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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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会打电话，有时候，她说会打就会打。瑞秋。她给我寄了一张卡片，因为我公寓里没有电话，我拒绝装电话。她在卡片上说，如果她没有来，我就给她打电话，但我没有。我没有这个冲动。现在很晚了，所以我想她不会来了，今天是不会来了。
不过，在卡片上，她的确是说她今天六点以后来。也许这只是一个姿态，表明她想到了我，她经常做这种姿态，她肯定以为这样能让我得到安慰。诚然如此，我内心很平静。没关系的，我只是不希望她在深夜突然出现，说一大堆解释的话，表达各种遗憾，这样会搅乱我的平静，搅乱我的思绪，然后，她还可能随口告诉我各种计划，让剩余的黑夜也不得安宁。
我很惊奇地发现，黑夜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夜晚的宁静适合喃喃自语，而在此之前，黑夜寂静得让人害怕，让人紧张，不可思议地让人不敢言语。来到这里生活，仿佛关上了一扇狭窄的门，再打开了另一扇门，面向宽阔的广场。在黑暗中，我失去了空间感，而就在混沌之中，我更切实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更清晰地听到了各种声音，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有时候，我可以听到远处的音乐，露天演奏的音乐，飘到我的耳边，也像喃喃细语。每个无聊乏味的日子，我都盼望黑夜，尽管我害怕黑暗，黑暗中，在哪个房间里都似乎无边无际，阴影飘忽。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活该生活在摇摇欲坠的房子里，面对着杂乱的废墟，这就是我的命。
不太清楚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很难胸有成竹地跟人家说，事情首先是这样的，然后是那样的，再接着是另一个样，最后就成现在这样子了。那一个个瞬间，都记不清楚了。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时候，我能听到我藏在心底的声音，好像提到了一些事情，但后来又记不得了，这样一来，要讲清楚自己的故事真的很难，我也不希望如此。但是，讲点什么还是可以的，我有讲一讲的冲动，我想讲一讲我所目睹的和参与的那些小情节，不过，这些情节的结尾和开头似乎都离我很远，越来越远。我不认为这是什么高尚的冲动。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掌握什么我渴望传授的伟大真理，我也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历，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了解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时代。虽然我活了这么久，但也只能说我活过了这么久。这里大不相同，似乎一辈子已经过完了，而我现在过的是另一辈子。所以，也许我应该这样说，我曾经在别的地方生活过，但如今那种生活结束了，换成了另一种生活。然而，我知道，前一种生活始终围绕在我的身前和身后，非常健康，活蹦乱跳。我手上有时间，但我也掌握在时间的手中，所以，我不妨自己讲一讲自己的过去。这件事，我们是迟早要做的。
眼下，我住在一个海边小镇，我一辈子都住在海边，尽管那片温暖的绿色大海总是离我很远。我算是半个陌生人，要透过电视屏幕窥探里面的生活，散步的时候，我看到人们被不知疲倦的警报声折腾得够呛，就琢磨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他们的烦恼一无所知，尽管我睁大眼睛，尽我所能去观察，我感觉，对于我所看到的一切，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他们很神秘，而是因为他们都很陌生，我想探听也无从着手。他们始终忙忙碌碌，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他们看起来都很疲惫，心不在焉，他们干的活我也无法理解，我只看到他们的眼神透着痛苦。也许是我夸张了，或者是我太在乎我与他们的差异，我们之间的对比太强烈了。也许，他们只是奋力抵抗着从灰蒙蒙的海面上刮过来的寒风，而我太着急去理解眼前的景象。这么多年过去了，要学会不去看、不去探究我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意思，那并不容易。我一直盯着他们的脸。他们嘲笑我。我认为他们是在嘲笑我。
