不现实，但是它激起了人们多大的向往啊！福音书的简明、自立、不受当局限制的信仰——这就是原始主义——在当时广泛流传。1543年在明斯特，一个被称为莱顿的约翰的裁缝创立了再洗礼教派，带领追随者建立起一个理想王国。他们横行地方，欺凌百姓，也打着平等的口号，但是他们的平等是约翰统治之下的平等，而约翰是独裁者，自己妻妾成群。这个王国满足了西方人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个梦想，即共产共妻。

有趣的是，在民主德国受苏联控制时期，闵采尔被奉为英雄。《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也这样称呼他。莱顿的约翰可以说，他实行共产是受《新约》的启示，娶妻纳妾是学《旧约》的榜样。他只统治了一年就被推翻了，根据当时的做法，他被用最残忍的方式处死。后来，在1849年，梅耶贝尔以他的统治为素材写了一部场面宏大的歌剧《先知》。

17世纪中叶以前，暴力事件在欧洲司空见惯。暴乱、战斗、封锁、屠城、火刑、自我流亡以求保命，这类事情接连不断。在德意志各邦国，信奉天主教的诸侯和信仰新教的王公各自结为松散多变的联盟。他们彼此征战，停停打打，战争延续了23年。荷兰的战争没有拖这么久，瑞士各州的战事也没有持续很长。瑞士的战争起源于乌尔利希·茨温利的思想，这位干练的领袖把神学理论与经济改革相结合，挑起的革命最终使他自己丧身其中。在法国，这一世纪的后30年内爆发了8次内战，此外还有其他的袭击、刺杀和大屠杀事件，其中包括著名的圣巴托罗缪惨案。为派别狂热所驱动的英国内战要等到下一个世纪才发生（263>）。路德以他一贯的坦诚承认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伊拉斯谟始终是改革派，直到不久以前，他倡导的精神都是占上风的。在他以后的几百年里，大多数基督徒信仰中那种刻板、神秘、自我折磨和帮派的色彩逐渐淡化了。占主导地位的教会慢慢学会了容忍，采纳了行善的社会福音，也不再认为日益增加的非宗教的知识与《圣经》相冲突了。有意思的是，宗教派系的主要发起人本身绝非思想狭隘的人，这个人就是——【16】

安特卫普，1581年5月2日

8天以前，士兵和加尔文分子把比利时所有教堂和修道院里的绘画和神坛都砸毁了，僧侣和将近500名天主教徒被驱逐出去，有些甚至被囚禁，布鲁塞尔的天主教信仰算是完了。

安特卫普，1581年5月6日

雕塑、鸣钟、铜器、圣人的石雕、蜡烛和其他一些教堂的用品装满了四艘船。它们将被运往纳尔瓦和莫斯科，寄卖人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富格尔简报》

路德

一些人云亦云的人以为路德是个农民，粗陋、莽勇，对持反对意见的人恶语相向——有些人可能会说他是个“典型的德意志人”。的确，路德自己曾说过，他愤怒的时候表现得最有力。他故意与世俗唱反调，经常强调自己的农民出身，其实他是个手艺人的儿子。他需要有这种内在的不断刺激，说明他的个性比传说中的复杂得多。

他的成就使他跻身于恺撒、克伦威尔、拿破仑、俾斯麦这些伟人之行列，他们都是伟大的反抗者，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和这些伟人一样，路德的想象力和感性意识是他思想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是忽略这些因素，就无法完全理解他。路德为自己的灵魂担忧，这不仅反映了他的自我意识，还反映了他的想象力；他的好战也不应掩盖他感情的热烈和多才多艺。侥幸的是，他留下了应该像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一样受欢迎的《桌边谈话录》一书，使我们能全面地认识他。[由史密斯编辑的是一个较好的版本。]

同罗马决裂以后，他的家成了学生招待所。传教士、信徒、学者、难民——多数为年轻人——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不速之客享受他的款待，利用他的好客之情。在位于他原来的修道院一翼的黑色回廊底层的大桌子旁，他就教义、时事以及人和生活高谈阔论。家里有这么多吃白食的人大吃大喝，使他常常手头窘迫，妻子凯蒂对此怨气冲天。每当这时候，他便去打零工，干一些体力活挣几个现钱，要不就卖掉个银酒杯。他身边的八个随从并不白吃饭，他们在两个秘书的协助下，记录“博士”的谈话并互相核对笔记。他们的记录使我们得以对当时热血青年的思想和争论的内容有所了解。

改革者中，唯有路德在智力上和伊拉斯谟旗鼓相当。尽管他十分谦卑，但他很可能会说：“上帝少不了智者的帮助。”在日常生活方面，他表现出来的完全是理智和柔情。他娶了一位相貌平平的修女，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出于良知，因为她由于追随他的理论而无家可归。他逐渐开始珍惜她忠诚的帮助，后来真心爱上了她。友谊对他来说是神圣的。在他50岁那年——当时已经算是晚年——他先后失去了许多朋友，这使他悲痛欲绝。他的密友豪斯曼去世时，他一连痛哭了两天。【17】

