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回顾
耕地经营权流转涉及整个三农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三农的研究，包括了农民、农业和农村相互关联的三大问题，具体涉及农民的行为特征、历史命运，农业经营模式、耕地地租和农业产业特性，乡村社会、乡村结构变迁、村庄治理，中国耕地制度变迁以及流转分布、模式、后果、风险等。在明确耕地三权分置办法后，学术界关于耕地三权分置的产权结构、耕地经营权普遍流转风险及其治理的研究有所增多和深化。波兰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农民问题专家沙宁（T.Shanin）认为三农研究分为四大理论传统，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恰亚诺夫（A.Chayanov）的“独特经济”类型、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文化理路、A.克鲁伯（A.Kroeber）为代表的涂尔干传统。黄宗智认为三农研究存在以马恩和列宁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以舒尔茨（T.W.Schuhz）和波普金（S.Popkin）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以恰亚诺夫、波兰尼（K.Polanyi）、斯科特（J.Scott）等为代表的实质主义三大理论路向。巴特尔（F.H.Buttel）等人认为三农研究存在以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以及生态学理论为代表的三大最有影响的理论路径。这些理论传统、路向或路径，在诸多重大论题上都存在分歧。[28]本书先从关于农民的研究开始回顾。
（一）关于农民的研究
1.关于农民的历史命运
回顾关于农民历史命运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耕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确立对待农民、各种规模经营主体和相关专业服务从业者的正确态度。最典型的农民是在自有的、自己承包的或租入的耕地上耕作、生产粮食以实现基本生存的群体，特别是自耕小农和佃户。
马恩认为，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会走向终结，被从肉体上消灭或逐渐转化为工业和农业工人。[29]资本家先是利用农民对抗封建贵族，最后却将农民转化为廉价工人。[30]资本主义使农民不再可能从事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经营，要么逐渐变成剥削他人的小资本家，要么丧失生产资料成为雇工，并由此而终结。在英国，农民的终结是一个残酷的过程。资本无限压缩农民生存空间，农民无论如何努力都会显得过剩，农业资本家通过绵羊和经济作物给传统农民最后致命一击，使其成为无地可耕者。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资本家甚至采取暴力，借助隐形权力（非法暴力、黑恶势力）迫使无地农民成为资本农场的农业工人。资本进入乡村进行大规模经营，采用机器和科学方法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农民“人口过剩”，大量佃农饿死或远走美洲。[31]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化不能创造对农业劳动力的新需求。[32]19世纪的法国、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资本大量涌入农村，加上殖民地廉价粮食的大量进口，本国农民纷纷破产，进城成为雇用工人，其规模程度与工业资本主义的进展和发达程度相对应。[33]农民在此转化过程中不仅失去传统规范和既有社会网络支持，还得不到城市法律保护，成为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的阶层。恩格斯发现农民在终结的过程中存在一种过渡状态，很多农民尽管成了工人并纺纱织布，但大多散居城市近郊农村，彼此较少联系而激烈竞争；在从事手工业生产时还会去租点地来耕种，但耕种十分粗放马虎；他们成为工人后，孩子仍生活在农村，还尊崇传统宗法关系。[34]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农民的终结是一个被消灭的过程，承担了几乎所有的代价，居住恶化教育丧失，地位下降。在美国，传统土著农民更是以种族被灭绝的方式而终结。马恩认为，社会主义也会让农民“终结”。因为社会主义要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使农民摆脱与世隔绝愚昧无知；耕地小私有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必须收归国有进行规模化经营；耕地小私有制会导致耕地买卖和日益集中，造成贫富分化，出现农民贵族；农民作为私有者大批存在、农业没有企业化，工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实现。但社会主义不会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不会简单宣布废除耕地私有权，而是在小土地所有制已被资本主义破坏、农民自己看到已无前路的情况下把农民团结起来，积极引导其与工人一起进入新社会。[35]相比之下，这一过程要正义和人道得多。他们的经济状况会得到改善，名义所有权变成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36]毛泽东基本上是按照马恩思想来看待中国农民的。邓小平也认为，农民必须加以改造和转移就业，传统农民在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复存在。革命就是要把农民从小块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是农民的出路和希望。[37]在革命胜利后，要进行土改，建立季节性、常年性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让他们看到合作化的优越性，通过一步一步的教育、锻炼逐渐转变其身份。[38]
韦伯（Marx Weber）在19世纪末对德国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农民进行过问卷调查，认为传统农民的终结是一较漫长的过程。他发现农业劳动力空间转移存在依次替代的关系。发达地区农民城市化工业化之后，来自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会填补位置，继续维持原有生产方式、制度结构和经营模式。传统农民将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农民取代，传统农民将消失，而规模化企业化农场经营主将长期存在。韦伯的调查反映了德国传统农民正在终结的过程，佃农在日益减少，雇工日益短期化日工化，来自波兰和俄国的国际客工日益具有无产阶级特征。农业工人对农场主的依附性下降，流动性和自主性日增。他们希望向上流动和追求个人自由，喜欢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39]
