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放飞我们的理想和希望
——纪录电影《风筝·风筝》观后
张思涛
（一）
从手机中看到《风筝·风筝》即将上映的消息，不禁引起我一段少年时代的回忆。
那是1959年（转眼62年过去了！）。
那时我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戴着红领巾，在上海五四中学念初三。
那天下午（也许就是“六一”，放假半天），我从茂名北路家中步行到延安中路“上海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买票看了一场电影《风筝》。
买票花了多少钱？好像只有两毛多，回想起来却是我少年时代看电影“最贵”的一次。当时我爱好文学，也爱看电影，因为家里弟妹多经济困难，看电影一般都会到三轮影院或者看“早早场”儿童专场，这次我由于提前从报刊上得知这是“第一部中外合拍电影”，又是“第一部彩色儿童故事片”，因此早就“望眼欲穿”，有点“迫不及待”了，抢着看了个“头轮”“首场”。
这部儿童片，我至今还能记得故事大概：法国小朋友比埃罗和尼可尔兄妹俩，中国小朋友宋小青和他的同学们，一只风筝连接起他们的友谊，还有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从风筝上走下来了……
神奇的故事，绚丽的画面，生动的人物和故事，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崇高主题……这些深深吸引了一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当晚我不禁“文思如泉涌”，连夜写下一篇千余字的“影评”，第二天便寄给了《少年文艺》杂志。
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电影”后来成了我的终生职业，我在电影界已经四十年，那篇文笔稚嫩的“影评”也许可以算是我“加入”电影事业的开端。
（二）
我把上面这些童年回忆告诉了《风筝·风筝》影片撰稿人和总导演之一，也是我的年轻朋友许峰先生。
今年6月1日，许峰导演请我去看《风筝·风筝》。
走进放映厅之前，我对许峰说：你的纪录片有个好构思，相信能拍出一部好片子。
影片刚放完，响起一片掌声，全体观众包括在场的几位法国、美国朋友，纷纷鼓掌向两位总导演表示祝贺！
《风筝·风筝》确实是部不错的纪录电影。
首先是有一个好的构思。构思很重要，无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构思是从生活走向艺术的桥梁，好构思是成功的艺术创造走出的第一步。纪录片《风筝·风筝》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部电影《风筝》的拍摄和传播着眼，寻访影片几位主创的人生经历，时间跨度60多年，空间跨度半个地球；这里有广阔的时空背景，有艺术形象与生活真实的相互映照，也有不同文化的对比描写，等等。影片从几个小人物的故事折射出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及其发展，从一部电影的命运表现出人类的理想和希望。构思比较巧妙，比较独特，也比较完整，尤其符合“即小见大”“由个别到一般”的艺术规律。
其次是有一个好的故事。故事片关键在编写一个好故事，纪录片则应重在生活记录，但是《风筝·风筝》这部纪录片也给观众编织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除了通过采访后人叙述中方编导王家乙，法方编剧安东尼和导演罗吉的故事外，影片重点放在对当年《风筝》中方小演员刘祥生（宋小青扮演者）、华卫民（周佩琴扮演者）和法方小演员希尔维娅娜（尼可尔扮演者）三人的跨洋寻访，讲述他们当年的“演员”经历以及60多年来的命运变迁，特别描写了他们为延续童年友情而再次飞越大洋实现互访和欢聚的动人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好故事，有悬念、有情感、有意义、令人感动，令人掛念，构成作品的完整情节。
值得一提的是，《风筝·风筝》以当年三个小演员作为主体故事，同时又延伸出了青年画家王涵、二胡演奏家果敢、太极拳拳师申思等几位旅法华人的故事，以及音乐家雅尔、农艺师马丁、电视制作人罗诺瓦等法国友人在中国播种友谊种子的故事，使影片表达的“中法友好”主题由点及面，展示出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我理解编导者的意图，影片也实现了这个意图。但是我又想到，这些描写作为“副线”也可能是有利有弊的，它伸展了主题，却可能松散了结构。如果换一种写法，集中篇幅，再发掘、深挖一下“三个小演员”的故事，又将如何呢？艺术创作有时有其得必有其失，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留作讨论。
最后，影片有一个好的意义。影片的意义不仅仅是表达了“中法两国人民友谊”这个大主题，正如片中主题歌反复咏唱的：“风筝风筝，飞呀飞，连接友谊和文明，放飞理想和希望”。《风筝·风筝》的拍摄不单单庆祝了中法建交55周年，而且它使我们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不论民族信仰肤色语言，同住一个地球村，共处“人类命运共同体”，影片中的风筝向世界人民传播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理想，那就是反对霸权、杜绝战争，向往人类的和平、理解、友好、合作、文明和进步。这正是《风筝·风筝》的深层意义。
（三）
纪录片《风筝·风筝》描写了故事片《风筝》三个小演员的人生故事，也带出了当年一个普通小观众与影片《风筝》发生的小故事。
我作为当年那个小观众，“故事”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为此写了第一篇“影评”，没有想到后来还选择了电影作为终身职业。这倒并不是宋小青扮演者刘祥生所说的“机缘巧合”，而是国家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实现了个人的人生理想。
纪录片《风筝·风筝》揭示了电影作为当代艺术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除了历来所说“认识、教化、审美与娱乐”，有时它还会承担起某种特别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正如“乒乓外交”推动中美建交，电影《风筝》也促进了五年后的中法建交。
这是电影《风筝·风筝》向我们显现的“第二主题”。
我为自己一生从事电影工作而感到荣幸，感到满足。
《风筝·风筝》增强了我们每一个电影工作者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这也是要感谢《风筝·风筝》的。
（本文作者张思涛，曾任中宣部文艺局影视处处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秘书长、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