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理论与英美文学研究
泰门的交换
——《〈雅典的泰门〉中的慈善和性交易》[2]一文评述[3]
（四川外国语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重庆400031）胡鹏
1 引言
马林（E.S.Mallin）首先提到了一位叫珀西·罗斯（Percy Ross，1916-2001）的人，他在多家美国报纸上连续17年撰写了名为“万分感谢”（Thanks a Million）的联合专栏。罗斯本身也是一位富有的慈善家，他会给那些写信寻求帮助的人提供建议乃至金钱。但他的某些做法则让人感觉不到慷慨和宽宏，一则讣告非常恰当地描绘出其慈善的行为：“罗斯常亲自散发200或300美元的支票帮助别人用来修理漏水的屋顶、更换假肢或给那些因内衣磨损而羞愧的年老妇女用来买新的女士内衣……但是他会直言不讳地拒绝那些付房租、医药费、水电费或信用卡欠账的要求，因为他认为欠债人应该自行偿还债务。”（Oliver，2001）他喜欢在开车途中抛洒大把金钱，看人们追逐拾取。罗斯的慈善行为是有益的，但同时也是有局限的、自夸式的，因此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慈善家典型，这恰好与莎士比亚和米德尔顿笔下令人难以理解的主角雅典人泰门极为相似。和泰门一样，罗斯的慈善是为了其自我满足的复杂心态，他渴望帮助别人，且希望借此被人注目。罗斯逝世的时候已散尽家财，他和泰门一样最后都身无长物。由此马林希望在这篇文章中探讨有关慈善的行为和体验的某些方面，特别是通过《雅典的泰门》中慈善的复杂意义来探讨莎士比亚与米德尔顿促使我们思考的地方，即赠予行为如何变得让人无法承受并带来严重后果。剧中故事的起因异常简单：泰门对朋友和谄媚者随意馈赠，对钱财毫无概念；当泰门需要自行偿还债务时，曾从他那里得到钱财的人都拒绝帮忙。泰门与罗斯不同之处在于，这位希腊贵族的慷慨只面向那些他知道的人，但两人的故事都说明了慈善并不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甚至在某些例子中根本就得不到益处（Mallin，2018：75-76）。
在有关慈善并非有益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中看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合流。在右翼观点中，那些身体健康却依赖政府公共救济的穷人是不值得帮助的，必然的结论就是慈善仅仅鼓励了那些不事生产的行为。虽然目的不同，“左”翼的政治观点似乎同样破坏了慈善与救济意义的内在性。比如齐泽克（SlavojŽižek）就提到慈善“不是一种解决方法：反而会加剧困境。正确的目标应该是在贫困消失/没有贫困这一基础上尝试重建社会”（Žižek，2009）。莎士比亚与米德尔顿并未达到这一深度，但是他们对传统的、个人的慈善和救济之批判却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他们的观点也可被视为一种开明的、保守的和关乎社会正义的视角：给予者的动机值得怀疑；接受者的不实程度和他们需求的多寡都可以忽略不计；社会的借贷、赞助、债务对受压迫的市民而言是危险的。（Mallin，2018：76）
2 反常的泰门
马林指出，《雅典的泰门》呈现的赠予行为并不规范，它包含了名义上为慈善家的主人公的反常模式（Mallin，2018：76）。正如西奥多·雷恩旺德（Theodore Leinwand）指出的那样，这部戏剧很难被视作有关慷慨或节俭的简单故事，实际上更是反映了早期现代英国的历史状况，即贵族背负债务之“无法避免的必然性”（Leinwand，1999：37）。我们在戏剧开场就能发现泰门的债务问题完全是其自作自受，而他的慈善与救济行为颇为怪异。正如很多批评家指出的那样，他的慈善行为异常慷慨，但却是以傲慢、高高在上的姿态所进行的单方面施舍。他想象中的礼物交换完全是单向而非循环的。实际上泰门对“朋友”施舍似的行为并非是我们认知中的慈善。他的赠予的对象并不是那些穷困或绝望的人：诗人、画家、珠宝匠、商人都在他“身上咬一口”；他为被监禁的熟人支付担保金，为仆人提供昂贵的彩礼，甚至向性情乖僻的哲学家艾帕曼特斯提出：“倘然你不是这样乖僻，我也会给你好处的”（1.2.238-239）[4]，泰门对贵族丙的评论更是体现出他的慷慨只面向那些他关注的人或知名人士。似乎泰门并不在乎普通需求（如职业、阶级与出身问题等带来的不幸）、私人的一次性需求与习惯性的招摇撞骗有什么不同。