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更是专门讨论了农民终结问题。他认为二战后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将日益消失。其中很多人仍生活在农村，但其家庭农业经营已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目的。家庭经营日益企业化，只不过与工业和商业企业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运行机制。农业一直存在，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将消失。那些没有耕地的农民将转化为城市或农村工人。他们不得不面临工业文明。而农业只有引入工业化企业科层管理和现代机械化生产技术，才能满足人口对食物的需要。[40]孟德拉斯还主张，对于农民的下一代来说明智的选择，不是把积蓄用于购买一小块耕地来与大土地所有者竞争，而是用于投资机器，代耕代种或租入更多耕地经营以获取更大收益，从而成为非传统农业生产者，耕地所有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耕地经营权或耕作权，以及教育、知识、技术和资本。[41]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表明通过专业化分工和机械化专业性服务可以获取更多收益。
可见，绝大多数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学者都赞同农民“终结”观。农民将以各种方式而消失不见，要么上升为工商业或农业资本家而主动、乐意地自然转化，要么因资本逻辑而被迫下降为无产阶级，要么经过“教育”转化为集体公社成员或城市工人，存在“离地性终结”或“在地性终结”之分。而以极大地增进其物质生活水平和降低其劳动强度，给予其相对自由而不产生较大不确定性、风险与焦虑，让其接触更高级的文化或精神文明生活而不受强烈文化冲击震荡的终结方式，似乎更为可取。在寻找最理想的终结方式方面，马恩的理论提供了重要基本原则，那就是尊重农民、友好地对待农民，以让其获得实惠的方式引导其逐渐终结。所谓终结，不是消灭而是向更好的存在状态转化。
联系到当下中国，要防止挤压真正的传统农民转化为租地农场主的空间。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都应为传统农民转化为农场主服务，而不能作为取而代之的工具。[42]那种凭借雄厚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营经验来到农村赶走农民取而代之的现象，必须得到抑制。耕地三权分置在促进耕地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同时，要重视培养村庄内生的规模化经营主体，这样可以促进一部分传统农民在地转移为农场主而终结。一部分农民应向提供专业性生产经营服务的阶层转化而终结，包括成为专门的农业机耕机种机收、金融、财务、会计、保险、法律等服务者。一部分农民可以成为农业生产工人或雇用工人而终结，但数量越少越好。其余的农民，政府应通过教育、养老、住房、医疗、就业支持，促进他们向城市市民转化而终结。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绝大部分承包户都会成为领取经营权流转费的离农阶层。如果再通过经营权换社保，他们会从根本上摆脱农民身份。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者占整个社会人口的比例将大大下降，可能会下降到整个人口的10%甚至5%以下。这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应是一个较长期的充满曲折反复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逆全球化、工商业人工智能化都终究无法阻挡其进程。
2.关于农民的行为模式
明确农民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和面临重大问题时的思维决策和行为模式，有助于理解农民经营权流转决策，减少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因各主体思维和决策模式差异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农民行为模式涉及其决策或做选择时是理性的、有限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如果是理性的，是工具理性的还是价值理性的等等。
马恩认为，传统农民行为模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传统农民习惯于自然经济，不为交换而生产，只是偶尔出售剩余产品以补贴生活所需，因此不具有即时交换的市场行为逻辑与追求最大化理性决策模式。传统农民还会从事家庭手工业并生产低廉的基本“工业品”，故能有效抵御外来工业品入侵。外来资本和机器大生产工业产品要想向乡村和向东方国家销售，就必须改变其耕地小私有制。[43]农民具有实践或经验理性，通过漫长摸索能准确知道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所需要劳动时间，但面对货币经济和开放市场经济则无法估计出花费在贵金属上的劳动。[44]故传统农民行为模式本质上与商品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相违，无法适应市场经济。
韦伯认为传统农民进行的是传统行动，传统社会因此相对稳定。农民易受宗教支配而形成宗教价值理性，把财富奉献教会以求救赎。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农民属于生存理性，即极力避免经济遭遇灾难并以相对安全方式实现收益最大化，农民生产经营的首要目标是回避风险和寻求生存，故不会遵循市场逻辑，不会通过扩大生产和市场竞争来扩大收益，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是首先保证自己生存，若有剩余才用于礼物交换和互惠网络，以实现共同体生存和使自己在共同体中立足。传统农民不是适当的市场经济主体。孟德拉斯认为，传统农民之所以不能理性自由选择，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只有传统技术并身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得不按惯例行事。当新技术和机械化打破了惯例时，他们转而模仿同样无知邻居或盲目信任技术人员。如果后者给他们带来不确定性风险，他们就会回到惯例而走向消亡。[45]恰亚诺夫也认为农民无法融入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他的劳动—消费均衡论认为小农通过劳动得到农产品并用于满足家庭消费。农民劳动投入时主观上存在劳累感，在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时存在满足感。若满足基本消费的意义超过了劳累感，农民就会继续投入劳动。而二者一旦达到均衡，生活需求基本满足，农民就不会再投入更多的劳动。舒尔茨（T.W.Schultz）认为，传统小农实际也是理性经济人，会按成本—收益逻辑行事，会一分一厘计算得失，并决定自己的经营规模。[46]
关于中国传统农民，梁漱溟认为他们是互相以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者，农民具有过度社会化的特征。孙中山、晏阳初等人则认为他们缺乏公共精神和团体意识，各怀其私而如散沙无法凝聚。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乡村农民以自己为中心并向外延伸多层圆圈，越处于外层越具有机会主义取向，属于以己以家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和个人主义。故而他眼中的农民似乎社会化不足。赵晓峰认为他们在群内时以群为中心，在群外时则以自己为中心，代表己群与外群打交道时具有扩大的自私心理。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还存在历史的变迁。在传统社会中他们公私相对、有公有私；在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崇公抑私、公私模糊；在改革开放后又强私弱公、公私分明，强调眼前狭隘家庭私利而不能合作。在今天，很多农民在外出务工，脱嵌于原处社会结构规范而又不能嵌入务工地，故而处于游离状态，行为更具功利性；而返乡后随着乡村的日益陌生化，他们的观念和道德、心态都在发生改变，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过渡状态。