街道让我很紧张，有时候，即使是在公寓里，门窗紧锁，我也无法入睡，常常坐立不安，因为沙沙的风声和喃喃的人声搅动了低层的空气。上层的空气同样很不平静，因为上帝和他的天使住在那里，他们高谈阔论，也常有背叛和叛乱发生。他们不欢迎随便听听的人，或者喜欢传话的人，或者只顾私利的人，而且，他们都很关心宇宙的命运，这使得他们的眉毛变黑，头发变白。天使们会时不时地洒一阵腐蚀性的雨水，淋到这种雨水，就会皮破肉烂，这是要防止有人恶意窃听。中层的空气是争论的舞台，在那里，一帮职员和休息室的魔鬼和啰嗦的精灵和绵软无力的毒蛇扭动着、扑腾着、冒着烟，都在争取得到上司的指点。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是什么意思？在昏暗的低层空气中，你会发现苟且偷安的人和耽于幻想的人，这些无趣的人什么话都信，什么话都听，很容易受骗，简直是行尸走肉，他们聚集在一起，污染着那个狭窄的空间，而我就待在这样的地方。别的地方都不怎么适合我。也许我应该说，从前也没有别的地方像这里适合我。盛年时期，意气风发的时候，我就待在这个地方，自从我来到这里，在这个城市的空气中和小巷里，我感受到了忧虑和焦虑，我始终无法回避。不过，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感受到这种焦虑。早晨的家具店是安静的、宽敞的，我心平气和地在里面漫步，只有人造纤维的微小颗粒弥漫在空气中让我难受，它们腐蚀着我的鼻孔和支气管黏膜，最终迫使我离开了一会儿。
我是偶然间发现这些家具店的，尽管我一直都对家具很感兴趣，那时，他们刚把我弄到这里来。至少，家具店将我们压在地面上，免得我们爬上树，赤身裸体地在上面嚎叫，特别是我们觉得人生无望而感到恐惧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在无路可走的荒野中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森林里的空地和滴着水的洞穴里面想着怎么吃人。我在为我自己说话，尽管我也冒昧想为那些未说话的人说一说。反正，难民们为我找到了这套公寓，把我从原来待的地方弄到这里来，我原先待在西莉亚的家庭旅馆。从那里来到这里，路途很短，但充满了曲折，我穿街过巷，每条街道都很短，两边的房子都差不多一个样。我觉得他们像是要带我去一个地方躲藏起来。街道都十分寂静，也笔直，除此之外，我感觉好像还在我原来生活的那个小镇。不，不可能。这里太干净了，既明亮，又宽敞。太安静了。街道太宽敞了，路灯太整齐了，街道两边的路缘完整无缺，一切都井然有序。不是说我原先居住的那个小镇有多么肮脏和黑暗，但那里的街道蜿蜒曲折，一圈又一圈，紧紧缠绕着亲密关系发酵后的残渣。不，这里不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但也有相似之处，因为我感觉我处在人家的包围圈里面，就在人家的眼皮底下。所以，他们刚离开，我就出去了，看看我到底在什么地方，看看我还能不能找到大海。所以，我拐了一个弯就发现那些家具店，有六家，都像一个大仓库，围成一个广场，广场上画着停车位。这里人称“中央广场公园”。这里的早晨基本都很安静，空荡荡，我在床和沙发等家具之间穿梭漫步，直到人造纤维微颗粒把我赶出去。我每天逛一家不同的店，逛了第一次或第二次之后，店员就不再跟我进行眼神交流。我在沙发和餐桌之间，在床和餐边柜之间来来回回，有时会在床或者沙发上面躺几秒钟，我也试了试机器，看了看价格，比了比这件和那件的面料。不用说，这有些家具很丑，过度装饰，但也有些很精致，款式新颖。在这些仓库里面，我找到了片刻的满足感，感受到了仁慈和宽待的可能性。
我是一个难民，来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庇护”这两个词都不那么简单，即使人们都听习惯了，习以为常了。我是去年11月23日傍晚抵达盖特威克机场的。这是我们的故事中一个耳熟能详的小高潮，我们常常离开已然熟悉的环境，带着一点乱糟糟的行李，藏着一点秘密和一点没有头绪的野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某些人来说，对我来说也一样，这是第一次乘飞机旅行，也是第一次到达机场这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从前，我走过海路和陆路，也在想象中飞翔过。我慢慢地走过空荡荡的“隧道”，我感觉里面的灯光冷冷的，十分寂静，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不是隧道，我穿过了一排排座位，两边是大片大片的玻璃窗，还有不少标识和指示牌。外面一片漆黑，下着小雨，而“隧道”里面灯火辉煌，这就把我吸引了进去。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让我们觉得越无知。