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主要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主要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case-study method）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大量使用个案研究法研究城市移民与工业化，创造了许多丰富、鲜活的个案，成就了不少社会学研究的经典。现今，在具体的社会互动中透视社会结构同样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范式，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庄孔韶的《银翅》、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莫不是“以其升入的‘点’状剖析展现中国村落的基本面貌。……深入地探讨村庄内部结构因素和形态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10]的典范。
笔者尝试一种个案研究与制度分析的视角整合。中国社会学界曾有“结构—制度分析”抑或“过程—事件分析”研究范式之争。显见的是，“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表征的是两种研究模式，是研究范式上的分野。但从已有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过程来看，包括张静教授与孙立平教授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学者在具体研究当中都不会刻意回避某种特定的范式。更准确地说，两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只是中国社会学者研究理路的两种理想类型。
本研究的主要分析理路是：由中国城乡社会福利分割的制度背景入手，实例剖析村落及其居民可行能力拓展、城乡社会福利冲撞及其多重逻辑主体博弈，发现其社会福利一元演进的逻辑与机制，为推进中国城乡社会福利一元化提供模式参考。由宏观切入—经由“村改居”微观实例—最终回到宏观的城乡社会福利演进逻辑与机制，是研究展开的逻辑主线。笔者以案例社区长时段的村居变迁考察、透视中国城乡社会福利二元分割的形成、固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落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边界不断突破，村落及其村民可行能力不断拓展的进程，剖析中国城乡社会福利“籍”“权”媾和的实质，并通过案例社区集体资产改制、撤村并居等村居改制，生成性刻画村居变迁进程中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由分割到整合的制度冲撞、博弈与整合的逻辑与机制。
中上虞河社区的“村改居”实践为管窥城乡福利制度的冲撞、整合提供了一个适切的案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上虞河社区位于潍县城东3千米处，村西马家桥是虞河以东通往县城、潍县大集的交通要道，每逢集日车水马龙、行人不绝。比起乡村僻壤偏远地区来说，中上虞河社区有交通、区位上的优势，社会生活中隐含着城市文化的色彩，联姻、办事、商业交流亦有较传统乡村更多的便捷之处，并较早唤起了中上虞河社区居民的经商意识。改革开放之后，中上虞河社区兴办了几家效益不错的村办企业，还开设了一家资质不错的酒店。随着潍坊城市区域的蔓延，中上虞河社区逐步由远郊村变近郊村，并由近郊村变城中村，也逐步由富地村变少地村，由少地村变无地村。其生产方式亦随之由以务农为主逐步向以工、商为主转变。中上虞河社区不断向中心城区的位移进程是土地减少的进程，同时也是土地增值的进程，而土地收益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的案例中上虞河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与集体收益的积累，并最终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与影响的集团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自然边界突破的同时，经济边界同样实现了大突破。
2004年潍坊市开启“城中村”改造，中上虞河社区有幸成为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试点村，并最终于2010年完成撤村改居工作，最终实现了村居治理的模式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中上虞河社区不断向中心城区的位移，村落耕地被征用，原有的广袤原野逐步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现代化都市社区所取代，虞河、张面河改造，便民超市的兴建，村落自然界限已经完全打破。以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经济让位于规模庞大的集体经济，销售的链条延展到欧美大陆。村落边界的突破进程同时也是村落及其居民可行能力拓展的进程。然而，可行能力的拓展又是十分有限的，发挥重要“制度阀”效应的是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福利制度。“村改居”浓缩了城乡二元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的全面冲撞，诸如土地所有制及土地收益、集体资产改制与撤村改居、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村改居”是“籍”“权”媾和的破除抑或是“籍”“权”媾和的更新？通过案例村、“村改居”的奎文模式，我们发现了一种政府主导的、一村一策灵活策略下的多重制度主体博弈，也发现了后集体经济时代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福利最大化难题。
城乡结构变迁一直是笔者的研究兴趣，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是笔者的主要研究方向。笔者对案例村系统资料的收集始于2013年暑期之末，首先走进社区。得益于奎文区政府、奎文区广文街道的大力支持，笔者多次组织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座谈会，明晰了奎文区、案例社区“村改居”的工作方案、实施步骤与制度演进。尝试站在一个较案例社区更高的平台上、更宽泛的视野内剖析案例社区“村改居”的问题、矛盾与困惑。此后，笔者又先后走访了奎文区民政局、农经委等“村改居”直接参与部门，与部分负责同志及参与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本研究以可行能力为切入点的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整合研究的顺利进行，得益于资料收集的丰富、全面，得益于奎文区、广文街道办事处和中上虞河社区的多方支持与配合。这其中包括从史志办拿到的《潍坊市志》（1995）、《潍城区志》（1993）、《潍坊人居环境志》（2014）、《潍坊年鉴》（2014），从潍坊市统计局拿到的《潍坊统计年鉴》（2011—2013），从奎文区政府拿到的已经编撰成册的《奎文区“村改居”社区规范化建设材料（资产改制）》和《奎文区“村改居”社区规范化建设材料（撤村改居）》等。得益于广文街道办事处和中上虞河社区的大力配合，笔者获取了大量的“村改居”制度变迁的过程性资料。查阅到了《中上虞河社区集体经济年报表》（历年）、《中上虞河社区河旧村拆迁安置办法》（中虞委发〔2004〕第5号）、《关于中上虞河社区部分区域的搬迁实施方案》（中虞委发〔2005〕第1号）、《广文街道中上虞河社区居委会（原中上虞河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中虞委发〔2010〕第13号）、《中上虞河社区居民委员会（原中上虞河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股东资格界定办法》（中虞委发〔2010〕第15号）、《潍坊市奎文区中上虞河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等文件资料，其中还有大量的电子资料。中上虞河社区档案室还提供了“村改居” 的大量操作性、过程性材料，如村两委的会议纪要、党员会议的会议纪要、各种公告，以及明白纸、入户登记表、入户征求意见表、工作照片等珍贵资料。
