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统帅力

在其大部分历史中，拜占庭人并非以名将辈出著称—毕竟，他们也遭受了许多失利（参见第一章）。他们突出的是综合统帅能力，凭此才能蒙受挫败，依旧力挽狂澜。虽然拜占庭并无与西点（West Point）类似的军校（军人们可在此学习军事科学，汲取他人的教训），但和多数邻居不同，拜占庭人会记载战争科学方面的思想。帝国漫长历史中的确存在许多例外，不过指挥官常为具备一定军事素养的职业战士。考虑到托付给他们的人力、物力的高昂价值，他们自然会被高标准严要求。

当一种军事惯例、战争文化发展了超过千年，归纳它就必须谨慎小心。最基本的领导力意味着对战略、战术的领悟，以及权衡利弊得失与勇气的结合。维盖提乌斯（Vegetius，4—5世纪）的著作(1)或摩里士皇帝的《战略》（Strategikon）均未详细讨论一名将领的品质，不过书中呈现出的那些必要的学识和个性表明了除个人勇武之外，对后勤学的掌握也十分关键。对军队状态、士气的清晰把握十分重要。利奥六世（Leo Ⅵ，886—912年在位）皇帝《战术》一书中列举的将领特质绝大部分都不会令现代读者感到陌生。一位指挥官应当拥有自制力，庄重，清醒并且清廉。此外，他还应具备聪慧头脑，年龄适中。身体强健及耐受力也是被看重的。他必须能够赢得部下的尊重，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对当今读者而言，令人更为讶异的则是对其宗教虔诚与子女情况的特别要求：利奥认为拥有子女的男人更有干劲，同时也更青睐出身贵族而非寒门之人。i

以上特质被认为是成为“将军”(2)（希腊人称strategos，复数形式strategoi）或其他次级指挥官的关键。我们手中的史料很少谈及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在战场上的作用，遑论类似今日军士（NCO）或其他扮演关键角色的低阶人士了。对专业素养和军事操练的强调令战士们具备战术上的才能和灵活性，不过下级军人似乎缺乏主动性。这里并没有拜占庭的“长征”(3)——一支军队失去了领袖仍能杀出血路，亦无拜占庭“士兵战役”—部队脱离指挥仍取得胜利。失去坐镇指挥的将领或皇帝往往意味着战败、溃散。这种印象部分要归于我们手中资料的性质—其作者突出了自身所属精英阶层人物的事迹与英雄气概。军队在核心层面依旧保持了专业性（虽然这一点上，黑暗时代的军区部队存在争议），因此，拜占庭军队临阵折将后无力重振旗鼓，便不能归咎于军队的组织。就中世纪而言，拜占庭的军官制度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先进性（参见第三章）。既然下级军官似乎主要依靠经验、战功来赢得晋升，那么对战场危机看似缺乏应变恐怕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

社会影响清晰地塑造了战士们的态度与反应。人与人并不平等，一名穷苦的新兵—甚或最优秀的低阶战士—也无法和出身名门的将领相比。人的出身、财富、社会地位给予精英的不仅是飞黄腾达的门径，还包括生活上方方面面的优越感。世人皆有角色，尽管并非所有贵族都曾实现丰功伟绩，但这种预期有助于解释在随后失利的混乱中，为何军中低阶战士没有夺过将旗，重整溃兵，反败为胜—即使这番英雄壮举是完全可能的。诚然，部分普通士兵的确也晋升高位，但拜占庭社会依旧是高度阶级固化的。许多早期拜占庭时期的将领都来自精英阶层，而到了拜占庭帝国中后期，大部分高级军官则属于盘根错节的军事贵族。当然，这样的人士不乏亮点。例如，达米安·达拉瑟诺斯（Damian Dalassenos，去世于998年）便是许多优秀并且后来子承父业的指挥官之一，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帝国官场和重臣所熟知，在获取高级指挥权方面有着近水楼台的便利。ii不过，要想赢得皇帝宠信、维持指挥权，战绩与地位同样关键；尽管拜占庭也出现过一批拙劣的将领，其无能导致了灾难，但总体而言，在帝国存续期间，军队得到了妥善的领导。

虽然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并且正如手册和史实展现的那样，拜占庭士兵通常能够积极支援战友以及执行复杂的战场战术，但没有迹象表明拜占庭人鼓励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从古代到中世纪的战争，下级军官重整军队或取代阵亡的上级指挥的情况极其罕见。帝国在其漫长历史中面对的是咄咄逼人、诡计多端的敌人。游牧的草原勇士，诸如匈人、阿瓦尔人、库曼人（Cumans）以其机动性、战术和武备挑战着这支最老练的军队。弓骑兵集攻击力、射程、机动性于一身，并且融合了古老的草原战争谋略，对拜占庭军队而言，可谓兵凶战危。拜占庭将领深谙胜负只在一线之间；一股显然已经战败的敌人可以迅速重组并对追击中陷于混乱或驻足搜刮尸体上战利品的军队发起反扑。对纪律性的强调以及遵守章程的需求令下层战士的主动性变得显然不合时宜。无论胜败，作为士兵的个人主义会妨碍部队的凝聚力，并让战友身处险境。

当我们了解了对普通军人的期待后，领袖及其部属的角色便更加清晰了。拜占庭人和其他前工业时代的人一样，热衷于预兆。任何努力的最终结果均归于上帝。战役不过体现了上帝的旨意：士兵死战因为职责如此，其勇武和技艺未必对战局产生决定作用。当然这有些简单化，然而，拜占庭文化中的这种宿命论在军事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指挥官可见的才能、虔诚和健康构成了军队士气的主要部分。维盖提乌斯写道，战前远离阵线的将领对军队的信心会造成重创。iii917年，利奥·福卡斯无人的坐骑从阵中跑过时，军队误以为主将殒命，引发了恐慌。iv大战之前往往会浮现上帝眷顾或不悦的征兆，预示了最终的战果，而将领的英勇事迹则成为重要的精神上的“标记”。623—624年间，当希拉克略在萨罗斯河(4)（Saros River）桥上击倒魁梧的波斯战士时，这激起了军队获胜的信念，并非因为皇帝清空了桥梁，而是因为它在精神层面大大鼓舞了部下的信心。v

因此，领导力源自高层；将领被认为既是士兵们的上级，又是一名出众的战士，还具备一层精神上的“光环”。通常，他会较绝大多数部下更精通战略、战术。基本上，将军和他的高级军官幕僚团构成了军队的神经中枢。指挥权属于那些严格执行军纪并拥有权威的将帅；在帝国历史中的战役里，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士兵们易于陷入混乱，而通讯亦不可靠（发送信号仰仗信使、旗帜和乐器）。最优秀的军队也是笨拙的，一旦战端开启，指挥与控制几乎荡然无存。如果一名将领倒下或失去联系，既然他身边的精锐已经阵亡或逃离，指挥、控制的丧失便会很快出现。相反，在那些旷日持久的鏖战中，如果指挥官尚存，拜占庭军队也能表现出自己的韧性，例如971年的杜罗斯托鲁姆战役，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确实存在下层中缺乏领导却最终成事的例外，尤其是在早期。低级军官于军事危机中攫取控制权的最佳范例恐怕当属福卡斯(5)了，据说他只是菲利皮科斯（Philippikos）将军麾下一支塔格玛(6)（tagma，编制约300人）中一名卑微的百夫长(7)（kentarchos）。面对因欠饷、恶劣服役条件引发的兵变，菲利皮科斯无力平息士兵的怒火，逃离了军营。出身贫寒的百夫长福卡斯此刻获得了权力，被军队举在一面盾牌上拥立为帝。福卡斯率领叛军挺进君士坦丁堡，最终夺取了城市，杀死了摩里士皇帝。除了军事动乱的特殊时期，上述“以下克上”的夺权几乎是不存在的。

