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思孟学派：子思，强调中庸
思孟学派是子思和孟轲共同形成的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儒家学派，对于该派的特点，《非十二子》中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荀子的这段话描述了思孟学派的特点：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了解纲领实质，但又表现出一副自大而见识多广的样子，他们按照古代的传闻，编出一种叫五行的新学说，这种学说不合礼法，内容晦涩难以理解，但这些人却毕恭毕敬地说这才是先君子的言论。该学派由子思倡导，孟轲应和，世上的俗儒人云亦云，不知其错，反而接受了他们的学说，认为这是孔子和子弓的正传，于是很看重这些言论。荀子批评说，这正是子思和孟子的错误所在。
荀子没有说他批评的五行具体指哪五行，章太炎和侯外庐认为这五行指金、木、水、火、土，郭沫若认为是指仁、义、礼、智、诚，谭介甫认为五行就是后世的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1973年，马王堆帛书《五行》出土，庞朴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帛书《五行》就是久佚的思孟学派著作，由此证明了荀子所批的思孟五行乃是指仁、义、礼、智、圣。荀子为什么要批判思孟学派的五行说呢？庞朴的解释是：“荀子批评思孟将这些范畴从‘往旧’的道德、政治以至认识论的诸范畴中摘取出来，不顾‘类’之不同，并列而谓之‘五行’，赋予它们以‘幽隐’的内容，构筑它们成‘闭约’的体系”（庞朴《思孟五行新考》）。有人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读，比如廖名春在《思孟五行说新解》中称：“荀子所批判的思孟五行并不是单纯指仁义礼智圣本身，而是指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行出于人性的性善说。”
因为思孟学派本持性善说，而荀子反对这种观点，所以对五行说提出了批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时儒家已分为八个大门派，相互之间都在标榜自己得孔子真传，以此诋毁对方不是真传。荀子的这段话也表达了这种倾向，他对该派批评如此严重，恰好说明了思孟学派在当时儒家各派中有着较大影响力。
当然荀子批判的不只是思孟学派，此篇名为《非十二子》，证明了他以其中十二子为非，但是《韩诗外传》卷四中所录“十二子”却没有子思和孟子。宋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提出：“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
清儒谢墉在《荀子校释》、王先谦在《荀子集解》中引他人之说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子思、孟子乃后人附益，现代学者王蘧常在《诸子学派要诠》中反对王应麟等人的观点，当代学者则大多认为《非十二子》中的所载无误，因为《韩非子·显学》中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可见当时已经有了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但是这里所说的子思和孟氏究竟为何人，后世也有不同见解。
首先是因为先秦人物中名叫“子思”的不止一位，孔子弟子原宪字子思，《论语》中多载有他的事迹。孔子弟子燕伋也字子思，孔子之孙孔伋同样字子思，荀子所说的子思究竟是指哪一位呢？
马宗霍在《中国经学史》中认为应当是原宪：“若子思，则《群辅录》谓其‘居环堵之室，荜门圭窦，瓮牖绳枢，并日而食，以道自居’，是盖指原宪也。宪亦字子思，司马迁以原宪、季次并称，谓‘死而已四百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则八儒之子思，其为原宪无疑。伋乃孔子之孙，行辈不相接。”马宗霍的依据是原宪十分贫穷，《群辅录》和《孔子家语》所载相类似，但问题是《盐铁论·贫富》中亦载：“原宪、孔伋，当世被饥寒之患，颜回屡空于穷巷。当此之时，迫于窟穴，拘于缊袍，虽欲假财信奸佞，亦不能也。”这里说原宪和孔伋都很贫穷，所以说以贫穷来判断荀子所说的子思就是原宪，不是必然性依据，故马宗霍的证据不足以否定“孔伋说”。为此，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荀子所说的子思指的是孔伋。《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在儒家道统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韩愈《原道》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这段话中没有提到子思，按照韩愈的说法，似乎孟子直接孔子，但实际上两人之间隔着几代，孟轲不可能见过孔子。为此，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补充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
韩愈称孟轲是子思的弟子，子思是曾子的弟子，曾子是孔子的弟子，经过这样的递传，就说明孟子乃是得孔子正传。韩愈的弟子李翱也持这种说法，在《复性书》中称：“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
李翱继续梳理、增补儒家道统，他首先认为子思得其祖孔子正传，写出《中庸》四十七篇，而后将该书传给孟子，孟子又将《中庸》传给了他的门人公孙丑、万章等人。由此说明《中庸》一书在儒学道统中的重要传承地位。到了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解》中也强调了《中庸》的传承及该书的重要价值：“《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