这些讨论对于把握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背景下的农民行为逻辑颇有启迪。他们在群内自发流转时更具互惠性，对外来规模经营者更具工具理性，并可能对不同规模经营者持有不同的标准，甚至与外来者持有天生的对立立场而可不受规范制约地实施侵犯。农民在不同的背景下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大多数将无法适应市场经济，难以进行市场化的、高科技的规模化经营。
3.关于农民的社会属性
农民社会属性论题涉及其是社会的稳定器还是不稳定的发生器等。[47]明确此同样有利于应对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冲突。
马恩认为传统自耕农属于中间等级，具有革命性也具有保守性。他们试图保有小块耕地，并因此具有一定保守性。眷念土地是农民的本质，对土地这种“想象的财产权”十分狂热。[48]他们只要还有一点耕地，就会守旧和迷信权威，面向过去，因此具有保守性，甚至试图开历史倒车，拥护专制和非正义战争。农民天生分散性、原子化而难以组织化，更难主导集体行动。耕地碎片化导致农民原子化，不互相交往而常处隔离状态。面积小使他们无法分工和应用科技，每小块耕地分布一个农民家庭，由此而形成村庄，这样的村庄又形成整个农村。故农村犹如一袋马铃薯，在涂尔干笔下仅有机械团结。农民尽管利益相同却不能形成共同的全国性的联系，更不能形成政治组织，一定要别人来代表。[49]但在统治者过于残暴时，他们也愿意附属性地参与集体行动。资本扩张和对农业的入侵使土地日益集中到大资本手中，会产生可怕结果。[50]大资本进入农村会导致地租上升，佃农无力竞争租不到耕地，甚至连住宅都会失去，从而产生对抗情绪和仇恨心理。19世纪初的法国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但就有人鼓吹大量建立大规模农场，导致农业工人劳动量大增而传统农民大量失地失业，资本攫取大部分利润。[51]这加剧了农村社会阶层矛盾与社会冲突，农民逐渐无视当局法律，反感主流意识形态，日益堕落为反社会者、纵火者，农村社会进入“战争”状态，不断暴发群体事件和社会运动。[52]资本积累过程必然伴随农民反叛，但其必须依附无产阶级才能成功，[53]工人与中下层农民会形成大合唱。[54]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过度扩张，墨西哥的查帕斯运动和拉美无地农民占地运动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并无一成不变的农民社会属性。他们是保守还是激进、是参与还是观望，都与外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政策环境存在密切关系。如果无外在有利环境和空间供农民顺利转化，耕地又过度集中，农民参与激进行动的可能性就存在，反叛一旦发生，往往会导致大规模破坏。但他们的反叛通常不是显性而是隐性的、变形的或消极的。他们作为“弱者的武器”，包括装糊涂、装傻卖呆、偷懒、开小差、怠工、口头答应、假装顺从、假装中邪、诽谤、毁坏工具和作物，以及偷盗和放火等等，以微不足道的小行动削弱对方力量，最终产生重大聚集性影响。另外，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霸权，农民往往有隐藏的文本。[55]由于生存理性、隐藏的脚本、合谋的沉默，当他们采取难以捉摸的行为进行反抗时，社会矛盾实际已较严重。而农业规模经营者也有自己的社会属性。他们往往会以生态名义提高农业产品价格，希望政府开拓国际产品市场而封闭本国市场，强调在投资—回报周期内行动的合法性。当下中国耕地经营权流转，一定要以农民具有非农化倾向和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为前提，经营权流转不得挤压而要拓展农民生存空间。如果一些村庄出现村民以弱者武器对抗规模经营者，就必须加以警惕，并弄清其背后的真正原因。
（二）关于农业的研究
回顾关于农业的研究，明确农业生产经营特征和组织经营管理方式等，可为探讨经营权流转和规模经营最理想组织和经营方式提供参考。
1.关于农业的产出能力
人们常常认为，农业最不同于工商业之处，在于直接作用于动植物并必须遵循生物自然规律，在时间上不能随意改变，一定面积的耕地在特定气候条件和耕作制度下，其产出能力是有限的。但随着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到来，农业日益突破时间和气候限制，生产力在不断提高。马克思认为资本、劳动与科学的结合可使耕地生产力无限提高。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力提高，人们可以对耕地挑肥拣瘦，只对一部分耕地精耕细作，另一部分却会抛荒不用。耕地人口承载能力是无限的，人口过剩理论也是不成立的。[56]“大跃进”运动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限于技术条件当时产量实际都很低，而改革开放后良种的引入使红薯之类亩产可达一万斤。
2.关于农业的经营规模
有学者从技术的角度，认为生产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小农经营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在传统社会农业经营规模往往限于农忙时节数人或十数人体力劳作所能承受的范围，即使是大地主大规模经营实际上也主要是由以佃农小规模经营为单元而构成的。这种主张认为如果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步，农业则可大规模集中经营。[57]
马恩发现法国革命将耕地平均分给农民导致了耕地经营零碎分散、无数地界纠纷，机械化专业化和水利建设无从谈起而生产费用上升，生产工具和技术日益退步而产出日益下降，最后因不能保障生存和满足赋税支出需要而被出售给处于竞争优势的大地产者。因此，他们综合经营本身和所有制度两个角度，主张消除小土地私有制进行公有制集体规模经营，以对抗资本主义农业大生产经营。[58]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农业一定是实行大规模经营。[59]
邓小平认为，农业“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应在相当长时期内坚持联产承包的小农经营，但这并非长久之计，之后要发展可以适当雇工的适度规模经营，而最终要适应科学种田而发展规模经营。[60]
3.关于农业的组织方式
这涉及农业生产是以家庭还是以企业科层制方式进行组织，是以家庭成员合作方式展开还是以“队生产”方式展开。有的主张家庭经营比采取企业化经营更好，即使科技再发达也要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合作制道路。马克思等人认为小农家庭生产排斥分工和协作、不愿引入技术和接受调控，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企业化农场的现代组织管理方式更利于采用科学经营工艺，生产更多的财富，只不过私有制下这些财富为资本家占有。列宁认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实行公有制下的机械化大规模民主管理经营农场，在过渡期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合作社经营这种中间形式，机械由国家提供给农民无偿使用。[61]毛泽东认为，传统个体私有农业经营是落后的，雇佣劳动的规模化家庭经营存在剥削，社会主义农业是工业化的集体农场经营。[62]邓小平曾认为，农业生产经营必须社会化，耕地可以入股集体统一经营。[63]因此与经营规模看法相一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业应采取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组织模式，从家庭经营向企业化经营转变是其总的趋势。