作战领导能力通常依靠经验积累。6世纪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8)（Prokopios）记载道，许多领袖都是因为其能力从普通行伍中提拔的。但到了拜占庭帝国早期，很多指挥官都来自军事世家，它们的成员追随着成功前辈的脚步，例如后来反叛的维塔利安（Vitalian，去世于520年）的侄子约翰(9)；抑或出身于为帝国服役的蛮族精英，例如格皮德王子蒙杜斯（Mundus），他在巴尔干和东部边境为查士丁尼效命，忠心耿耿。vi

早期（4—7世纪）

直到378年阿德里安堡的灾难发生，皇帝们常常御驾亲征。在出身低微的皇帝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戴克里先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族，通过行伍生涯登上了皇位。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Constantius Chlorus，约250—306）血统亦不高贵(10)，像他那样的男人是通过军事服役而获得了机遇、荣耀以及权力。君士坦提乌斯之子君士坦丁一世与他的侄子尤利安堪称活跃的战士，能够身先士卒。进入6世纪，普通军人依然有机会获得高位。到了五六世纪，皇帝不再亲自领兵，而将领的选择似乎更看重忠诚而非才华。不过，功绩依然是关键的考量。普罗科匹厄斯提及的许多指挥官显然家世平平，通过服役而获得了职权。皇宫又一次提供了佳话：目不识丁的农民查士丁离开位于伊利里亚的农庄加入了军队，此后擢升为禁卫军一员，最终披上了紫袍(11)。

在4世纪，禁卫军（protectores）由处于执事长官(12)（magister officiorum）控制下的数量不明的军团组成。其分队的规模、部署未知，由一位伯爵(13)（comes）统领。多梅斯蒂奇(14)（domestici）如其名字的含义那样，构成了皇帝的亲卫，除此以外，也有普通的禁卫军。通常那些早年生涯证明其前途无量、忠心耿耿的人才会被选入禁卫军。提拔以资历为基础。普通禁卫军和多梅斯蒂奇都配有参谋—通常作为元帅(15)（magistri militum）们的副手，他们被赋予了许多特殊的任务，例如征兵，监管军需库，视察要塞等。皇帝通过一种效忠仪式亲自任命禁卫军，因此他们为统治者及其统帅部所熟知。忠诚与才华兼备，难怪时常“鲤鱼跳龙门”了。瓦伦提尼安一世皇帝的父亲格拉蒂安（Gratian）便曾是一位专业的摔跤手，后来被提拔成了禁卫军军官。vii

在6世纪，皇帝的侍卫与高级将领的家丁依旧是军官的重要“温床”。利奥一世皇帝（457—474年在位）组建的为数300的禁卫军（Excubitors），因其忠诚、抱负与战力而输出了许多军官。“部曲军”（Boukellarioi，得名于他们所食用的面包）构成了地方官与豪强的私人卫队。527年查士丁尼刚一登基为帝，他担任元帅（520—527年间）时的私兵就被提拔进入统帅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人中就包括贝利撒留（Belisarios）和西塔斯(16)（Sittas）。查士丁尼继位时创建了一支亚美尼亚人执掌的新军，让西塔斯担任其统帅。在历经一段漫长、辉煌而又忠心耿耿的军旅生涯后，539年西塔斯于亚美尼亚一场战役中阵亡。viii

西塔斯的战友贝利撒留在查士丁尼掌权后同样异军突起。至529年，贝利撒留已官至东部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其地位允许他招募7 000部曲；这位名将本人负责军饷和维护。其中一些是证明自己为堪用战士的普通本地人。部曲常常被派去统领正规军的分遣队或执行特殊任务，像贝利撒留这样的领袖对他们颇为倚重。他在非洲战役期间（533—534），派出了一位名叫戴奥吉尼斯（Diogenes）的亲兵与另外22名部曲来到汪达尔人首都迦太基城外侦查。汪达尔人奇袭了这支部队，几乎将其摧毁，戴奥吉尼斯也负了伤。549年，当贝利撒留准备离开意大利时，他留下了戴奥吉尼斯执掌罗马城的3 000守军。ix

尽管不如帝国早期那么普遍，有时罗马贵族也能获得指挥权（但很少赋予经验匮乏之人）。502—506年波斯战争的爆发令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os）皇帝猝不及防，他派出了四位将领，其中包括自己的外甥海帕提乌斯（Hypatios）。后者显然在490年代镇压伊苏利亚高地叛乱中汲取了战争经验，然而他缺乏谋略和勇气，最终令失望的皇帝于503年将其撤换、召回。

除了本国子弟以外，罗马人也仰仗蛮族血统的军官。帝国四周散布着尚武的“邻居”，他们提供了募兵的沃土，不仅是普通战士，也包括其统帅。4至7世纪，拥有日耳曼、亚美尼亚、波斯血统的指挥官是很普遍的。蒙杜斯是一位格皮德人（居住于伊利里肯行省的日耳曼部落）国王之子，另一位国王之侄。在520年代后期他加入罗马军队服役，并成为伊利里肯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Illyricum），表现卓越。531年，罗马人于卡利尼库姆（Callinicum）(17)溃败后，蒙杜斯接替了贝利撒留东部大元帅的职位。x

黑暗时代，中期与后期（8—15世纪）

希拉克略复兴了皇帝御驾亲征的惯例。尽管并非全部，但他的许多继任者都将亲率大军进入战场。在阿拉伯入侵的危机之后，军人控制了王座，皇帝亲征可谓司空见惯。高级军官多来自构成皇帝卫队的剑士（spatharii）。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皇帝曾为查士丁尼二世皇帝麾下的剑士。国家要求领导人知兵，掌军。711年，希拉克略王朝末代皇帝查士丁尼二世（685—695，705—711两度在位）被一位军区统帅、亚美尼亚人菲利皮科斯·巴尔达尼斯发起的军事政变所推翻。狄奥斐卢斯（Theophilos，828—842年在位）(18)在安森战役中和自己的军队陷入了包围，勉强逃出生天。而在863年，米海尔三世皇帝领兵进入安纳托利亚以拦截梅利泰内埃米尔的突袭。xi

这种“军人皇帝”于10世纪迎来了它的顶峰—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与约翰·齐米斯基斯亲自领军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勾勒出一幅帝王勇武凯旋的图景。到了巴西尔二世（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统治时期，军事精英对权势的攫取令年轻的皇帝忍无可忍，以至于他不仅通过两场残酷、毁灭性的内战从他们手中夺回大权，还将自己塑造为理想化的替代品—英勇无畏、上帝眷顾、无往不胜的“军人皇帝”。巴西尔统治期间，他便时常在老练将领的庇护下亲自从军。xii