看着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就感觉仿佛还泡在那个水不冷不热的浅池子里，我们从小时候就要面对恐怖，我们都知道那是个温水池子。我走得很慢，每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就有指示牌等着告诉我要往哪里走，我感到很惊讶。我之所以走得很慢，是因为我不想错过一个转弯或者误读一个标识，这样，我就不至于陷入慌乱而过早引起注意。他们在检查护照的柜台把我带走了。“护照。”那个人说。我在他面前站了很久，等着被识破，等着被逮捕。他的表情很严肃，但他的眼神并没有透露什么信息。之前就有人告诉过我，在这种时候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假装我完全不懂英语。当时我不明白那是为什么，但我知道我会听从他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耍赖，耍赖是弱者的常用伎俩。他们会问你的名字和你父亲的名字，以及你一生中做过什么好事，你什么也别说。他第二次喊“护照”的时候，我把护照递了过去，然后畏畏缩缩地等着谩骂和恐吓。当官的会为了一丁点儿小事就瞪着眼睛大喊大叫，我早就习惯了。他们会耍你玩、羞辱你，那纯粹是在享受行使神圣权力而获得的乐趣。所以，我等着柜台后面的那个“移民搬运工”发现什么，然后要么面目狰狞，要么摇头晃脑，再然后慢慢抬起头来，用幸运儿面对乞求者的自信盯着我。但是，他翻了翻我的假文件，抬起头来，眼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就像一个钓鱼的感觉到有鱼在拽他的钓线。没有入境签证。然后他拿起电话，对着话筒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他笑容可掬，叫我到旁边等着。
我一直垂着眼睛，所以我没有看到有个人来带我去问话。他喊了我的名字，我抬起头，他微笑着，那是一种友好的微笑，通人情的微笑，然后他很平和地说：“你跟我去吧，这个小问题可以解决。”他快步走在我前面，我看到他超重了，不是很健康，走到讯问室的时候，他喘着粗气，拉了拉衬衫。他在椅子上坐下，但好像浑身不自在，我觉得他正汗流浃背，却还要穿戴整齐，肯定很不舒服。我很担心他自己不舒服也会让我不舒服，但后来他还是笑容可掬，说话温和，彬彬有礼。那个房间没有窗户，地板很硬，中间有一张桌子，靠墙有一条长板凳。青灰色的墙上贴着刺眼的荧光条，我不敢用正眼看墙壁。他指着别在外套上的胸牌告诉我，他叫凯文·埃德尔曼。愿上帝保佑你健康，凯文·埃德尔曼。他又笑了，笑得很灿烂，也许是因为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他还是看得出来我很紧张，他这样笑是想让我放心，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使然，面对他的人总会很不自然，他看到了就会习惯性地感到开心。他面前放着一本黄色的记事本，他在上面写写画画，记下了我的假护照上的名字，再跟我说话。
“我可以看看你的机票吗？”
机票，哦，当然可以。
“你有行李。”他指着机票对我说，“这是你的行李识别标签。”
我装傻，没有回答。你不懂英语也知道那是机票，但行李识别标签似乎有点太先进了。
“我会叫人帮你取行李的。”他说着把机票放在记事本的旁边。接着，他又笑了，没有再说什么。他的脸狭长，太阳穴有点突出，尤其是在笑的时候。
也许，他之所以笑，是期待着检查我的行李，这也是他的乐趣所在，而且，检查过行李之后，他想知道什么自然都有答案，无论我是否配合。我想，这样的检查会产生一些乐趣，就像在房间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装饰好就进去看，可以看到最真实的一面。我想，手里握有密码可以解开别人想掩藏的秘密，这也是一种乐趣，检查行李就像在考古，或者在地图上查找运输线路。我一直很安静，呼吸的节奏和他保持同步，这样，他要是心情不好了，我就能感受到。为什么要入境英国？你是游客吗？来度假吗？资金呢？你有钱吗，先生？用旅行支票吗？是英镑？还是美元？是否有人能做担保？有联系地址吗？在英国期间，你想和谁住在一起？哦，该死的，该死的蠢货！你在英国有家人吗？先生，你会说英语吗？先生，恐怕你的资料不符合要求，我不得不拒绝你入境。除非你能说明一些情况。你有什么资料可以帮助我了解你的情况吗？证件，你有证件吗？