韦伯认为宏观政治经济背景和微观个体社会行动都会影响农业经营本身，但技术必然战胜传统主义，传统农业将为现代企业化农业取代。在当时的德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农村劳动力日益匮乏，国家应把耕地收归国有招募农民家庭来实行家庭经营，从长远看农业要企业化和理性化经营。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定时期，可实行耕地公有下的家庭经营。韦伯在本论题上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一致，都否定家庭经营是未来农业主要组织模式。[64]
但有很多学者认为，农业无法采取现代企业生产流水线和“队（team）生产”模式，因为农业生产过程无法进行严格监督、产品难分具体贡献者所以无法精确考核和按件计酬，机会主义与搭便车行为无法避免。特别是农业“队生产”体制将导致大量机会主义行为，而家庭成员则会支持道德规范，相互信任互惠合作，故而比雇用的工人团队更有效率。有的学者则退了一步，认为种植业应采取家庭经营，而其他则可公司化企业化经营。[65]在美国，农场平均规模近3000亩，如此巨大仍以家庭经营为主（占98%），其产值占到85%而面积占到94%。[66]
此外，关于农业的性质也存在一定的争论。农业性质问题一是涉及农业是弱势还是强势产业，如果农业天生无法与工商业进行市场竞争，那就是弱势产业而应加以保护，否则农业经营实体生死命运由市场规律决定。二是涉及农业是形式经济还是实质经济，如果是前者则可以货币化结算农民的名义收入，如果是后者就要考虑农民日常从耕地中获得的不以货币方式计算的好处，对其收益的估计就会更高。恰亚诺夫认为资本逻辑和市场经济难以扩张到农业领域。耕地位置不能改变、生产的季节性、作物生长的自然性，使得农业是特殊的弱势产业。其无法进行现代企业的成本—收入核算，如果把劳动力成本计算在内那么农业无净收益可言，但从实质经济的角度看小农在无利润的情况下也可存在下去。小农实质经济不遵循市场规律，生产者会按自己的逻辑均衡劳动强度和需求强度，而不遵从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67]卡尔·波兰尼也认为农业属于实质经济，无法适用于形式经济货币化核算也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农业市场化、劳动力和耕地商品化会导致农民贫困化以及农业与社会脱嵌，甚至社会网络瓦解，还会在文化层面造成破坏。
回顾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基于耕地无限产能的可能性，规模经营主体应通过提高农业产能来为自己开拓获利的空间并缓解利益纠纷。如果规模化经营者流入耕地后亩产量不增反降，就失去了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本意。农业规模经营既要规模化效益，更要单位产出量的增长。在任何历史时期，农业都应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应根据农村人口密度、耕地多少、科技水平、机械化程度等因素来确定农业经营的适度规模。随着科学技术出现重大进步，农业最终将走向机械化的大规模经营。由于农业生产经营的相对特殊性和农业产业的弱势性，需要坚持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合作规模经营，同时要促进外来资本与家庭经营的有机融合。
（三）关于农村的研究
农村与城市往往会形成一种“二元对立”，二者在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阶级与阶层结构、生活与消费方式、人际交往与社会支持保障、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回顾关于农村的相关研究，明确经营权流转对农村社会诸维度的影响和城乡关系变迁的影响，可从更广视角来思考流转风险，将更广因素纳入流转风险治理。
1.关于农村村庄与社区
正如费孝通所言，传统社会农村多由一个个相似的村庄共同体构成，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内部有机团结而彼此之间机械团结，内部血亲和家族宗亲关系发达并构成共同体基础甚至可跨越村庄内部阶级阶层界线，但就共同体彼此之间关系而言，他们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据相关学者考证，村晚至隋朝才出现。隋朝城为郭而内分坊，郊为乡而在田野，没有家户数量限制；因战争、灾荒等而背井离乡者重新聚集也可成郭，但在郭外聚居而成者称为“村”，与之对应的则是“里”。村庄与乡里不同之处在于，村庄是人员日益流动的产物，内部人口构成多元化，自治和组织化程度更高。隋设“村”的目的，在于将流离耕地又不能入城者纳入管理并整合离乱人口。唐代则实行乡里村三级制度，村被纳入并作为里之下的构成单元。元初劝农立社，在村之下设社，提倡社约自治。清代基本上以自然村落为单位设置保甲编制。民国时期仍然以家户及其构成的自然村落为基本治理单位，实施乡里保甲制度。[68]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雇农和外姓人口获得耕地，自然村落姓氏结构多元化，自然村落边界被打破，改革开放后组逐渐与自然村落接近。[69]
相关研究发现，当下中国农村出现巨大变化。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常住人口大幅下降，新生人口和适龄入学人口也日益向城镇集中而脱离农村日常生活，交通改善增加了农民活动范围，生产与居住地日渐分离，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使农民日益不在田间，专业化服务人员更是不在乡间居住。乡村日益成为生产空间而不再是生活空间，一些村庄甚至乡镇居住点都在空心化。部分“村改居”成为城镇社区，大村和中心村正在改名为农村社区，面积扩大。农村基本构成单元已日益不考虑自然村落边界而向村庄化和社区化演进。特别是偏远农村的社区化，更是使离散的、人口同质性强的自然共同体转向集中的、人口构成异质性强的行政共同体。[70]农民生产与生活日益分离，多种兼业经营日益少见而专业化更加明显，消费方式日益货币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熟人关系半熟人化，工具理性逻辑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乡土性日益消失。[71]在社区化的大村庄中，村委会被居委会取代，其治理日益司法化、网格化，日益不再依赖小群体网络治理机制，整合的基础更可能是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以及公共理性。[72]党和政府在财政收支、事务管理、社会组织方面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73]所有这些，都为经营权流转风险治理提供了新的村庄背景。
2.关于农村阶级阶层结构变迁
新中国农村阶级阶层结构一直处于变迁之中。改革前农村经济相对不分化而政治身份分化明显，向上流动尤其需要考虑政治出身。[74]在改革后农村出现了专业户、个体户、企业主、包工头等以人力资本为优势的先富阶层，他们与普通农户经济明显分化。1980年代后期又新出现基于乡镇或村办企业改制的私人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农民工阶层。1992年后农民因为市场选择及获得机会的不同，而出现新的职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分化。[75]进入新世纪，又出现进城户（10%）、半工半耕户（70%）、中农户（家庭规模经营者，10%）、老弱病残户（10%）之分，规模经营户成为农村真正的中坚力量。[76]发达地区村庄存在强大富人群体，社会结构极化，而中西部相对均质。而耕地产权特别是经营权的实际占有与否，正在成为重要区分因素。[77]