巴西尔之后的皇帝们渐渐远离了军营，直到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1068—1071年在位）统治时期，他在曼齐刻尔特被俘受辱并没有终结继任者们身先士卒。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1081—1118年在位）作为一名篡位者，亲自领兵，尽管也遭遇过几次败仗，但他在战场获得的功绩依然是辉煌的。其孙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依旧追随着父辈的脚步，直到此时，拜占庭伟大军人皇帝的时代才告一段落。虽然巴列奥略王朝（Palaiologan dynasty）时期，皇帝越来越少领军出征，军队规模日益萎缩，直至这一传统消亡，但米海尔八世在1280—1282年以50多岁的暮年之身依旧领军深入小亚细亚对抗突厥人。xiii

拜占庭帝国中后期的高级指挥官几乎总是豪门出身。9至11世纪是伟大的安纳托利亚军事贵族的时代。在最高阶将领中也有几位突出的异邦人，包括将领、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其家族具有亚美尼亚血统）以及生于亚美尼亚的梅利亚斯(19)（Melias）。来自皇后塞奥法诺(20)（Theophano，狄奥斐卢斯之妻）家族的将领也是亚美尼亚人。波斯人（或库尔德人）塞奥福波斯（Theophobos）在狄奥斐卢斯麾下效力，罗塞尔·德·巴约勒（去世于1078年）是诺曼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罗马将军塔第吉欧斯（Tatikios）反而是个突厥人。不过，公元9至10世纪帝国复兴的全盛期间，大部分高级将领为本土“罗马人”（尽管其中许多是移民的后裔）。诸如阿吉罗伊（Argyroi）、福卡斯、斯科勒鲁斯、马勒诺伊、祖卡斯、第欧根尼这样的家族在安纳托利亚拥有地产，他们从收复此前三百年来陷于穆斯林之手的大片领土中直接获益。以上安纳托利亚家族孕育出了帝国史上最优秀干练的一批将领，尤其是巴尔达斯·福卡斯、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约翰·齐米斯基斯和乔治·马尼亚克。最终，他们攫取皇权的野心导致了其失势，以及突厥人进犯下东部防御的崩溃。

在帝国中期，高阶军官常常亲自参战。在一场罗曼努斯一世（Romanos Ⅰ）皇帝激励部将作战的宴会后，其中一员萨克提基奥斯(21)（Saktikios）在拂晓对扎营于君士坦丁堡外的保加尔人发动了突袭，后来殉国。xiv921年，保加尔人围攻阿德里安堡期间，守军主将利奥因其鲁莽地亲身出击而获得了“愚人”的绰号。xv安纳托利亚将领时常与穆斯林交手；953年，巴尔达斯·福卡斯（约878—968年）(22)在马拉什（Mar'ash，古代的哲尔曼尼西亚，即现代土耳其东南部的卡赫拉曼马拉什）附近战败后，被赛义夫·道莱(23)（Sayf al-Dawla）的军队围困，还负了伤。xvi在枪林弹雨令指挥官退居二线的工业战争之前，战争的个人特质与将领的勇武于拜占庭帝国可谓随处可见。

随着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帝国的分裂，军队的指挥权仍然由皇帝与贵族将领掌握。像米海尔八世这样的代表躬先士卒，甚至表现出一定的战术、战略才华。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John Ⅵ Kantakouzenos，1347—1354年在位）的生涯表明，站在意识形态角度，皇帝必须积极抵抗土耳其人。约翰本人是一位称职的军官，不过，在他之后，由于帝国每况愈下，“军人皇帝”的重要性也日益削弱了。xvii

传记

拜占庭帝国将星闪耀，不过其中的多数现代世界鲜有耳闻。他们均显露出于大厦将倾之际力挽狂澜的才能，并呈现了东罗马领袖们看重的关键品质：处变不惊，谨慎对敌，深谙战略、战术、作战与后勤。与周边社会领袖更为笨拙的谋略相比，拜占庭将领更像外科医生而非屠夫，他们精于权衡利弊，掌控军队如同鸣奏乐器般优雅细腻。

贝利撒留

最著名也最被军事史学者熟知的拜占庭将领当属贝利撒留，他忠心耿耿地为查士丁尼皇帝效力，军事生涯漫长而又辉煌。他出生于色雷斯和伊利里亚的边界城市日耳曼尼亚（Germania，即今日保加利亚西南部城市萨帕雷瓦巴尼亚）。帝国西部区域是重要的募兵地，并涌现了许多古典时代晚期将士。尽管我们对其确切的血统尚未有定论，但贝利撒留显然是当地色雷斯或伊利里亚家庭的孩子，很可能家境富裕，因为他有能力负担一支可观的部曲军队。查士丁尼成为舅父查士丁一世（518—527年在位）的左膀右臂和元帅后，贝利撒留加入他的卫队服役，赢得了为将的声誉。

虽然贝利撒留作为指挥将领之一曾在波斯亚美尼亚(24)（Persian Armenia）败于波斯人之手，但到了526年，他已被提拔为美索不达米亚行省总督。“总督”（dux）是地方高级将领，可指挥良莠不齐的职业守军与边防军（limitanei）。因此，他将司令部设于康斯坦丁娜（Constantina，今土耳其南部城市维兰谢希尔）或达拉（Dara，今奥古兹）—两者均为面临波斯的东部边境的关键设防城市。一份4世纪末或5世纪初的文献《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有助于我们了解总督所拥有的“资产”：它列出了四支精英骑兵部队（显然每个大队约500人），均招募于伊利里亚；六支本地骑兵部队（可能每支仅有100人，但也可能扩充至500人），此外还有两个人数约1 000人的步兵军团。xviii边区掌控的总兵力最多可达7 000人，不过上述单位数量上常有变化，并且通常是不满编的。

528年，贝利撒留率领一批上述军队对抗入侵上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人。罗马人试图在边界建造一座设防城市，而波斯人意欲摧毁之。贝利撒留全权指挥，但这位年轻的将领（当时还不到30岁）得到了东部其他总督部队以及阿拉伯盟军的增援。联军在叙利亚北部哈布尔（Khabur）河谷的坦纳里斯［Tannuris，即泰勒图内伊尼尔（Tell Tuneinir）］与萨珊人交战。萨珊人布置了隐秘的壕沟和陷坑，轻率冒进的罗马军身陷其中，一位名将库采斯（Coutzes）因此殉国。贝利撒留带领骑兵撤回了达拉，留下的步兵则惨遭覆灭，不过他依然保留了指挥权，因为库采斯承担了罪责。三年后，查士丁尼提拔贝利撒留作为东部军的总指挥官，这成为了他未来辉煌与荣耀的起点。

贝利撒留被任命为东部军指挥官之时，适逢罗马人士气低迷、军备废弛。从戴克里先时代以来，罗马人便仰仗战略纵深和堡垒般的防线抵挡东部邻居们的威胁。502—506年战争期间，波斯人击垮罗马大军尚殷鉴不远；这场失败虽然战略意涵不大，却暴露出指挥体系的裂痕和罗马军队战术上的孱弱—拜占庭人守住防线更多靠的是鸿运当头，而非运筹帷幄。