他离开了讯问室，我静静地坐着，本想舒一口气，但还是克制住了，我从145开始倒数，刚才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从头开始数到了145。我想去看他在记事本上写了什么，担心他看破了我的沉默，但我最终克服了冲动，我怀疑外面有人正透过门上的窥视孔盯着我，想因此抓住我的把柄。一定是刚才的情况有点反常，让我产生了怀疑。可能有人会关心我是在抠鼻子，还是把吃进肚子的钻石拉出来。他们想知道什么，迟早都会知道的。他们有专门的机器。有人提醒过我。他们的政府投入巨资，让这些官员受过很高级的培训，可以识破像我这样的人所编造的谎话，而且，他们见多识广，很有经验。所以，我静静地坐着，静静地数着数，时不时闭上眼睛，表明我很难受，在反思，是个温顺的人。凯文，你想怎么处置我，就随你的便吧。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绿色的小布袋，那就是我的行李，然后把袋子放在长板凳上。“请你打开这个袋子，可以吗？”他说。我坐立不安，一头雾水，我希望他能说得清楚一些，我等着他把话说明白。他瞪着我，指着包，于是，我笑着点点头，起身拉开袋子的拉链。他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把每一件都放在长板凳上，好像在拆名贵衣服的包装。袋子里有两件衬衫，一件蓝色的，一件黄色的，都褪色了，还有三件白色T恤、一条棕色长裤、三条内裤、两双袜子、一件康祖长袍(1)、两件纱笼、一条毛巾、一只小木匣子。那只木匣子是他拿出来的最后一件物品，他拿出来的时候叹了口气，饶有兴趣地拿在手里转了转，接着又嗅了嗅。“红木的？”他问。当然，我还是一言不发，而那些生活的小纪念品摊在那间几乎不通风的讯问室里的长板凳上，让我唏嘘不已。不过，那些东西并不代表我的生活，而是一个线索，代表着我想要讲的故事。凯文·埃德尔曼打开匣子，看到里面的东西，显得很惊讶。也许他期待看到珠宝或者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例如毒品。“这是什么？”他问。然后，他仔细嗅了嗅打开的匣子。没有必要这样嗅，因为他一打开匣子，这小小的房间里就香气四溢。“是熏香吗？”他说。他盖上匣子，把它放在长板凳上，疲惫的眼睛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他就像从热闹的集市淘到了好玩的物件。我按照他的指示坐在椅子上，看着他拿着记事本回到长板凳那边，记下他摊在那里的那些玩意儿。他回来又在桌子上写写画画，一共满满写了两三页，然后他放下笔，身子往后仰靠在椅背上，椅背碰到他疲惫的肩胛骨时，他微微收缩了一下。他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很开心。我看得出他要宣判了，我不由得感到沮丧和恐慌。“沙班先生，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的开销等等，我都不了解。所以，我很抱歉，但恐怕我不得不拒绝你进入英国。你没有有效的入境签证，你自己没有资金，也没有人能为你做担保。我想你可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无论如何，在给你的护照盖章之前，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一旦我在你的护照上盖了被拒绝入境的印戳，下次你再想进入英国，你的申请会自动被拒绝，当然，如果你的证件很齐全，还是可以的。你听得懂我刚才说的话吗？算了，我觉得你听不懂。我很抱歉，但这些手续该办的还是得办。我们会去找一个会讲你们语言的人，让他跟你解释清楚。与此同时，我们会让你搭乘下一趟航班返回，还是送你到这里来的那家航空公司。”说完，他翻看着我的护照，找到一页干净的，然后拿起他回来时放在桌子上的小印戳。
“难民。”我说，“避难。”
他抬起头，我则低下头。他很生气。“你会讲英语！”他说，“沙班先生，你一直在耍我。”
“难民。”我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避难。”说完我抬头看了一眼，想再说一遍，但是凯文·埃德尔曼打断了我。他的脸色变了，阴暗了一些，呼吸也变了，我们不那么容易同步了。他深深吸了两口气，做了一个动作，显然是想克制自己，但他的动作就像拉杠杆，让我下面的地板打开，让我的下方出现一个无底洞。我知道，早年，我自己也多次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沙班先生，你会讲英语吗？”他问。他的声音又变得柔和了，但是，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客气，虽然轻声细语，那更像是在打官腔，很费劲。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吧。我的呼吸又跟他同步了。
“难民。”我指着我的胸口说，“避难。”