有学者区分出社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耕地经营权流转三类村庄，发现在政府和资本主导的村庄中形成的阶级阶层结构让人忧虑，耕地向少数人集中，土地精英崛起并主宰村庄事务和影响村组织运作，同时拥有政治政策资源；小农加速下降为雇农和相对贫穷阶层，某村一百多户老农转出经营权后收入仅为年亩均不足千元租金，无法进城只能从事重体力、非正规、高风险的工作，职业伤病严重，常因伤致贫；传统“半工半耕”阶层地位和耕地身份权异变，陷入依赖务工为生境地，只有小部分中农向上流动。[78]一些村庄在很短时间内就形成了较为刚性的阶级阶层结构，因此也值得警惕并选择适当的流转方式。
（四）关于城乡关系
耕地经营权流转风险治理，还必须考虑城乡关系因素，城乡关系处理得好，其风险就要小得多。如果在制度和政策上继续维持以往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显然不利于耕地经营权的流转。但一些家庭既拥有城市市民权利，又拥有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确实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现象。
众所周知，马恩认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社会分工发展而不发达的产物，使乡村从属于城市，成为后者的原料来源与产品市场。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的途径，需要科技支持将城市与乡村优势结合起来。孟德拉斯认为农民会终结而作为生活而非生产之地的新乡村也会到来，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更接近自然的乡村会成为生活和消费空间、休闲观光之地。未来城市是工业和生产中心，乡村是生活和休养中心。[79]费孝通则相反，认为乡村需要通过工业化，建立机械化合作社工业企业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80]赵旭东则主张城乡连续体，认为真正合理的城乡关系是二者彼此相互需求和相互依赖。[81]刘奇认为，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不同，生态文明下城市功能将向乡村分流，城市问题日益疏解，城市边界日益模糊，城乡共荣思维日益盛行。[82]
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入侵使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发生断裂进而出现对立，地方精英从保护经纪退化为谋利经纪，榨取农村资源并转移到城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对立，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前我国城乡关系严重失衡，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农业税以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设计，使农业服从于工业，农村自我发展能力日益丧失。1978年前是农村用农产品剩余支持城市工业化，1978—2003年间是农村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支持城市工业化。[83]在经历了关闭城门与绑农于土、城门未开与乡土筑城、农民撞城和城市过客三个阶段之后，城乡二元对立还需突破，特别是需要赋予农民城市居住权和子女城市教育权。[84]改革之初城乡关系出现“恢复性缓和”, 20世纪末期又出现更深层的断裂，新世纪以来有实质性改善，十九大以来进入融合发展时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均等化，城乡要素日益自由流动。[85]但目前经济机会仍在城市，农业GDP占比越来越低，惠农项目容易失败，城乡互惠融合任重道远，经营权流转发展空间还需拓展。
（五）关于耕地经营权流转的研究
1.关于影响流转的原因和因素
裴厦等人认为，劳动力状况、耕地观念、要素禀赋、受教育程度、收入结构，以及耕地资源状况是影响承包户流出经营权的重要因素，经营比较效益影响经营者流入耕地规模，政府政策引导、村组集体干预、种地补贴与农机补贴政策会同时影响流入流出决策。[86]刘洋认为，家庭人口数、劳动力数、年龄、文化程度、非农就业率、恩格尔系数以及单位面积农业纯收入、交通便捷度、签订流转书面合同比率、粮食安全保障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都会影响耕地经营权流转。[87]张乐天等认为，共同体意识和人情意识的乡土秩序对农民耕地经营权流转行为选择影响巨大。[88]郭荣朝划分了促进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六种动力机制，即经济推动力、政策牵引力、规划导向力、市场调节力、思想观念活力、文教科技拉力、创新持续力。[89]钟涨宝指出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受农地市场、社会文化环境心理与主观认知的影响，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并存在顽固型、观望型、情感型和探索创新型四种流转决策模式。[90]这些研究都强调外出务工的比较收益优势是农民愿意转出经营权的重要原因。
2.关于流转的主体
王权典等人认为，根据《土地承包法》流转主体应只能是发包方，但现实状况决定流转主体还应包括耕地的承包方。[91]张红宇认为存在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企业之间、社区等经济组织之间的耕地流转，所以流转主体应是多层次的，并因耕地类型、流转模式和流转层次而异。[92]钱忠好认为乡村干部处于强势地位，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偏好于通过行政手段抑制流转市场发育而阻碍农民流转决策主体性的发挥。[93]于建嵘认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以承包户为主体。耕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承包户，因此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决策主体自然也应是承包户。[94]税杰雄发现村委取代集体经济组织成为耕地所有权主体会导致耕地产权主体错位、所有权客体模糊和产权内容虚化。[95]尚旭东认为，面对抛荒，由政府主导流转具有一定合理性，能促进高质量的耕地集聚，但会放大需求弹性和助推流转溢价，挤压流入方利润而增加流入方非粮化概率，因此应始终以承包户作为流转经营重要主体。[96]
3.关于流转费和增值收益分配
耕地经营权流转必然涉及流转费用定价和增值收益分配等问题。这种费用该如何确定？它可以称为地租吗？流出方能否获取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增值收益？地租或流转费用应采取“固定租”或“分成租”？耕地流转如何分配收益才能防止收入过度分化，促进规模经营主体经营风险和农民相对剥夺感双双下降？