502—506年惨败后，政府采取了断然行动。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在一座名叫达拉的村庄兴建了巨大的设防城市。达拉成为了帝国军队的桥头堡、补给站和攻略萨珊国土的跳板。作为美索不达米亚总督，贝利撒留将总部设于此处。达拉位于崎岖的图尔阿布丁（Tur Abdin）高地脚下，直面通往约25公里外波斯要塞尼西比斯的美索不达米亚炎热的平原。在363年尤利安惨烈的战役后，尼西比斯被让与了波斯人；它的丢失让罗马防线出现了缝隙并为敌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突出部。527年，当罗马人试图修建另一座设防城市加以反制时，他们在尼西比斯以北的明杜欧斯（Mindouos）蒙受了一场失利。

530年战端再起时，贝利撒留与赫莫杰尼斯(25)（Hermogenes）率领一支可能数量多达25 000人的军队向达拉进发。波斯将领菲鲁兹（Firouz）则指挥着一支数量占优、约30 000人的部队。罗马人决定不承受一场围城战，而是在达拉城外部署军队，占据了稳固的防御阵地。他们背靠城防，在阵前挖掘了棋盘状的壕沟，同时留出通道以便本方机动。上述工事掩护了贝利撒留缺乏经验的步兵（插图2.1）。贝利撒留与他的精英卫队“部曲军”部署在罗马中军步兵主力阵后，左翼为法拉斯（Pharas）率领的赫鲁利（Herul，与哥特人具有亲缘关系的日耳曼人）骑兵及布泽斯（Bouzes）麾下的罗马部队。罗马右翼包括匈人辅助部队和一支规模更大的罗马骑兵。在罗马军阵前壕沟突出部，还有一支匈人骑兵构成的关键力量。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是一名亲历者，他提供了此战的记载，令我们得以做出确凿的还原。交战首日，波斯人按照标准样式行军布阵—部署了两条稳固的阵线和侧翼军队，他们攻击罗马人左翼，此举令位于罗马军阵要枢的匈人得以突袭门户洞开的萨珊人。萨珊人遭受少量损失后撤退了，随即进行的单挑比武中，罗马英雄安德烈亚斯（Andreas）击败了两名波斯挑战者。鉴于古代战争中“天命”扮演的角色，上述决斗显著提升了罗马人士气，并且向许多新兵证明，萨珊人并非不可战胜。xix

第二天，双方均加码了，波斯人获得了来自尼西比斯的援军。这额外的10 000波斯人想必是该城的全部守军；其调动表明，基于前一天的试探，菲鲁兹对战果失去了必胜信心。战斗重启（参见插图2.2），当萨珊人试图以矢石削弱敌人阵线时，罗马人回以箭雨，由于风向占优，其威力更加强劲。菲鲁兹旋即下令发动突击。布泽斯麾下的罗马人左翼又一次后撤，然而当萨珊人推进时，贝利撒留启动了陷阱—法拉斯与300赫鲁利人隐藏在附近一座小山后，突然杀向波斯右翼，而匈人则扫荡了波斯左翼。萨珊人被击垮了，蒙受了惨重损失。普罗科匹厄斯记载说，萨珊人在溃散中留下了3 000具尸体。

菲鲁兹随后动用了预备队—精锐的“不死军”（［Athanatoi］得名于他们著名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辈）攻击罗马右翼的约翰。贝利撒留与赫莫杰尼斯派出600马萨革泰人(26)（Massagetae，一支伊朗游牧民）增援约翰。约翰的部队在不死军和正规军的猛攻下摇摇欲坠，可壕沟突出部的罗马人再度发起了雷霆一击，将波斯军一分为二—较大的一部位于发动侧翼攻击的罗马军右方，直面约翰后撤的骑兵；眼见敌人乱了阵脚，骑兵们重整旗鼓，绝地反击，包围了波斯军大部。菲鲁兹意识到了其突击部队的危险，便将预备队投入了整条战线。罗马人顶住了这次冲锋，而军官苏尼卡斯(27)（Sunicas）斩杀了萨珊副将巴莱斯马纳斯（Baresmanas，参见插图2.3）。波斯人溃不成军，四散奔逃；罗马人包围其主力，歼灭了约5 000敌兵。悲惨的波斯步兵们扔掉盾牌逃亡，却被追击的罗马骑兵收割（参见插图2.4）。对罗马军队而言，这是一名士兵毕生罕见的大胜；对年轻的元帅贝利撒留而言，达拉战役可谓其转折点。罗马人证明了自己能够在野战中对抗并击败强大的对手，而贝利撒留与他的指挥官们展现了杰出的战术、领导能力。

尽管这位罗马将军在531年的卡里尼库姆战役(28)中失利，他还是依靠532年对尼卡暴动的处置而赢得了查士丁尼的充分信任，并被皇帝授予了远征北非汪达尔王国的高级指挥权。一个世纪前，这一蛮族王国在昔日罗马富饶的阿非利加行省崛起，并重创东西帝国的罗马人。468年，利奥皇帝派遣大元帅巴西利斯库斯(29)率领大军讨伐，却惨遭失败，巴西利斯库斯据称变节。贝利撒留带领远征军在今日突尼斯东海岸的卡普瓦达(30)（Caput Vada）登陆。在533年9月13日的阿德底斯姆（Ad Decimum）战役和同年12月15日的特里卡马伦（Tricamarum）战役中，贝利撒留摧毁了汪达尔政权（参见第七章）。贝利撒留在汪达尔战争中展现出卓越的才华；他高度依赖匈人、罗马人弓骑兵对抗汪达尔枪骑兵，其远程武器令后者徒呼奈何。他还保持了部队的纪律性，并且深谙维持与当地罗马化非洲人的良好关系对于拜占庭在非洲获取成功的重要性。

535年，深受光复阿非利加之功绩的鼓舞，查士丁尼派遣贝利撒留征讨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Ostrogothic Kingdom）。罗马人迅速夺取了西西里，随后是那不勒斯和罗马城。哥特人的反攻导致了537—538年对罗马残酷的围攻。贝利撒留通过派出一支机动部队北上，于东哥特人首都拉韦纳（Ravenna）附近击败其军队而成功解围，并在540年攻占了它。至此，“哥特战争”的第一阶段宣告落幕，贝利撒留为帝国占据了大部分意大利。与波斯爆发的战争需要贝利撒留前往东部，于是他在6月启程了。541年，他再度现身边境地带的达拉，此后一年他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前的功绩让萨珊人对其谋略心存顾虑。一场针对由于瘟疫而患病的查士丁尼的阴谋牵连了贝利撒留，他失去了职权，直到544年才重新起复并回到意大利。549年，贝利撒留又一次面临着猜忌和人力、物力短缺，他带领着一支仅有4 000人的部队在意大利作战。

559年，当库特里格尔匈人(31)（Kutriger Huns）的入侵威胁到兵力匮乏的君士坦丁堡时，已近暮年的贝利撒留再度被召唤服役。他征集了村夫和守军，设法终结了此次危机。不过，此前他已丧失兵权长达十年，可见政敌显然诋毁了他。565年，他和自己的主公查士丁尼同年去世。他戎马一生，几乎将帝国版图扩充了一倍，用兵如神，亦不贪功冒进，证明了他是一名卓越的将领。倘若他被委以更多重任，意大利战争可能会更快结束，帝国的战果可能会更丰硕、稳固。