他冲我咧嘴一笑，好像是我在迫害他，他一直看着我，这次，我报以微笑，也看着他。他有气无力地叹了口气，然后缓缓摇了摇头，咯咯地笑了起来，也许是被我莫名其妙的微笑逗乐了。他的神态让我觉得他正在审问一个烦人又愚蠢的囚犯，那个囚犯就是我，而我无聊的文字游戏让他无言以对。我提醒自己要防备突然袭击，但这是多余的。根本用不着防备，因为他的选择很多，而我只有一个：确保凯文·埃德尔曼不会暴怒，不考虑使用残酷的手段。一定是那个狭小的讯问室和他跟我说话时刻意的彬彬有礼，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囚犯，我们俩都知道，我想进去，而他却想把我挡在外面。他翻着我的护照，显得很疲倦，我又觉得我真是个讨厌鬼，给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和不便。然后他又走出去，估计是去咨询和征求意见。
我知道，他会得知英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由于到现在我都不完全清楚的原因，来自我那个地方的人，如果声称自己的人身安全面临威胁，就可以获得难民资格。英国人想要向国际社会表明，他们认为我们的政府对本国公民构成了可怕的威胁，这是他们和全世界早就知道的事情。但是，时代变了，现在每一个自命不凡的国际社会成员都必须表明，他们知道，热带稀树草原上那些没有规矩、吵吵闹闹的乌合之众净是胡说八道，他们不再轻易相信。他们听够了。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做什么比以前更坏的事情？他们操纵选举，向国际观察员伪造数字，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是监禁、强奸、杀害或以其他方式践踏本国公民。因此，英国政府要庇护任何声称面临生命危险的人，授予他们难民身份。这是表示严厉反对的廉价方式，我们人不多，只是一个小岛，而且大家都很穷，只有少数人能凑足路费。有几十名年轻人凑到了路费，他们逼着父母和亲戚拿出私藏的积蓄，或者去借钱，果不其然，到达伦敦的时候，他们跟移民官说他们害怕自己有生命危险，就被接纳为难民。我也害怕，已经担惊受怕了很多年，最近，我的担忧更是达到了危机的地步。所以，我听说英国允许那些年轻人入境，就决定去闯一闯。
所以，我知道再过几分钟凯文·埃德尔曼会带着另一个印戳回来，然后，我就会被送去拘留所或者类似的地方。除非在我坐在飞机上面的时候英国政府改变了主意，不想再开这个玩笑了。应该不至于，因为过了几分钟后凯文·埃德尔曼回来了，他的表情很复杂，一脸苦笑，他是既无可奈何，又觉得好笑。我看得出来，他终究不会把我送上飞机遣返回去，回到那个被压迫者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的地方。我松了一口气。
“沙班先生，你这个年纪的人，为什么还要这样？”他说。他坐了下来，动作很笨拙，表情看起来很难过，满脸忧虑，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然后耸了耸肩膀。“你到底有多少生命危险？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告诉你，无论是谁叫你这么干，都不是在帮你。你也不会讲英语，你可能永远不会讲。老年人学习一门新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吗？你的申请审查起来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最终你还是有可能被遣返。不会有人给你工作。你会孤苦伶仃、一贫如洗，生病的时候，没有人会照顾你。你为什么不留在你自己的祖国安度晚年？这是年轻人玩的游戏，所谓避难，其实就是想到欧洲找工作和发大财，不是吗？这里面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只有贪婪。也不存在所谓的生命危险，只有贪婪。沙班先生，像你这样年纪的人，应该不至于要走这条路。”
什么年纪的人不用担心生命危险呢？或者不想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怎么知道我的生命危险不如他们放进去的那些年轻人大？为什么说想要生活得更好、更安全是不道德的？什么叫贪婪？什么叫游戏？不过，他的关心让我很感动，我希望我能开口说话，告诉他不用替我操心。我不是昨天才出生的，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好心的先生，请您在护照上盖章，然后把我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垂下眼睛，以免让他发现我听得懂他的话。