进一步而言，泰门在给予中得到的快感是个体的、私人的：这与性行为极为相似，都假设两方获得了同时的满足。然而这种性欲似的施与受的赠送模式逐渐崩溃了，我们看到泰门站在了受赠的一方，乃至于拒绝所有的感谢，好像忘记了自己才是施予者：
泰门排斥感谢，好像如果从赠予者手中接受礼物将会增加自己的焦虑，导致加倍地回赠，暴露出其类似于慈善的不理智、无法控制的病态心理（Nuttall，1989：68）。比如剧中路歇斯赠给他四匹马，“乳白的骏马，鞍辔完全是银的”（1.2.181），泰门高兴地接受了。但当他听说路库勒斯送来了两对猎犬时，要仆人“把猎犬收下了，用一份厚礼答谢他”（1.2.188-189），因此管家烦恼着“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1.2.189）
正如马塞尔·莫斯和其他学者长久以来的研究指出的那样，慈善的馈赠是可以操控的、竞争的甚至虚伪的（Mauss，1967）。即便馈赠是自愿而真诚的，礼物依然带有互惠互助的某种预期；这种期待本身就隐藏着残酷的阴谋陷阱。马林进一步分析指出，泰门的愤怒是由于礼物赠予交换过程中他人的慷慨所引起的。泰门拒绝他人的馈赠，但当他需要时却无人回应，让他悔不当初。泰门的反应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1.具有回避商业紧急情况的理想主义倾向；2.为了权势而隐藏了夸富似的欲望；3.有着精神性欲上的困难或障碍；4.希望逃避公民权利和义务；5.或是认识到社会交往是建立在债务的不间断循环往复上，因此反其道而行之（Mallin，2018：79）；泰门的心态在该剧的材料来源与戏剧中都是未解之谜，但伴随着防御式孤立行为的是他对异化特权的挑衅态度。斯科特（William O.Scott）就指出：“对泰门而言，考验朋友的戏剧性讽刺结果让他震惊，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创造出的结果，也证明了他为自己设定的超然地位。”斯科特坚持认为“（泰门）将自己的慷慨强加于人以此激起他们的尴尬和忘恩负义”（Scott，1984：294），这种结果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泰门的本意，但他总是与人保持隔离状态，因此泰门在戏剧一开场实际上就已经自我流放了。
因此马林认为《雅典的泰门》揭示出慈善的“负面意义”，从自己的慷慨之举中获得的自我满足感并不会让世界更美好，反而会带来更多伤害。但是戏剧中的慈善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它更接近一种理想的、完美易懂的赠予模式：这就是雅典战地娼妓菲莉妮娅、提曼德拉的工作和行为（Mallin，2018：79）。
3 正常的泰门
倘若我们误解了泰门的意图和社交能力，那么我们再尝试将他当作“正常人”来分析（尽管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极端，然而还是正常的）。泰门的挥霍式赠予表现出一种普通的、平凡而无法抗拒的利他主义倾向，是“共产主义的底线”（Graeber，2011：98-101）。特别是当我们拥有相应资源时，帮助需要的人就成了普通的行为，那么当某人在急需帮助而被拒绝之后相伴的就是退缩和愤怒。在戏剧最后两场中，泰门所感受到的就是这些刺激力量的汇流和堆积，因此他大发雷霆，甚至继续大肆辱骂、挥霍金子（Burke，2007：102）。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泰门依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我放纵。