约翰·齐米斯基斯

在那个将星闪耀的时代，约翰·齐米斯基斯恐怕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明星，他见证了拜占庭在东部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复兴的巅峰，并亲自指挥了拜占庭在杜罗斯托鲁姆对基辅罗斯的决定性胜利。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将齐米斯基斯形容为“强大无比……如此瘦小的躯体内却蕴含着英雄的灵魂，有万夫不当之勇”xx。拜占庭史家“辅祭”利奥如此描绘登基前的约翰：“胸怀大志，雄姿英发，弓马娴熟”。xxi齐米斯基斯身材矮小但极为强健，战场上十分骁勇，甚至到了鲁莽的程度。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战士和领袖，擅长弓箭和标枪，并且骑术高超。他通过谋杀舅父、伟大的战士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963—969年在位）而上台，因此也是一名凶手和篡位者。

约翰·齐米斯基斯大约在925年出生于安纳托利亚北部，为库尔库阿斯家族后裔—这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定居拜占庭国内的亚美尼亚家族，曾诞生过921年被主公罗曼努斯一世任命为总司令的约翰·库尔库阿斯将军。约翰·库尔库阿斯在帝国东部边境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攻占重要城市梅利泰内（934年）、埃德萨（944年），然而随着948年(32)罗曼努斯一世被废，这颗将星也随之陨落了。约翰·齐米斯基斯之母为尼基弗鲁斯·福卡斯(33)的姐妹，而其首任妻子玛利亚又是“玛吉斯托斯”(34)（magistros）巴尔达斯·斯科的姐妹。因此，借助血缘和姻亲关系，齐米斯基斯与10世纪多数时间掌控安纳托利亚军事机构的豪门产生了关联。

958年，约翰·齐米斯基斯领导了一场东部边界针对阿勒颇统治者、汉达尼德（Hamdanid）埃米尔赛义夫·道莱（945—967年在位）的大规模入侵，后者可谓拜占庭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劲敌。在阿米德（Amid，即古代的阿米达，现代的迪亚巴克尔）附近，约翰遭遇了彻尔克斯将领纳贾（Naja）率领的汉达尼德王朝万人大军。齐米斯基斯的部队彻底击垮了穆斯林军，杀死了5 000人，并抓获3 000战俘，俘获了全部辎重。齐米斯基斯在秋天占领了幼发拉底河畔重要、富饶的城市萨莫萨塔(35)（Samosata）。

尼基弗鲁斯二世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将这位有才华的外甥提拔为禁卫骑兵司令。964年进攻塔尔苏斯酋长国期间，齐米斯基斯指挥塔尔苏斯城外拜占庭左翼，此役拜占庭人击溃了埃米尔的部队，他们遁入城内才免遭覆灭的命运。然而，到了965年，齐米斯基斯出于不明的原因被撤职罢黜了，被迫退休的遭遇令他密谋反对舅父，并于969年12月谋害了他。继位之初，约翰拥有欧洲和亚洲西南最出类拔萃的军队。他从舅父和先辈那里继承了一支以铁甲重骑兵（即kataphraktoi，更多详情参见第五章）为核心，饱经战争历练、经验丰富的军事力量。和许多昔日拜占庭军队不同，齐米斯基斯的部属是为了进攻而打造的。

在能够重返东部之前，齐米斯基斯不得不面对基辅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945—972年在位）。这位罗斯的统治者帮助尼基弗鲁斯二世对抗保加利亚的鲍里斯（Boris of Bulgaria，969—971年在位），在968年速战速决，让鲍里斯沦为自己的藩属，因此大幅扩充了领土，尤其在西南方向直达多瑙河。斯维亚托斯拉夫将权力中心从基辅转移至南边600公里处的小普雷斯拉夫(36)（Pereyaslavets），驻跸于此，令拜占庭人忧心忡忡，如鲠在喉。970年的谈判失败后，一支强大的罗斯人、佩切涅格人（突厥草原游牧民）联军入侵了色雷斯。巴尔达斯·斯科莱鲁麾下罗马军队尽管数量处于严重劣势，但他领导了一次佯败，将敌人引入了埋伏，斩杀了成千上万的北人。第二年，罗马人说服佩切涅格人不再支持斯维亚托斯拉夫，皇帝本人则率领一支多达30 000人的大军进攻保加尔人首都普雷斯拉夫。经过短促交战，齐米斯基斯攻克了普雷斯拉夫，7 000名据守皇宫的罗斯与保加尔人大多被歼。

齐米斯基斯随后开拔迎战斯维亚托斯拉夫，后者率领据说多达60 000人的罗斯部队等候其到来。两军在保加利亚北部多瑙河畔的杜罗斯托鲁姆交锋（插图2.5）。战役亲历者“辅祭”利奥描述双方都拼死奋战—罗斯人担心丧失作为无敌勇士的名誉和声望，而罗马人不甘向一群蛮族步兵认输。利奥记载了罗斯人狂乱的冲锋，迎接他们的是有着铁血纪律的罗马人，宛如早年战例的重现。经过数小时鏖战，当天晚些时候，齐米斯基斯命令铁甲重骑兵投入战场，攻击罗斯人左翼。铁甲骑兵突破了对方的步兵阵线，斯维亚托斯拉夫迅速派兵增援，却遭到齐米斯基斯亲率“不死军”(37)（Immortals）反复突击，最终全员溃败。残兵随即遁入了城墙环绕的杜罗斯托鲁姆。

第二日，罗马人竖起了他们的攻城器械并建设了木栅营地，接下来的一天他们攻打了城市但被击退。第三日清晨，罗斯人发动了奇袭。此后的日子里，罗斯人反复出击对抗罗马人。在一次作战中，罗斯人避开了海军的警戒，逆流而上，杀死了大批为拜占庭人牧马的马夫。6月或7月的一个炎炎夏日，交战达到了顶峰—斯维亚托斯拉夫身先士卒，发起了对罗马人的大规模突击。罗斯军沿着一个狭窄的正面出击，让拜占庭骑兵无从施展—许多战马、士兵被基辅罗斯的弓箭手和标枪射杀。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分，罗马重步兵口渴难耐，皇帝下令用酒掺水轮番供给前线的部队。当罗马人佯退引诱罗斯人进入开阔地后，僵局被打破了，罗马两翼的骑兵冲破了罗斯盾墙，将他们逐回杜罗斯托鲁姆，但罗斯人的撤退被巴尔达斯·斯科莱鲁率领的东部骑兵截断。罗斯军队在原野四散奔逃，蒙受了惨重的伤亡。据“辅祭”利奥记载，多达15 000人阵亡。于是斯维亚托斯拉夫乞求和平，并放弃了所有征服的土地。(38)

972年，齐米斯基斯将兵锋转向东部边境那些衰微中的穆斯林王公。自君士坦丁七世的统治时代以来，罗马的入侵便令汉达尼德政权左支右绌，而齐米斯基斯计划完成最后一击。皇帝挥师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烧毁了尼西比斯。974年，约翰再度东征并接受了阿米德的大笔贡赋。他随后向东挺进70公里至安纳托利亚东部迪亚巴克尔地区另一关键的穆斯林要塞迈耶法拉金（Mayyafarakin，古称“殉道者之城”［Martyropolis］）。利奥记载道：“这是一座著名、壮丽的城镇，财富、牲畜都超过同地区其他城市。他令它签订了城下之盟，命令市民交出了大量金银和金丝布料作为贡品；随后启程前往尼西比斯。”xxii约翰发觉尼西比斯已被废弃，便决定南下威胁巴格达，然而远征受困于叙利亚沙漠—这也是自古以来罗马军队的宿命。