“沙班先生，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的这些东西。”他显然很无奈，越说越带劲，伸手指向我那些摊开的行李。“如果你留在这里，这些就是你的全部财产。你觉得在这里你会得到什么？我跟你说吧。我的父母也是难民，从罗马尼亚来的。我们时间不多，我没办法跟你细说，但我要跟你说，我知道背井离乡是什么感受。我了解外来人和穷人的艰辛，我了解他们来到这里后的经历，我也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回报。我的父母不一样，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属于这个大家庭，名正言顺。沙班先生，看看你自己。跟你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很难过，因为你听不懂，真他妈的希望你听得懂。像你这样的人纷纷涌进来，丝毫没有考虑到会造成什么伤害。你们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你们不会珍惜我们所珍惜的任何东西，你们没有经过几代人的付出，我们不希望你留在这里。在这里，你的日子一定会很艰难，你会承受各种羞辱，甚至会遭受暴力。沙班先生，你这是何苦呢？”
但愿这个坚实的肉体会融化，消散，化为露水。他说话的时候，我很容易和他的呼吸同步，直到他说完，因为他的语气一直很平静，好像他只是在背诵规则。埃德尔曼，这个是德国人的姓吗？还是犹太人的？还是虚构的？变成“露水”吗？还是说犹太人？或者是护符？护符的英文发音差不多。不管怎么说，那是欧洲主人的姓氏，他们了解欧洲的价值，世世代代珍惜这个价值，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整个世界都为欧洲的价值付出了代价，即使很多时候只是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把我当作欧洲的战利品吧。我想过要说几句像这样的话，但还是没说出口。我是一个难民，第一次来到欧洲，第一次待在机场，尽管不是第一次被审讯。我知道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所以，我只在心里说。你还记得吗？欧洲人带走了那么多东西，理由是这些东西太脆弱、太精致，不能留在当地人笨拙而粗心的手中。我也是珍贵而脆弱的，一件神圣的作品，非常精致，不能留在土著人的手中，所以，现在你最好也把我带走。玩笑，我是开玩笑的。
至于羞辱和暴力，我只能碰碰运气了，羞辱难以避免，暴力也随时可能发生。至于等到年老体衰的时候是不是有人照顾你，最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哦，凯文，但愿你的生命之舵永远不变，但愿冰雹永远不会砸到你的头上！但愿你对面前的这位乞求者不要失去耐心，但愿你能在我的假护照上盖下那枚印章，让我嗅一嗅欧洲世代维护的价值。感谢真主！我的膀胱急需释放。最后一句话我都不敢说出口，虽然那是真的。沉默会造成意料不到的不适。
他接着又说了一通，一边皱着眉头，摇着头，但我不再听了。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从小时候，我就要听刺耳的谎言，我渐渐学会了把人家说的话当成耳旁风，这样就能获得喘息的机会。我傻傻地盯着我的护照，这是在提醒凯文·埃德尔曼，他面前的这个人已经走神了，所以他就别再玩了，把戳子盖了吧。他突然停下来，他劝说我坐飞机回去、把欧洲留给合法主人的善意落空了，他感到很沮丧，所以他用手指夹起另一枚印戳，那枚“好”的印戳，匆匆翻着我的护照。然后，他可能想起了什么，笑了起来。他回去从我的包里拿出那只匣子。跟刚才一样，他打开匣子闻了闻。“这是什么？”他问。他的语气比刚才更加严厉，皱着眉头看着我。“这是什么，沙班先生？是熏香吗？”他把匣子举向我，然后拿回去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又伸出来。“这是什么？”他用平和的语气问，“这个香味很熟悉。这是一种熏香，对吗？”
也许他是个犹太人。我傻傻地看着他，然后垂下眼睛。我本可以告诉他那是沉香，然后我们就可以愉快地聊一聊他是怎么记住那个香味的，也许他小时候参加过一些仪式，那时，他的父母还希望他参加祈祷和一些宗教节日，可是，聊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可能不会给我的护照盖章，倒想知道我到底在热带稀树草原上面临多大的危险，甚至有可能以我假装不会讲英语为由，给我戴上镣铐，然后送上飞机，把我遣返。所以，我没有告诉他那是质量最上乘的沉香，我三十几年前买了一批，至今只剩下这个，我踏上奔向新生活的旅途时，我都舍不得抛下它。再次抬头时，我发现他有想把它偷走的意思。“我们得拿去检测一下。”他笑着说。他等了一会儿，看看我有什么反应，看看我是否听得懂他的话，然后拿着匣子回到桌子旁边。他把它放在身边，挨着那本黄色的记事本，然后他拉了拉衬衫，舒展一下身子，然后继续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沉香木的香气时不时会出乎意料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就像一个熟悉的声音，或者是亲人的手臂搂在我脖子上的感觉。