基于位置上的便利，笔者可以方便地进入社区，或骑行或步行于中上虞河社区之内或社区周边，对虞景嘉园社区周边的地理、人文环境及其历史变迁、边界沿革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先后多次同原村委会主任、现中上虞河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副董事长韩先生，董事会刘女士、监事会成员王先生，网格管理员马女士、档案管理员马先生，与中上虞河村村志编写者马先生进行比较长时间的座谈，在收集大量有形、规范性材料之外，感性素材也大有收获。这为案例社区“村改居”的制度分析提供了许多有益且必要的补充。
（二）主要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有：
第一，对福利概念的创新。本研究把社会福利界定为一切有助于人的可行能力增长的项目、待遇、服务、制度或理念，视可行能力的增长为福利的本质，既是对福利社会学研究领域及其研究内容的有益拓展，又是对当下民生诉求多元化的一个理论回应。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碎片化样态、应急性建构的本质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之中，二元社会结构即城乡二元社会福利结构。明确的一点是，国内外城乡关系、城乡结构的既有研究注意到了“二战”之后新型民族独立国家在特定发展阶段出现的明显城乡不平等这一结构性问题，认识到个中原因不仅在于诸如劳动力市场等单一因素，而更多的是发展策略、经济社会制度使然。就中国而言，城乡福利二元分割从根本上制约着村落及其居民的可行能力，其实质是“籍”“权”媾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更是直接表明，力图脱离中国二元社会制度体系变革的有关城乡平等、福利以及农民工等特殊问题的任何探讨都是无益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使用“制度阀”新概念，概括、表征并进一步凸显城乡二元制度在社会秩序维持、利益资源分配以及社会行为选择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机制。在村落边界不断突破，村落及其居民可行能力提升的同时，城乡分割福利制度的桎梏作用日益突出，“制度阀”效应机制凸显。
案例村在由远郊村到近郊村、由近郊村到“城中村”及其撤村改居进程中，由一个富地村逐渐演变成了无地村，村落周边的广袤原野与绵延的河流被高楼大厦和城区单位、街居替代，村民较为单一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让渡给多样的、快节奏的城市生活，生机勃勃村办企业的销售网络遍布欧美大陆。土地升值、房价上涨，位移到中心城区的案例社区引来了金凤凰，在这里传统的村落意象早已消逝。然而，村落边界的突破非但未能根本改变城乡社会福利二元分割的状况，反而让中心城区的“城中村”在整体体制上显得极为另类，二元社会福利结构的制度阀效应更为凸显。在逐步退缩的围墙之内，案例村无论在土地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是教育、医疗、计划生育、道路建设等公共领域都存在着巨大的政策差异，而这也引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的一元化问题。“村改居”，无疑正在见证着中国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冲撞与一元演进，彰显着城乡社会福利分割的“制度阀”效应。
第三，生成性建构了城乡社会福利一元整合的进程与机制。研究从建构主义者那里采借了“冲撞”一词，用以生成性建构城乡福利制度由分割到整合的多重逻辑主体博弈，并对这一进程做了辩证性刻画。
首先，“村改居”表征的是城镇化背景下城乡二元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的急剧冲撞与整合努力。“冲撞”是一个从建构主义者那里拿来的概念，皮克林视之为物质力量与非物质力量在科学实践中瞬时突现的一种速记。本研究则用以刻画“村改居”进程中制度逻辑主体之间、新旧制度之间的博弈与挣扎。笔者认为，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的分割、整合表征的是中国城乡制度由分割到一元整合的努力，尽管就目前的整合程度而言还是有限的、不完整的。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结构转型与城乡二元结构整体的整合还有待于寻求深入的制度突破，以实现实质性的转变与融合。
其次，在笔者看来，“村改居”进程中集体资产改制是涉及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整合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就目前的管理、运行机制而言，改制后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还远不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未来还将面对现代化难题。综观城乡变迁与“村改居”研究，虽不乏城乡结构、基层治理制度等领域理论与实践成果，但多囿于既有的制度安排、组织系统的功能分析。或聚焦于“村改居”治理体制机制的理顺，或集中于集体资产改制的模式及后续经营，重进程描述而轻效率分析。本研究从城乡结构入手，关注当前形势下城乡关系的现代演进问题。研究并不局限于有成文的或不成文规范的历史演进或简单的功能说明。股份经济合作社具有一种明显的自我强化机制，是一种锁定结构。本研究借用新制度主义创始人诺斯提供的 “简单静态模型”，运用该模型竞争约束与交易成本约束两大重要机制对改居社区的组织机构作了简明的绩效分析。结果显示，集体资产改制后新成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还远不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村改居社区的后集体资产时代面临着新的福利功能最大化难题。
[1] 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2000年第5期。
[2] 陆学艺、王春光、张其仔：《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农村现代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印]阿马蒂亚斯·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在森看来，可行能力是人的自由发展的评价体系，而可行能力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得以扩大。
[4] 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载 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60页。
[5]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387页。
[6] Whyte，Martin.ed.，2010.One Country，Two Societies：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14.
[7] Northam，Ray.M.1975.Uban Geography.New York：J.Wiley Sons，pp.65-67。依据该城市率曲线，一国城市化率在超过30%之后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其中超过50%之后，城乡之间的融合趋向将变得更加明显。
[8] 李培林：《城市化与中国新成长阶段》，载《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9] 李培林：《城市化与中国新成长阶段》，载《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0] 林聚任、解玉喜、杨善民等：《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