孔子的儿子孔鲤在五十岁时先孔子而逝，那时子思尚年幼，于是有几年子思跟随祖父孔子生活学习，大概在子思十几岁时，孔子去世了，子思又问学于曾子，子思是否拜曾子为师，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大多数人认为曾子是子思的老师。章太炎在《征信论》中对曾子与子思的师徒关系提出了质疑，钱穆后来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也支持章太炎的观点。
但是孟子说过这样一句话：“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此语似乎说明了曾子与子思是师徒关系，故后世大多认可这种关系。
儒家经典《中庸》被视为子思的作品，东汉郑玄说：“《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圣祖之德。”（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礼记目录》）
关于《中庸》的篇目问题，司马迁和郑玄都未曾提及，此事最早见载于《孔丛子·居卫》：“子思既免，曰：‘文王厄于牖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然而《孔丛子》一书素来被视为伪书，故所载的史料不被学者所重，但蒙文通在《古学甄微》中却认为：“《孔丛子》述子思言行，每与他书征《子思子》者相合，明有所据。”
关于《孔丛子》一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题为孔鲋撰，孔鲋为孔子的八世孙。《孔丛子》记述了孔子、孔伋、六世孙孔穿、七世孙孔谦、八世孙孔鲋的嘉言懿行，其内容应当有所本，因此不能将书中的内容全部否定。
《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颜师古在注中说：“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颜师古的意思是《中庸说》不是对礼经的发挥，而是对《中庸》的解说。可见《中庸说》乃是今日所知最早的解说《中庸》的著作。
在唐代之前，虽然有学者研究过《中庸》，但没有对它引起高度重视。到唐代，李翱对《中庸》推崇备至，由此引起了宋儒的重视。周敦颐在《通书》中对《中庸》中的“诚”多有发挥，后来朱熹把《中庸》从《礼记》中抽了出来，对《中庸》进行详细解说，成《中庸章句》，而后将其与《大学章句》《论语章句》《孟子章句》共同组成《四书章句》，从此使得《中庸》成为诸子之后几百年士子科考的必读书。
在宋代以前，学者们基本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子思，至宋代时，渐渐兴起疑古之风，首先是欧阳修，他在《问进士策》中认为《中庸》“其说有异乎圣人者”，而后引用了《论语·为政》中的所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欧阳修说孔子从十五岁就有志于学，而后十年一个台阶来做知识积淀，孔子是圣人，依然需要通过学习才能有所成，但是《中庸》却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欧阳修对这句话的解读是：“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谓学而知之者，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
欧阳修认为孔子主张学而知之，《中庸》却主张不学而知之，子思是孔子的嫡孙，他怎么能表达与孔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所以欧阳修推论《中庸》的作者不是子思。此后宋人叶适、陈善以及清人袁枚、崔述均持这种观点，崔述《洙泗考信余录》还在语言风格上做了对比：“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崔述又接着比较了《论语》《孟子》《中庸》在行文上的差异：“《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
尽管学界有着这样的怀疑，但有人认为《中庸》中至少有部分内容出自子思，宋人王柏在《古中庸跋》中提到他在《汉书·艺文志》里看到的《中庸说》两篇，他猛然觉得此书中著录的《中庸说》很可能就是《中庸》，认为后世所看到的《中庸》其实是古本《中庸》和《中庸说》的杂糅本，这是戴圣将两书混在了一起。王柏的意思是说，今日所见《中庸》至少有一部分出自子思之手。日本学者武内义雄也持类似观点，他在《子思子考》中说：“余推测《中庸》之首章与下半，乃韩非、始皇之倾，是子思学派之人所敷演之部分，非子思原始的部分。”
武内义雄甚至分析出了其中的哪一部分出自子思：“《中庸》此等部分，恐即由《中庸说》所搀入者。从而《中庸》之原始的部分，想是由第二章‘仲尼曰’起，至第十九章为止。”
子思的《中庸》基本秉持孔子的观点，比如，《中庸》第四章云：“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根据此观点，《中庸》总结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以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等观点，以此来说明何为中庸。中庸重在“用中”。《中庸》引孔子言：“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这就是最恰当的状态。
子思的中庸也有与孔子观念不完全符合的地方，比如《中庸》载：“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这已经有了“遁世”倾向，与孔子的进取精神不相符。
《中庸》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诚”。《中庸》第二十章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此章内容在《孟子·离娄上》也有载，应是《孟子》本自《中庸》。《中庸》用“诚”把天道和人道联系了起来，同时也对两者做出了区分，“诚”又分为“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第一次将“诚”提高到了儒家道统体系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