过去每个尔德节(2)，我常常拿着一个香炉在家里面走来走去，用手掌将袅袅的香烟朝最隐秘的角落里扇，我知道这么好的东西来之不易，它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了快乐。我一手拿着香炉，另一手拿着黄铜盘子，盘子里装满了沉香。在斯瓦希里语里面，沉香木叫做ud-al-qamari，字面意思是“月亮上的木头”。可是，给我这些东西的那个人说，实际上那是讹传，在那个词里面，qamari照说应该是qimari，本意是柬埔寨的“高棉人”，因为柬埔寨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找到沉香木的地方之一。那个词的另一个部分ud，是指香树被真菌感染刺激后分泌的树脂。香树没有被真菌感染过就不香，被真菌感染过后会产生浓郁的香味。那个人也有点意思。
给我沉香木的是一个来自巴林的波斯商人，他和千千万万来自阿拉伯、海湾地区、印度、信德和非洲之角的商人一样，会在合适的季节趁着信风来到我们这里。每年他们都会在那个季节来，这个传统至少已经延续了一千年。每年的最后几个月，风会稳稳当当地刮过印度洋，吹向非洲海岸，形成抵达非洲港湾的洋流。然后，在新一年的前几个月，风向会逆转，那就是商人回家的季节。这一切似乎都是天意，信风和洋流只会到达从索马里南部到索法拉的这段海岸线，就在莫桑比克海峡以北。再往南，海流状况就非常恶劣，海水奇冷，船只在那里迷失了方向，就不会再有踪影了。索法拉以南的海面常常有雾，还有许多直径长达一英里的漩涡，夜深人静的时候，巨大的发光黄貂鱼会浮出水面，还有怪兽一样的鱿鱼，鱿鱼浮出水面的话会挡住地平线。
千百年以来，英勇无畏的商人和水手每年都会来到大陆东边的这段海岸，毫无疑问，这些人大多是野蛮的穷人，而这里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形成了迎接信风的港湾。他们带来了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智慧，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曲和经文，以及他们通过努力获得的学识。他们也带来了饥饿和贪婪，带来了幻想、谎言和仇恨，他们所留下的东西，在这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同时带走了他们可以用钱买、可以交换或者抢夺的东西，包括购买或绑架本地人，这些人被他们贩运到各自的国家，最终沦为劳工甚至奴隶。过了那么久，生活在那片海边的人们几乎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有信仰，这让他们有别于他们所鄙视的人，包括本地的人们以及在内陆繁衍的人类后裔。
然后，葡萄牙人从浓雾弥漫的海面上突然冒出来，给非洲大陆带来了灾难，他们的船舰大炮将中世纪的地理概念打得粉碎。他们对岛屿、港口和城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像信教那样疯狂。对待本地居民，他们手段残忍，并引以为乐。接着，阿曼人也来了，他们干掉了葡萄牙人，以真神的名义接管了这片土地，他们还带来了印度的钱，英国人紧随其后，而英国人的身后紧跟着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有钱有势的人们。
人们绘制了新的地图，很完整的地图，每一寸土地都不放过，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谁，或者说他们是谁的人。地图改变了一切。渐渐地，非洲沿海的小镇一个个都出现在了地图上，连成一大片，深入内陆几百英里，而这里的许多人先前遭人鄙夷，在适当的时机会“知恩图报”。这些城镇因此遭受的严重损失之一，就是信风贸易被切断了。到了每年的最后几个月，再也看不到帆船成群结队进入港湾，从前帆船挤在港口里的时候，船与船之间的海水上总是漂浮着从船上扔下去的垃圾，那时，街上到处是索马里人、苏里阿拉伯人、信德人，他们要么在买东西，要么在卖东西，要么莫名其妙地跟人家打架，晚上他们会在空地上宿营，唱着欢快的歌，一边泡着茶，要么就是穿着肮脏的破衣服躺在地上，大声嚷着粗鄙下流的话。之后的一两年里，到了年底的几个月，街道和空地都静悄悄的，因为这些人都不来了，我们都买不到他们的东西，包括酥油、口香糖、布料、粗制滥造的小饰品、牲口、咸鱼、枣、烟草、香料、香水、熏香以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也见不到他们在镇上撒欢。不过，我们很快就忘却了他们，毕竟，他们这些人是与我们独立后最初几年的新生活格格不入的。也许他们是不会再来了。他们在富庶的海湾地区过着奢侈的生活，怎么还会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卖布料和烟草给我们呢？