这就是剧中作为娼妓的菲莉妮娅与提曼德拉在具备传统妓女形象特点的同时还隐含重要意义的原因。贫困潦倒的主人公泰门在野外挖树根就食而发现金子之后，她们仅仅出现了25行，金子的出现似乎不是为泰门准备而是为她们准备的。我们看到泰门在发现金子后试图再次掩埋：“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common whore of mankind），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我倒要让你去施展一下你的神通”（4.3.42-45）。我们不知道泰门所指为何，因为金子与土块同时出现在这段话中，因此两种材料都可能是“人尽可夫的娼妇”，但此处的隐喻却让人疑惑。娼妓通常不会像泥土或黄金那样被拥有或交易，而且金子也并非“普通”之物。如果泰门这里提到的是土块及其用途（特别是葬礼用）的话，那么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他要以此来辱骂，也不知道为何会将泥土与性、妓女相关联。相较之下，如果是肥沃的土地因其草木茂盛而惹恼了泰门，则泥土的“娼妇”之名似乎更不妥当：因为娼妓一般与生育小孩无关。此处娼妇最为合理的解释是金子或（含有金子的）“矿石”（ore）（也是whore的同音异形字）。因此马林认为，泰门的“人尽可夫的娼妇”应该是指珍贵的、稀少的、装饰性的、闪闪发光的；或者朴素的、不名一文的、染色的、无光泽的。可见泰门并不知道娼妓的意义，以及这个词的价值（Mallin，2018：81）。
在马林看来这部戏剧整体都在制造有问题的“娼妓”效价：不只存在于上文选段，而是贯穿全剧始终。作为人物与结构的“性交易”随处可见，其普通的形式就是雅典城中付费制的商业。除了艾帕曼特斯之外，泰门所有的朋友都在出卖自己、出售忠诚，为了物质利益展示他们的社交能力、逢场作戏，正如凯·斯丹顿（Kay Stanton）指出，“卖淫是一种主题式隐喻”，“在《雅典的泰门》中达到顶峰”（Stanton，2014：55）。雅典人将友谊或爱情当作货币，从而抛弃了真诚朋友应相互依赖这一公认更为高尚的契约。而阿谀奉承者，成了空虚与伪善的典范：他们是典型的娼妓（Mallin，2018：81）。
从交易的另一方看来，泰门以性交易模式来建立与他人的关系，他的行为就像那些从崇拜与激情的演出中获得愉悦的付费观众一样。实际上正是他聚集了放荡、堕落的爱：我们在第一幕第二场中看到宴会上出现的扮演丘匹德的舞者与奉承者，其言行举止比往常更讨好，更虚伪。而且我们注意到剧中插入了人们行为的介绍：众贵族起身离席，向泰门备献殷勤；每人各择舞女一人共舞，高音笛奏闹乐一二曲；（1.2.141）正如泰门告诉阿玛宗女战士舞者的：“各位美人，你们替我们添加了不少兴致，我们今天的欢娱，因为有了你们而格外美丽热烈了（entertain’d me with mine own device）。”（1.2.142-146）他并非说舞者表演了他所写的剧本，实际上是在表达舞者们仿佛读懂了他的心声，讨好并补充了泰门的自我观念。
泰门对于菲莉妮娅与提曼德拉后来的到访是有所预期的，此时泰门的情况已发生无可逆转的改变。我们看到他对她们的谩骂，她们先是生气继而反唇相讥，再后来（得到泰门的金子后）眼中只有金子，几乎没理会他的诅咒和需求。而且泰门称呼出提曼德拉的名字Timandra，听起来就像他自己名字Timon的女性化名一样，他给提曼德拉的建议似乎也是自己的经验之谈：“做你一辈子的婊子去吧；玩弄你的那些人并不真心爱你。”（4.3.84）因此在马林看来，尽管娼妓们出现在剧中的分量不多，但却处于显著的、特殊的位置。雅典城中曾经的名人泰门在面前的女人身上立刻感受到某种无法表达的恶意，对他而言，她们展示出他以前最好的冲动中最糟糕的因素，触动着他脆弱的心灵：他将她们视为贪婪的、携带病菌的容器，渴望爱情却只是不断被利用和抛弃，因此他恶毒地抨击她们。但是泰门和读者并不会认为娼妓具现了他自己的问题。实际上菲莉妮娅与提曼德拉是抽象的、缥缈的角色，我们对她们知之甚少。
在马林看来，与泰门这个自以为是的富人的慈善行为相比，反而是性交易包含了更多的慷慨和自我牺牲（Mallin，2018：85）。并非是菲莉妮娅与提曼德拉出卖肉体的营生惹恼了泰门。更准确地说，是她们互惠的交易理念、性的自我体验及其特殊意义强烈地刺激了泰门。剧中的娼妓是不受威胁、公平交换的形象，是在私密领域人与人之间契约等效的具体化。这至少对泰门而言非常重要，因此他的话是对她们所从事生意的直接反应，即对以报偿（quid pro quo）为名的性交易大发雷霆。在泰门还腰缠万贯时，泰门不计回报，拒绝回礼是因为他发现相互的赠礼从本质上讲是有问题的。而在离开城市后，他却用金子以“交易”的名义坚持要求娼妓去传播疾病，显然这是对交换的误解。