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所有权而索取的收入，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同时地租也是为在一定期限内获得土地使用经营权而支付给所有者的支出，地租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地租的本质是剩余价值，来源于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地租的基础之一是自然肥力，基础之二是劳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使农业生产者获得满足生存之外的剩余。租地者为所有者固定投资所支付的利息不是地租，地租是土地使用费。地租的最基本形式是实物地租和货币租。任何耕地都有绝对地租，因为耕地具有稀缺性，使用者必须付费。级差地租是耕地因自然条件差异和连续投资收益不同而产生的价值，归耕地所有者占有。级差地租又包括级差地租I和II，前者是投在最坏无租土地上的资本收益和投在较好土地上的资本收益之间的差额；肥沃程度、地理位置、农业化学和机械化水平是影响级差地租I的因素。级差地租II是在同一耕地上连续追加投资或改变用途而产生的超额利润，由谁占有多少取决于租赁双方博弈和谈判权力。[97]地租的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要受经济、自然地理、阶级关系和社会利益团体间关系的影响。[98]胡新艳认为经典地租理论需要拓展，以适应中国特殊农情下的人地和人际关系，中国农民对耕地存在生存和情感依赖关系，差序格局下的关系强弱，都会影响地租水平。[99]地租是一个社会问题，除了自然条件、资本投入、供求关系和产权结构外，社会结构、社会规范、行政干预、风险分担机制等，都会影响地租水平，因此地租也属于社会性合约。[100]
严格说来地租应属于所有者，而三权分置下经营权流转费归承包户，所以不应简单称为地租。但耕地所有权实质上是归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都应归集体成员。耕地流转费实际就是地租。做实集体所有权并不是由抽象的集体占有绝对地租和与民争利，而是要发挥集体功能和力量促进规模化经营，因此绝对地租应归承包户，流转费可以称为地租，本书同时使用这两个概念并不做区别。具体特定耕地的级差地租I，如果是基于天然肥力和位置优势，集体应发挥分配调节作用将其超出平均流转费的部分平均分配给集体成员；如果肥力是承包者努力改良导致，那么超出平均流转费的那一部分应由承包户占有。在经营权流转后，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承包耕地但流出经营权者，首先应获得绝对地租；如果其耕地有超越一般耕地的肥力或较好自然条件，他还应获得级差地租I。流入方获得级差地租II和利润。组织反租倒包的规模经营者主要获得的就是级差地租II。
经营权流转费或价格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耕地产量、村域经济发达程度、县域交通通达性、承包户主年龄、与市中心距离等。[101]家庭非农化程度、总人口、总收入、农业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田块规模对流出方要价水平有显著正影响。[102]耕地流转租金受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耕地质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当地国内生产总值、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与租金水平呈正相关。[103]租金与租期之间则存在倒U型相关。[104]耕地的生态价值越重要，租金也就越高。[105]耕地流转价格还受市场竞争影响，流入方多而流出方少时价格会升高。很多地方经营权定价依据是承包户耕种时投入产出净值，没有考虑级差地租，更有一些地方属于行政定价。
地租水平不仅仅取决于内在经营过程和市场竞争因素，还取决于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白凯认为封建国家为维持统治会抑制地主随意抬高地租以使农民得以生存，当国家这种抑制能力丧失时，社会就会陷入尖锐矛盾冲突之中。但封建国家也需要地主精英的支持所以不会过度压低地租。[106]而斯科特认为，恰恰是国家和政府官僚体系导致租税沉重。另外，有的认为市场化流转可以提高租金，否则租金可能被随意抬高或压低。还有研究发现，传统中国存在地租高定低收的情况，佃农往往无法足额交付纸面租约规定地租，地主出于稳定和长期控制而酌情减租“施恩”，并在丰年榨取更多地租。[107]今天中国情况已完全不同，但流转费水平确定应兼顾承包权人和经营权人的利益，既有利于促进经营权流转又有利于促进规模化经营。如果水平过高会不利于规模经营的持续发展。如刘成良认为，复杂耕地产权制度构造和利益分配结构以及多主体的利益博弈和结构平衡，使得国家耕地补贴转化成了地租，提高了农业经营者成本和风险。[108]一些地方出现“炒经营权”现象，使地租非理性攀升，造成严重不良影响。[109]张衔等人认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接近或超过社会平均资本构成后，人们不会再流入经营权，承包户只能自耕或抛荒。[110]经营权流转市场应处于自由竞争状态，防止出现垄断定价。
经营权流转费与经营权入股收益、参与合作社经营收益等存在区别。前者经营权发生转移，后者没有完全转移或没有转移。获取经营收益显然通常比地租高，但要承担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承包户应通过直接流转还是入股流转、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获取收益，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余文兵等人指出，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过程中应多通过入股等方式以保证农民收入。[111]于洋认为，经营权入股更能增加农民收入。[112]但童列春认为，入股经营等理论上可使流出方获取更多经营收益，但内部人控制问题往往使经营利润被核心经营者攫取，风险债务却被留给流出方；而直接出租收益虽最小但稳定并可避免流出方市场能力不足，还可在防止流入方过度侵占流出方利益的同时促进流入方的积极性。[113]当然，对于流出方而言，能够获取不低于直接出租时的地租的保底收益又能够参与分享流入方利润是再好不过了；对于流入方而言，在流转之初为吸引流出方会采取该策略，但其持续性难以保证。而没有保底的分成租使流出方风险最大，当流入方无经营收益时更是如此。地租水平应在确保承包户绝对地租的同时，在增值收益上形成动态调节机制。[114]
另外，学者们发现，租期越短流入者代际传承意愿就越低。[115]短租是普遍现象且日益呈现更加短期化的趋势。[116]流转租约存在不完全合约与关系合约，甚至“空合约”也十分普遍。空合约依赖于信任与声誉机制而实现自我履约，可降低合约治理成本并缓解其不完全性，但流入方只会流入小规模耕地并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117]社会关系与市场的双重影响使流转合约兼具差序格局与商业交往的双重特征。[118]
4.关于流转的风险
耕地经营权流转具有双重影响，我们首先应充分肯定其积极影响。流转肯定会使外出务工抛荒农户受益，也会使在村劳动力有更多机会去规模经营主体那里务工而增加其收益，更使集体经济实力增强并有余力修建道路农田水利设施等。[119]但流转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导致风险。如有一批学者较早指出，出现了严重的耕地资本化、地方利益群体扭曲国家耕地流转政策意图和严重侵蚀农民利益现象；[120]一些地方政府参与程度过深、流转行为不规范、集体角色错位、流转配套措施不完善，导致流转双方利益受损，阶层分化过度，诱发了群体性事件，危及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121]经营权流转行为失范暗藏“隐形风险”，包括农民失地、失业和失去生活保障风险，地力衰退风险、贫富分化过度风险等；[122]各种流转方式都有其相应的风险，而入股带来的风险最大。[123]但是，这些较早的风险研究大多没有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开讨论，故可能高估风险。