言语温和的梅兰希顿很早就追随路德，他比路德小14岁。路德对他视若己出，关怀备至，同时又推崇有加，敬为师长。路德说：“他言辞精炼，能说服别人，指导别人。而我喋喋不休，言辞浮华。”他还说，梅兰希顿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而他自己的拉丁文词汇有限，行文粗陋。但是，梅兰希顿写的小册子却言辞尖刻。这位年轻的人文主义者说：“我喜欢像男孩子一样打架。”当然，他在论战中用的是成人的词汇。他反犹太人的言论完全是谩骂。在16世纪和以后的200年里，侮辱作为哲理辩论中的一种修辞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严肃的弥尔顿、理性时代的人以及研究济慈和雪莱的学者常常采用这个方式。路德最客气的骂人话是把他死对头埃克（Eck）博士叫作盖克（Geck）博士（即鹅博士）。但是，路德对于德意志人的粗鄙痛心疾首，称之为Grobiana，这是他根据德文的grob自造的伪拉丁词，意思是“粗陋、粗野、粗鲁”。造成这种粗鄙的原因常常是酗酒，路德把这种行为痛骂为“肮脏下流的罪恶”。

然而，路德并不是假正经，他对性这一问题的见解反映了人之常情。他深知性的威力，他曾经睡在石板上面，以折磨自己的办法来压抑性欲，结果性欲反而有增无减。他曾经说过，“粉腮玉腿”的旖念驱使年轻人去订婚。“年轻时候的爱情是热烈的、令人陶醉的，会驱使人盲目行事。”所以，迫使年轻人出家禁欲是残酷的。即使在婚后，保持忠贞也绝非易事。对那些屈从于上帝赋予的繁衍后代本能的人不应该严惩。

他的坚强盟友、黑森的菲利普大公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出了个难题。已婚的菲利普希望再娶一个妻子。他现在的妻子不中他的意，而他又坚决不赞成养情妇。路德当然希望能拯救这位忠诚的新教徒，使他不至于出轨。于是，他从《旧约》记载的那些祖先的事迹中找到了重婚的充分根据。他把《旧约》引文告诉菲利普的同时这样警告他：“请便吧，但不要声张。”但是，这种事是瞒不住人的。新教徒对他的罪恶大加谴责，天主教徒则抓到了一个很好的把柄。

即使如此，谁都不能指责说路德向大人物低头。他（以及后来的加尔文和诺克斯）同王公和王妃说话时就像教训顽童那样。显然，革命并没有阻止人扮演神父的角色——路德不就是因为他的道德权威而被称为“父”的吗？路德把他的主要保护人腓特烈视为密友，批评他的过失时直言不讳，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面，都是通过腓特烈的管家打交道。【18】

不管怎么说，路德是一个有势力的党派的领袖。有人称他为新教的教皇，一切问题都要得到他的裁决。他把这看成是可怕的琐事。他说，王公们，包括他自己，“是背着包袱，受到诱惑的众神，而老百姓福气好，没有诱惑”。他钦佩他的政敌查理五世能默默地、稳稳当当地承担着痛苦的责任。在整整28年里，除了撰写大量的论文、《圣经》评注、翻译和以上提到的通信之外，路德每个礼拜天都做三到四场布道。他著作汇编的标准英文版有55卷[2]。难怪他把一切财务和家事都推给了凯蒂。

他喜欢观赏大自然，以此来调剂繁重的案头工作。他酷爱生灵，算得上是自然主义者。他还会吹长笛、弹吉他、作曲和配词。他创作了40多首赞美诗，包括绝妙的《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与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的赞美诗所起的作用可以与他的著作相媲美。的确，对路德来说，音乐的地位“仅次于理论。魔鬼仇恨音乐，因为音乐赶走了诱惑和邪念”。在他理想中的学校里，不会唱歌的人是不准执教的，“我也不会准许他布道”。

路德在狂热的工作期间有时会发作严重的抑郁症，他还遭受着病痛（结石）的折磨，此外还有信仰所要求的自我约束。他必须迫使自己开阔的胸怀和思想服从《圣经》里的要求。他每年把《圣经》通读两遍，认为它至善至美，但他得出结论说“如果人只依靠理性，是无法同意《圣经》里的说法的”。《圣经》充满了奥秘，“只有傻子才会企图做出解释”。所以，基督教布道既艰巨又危险。“早知如此，我决不会做教士。”

重新发现福音书重要性的路德如此坦白，这是他和其他信徒之间的一大区别。很难想象加尔文和诺克斯会承认这一点。这使他和伊拉斯谟的观点更为接近，虽然他自己对此并无意识。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他不是“先知”。他没有听到“召唤”，他甚至不认为自己“被开释了”，即得救了。但他是在为上帝做事，有时不惜违逆自己的本意。“我杀害了农民。他们的死都算在我的头上；可这是主的命令。”他厌恶自己早期的一些著作。为了和不可见的世界沟通，他不断与魔鬼进行辩论，他认定应该把女巫立即处死，以防更大的祸害发生。对此，执法者不应该感到不安。“想一想慈悲的上帝说这话的时候是多么严厉：‘咒骂父母的人应处死。’”【19】