975年，数个汉达尼德王朝城镇反叛拜占庭当局，皇帝再度出兵叙利亚，压服了叙利亚海岸城市，进军大马士革并令后者投降。在一封写给亚美尼亚国王阿绍特三世（Ashot Ⅲ）的信中，约翰自夸将会收复耶路撒冷。巴格达的穆斯林哈里发无疑肝胆俱裂—没有穆斯林军队能够与约翰及其拜占庭大军对阵。976年1月10日，约翰在大约知命之年驾崩了—可能是因为疾病或鸩杀。随着他的去世，拜占庭在东方扩张的前景也黯淡了起来。

约翰二世·科穆宁（John Ⅱ Komnenos）

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之子约翰当之无愧地位居拜占庭最后的杰出军队领袖的行列。尽管多线临敌，加之作为篡位者的统治脆弱性束缚了其拳脚，但阿莱克修斯还是留下了一个度过磨难的稳定帝国。虽然面临贵族叛乱的风险，1119年约翰仍于小亚细亚启动了战事，攻占了弗里吉亚的老底嘉（Laodicea on the Lycus，位于现代土耳其城市代尼兹利附近）并借此奠定了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和父亲阿莱克修斯或儿子、继承人曼努埃尔相比，约翰是一名更加谨慎的指挥官。对弗里吉亚的索佐波利斯（Sozopolis，现代土耳其的乌卢博尔卢）的围攻表明，他接手了一支纪律严明、经验丰富的军队。1120年，约翰进军小亚细亚对抗塞尔柱突厥人，他们自约50年前曼齐刻尔特会战后便一直在开疆拓土。索佐波利斯城防坚固，难以用攻城器械强攻，于是皇帝命令大将帕克塔罗斯（Paktarios）用弓箭袭扰城墙（见插图2.6）。突厥人出城驱逐拜占庭弓手，后者顺势佯败撤退。尽管突厥人本是这一草原战术的老手，但他们依旧落入了皇帝的陷阱。拜占庭人在城外设伏，切断了守军与城市的联系，予以全歼。索佐波利斯的胜利引人瞩目，因为约翰的战术决策、纪律与协同需要其部下履行他的谋略，而这说明军队远远没有衰颓。xxiii

1121年末，佩切涅格人如蝗虫般越过多瑙河前来劫掠。这些突厥游牧民一度是草原上一股主要的势力，如今被钦察（Kipchak）部落驱赶着离开了其位于俄罗斯南部的故土。但佩切涅格人仍不容小觑—在约翰的时代，拜占庭人中间依旧流传着其父祖统治时期，佩切涅格人扫荡色雷斯的故事。1121—1122年冬，约翰北上抵抗入侵，并通过贿赂敌军为自己赢得了喘息之机。1122年春，约翰迎击佩切涅格人，后者摆出了车阵—以牛皮大车的环形阵将家眷和牲畜掩护在内。皇帝下令发起拂晓突击，两军惨烈厮杀，难分胜负；战斗期间，一旦游牧民精疲力竭或遭罗马人重创，他们便撤退至车阵屏障内。约翰本人腿部中了一箭，然而关键时刻他下马率领瓦兰吉卫队以步战冲击车营，其斧兵杀开了血路。将敌人击溃后，皇帝的部众抓获了成千上万的佩切涅格人俘虏，并将他们安置于拜占庭的巴尔干地区。佩切涅格人战败后，皇帝又与匈牙利、塞尔维亚爆发了短促激烈的战事，而后他举兵侵入匈牙利，令后者签署了和约。xxiv

1122年，一支由地中海航海强权威尼斯领头的十字军围攻了拜占庭位于科孚岛(39)（Corfu）的要塞。威尼斯人的目的是逼迫约翰恢复其贸易特权。约翰不得不向威尼斯人让步，恢复了他们在帝国贸易网络中的特权地位。帝国与威尼斯之间的龃龉将愈演愈烈，最终引发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灾难—这一悲剧科穆宁家族也难辞其咎。该王朝的皇帝们不愿或无力恢复一支强大舰队并认真应对其雄心勃勃的西方对手的海军优势。

与他的前任或后任不同，约翰对东部突厥人的威胁最为关心；由于西部边境归于平静，约翰将目光转向了小亚细亚。从1130年至1137年，皇帝领导了在安纳托利亚北部、东部针对达尼什曼德王朝（Danishmends，土库曼人建立的王朝）的战役。与他们的以哥念(40)（Ikonion）邻居不同，达尼什曼德王朝热衷于“吉哈德”（圣战）。在拜占庭帝国衰颓造成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权力真空中，另一强大而劫掠成性的酋长国阻碍了许多至少名义上还属于拜占庭控制的沿海地带的再度统一。约翰迫使科穆宁家族此前曾领有的帕夫拉戈尼亚(41)（Paphlagonian）城镇卡斯塔莫努(42)（Kastamonou）投降。1135年，皇帝收复了昌克勒（Gangra，现代土耳其名为Çankırı，位于安卡拉以北约140公里）。在小亚细亚其他地方，约翰试图保护并扩张其东南沿海势力，打通一道通往叙利亚北部的稳固桥梁—那里由一个拉丁公国(43)掌控，拜占庭人尚维持着些许影响。1137年，在奇里乞亚平原的阿纳扎布斯［Anazarbos，即现代土耳其的阿纳瓦尔扎（Anavarza）］，约翰立起了一批重力投石机（counterweight trebuchets），但其中部分被守军发射烧红的铁箭摧毁。拜占庭人通过在投石机周围砌砖弥补了弱点。对于这种新式武器，一些城市并未改进防御，于是投石机攻破了城墙，其市民迅速投降。不久之后，突厥人经过一场艰苦的围攻，再度夺回了阿纳扎布斯。这一挫折凸显了帝国资源的紧张；此外，皇帝的战略聚焦于设防的中心城市，而没有肃清达尼什曼德王朝或定都以哥念的塞尔柱人的乡村地带，也存在固有的缺陷。

1137年，皇帝再度挥师东进并威胁其十字军邻居。约翰亲率大军前来，令法兰克人不胜惶恐，并迫使普瓦捷的雷蒙(44)（Raymond of Poitiers，1136—1149年在位）向他效忠。根据协议，倘若约翰能夺取拉丁人控制区以外的领土—即攻占阿勒颇（Aleppo）、夏萨（Shaizar）与霍姆斯，安条克则将被交予皇帝。通过夺取上述要地，约翰希望能够对崛起的摩苏尔、阿勒颇统治者伊马德丁·赞吉(45)（Imad al-Din Zengi，1127—1146年在位）釜底抽薪，后者正收紧北部十字军国家脖子上的绞索—尤其是乔斯林二世（Joscelin Ⅱ，1131—59）治下的埃德萨伯国。1138年春，在距离阿勒颇以北一日路程的布扎（Buz‘ah，拉丁人称皮扎），约翰的部队与一支强大的穆斯林驻军遭遇了。历史学家霍尼亚提斯(46)（Choniates）记载道，守军主动出击，击退了拜占庭先锋，但这很可能是又一次佯败，因为约翰亲率精锐的瓦兰吉卫队登场将穆斯林逐回城内。随着拜占庭投石机将城墙化为瓦砾，城中穆斯林陷入了绝境。皇帝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将该城委托于一位名叫托马斯的下属管理。当约翰向阿勒颇进军时，托马斯领兵返回安条克，却陷入赞吉的埋伏，失去了虏获。xxv