在明确三权分置之后，关于流转风险的研究有所深化。黄微微等人指出，传统农业区耕地经营权流转存在非粮化、非农化和土地兼并风险。[124]范雪飞认为，三权分置的法律化和体系化使以往相关风险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得到一定预防，但该制度体系异常复杂，承载的集约经营、粮食安全、农民生存等多重目标较难平衡。[125]汪跃平认为经营权流转管理机制、程序规范性、流入准入机制等方面存在问题，确权颁证滞后、配套服务缺失、政策不完善，以及过度行政干预、准入程序与资格审查不严或缺失、资本可以不负责任地逃离，使经营权流转潜在系列风险，包括经营权集中度过高、经营方向偏离和用途转变等风险。[126]阚立娜等人认为经营权抵押贷款会对普通农户存在挤出效应。[127]向小倩等人使用层次全息模型，将经营权流转风险分成耕地利用、流转关系、流转时间、流转规模、管理机制五个方面的风险，指出非农化、生态破坏、经营管理不当、合同不严格执行、冲突协调无力、流转法规不完善是高风险源。[128]这些研究更多的是考虑整体安全，并无一种相对统一的风险和概念分析框架。
（六）关于村庄治理的研究
1.关于传统中国村治研究
明恩溥（A.H.Smith）发现19世纪晚期华北村庄人口密集、耕地紧张、农业经营碎片化严重，贫民无地者要靠“拾荒权”缓解生存危机。村庄治理基于熟人网络，乡老或首事是民选官任的，处理官府与村庄成员相关事务，由专人筹集管理资金等。纠纷先私下解决，不成则诉诸公堂。国家通过地保向村庄乡老首事完成土地管理、税收、国道修整、官府货运、官员接待、水利等任务。村庄治理效果不佳，道路只能从碎片化耕地边沿经过，弯曲泥泞，经雨水冲刷“千年的路变成河”。因专门替人打水送水者反对，水泵难以引入。村庄地痞（村霸）甚至女地痞与官府勾结共同祸害百姓，官府是网而地痞是网上蜘蛛。一些村庄建有“钱会”且运行良好，偶有因时势、灾难甚至机会主义而失败的案例。每到收获之季，偷盗现象常发，种植者晚间不得不在碎片化地块间来回地巡视。他认为当时华北乡民个人自利而无集体利益观念，而帝国政府根本无提供村庄公共产品的想法。他感叹在中国要是不请吃，任何事情都办不成。他主张引入基督教来改造华北农村，使农民不溺婴、不早婚、友爱、不纳妾、不浪费有限财物于仪式、不裹脚等。[129]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出现重大变局。当时中华农学会及留日农村经济学者着重研究租佃关系以探求出路，重视文化建设的学者积极展开“乡村建设”运动，中共左翼团体则努力寻求根本解决之道。[130]葛学溥（D.Kulp）发现1920年代的华南村庄，家族主义处于中心并构成政治、社会控制和宗教的基础，宗族首领—房头—家长构成的村庄权力结构控制着成员，非公共耕地名义私有，但其交易须族群或共同体首领同意。[131]杜赞奇（P.Duara）反对结构功能主义与价值决定论的权力观，提出以文化网络为基础的权力观，并对1942年前后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村庄治理影响进行了讨论。[132]他发现村庄是基于长期共同生产、生活而意义共享的共同体，具有一定封闭性，长期居住、生产与生活以及祖辈葬在村里，是成为村庄成员的条件；非世居家庭被排斥在外成为“浮户”，不能拥有村庄耕地与住宅。村庄自然和社会边界明确，往往有自己的象征符号和信仰。共同体成员基于共同价值、信仰而交往形成社会—文化网络，其精英有使他人服从的能力和权力，并不需依附国家政权就可实现村庄自治，充当“保护型经纪”。村庄精英基于家族而地位世袭，富有而见多识广，拥有传统权威和魅力权威，与国家主导秩序存在一定对抗性。村庄以家庭为单位展开宗教、祭奠等活动，户主代表家庭参与公共会议。村庄内部不存在打井、灌溉农田等专业服务组织，农户间进行非正式合作，共用耕畜、互助劳动、合购农资以及租佃耕地等，而守护庄稼的“看青会”属于自治组织。短期租地特别是按年租不需中间人，长租或租给村外者需中间人，出租者会主动了解租地者能力与条件，也需中间人提供信息、担保及协调租金纠纷。[133]近代国家政权建设使“保护型经纪”衰落而“谋利型经纪”兴起，村庄治理没有现代化反而走向失序，国家权力极力向乡村渗透以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和实现资源动员，显著改变了村庄政治、文化与资源分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侵入，并未改变小农经济本身。由于统治集团腐败，各种资源进入腐败官僚口袋，农民税负日重，消解了农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和忠诚。为了征收更多的税，国家官僚破坏传统乡村权威和寻找新的代理人。富人借垫付税收而攫取村庄领导权，村庄领导逐渐由这些富人担任，国家政权建设日益内卷化。[134]施坚雅（W.G.Skinner）认为民国晚期乡村基本单元是由数个自然村构成的乡村市场共同体，农民经济与社会活动并非限于所在村庄边界，而是限于所在市场共同体边界；市场共同体而非村庄内的乡绅，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控制着乡村社会。[135]施坚雅的看法，超越了传统村庄视角，强调村庄形成的是地方市场经济活动共同体秩序，而非简单的自然村落共同体秩序。费正清（J.K.Fairbank）认为，乡绅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和乡村实际统治者。[136]梁漱溟认为现代化严重破坏乡村传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应建立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创造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晏阳初认为，改变中国农村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以教治愚、以产治穷、以医治弱、以组织去私。民国时期的村治对策研究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强调改变文化而不是耕地制度革命。
费孝通指出近代中国人口日增，诸子平等继承制度使农业经营规模越来越小，农田分散化碎片化增加了农业生产时间和劳动成本，阻碍了农技应用，日益完全依靠人力精耕细作。农民日闲，赌博日盛，用水纠纷甚至群体械斗频发。村庄共同体是熟人社会，只需礼俗而无需法律。外来人要成为“本村人”，主要途径是通过婚姻。民国“不在地主”占有大量耕地， 90%农民耕地不足，大多数农民是佃农，实行永佃制度。耕地分为田面权与田底权，不在地主（包括城里人）拥有田底权，可如股票转手交易而不影响佃农田面权。不在地主与佃农纯属经济关系而不会发生直接社会交往，不在地主甚至不知自己耕地位置、佃户是谁，而委托收租机构收租，后者甚至让警察当帮手而成为半政治机构。[137]陈翰笙也发现民国农户经营规模小且碎片化，技术无法推行。耕地存在全田永业权、全田暂业权、田底永属权和田底暂属权等所有制类型，佃农存在纯佃农、享有田面权而将其转租者、田面权典出者区分，自耕农有全自耕农者、只有田面权而田底权已典出者、有田底田面权而完全典出者等之分。耕地兼并已十分严重，官僚腐化为大土地所有者，运用权力兼并耕地而成为新型地主，既占有乡村权力资源又占有国家权力资源，拥有其耕地范围内的收租、商贸、金融信贷、行政管理、税收、司法治安警务、教育等权力，种种超经济强制加剧了农村矛盾冲突。工商资本也在转向农村大量购置耕地，造成耕地价格高涨，中小地主日益破产。[138]他的研究表明，传统村庄的治理结构日益被官僚资本破坏。
2.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前中国村庄治理
W.R.葛迪斯对费孝通研究过的开弦弓村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前的变迁进行了追踪，着重考察了合作社耕地制度变迁与农村政治制度变迁，发现农业合作社时期乡镇是直接选举，县级是间接选举，村长由村民选举产生，村长之下有社长，村长职能大大缩小。[139]他没有预见到人民公社的消极面，实际上集体化时期村庄陷入了直接来自国家的集权统治，传统的国家、士绅与农民三位一体体系让位于国家—村庄双边博弈，村庄盛行本位主义，社员干部间形成了忠诚—庇护关系。