泰门被自己在交换领域中的经历腐蚀了灵魂：他从钱财中获得的爱根本不算爱。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这些爱也不是从钱财中获得的，因为他挥霍的金钱是靠借贷而来的，正如他的管家说道：“他所答应人家的，远超过他自己的资力，因此他口头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笔负债。他是这样的慷慨，他现在送给人家的礼物，都是他出了利息向人借贷来的。”（1.2.195-198）泰门不仅让朋友成了娼妓，甚至把自己卖给朋友，出卖自己的感情，但他同时也偷取了用以获得爱的钱财。
那么娼妓怎么能代表慈善的呢？这听起来似乎很反常，特别是如果我们假设她们是交易和契约的对象。在马林看来，事实是钱财无法补偿她们所给予的东西。无论服务与报酬是否匹配，可以肯定的是她们的“礼物”显然无法估算和用以比较，这不像泰门，他有管家记账，甚至自己有时也会担忧财产的数额（Mallin，2018：86）。的确，我们很难找到性、身体激情等的替代品，它们很多时候无法用钱衡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称性欲是“一种感官的愉悦”，“但不仅如此，其中也包含心灵的愉悦：它将两种欲望合一，既有取悦也有被取悦的快感，不是感官的，而是心理的快乐”。（Blackburn，2004：87）
马林进一步指出，有两种反对霍布斯观点的理由：首先，他将性欲的过程浪漫化以对比真实的无爱的性行为；其次，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与历史无关的有关娼妓生意的观点，这会让早期现代无相关（指性交易）经验的剧场观众信以为真。这些担忧有其正确性，但仅仅把妓女的营生看作冰冷的生意，或像泰门那样着力贬斥其为传播疾病、妨碍社会的行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蔑视娼妓时，我们必须贬低性服务者，同时误解了在亲密关系上的慈善捐助（Mallin，2018：87）。
斯丹顿在梳理莎士比亚笔下娼妓的地位和理念时提醒我们注意娼妓营生的内在本质。古代巴比伦文化中认为娼妓是具有赋予生命能力的神选之人，而通过性获得神性的愉悦被认为理所当然。曾有观念认为女人是“护士和神圣的性治疗师”，由此性交易也就具备了魔法救赎力量的可能性（Stanton，2014：60）。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妓女在艾西巴第斯营地出现，并非出于自愿或受到人道的对待，而是军事行动后被关押在此，以确保军人的性暴力行为不会威胁到营地的安定，但剧中角色的只言片语并未透露出这段隐藏的历史。在马林看来，泰门自我流放后遇到的妓女菲莉妮娅与提曼德拉只是众多娼妓中比较突出的两人，她们是古希腊时期的名妓，且有众多故事流传于世（Mallin，2018：88）。
倘若剧中所有角色的行为都像妓女一样平庸而令人讨厌，那么艾西巴第斯的情妇为了可耻的收入而提供无诚意的服务，正说明了她们娼妓的身份。她们的慷慨大度与出场重新塑造了泰门有关社会交往和报偿关系的观点，因为这就是她们的德行，也是她们职业的概括和实质（Mallin，2018：89）。
4 慈善与性交易
与娼妓恰恰相反，泰门发现自己在破产后被债主要求补偿是无可争辩的。他早前对礼物交换的拒绝（即不接受回馈的赠礼）导致了最终一无所有。莱恩旺德就称赞泰门“可怕的正直”，他“清除雅典城中无法避免的借贷关系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他不求回报的礼物赠予和慈善行为是自我解脱的一种形式和姿态（Mallin，2018：90）。
因此慈善就成了泰门的支柱和武器。对他而言，赠予礼物乃是一种畸形的性欲。即便慈善的效果消失了，但性欲仍在，揭露出其有关身体与性想法的赤裸和丑恶。在他毁灭性的想象中滥交遍地，正如他回望城墙时期待女性性犯罪与社会失序：“让我回头瞧瞧你。城啊，你包藏着如许的豺狼，快快陆沉吧，不要再替雅典做藩篱！已婚的妇人们，淫荡起来吧！……娇嫩的处女变成人尽可夫的娼妓，当着你们父母的面跟别人通奸吧！……婢女们，睡到你们主人的床上去吧；你们的主妇已经做卖淫妇去了！”（4.1.1-13）而在用黄金引诱娼妓的场景中，泰门颠倒的言语表明，实际上他拥有欲望，但他无法以简单易行、正确的方式处理欲望。