我完全不了解这可恶的病。我想它首先是老年人体弱的表现；其次，它是我长期劳累和思想紧张的结果；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撒旦对我的打击。倘若确实如此，那么，我的病就无药可医了。

——路德（1543年）

※

路德令人不快的这一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旦刻板的唯《圣经》主义站住了脚，任何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残酷行为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依据，虽然正如路德所说，《旧约》和《新约》一个严厉，一个慈悲，互不相容。就像后来的那类要求绝对服从的非宗教意识形态一样，全看从哪个部分断章取义。在新教革命中，《旧约》或《新约》各自主宰了某一代人、某一个地方、某一位领袖。有时人们也对二者同时遵守，但行动中自相矛盾。圣书的解释者一会儿像耶稣那样悲悯宽恕，一会儿又像耶和华那样无情惩罚。对于那些有怜悯心的人来说，虔诚要求他们为服从正义而牺牲自然的情感；惩罚别人尽管使他们于心不忍，但借用天主教的用语说，它是一种“德行”。

路德要坚决惩罚的是犯罪分子和与魔鬼为伍的人。他认为其余的人不应因为他们的见解而受罚，像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实施的那样。路德看到梅兰希顿研究占星术，不断地预测罗马帝国皇帝的死期，这是崇拜偶像的行为，他说：“星座和我们毫无关系。”但是，占星术家和炼金术士不应该被惩罚，甚至不应该被骚扰。宣扬日心说的哥白尼是大傻瓜，他的观点完全是疯话——不用理会他。像伊拉斯谟那样的人文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到时候自有报应。对于“不可挽救的大事”，不值得动怒。

路德有很强的幽默感，不因为人有弱点而烦恼。（在这一点上，他和伊拉斯谟一样，与所有其他的改革派不同。）他知道自己也有同样的弱点。按照福音的教诲，他认为忏悔的罪人比自以为是的人更可敬。事实上，他好几次贬斥“一味的好人”。这种信仰与道德行为对峙的现象在西方文化中屡次出现，后来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及其价值观”的轻蔑。与过失和犯罪相比，体面显得呆板而又懦弱。在一次准备宣讲以醉酒著名的挪亚的布道词时，路德这种观点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头一天晚上，他在撰写布道词的时候，“笑着喝了一大口啤酒”。【20】

不过路德也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圣经》是真正信仰的唯一向导，里面每一个字都是“珍果”，意思明了，不得引申解释它的寓意，否则便成了无神论者。路德讥讽那些对《圣经》含义做引申解释的人说：“我自己就能给他们写寓言。”与此同时，像路德这样聪明和诚实的人不可能对圣书中许多矛盾之处视而不见。当他以《旧约》为依据，建议黑森的菲利普重婚并对此保密的时候，他内心一定十分痛苦，因为他知道他所敬爱的使徒圣约翰和圣保罗绝对不会准许这样做。他不得不把《雅各书》贬为“稻草做的福音”，因为它宣传行善就能保证信仰的真诚。

直到晚年，像他早年在修道院的时候一样，他都承认情感和信仰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交战。他最宠爱的女儿死了以后，他呼喊道：“亲爱的莉娜，你是好了。我精神上为你快乐，肉体却难忍悲伤。”他的不快乐逐年增加——对新教教义的背叛，他影响力的减弱，各处贪婪现象的加剧（“王公们就是牟利者”），世界“对福音不感恩”，土耳其人“百战百胜”，皇帝不断打败新教盟军，等等。简而言之，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开始瓦解。世界的末日一定快来临了。有人看见了幻象，说天上出现了血、人影和燃烧着的十字架。恐怕尾声已到，世界就要完了。

路德在他的“论纲”登出不到30年后，于1546年溘然长逝。一年之后，维腾堡遭到围剿，萨克森选帝侯被捕，财产全部没收。路德发动的革命失败的命运就此注定。又经过了8年的斗争，才缔结了和平条约。条约承认了新教的独立，但只能是集体的独立。任何一个王公（和城镇）都可以选择新教或天主教，而臣民必须服从王公的选择，也可以自己离开；反抗者的唯一选择就是自我流放。最后一条暗示了，而且是部分地实现了个人主义。革命虽然没有在整个西方取得普遍的成果，但它已是既成事实，使西方生活的众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注释

[1]布拉德福德是英国的宗教改革者，因其改革主张被关进伦敦塔，1555年7月1日遭火刑处死。这句话是他被囚禁在伦敦塔时所说。——译者注。

[2]2009年，《路德全集》魏玛版历经126年编辑完成，尽可能齐全地搜集了路德著作的手稿和早期印刷版本，共123卷，分为著作、《圣经》注释、书信与桌边谈话四个部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