约翰从阿勒颇撤退，南下占领了塔布村（Kefar Tab）与哈马（Hama）城，随后转向西北。尽管当时他不可能未卜先知，但对于约翰而言，1138年春他和军队攻打重要的穆斯林要塞夏萨，便迎来了叙利亚的决定时刻。雷蒙和乔斯林对皇帝阳奉阴违，延宕用兵，约翰不得不回师迎战急行军的赞吉。皇帝不愿冒险与强大的阿拉伯对手大规模交战：失利则损失惨重，并且让帝国的东方政策毁于一旦；获胜则解除了东方法兰克人迫在眉睫的穆斯林威胁，而后者恰恰是迫使他们勉强投向帝国怀抱的原因。眼下，安条克表示了臣服，约翰希望能够从北至南为帝国夯实一条可据守的东线。于是，在1139年冬季，皇帝再度挥师东进，这次的目标是距离君士坦丁堡约700公里的安纳托利亚北部本都（Pontos）地区。他在此投入了一支大军对抗突厥化的达尼什曼德王朝及其大本营新凯撒利亚（Neaocaesarea，即尼克萨尔），后者掌控着一片通往黑海海岸的肥沃内陆，该地区原属帝国，现被半独立的君士坦丁·加夫拉斯(47)（Constantine Gabras）统治。受阻于突厥人的顽抗和严寒，皇帝只能满足于夺取较小的城堡及虏获。xxvi

当约翰得知安条克的雷蒙举兵反叛时，他征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同时代的史料很少提供细节），于1142年又一次进军叙利亚。第二年，皇帝驾崩，享年56岁，死因是狩猎意外或谋杀。他的儿子、继承人曼努埃尔对安纳托利亚并不热衷，拜占庭人的希望破灭了。

约翰作为将领的记载堪称优秀，但还远谈不上杰出，其生涯凸显了帝国面临逐步丧失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难题。荣誉和经济利益驱使他们维持通往叙利亚富庶城市的商路，可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被阻断了。皇帝是一名百折不挠的军人，精通地理、战略、战术。然而，他没有全心全力地对抗相邻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它占据了高原的心脏地带），无疑是个错误。失去了小亚细亚中部提供的兵源地及其资源和战略纵深，便削弱了反击可用的力量，而突厥人持续的扩张威胁到了爱琴海富饶的海岸地带。此外，约翰误判了他的拉丁十字军邻居们，因此遭到了雷蒙及其西方盟友的阻挠。约翰体现了拜占庭人的谨慎。与父亲不同，他没有遭受过重大失利，但同样未赢得决定性胜利—因为他本不寻求决战；战败的风险实在是不堪承受。相反，他的目标是削弱敌手，并且通过围城战和展示帝国强大军力，迫使对手合作或克制。皇帝的攻城策略某种程度而言是合理的—约翰希望能够拔除突厥人的稳固基地，建立本方永久的桥头堡。因此，其攻城作战总是尽量最大化兵力，尽可能减少风险。他的安纳托利亚攻势瓦解了达尼什曼德王朝，震慑了塞尔柱人，但对于打破其统治根基并无作为。盖棺定论，约翰的统帅力稳固了拜占庭国家；当他撒手人寰时，留下了一个比接手时更强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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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盖提乌斯为公元4世纪后期的罗马作家，著有《论军事》（De re militari），详细记载了罗马帝国的军事制度、军事原则、士兵训练、后勤补给、行军打仗等各方面的经验，是欧洲中世纪主要的军事手册之一，甚至在18—19世纪依然发挥着一定影响力。此外，维盖提乌斯还有一本关于兽医学的著作存世。译注。

(2)　文中所用希腊术语“将军”（στρατηγός），字面含义为“军队领导”，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这一职务便已经存在。罗马、拜占庭时期，它继续得到沿用，不过拜占庭帝国体系里有时也指军事总督。现代希腊军队中，这一军衔相当于上将。译注。

(3)　原文在此使用了希腊历史学家、军事家色诺芬的名著《长征记》（Anabasis）一词。公元前401—前399年，色诺芬所在一支约万人的希腊雇佣军卷入了波斯帝国内战。在雇主小居鲁士阵亡后，雇佣军主要领袖被波斯将领提萨斐尼设计诱杀，色诺芬被士兵们推举出来，最终成功领导部队杀出重围，返回了希腊世界。他在晚年将此经历整理成书，对后世影响很大。译注。

(4)　今土耳其塞伊汉河（Seyhan River）。译注。

(5)　即602—610年在位的福卡斯皇帝。译注。

(6)　塔格玛最初出现于公元4世纪的东罗马军队，大体为300—400人的步兵营。8—10世纪成为驻守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禁卫军的编制，人数有所扩充，兵种也转换为重骑兵。译注。

(7)　原文所用的是拜占庭式的称谓（希腊语：κένταρχος），它的传统罗马拉丁语拼写为centurio。译注。

(8)　普罗科匹厄斯（约500—565年后）被誉为西方古典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长期追随查士丁尼一世麾下名将贝利撒留征战，著有《战争史》《秘史》《建筑》等书。译注。

(9)　约翰为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的名将，在意大利半岛的哥特战争中表现突出。译注。

(10)　根据4世纪《罗马帝王纪》（Historia Augusta），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的父亲是一位默西亚行省贵族，母亲则是克劳狄乌斯二世皇帝的侄女克劳狄亚。然而，现代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是在君士坦丁一世授意下对历史的篡改，以便增加皇帝继位的血统正当性。译注。

(11)　这里的紫色指的是源自地中海染料骨螺分泌物的“骨螺紫”，又名“腓尼基紫”（腓尼基人最早使用）、“帝王紫”。“骨螺紫”色泽亮丽，经久耐用，而且产量颇低，历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屋大维时代颁布法令，只有显贵有资格身穿紫袍。进入拜占庭时代，更是仅有皇室成员有资格享用。故而又衍生出“生于紫室”“紫衣贵族”等概念。此处的“紫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黄袍”类似。译注。

(12)　执事长官为罗马帝国晚期至拜占庭帝国初期的高级行政官职。但在拜占庭时代它逐步成为一种荣衔，最终于12世纪退出历史舞台。译注。

(13)　此处的拉丁术语comes通常翻译为“伯爵”，但和西欧封建制度下的伯爵爵位不同，其字面原意是“伙友”（如亚历山大大帝著名的伙友骑兵）。拜占庭的comes是授予官员或军官的头衔，本身并无封地，也不能世袭。译注。

(14)　该拉丁术语字面的含义为“家臣”，拜占庭式的对应称谓是多梅斯蒂科斯（Domestikos），通常是皇帝最信任的侍卫部队，禁军中的精锐。其最高指挥官称“大多梅斯蒂科斯”，职权一度相当于拜占庭的陆军总司令。译注。