进一步而言，娼妓职业的概念已经渗入到泰门的精神之中，我们看到他呼唤和制造疾病就像在自我仇视、自我诅咒一样。泰门逐渐模糊地认识到，自己在内心自慰以获得满足感，他期待着其他人在遇到菲莉妮娅与提曼德拉时遭遇实践和伦理的障碍，即阳痿、性病和道德上的谴责。妓女们知道她们的交易内容，也明白接下来该做什么，而泰门有关性交的诅咒则指向了女人们出场后凸显的他明显的性无能。因此他资助娼妓去实施破坏计划，敦促她们成为更加活跃、卖力的淫乱之人（Mallin，2018：91）。他告诉她们：“想要劝你们改邪归正，你们就得施展你们的狐媚伎俩引诱他，使他在欲火里丧身（Be strong in whore, allure him, burn him up）。”（4.3.143）尽管泰门的想象让人心惊胆战，但他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性交易中的力量、危险和魅力，就像他自己会拥有这种力量一样。泰门诅咒着妓女们不得好死，但提曼德拉却愉快地回答：“宽宏慷慨的泰门，再给我们一些金子吧。”（4.3.169）至关重要的是，泰门告诉她们只有实现他的目标，他才会给更多：“你们先去多卖几次淫，多害几个人；回头来我还有金子给你们（More whore, more mischief first；I have given you earnest）。”（4.3.170）
马林提醒我们注意此处的“earnest”一词，它指的是“让契约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必须遵守”的“保证金”。泰门认为他的订金已然兑付，因此她们必须达成暗中的契约，即用专业的行为（指卖淫并传播性病）抵偿支付的款项，他的话无疑也是提醒即将离开的妓女牢记他们之间的协议。在马林眼中，泰门不可思议地体现了社会生活中慈善赠予的一般经验、真象乃至实质：他所赠予的远远不够且总是遭受猜疑、怨恨、期待乃至最终只能获得不愉快的自我满足（Mallin，2018：92-93）。因此第四幕最后的场景中，泰门劝告自己忠诚的管家，要：“痛恨所有的人，咒诅所有的人，不要对任何人发慈悲心。”（4.3.531）
而泰门的诅咒给人们带来了持久的、更广泛的好处——拯救雅典，带来性欲快乐，而这则成为戏剧中频繁交易涉及的复杂的快乐。马林认为娼妓这一传统上被抨击、被谴责的目标群体，反而给人们带来了愉悦。但若要从整体上看娼妓的功用，我们则需要考虑她们所提供慈善的特殊讽刺意义。肯·杰克逊（Ken Jackson）就指出，《泰门》“将基督教信仰推倒到宗教激情从而强调了基督精神”，这一解读是基于德里达有关给予精神礼物的“他者”阐释，这种礼物外在于交换、义务或报偿系统。但杰克逊也指出这种礼物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可能的捐赠在真实效用上都是我们熟知的经济功能，即在债务、偿还等经济建筑之内起作用（Jackson，2001：36-39）。因此他总结道，“真实或原始的礼物——作为拟像的反面——是不可能出现在莎士比亚严谨而知性的戏剧中的。如果泰门在追寻礼物，那么他必须避免交易和交换”（Jackson，2001：54）。实际上这段论述的逻辑在以其他方式进行：杰克逊所言的避免交易或互换互惠，正是泰门的常态，他必须追寻理想的礼物，而纯粹的礼物只存在于神性或精神上的互换。但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表明泰门是在追求这种礼物。《泰门》中“对循环交换经济的批判”流露出对理想化礼物的评估和看法。在剧中理想的、不可能存在的礼物的破绽在于，它假设在交换结构下，慈善的完美性会消解崩塌，而现实却是走向了反面（Mallin，2018：95）。