张乐天发现在新政权初建时，乡镇设有脱产干部，包括乡长、副乡长、文书和农会主席四人，基层政府采取象征仪式性的剧院政治方式，进行广泛社会动员，没收和征收多余耕地平均分给农民私人所有，改善了农民政治与社会地位。[140]人民公社时期，公社作为国家代理人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问题，生产队代理人既要完成国家任务，又要增加队员福利，更要满足自己收益，压力大难以平衡。行政权力过于扩张，但干部缺乏相应能力而导致大量瞎指挥。[141]行政区划取代自然村落成为空间边界，农民不再流动，没有外出机会。党支部更加得到“上面”的认同，并实行一肩挑模式。但乡村干部家长化和父权化管理，有机会谋取私利和利用特权多记工分多拿补贴，导致收入分化和干群矛盾。一些村社权力部分落入村霸之手，于是党又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手段而非司法手段来抑制腐败和贪污，结果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政治泛化。村庄治理变异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大量耕地荒芜和严重饥荒。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干部成为村民利益维护者、兴修水利的重要领导者与实施者。党支部不再包揽和直接干预而是确定大政方针方向正确，下达工作指令、拥有人事决定权和可支配队内资源和人员。
3.关于改革开放后的村庄治理
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群体政治和公民权利、农民政治参与和表达、村民自治、农村企业家精神和新型精英生成、农民上访与抗争以及干部对群体控制机制的转型等，成了村治研究的重点。[142]
陆学艺等人通过对小岗、华西、大寨等典型村庄的调查，发现一些村庄在包产到户后缺少合作精神，村治难以开展。村庄非行政化的现代社会组织基本缺失，家族和宗教共同体观念逐渐复兴，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日益强化。[143]一些村庄治理主体是党支部，支部书记靠个人权威，实行终身制。党与政府农村控制力弱化，村社干群比例下降，但职能虚化并逐渐限于收取税费，推动劳务培训和输出，有20%的农民经该途径外出务工。[144]一些乡镇干部专心乡镇企业而无暇他顾，在国家未把农村作为重点的情况下，推行农民自己治自己。[145]王沪宁发现，自然村落范围内以家族关系为基础产生的制度、行为、规范、观念与心态等，对村庄治理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血缘亲属关系网络仍在发挥一定作用并有向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渗透的趋势。[146]在计划生育和税费征收过程中干部以权谋私引起的干群矛盾逐渐显现，抗税型、征地拆迁型、治安冲突型群体事件日益增多，信访维稳成了乡域政治重要内容。[147]信教农民数量日益增多，宗教组织成为影响村庄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148]
2006年以来政府取消农业税，加大了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以支持开展公共产品和生产项目，项目治村开始出现。黄宗智认为项目制是“行政发包制”，国家通过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来保证项目运转和产出，是介于传统科层制与纯粹外包制之间的混合制度形态。[149]渠敬东认为项目制是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的转变，且与运动式治理、目标责任制等既有治理模式融合在一起，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关系以及社会各领域统合起来，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的运作和对专项资金的控制，直接介入基层公共事务。[150]项目治村优劣并存，能够调动地方和村庄积极性，但弱村可能争取不到项目；一些村庄因此背上沉重债务，一些干部借助项目谋取利益导致治理内卷化。[151]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取得重大成就，但问题也较严重。徐勇认为村民自治的治理成效并不十分明显。[152]到1990年代后出现村民大会召集难，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难，村级事务群众参与难，对村“两委”监督难，村民自治难以有效运行。外出务工潮导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逐渐异化为村干部自治，村干部腐败行为日益增多。[153]再后来，出现了富人治村，[154]一些混混逐渐从边缘人向经济精英转型，实力日益强大，主导甚至控制村民自治。[155]面对自治困境，学术界提出要积极探索新的村民自治模式，调整村级组织的职能，推行村民议事会制度，让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议事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设立村民议事会作为常设决策机构，受村民（代表）会议委托，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事务的议事权、决策权、监督权等对策。
学术界还探讨了耕地流转对村庄治理带来的挑战。张翼等人发现，耕地流转及其所带来的人口迁徙、耕地整治与机械化操作等，改变了农村基层治理结构。那些发生耕地流转的村，人口构成异质化、阶层结构出现新分化。规模经营主体日益取得一些村庄治理话语权，少数两委干部依附于规模经营者成其代理人。一些村庄规模经营主体外来员工获得所在村成员政治权利，拥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并可能当选村庄领导，影响公共产品分配。少数外来规模经营主体飞地化并架空集体经济，使基层治理缺少经济基础支撑。经营权流转使原有村庄自治结构基本失效，治理结构需要创新。耕地全部流转完毕村村委和支部，以及耕地流转完毕的乡镇党委和政府职能都必须转型。[156]
此外，学界对三权分置的发展背景、基本内涵、目的及意义、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大多研究偏重于法律规范的制定、政府的监管力度、经营流转机制等宏观层次下的制约因素与障碍的探讨，着眼于从宏观制度角度来应对微观个体风险，较少分析流转交易双方的微观个体行为，基层治理的改进及其对缓解风险的作用。关于耕地经营权流转过程本身的矛盾、利益冲突和系列风险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在讨论流转风险时，尽管看到各种权利主体的风险和各个层次的风险，却较少看到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转化，把个体风险与整体风险、承包权主体风险与经营权主体风险、内在风险与外在风险对立起来，持有风险冲突零和博弈观。在村庄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陌生化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传统村治结构面临过时挑战的情况下，必须创新治理机制才能有效防控流转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