(15)　magistri militum为拉丁术语，字面含义为“士兵之主”，最初由君士坦丁大帝于4世纪创立，他在最高统帅皇帝之下，分别设立了一名步兵元帅和一名骑兵元帅。后来的罗马皇帝也在近卫大区（praefectura praetorio）设立这一职务，相当于战区司令官。拜占庭时代，这一职务有时也兼具当地的民政功能，相当于总督。译注。

(16)　西塔斯还是查士丁尼一世的皇后狄奥多拉的姐夫，在拜占庭对抗萨珊帝国的伊比利亚战争（526—532）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译注。

(17)　531年4月19日，贝利撒留领导的拜占庭军在叙利亚城市卡利尼库姆（今拉卡）迎战萨珊帝国将领阿扎雷思，经苦战后拜占庭军被迫撤退，但萨珊帝国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此役后，贝利撒留被查士丁尼一世免除了东部最高指挥官职务，并召回君士坦丁堡。但接任的蒙杜斯并未真正远赴亚洲履行职权。532年他还在首都与贝利撒留共同镇压了尼卡暴动。译注。

(18)　原文记述狄奥斐卢斯828年登基；实际上，他在821年被父亲米海尔二世加冕为共治皇帝，829年10月米海尔二世去世后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译注。

(19)　梅利亚斯（去世于934年）原本是一位亚美尼亚王公，后加入拜占庭军队服役，916年将自己的领地改制为利坎多斯军区（Theme of Lykandos），并在拜占庭名将约翰·库尔库阿斯对抗阿拉伯人的战争中立下了不少功勋。译注。

(20)　原文如此。狄奥斐卢斯皇帝的皇后一般译为狄奥多拉（Theodora，约815—867），她在842—856年曾长期担任儿子米海尔三世的摄政，期间结束了圣像破坏运动，被东正教会封为圣人。译注。

(21)　此处指的是922年的君士坦丁堡战役。913—927年间，西美昂一世领导的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一直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并多次获胜。922年6月保加利亚大军再度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罗曼努斯一世设宴敦促禁卫军将领出击，萨克提基奥斯领兵奇袭保加尔人大营，先胜后败，最终伤重不治。西美昂一世甚至联络法蒂玛王朝共同出兵，瓜分拜占庭帝国，但由于穆斯林使团半路被拜占庭海军俘获，保加利亚人始终无法攻克君士坦丁堡城防，不得不无功而返。译注。

(22)　此巴尔达斯·福卡斯又称老巴尔达斯·福卡斯，乃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之父，与前文提到的那位多次叛乱的（小）巴尔达斯·福卡斯系两人。译注。

(23)　阿拔斯王朝名将，赛义夫·道莱是其绰号（意为“王朝之剑”，本名为Alī ibn ʾAbū l-Hayjāʾ ʿAbdallāh ibn Ḥamdān ibn al-Ḥārith al-Taghlibī）。他创立了阿勒颇埃米尔国，在对拜占庭的战争期间多次获胜，晚年败于尼基弗鲁斯·福卡斯。译注。

(24)　亦称“萨珊亚美尼亚”。387年后，原亚美尼亚王国西部被拜占庭帝国吞并，东部则沦为萨珊波斯帝国势力范围，428年起波斯废除了亚美尼亚名义上的国王，改派总督统治。阿拉伯人兴起并灭亡波斯后，亚美尼亚由阿拉伯帝国管辖，直至885年方恢复独立。译注。

(25)　赫莫杰尼斯（约去世于536年）为拜占庭政治家、外交官、将领，曾于伊比利亚战争期间担任执事长官，多次出使波斯，并同贝利撒留共同指挥军队。译注。

(26)　马萨革泰人是古代伊朗、里海东部的一支游牧民，活动范围大体位于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一带。马萨革泰人以骁勇善战著称，据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530年马萨革泰人在托米莉斯女王率领下击败并阵斩了波斯居鲁士大帝。译注。

(27)　苏尼卡斯为匈人指挥官。译注。

(28)　卡里尼库姆战役后的第二年，拜占庭与波斯便缔结了和约。译注。

(29)　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kos）是利奥一世的内兄，尽管兵败，但他并未失势，后来曾短暂地于475—476年担任皇帝。译注。

(30)　即现代的突尼斯海滨小城沙拜（Chebba）。译注。

(31)　即库特里格斯人（Kutrigurs），是一支突厥语系游牧民族。译注。

(32)　原文如此，应为944年。当年12月，罗曼努斯一世被自己的两个儿子推翻；同年早些时候，库尔库阿斯已在这两位皇子的干预下被解职。译注。

(33)　即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译注。

(34)　8世纪后，由“执事长官”衍生的拜占庭高级荣衔。译注。

(35)　即现代的土耳其东南部城市萨姆萨特。译注。

(36)　位于多瑙河口附近的贸易城市，与保加利亚第一帝国首都大普雷斯拉夫对应，故称小普雷斯拉夫。译注。

(37)　此处所指并非波斯帝国著名的“不死军”，而是一支齐米斯基斯继位后亲手打造的拜占庭精锐禁卫骑兵部队（希腊语：Ἀθάνατοι），成员均为贵族子弟，身披重甲，并以黄金装饰，作战时部署在皇帝近侧。齐米斯基斯去世后不久这支部队遭到解散，直到米海尔七世（1071—1078年在位）时代方才重建。译注。

(38)　972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兵败返回基辅途中，可能是由于拜占庭通风报信，遭到佩切涅格人伏击身亡，头颅还被做成了酒杯。其子弗拉基米尔一世统治时期，基辅罗斯转而奉行与拜占庭交好政策，全民改信东正教，弗拉基米尔也因此被封为圣徒。译注。

(39)　即现代希腊爱奥尼亚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克基拉岛。

(40)　即现代土耳其城市科尼亚（Konya），它曾为罗姆苏丹国首都，也是丝路上重要的商业城市和文化中心。译注。

(41)　帕夫拉戈尼亚为小亚细亚中北部邻近黑海的地区。译注。

(42)　该城曾被巴西尔二世皇帝赠予名将曼努埃尔·厄洛提科斯·科穆宁（科穆宁王朝先祖，伊萨克一世皇帝之父），后者将其改名为“科穆宁城堡”，音译为卡斯塔莫努。译注。

(43)　即十字军建立的安条克公国，名义上奉拜占庭帝国为宗主。译注。

(44)　普瓦捷的雷蒙为法国贵族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次子，1136年与安条克公国女继承人康斯坦丝结婚后担任安条克亲王，1149年在与赞吉王朝努尔丁作战时阵亡。译注。

(45)　赞吉王朝创立者，1128年后成为摩苏尔和阿勒颇统治者，为十字军劲敌，1144年攻陷埃德萨伯国首都埃德萨，引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6年被自己的奴隶刺杀身亡。译注。

(46)　全名为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约1155—1216），拜占庭官员、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一书，涵盖了拜占庭1118—1207年间的历史。译注。

(47)　君士坦丁·加夫拉斯的父亲为拜占庭帝国查尔迪亚行省总督塞奥多尔·加夫拉斯，他继承父亲头衔后，在1126—1140年间成为该地区实质上的统治者（名义上仍奉拜占庭为宗主），直到被约翰二世降服。他们统治的查尔迪亚地区在拜占庭历史后期演变为独立的特拉布宗帝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