在马林眼中，性交易之所以成了近乎完美的慈善形式，是因为它没有暗示或让等级制度成为必要，没有道德上的亏欠以及爱的假设条件等等：它因自我限制而成为最高礼物，没有无限的主题也不会让希望破灭（Mallin，2018：96）。泰门似乎在告诉提曼德拉真相：“把你玩弄的那些人并不真心爱你”，但需要指出的是性交易并不需要爱的情感，而只是身体的使用，付钱以得到难以捉摸的交易礼物（elusive transactional gift）。里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指出，“也许从根本讲，指责性行为成了一种权力的斗争，它已经将性堕落成一种关系”（Bersani，1987：218）。他的话很好地解释了泰门眼中娼妓的自由：她们完全排除了一直困扰泰门这位希腊贵族的有关义务、期待、失望等的抗争。
5 结论及评述
在最后一个部分中，马林指出泰门利用了莫斯的建议：“人类演化过程中有着智慧的准则运行，我们需要采纳它们作为行动的原则。我们要突破自身，将赠予的责任视为自由，因为这样才没有风险。”（Mauss，1967：69）剧中的关系模式是与慈善的潜文本一致的，这是一种关于交换，关于赠予和获得的理想，是泰门心中无意识但在其满足欲望的奇怪方式中表现出的理想。马林进一步指出，泰门最终屈服于娼妓的协商模式，要求她们以性行为交换他的金子，这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接受性交易的力量。典型的体现是他在告别艾西巴第斯时说：“走开，把你这两条小猎狗带了去。”（4.3.176-177）马林认为将女人比作狗意味着泰门要长期退出上流社会，但同时也意味着泰门对士兵或其他人的爱远远赶不上他对娼妓的爱，因此狗的话语比喻代表着一种感谢与承认（Mallin，2018：97-98），而剧中礼物的模式问题在于服务与付费的极端不平衡，泰门显然就是典型，在他有钱时所提供的礼物远远超过所获得的，而在落魄时向妓女所提出的交易内容（让整个城市染病之类的）则又远远超过了他所提供的金子。最后马林详细梳理了whore的词源和意义，发现其中charity与whore, whoredom等等都含有相同的词源kā-，因此他总结认为了解了娼妓就明白了慈善本身，因为它们都拥有爱的精髓与起源之意（Mallin，2018：10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马林在文章中的结合点是关于娼妓与慈善的类同，特别是性行为与礼物交换行为的类似上，同时作者也结合了有关礼物的观念，实际上“礼物”并不是简单的物质性的物，而是在“礼物之成其为礼物”的事件中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神人关系、物我关系、社会交往关系和文化象征关系。我们看到剧中泰门的悲剧完全在于其对于礼物交换的误解，在读者看来，其类似于慈善家的慷慨大度的行为却是有限的，甚至是由于本身的心理问题所造就的，部分来讲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塑造公众声望和影响这一心理，显然这是一种自我放纵的姿态。马林很巧妙地关注到剧中的两个特殊形象，即菲莉妮娅、提曼德拉两位妓女。失去一切的泰门无意中挖到了金子，并以此为饵，让她们在雅典城中传播疾病以满足其报复心理。在马林的分析中，妓女的营生与剧中主人公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泰门的交易心理随着整部剧的发展而变化。但是马林没有注意到的是剧中人物的身份问题，作为贵族的泰门当然要顾及自己的脸面，于是打肿脸充胖子。因为在莎士比亚时代，所有的贵族几乎都背负沉重的债务，而且常常是相互拆借，所以贵族的债务也在市面上循环流通，这样的财务状况已是当时社会的常态。而妓女性交易也未必就如马林所言有着其他所谓“高尚的慈善”意义，这一点上作者略微极端。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剧中的核心在于交换，不管是前期泰门与众人的物质—精神交换，还是后来泰门要求妓女的金钱—身体交换，交换的不对等才是整部悲剧的根源所在。不可否认的是，马林的分析从另一角度为我们展开剧中的矛盾冲突，对于我们理解剧中的情节发展和人物设置有着积极意义，也为我们在文学史娼妓形象的深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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