这是给我沉香的那个商人讲给我听的故事。我就这么讲吧，因为我不知道谁还会听。他的名字叫做侯赛因，是巴林的波斯人，如果有人把他当作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他会马上给予纠正。他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商人，穿着波斯湾才有的奶白色刺绣康祖长袍，总是干干净净的，身上散发着香味，彬彬有礼，和其他乘着信风来的商人都不一样。他的礼貌似乎是天生的，是一种天赋，在他的身上，一些客套的形式都变得那么潇洒，富有诗意。他的生意是卖香水和熏香，说实话，因为他的彬彬有礼、富裕的装扮和身上的香气，人们都觉得他很狡猾，好像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和我交了朋友。我倒不是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和我交朋友，侯赛因不是那种会多嘴的人，而我害怕我老是揣测会显得自以为是。我担心我到头来是一厢情愿，或者自欺欺人，糟蹋了侯赛因给我们俩培养起来的美好关系。
那是1960年的信风季节，我刚刚开了一家店。此前大约四年，我一边在财政部里任职，一边做着小生意。但是，英国人对行政官员经营副业很不放心，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副业。既然机遇落到我头上，我肯定要悄悄地抓住，暗地里积攒了资本。后来，1958年我爸爸去世，给我留下了足够的资本，从此我可以公开经商。经商的日子是残酷的，无情的，掠夺性的，也容易引起误解和流言蜚语。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不久之后，我的继母也去世了。我给他们俩办了后事，我觉得葬礼办得很风光，我算是对他们尽到了孝道，尽管有人在背后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认识侯赛因的时候，我三十一岁，那时，爸爸和继母刚刚相继去世，我一个人住着一大栋房子，许多人都羡慕我运气不错。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有人对我说三道四，正表明我的地位提升了。虚荣心蒙蔽了我的双眼，我因此忽视了周围的恶意。
许多年前，英国当局从一大帮翘首以盼的本地学生中挑了我，让我去接受了他们的那种教育。我们这些小朋友都很想去，尽管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去那里要学什么玩意儿。我们都很尊敬有学问的人，这是先知教导我们的，但他们学校教的学问不大一样，和现代世界的生活关系比较密切。我觉得我们暗地里都很佩服英国人，因为他们来到了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么从容地发号施令，而且有这么多实用的学问。他们会治病，会开飞机，会拍电影。也许，用“佩服”这两个字来描述我们的感受过于简单化，因为“佩服”接近于屈服，任由他们控制我们的物质生活，在思想和实际行动方面都有让步，也就是被他们强烈的自信给镇住了。他们分发的教科书里讲到了我们的历史，说得很不客气，正因为说得不客气，我觉得似乎比我们自己讲的故事更真实。书里面讲到了折磨我们的疾病，讲到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未来，也讲到了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他们俨然重塑了我们的前世今生，也许，我们只能全盘接受，关于我们的故事，他们讲述得非常完整，非常到位。我不觉得他们讲的故事里面有刻意贬低的成分，因为我认为他们自己也相信那些都是真的。其实，在自己的心目中，我们就是那样的，而他们对自己也这样坦率。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能拿来和他们争的，尤其是他们讲的故事很新鲜，还没有受到质疑。在被他们控制之前，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我们自己讲的故事，似乎都很古远，很奇幻，像神圣而秘密的神话，是礼拜和仪式的隐喻，一种截然不同的知识，我们绝对不会自卑，但我们的这种知识肯定比不过他们。在我的记忆中，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印象，当时，我对外面的大千世界还没有很全面的了解。在学校里面，我很少有时间或者说根本没有时间听别的故事，只是用心读了他们发给我们的书，通过他们教给我们的语言，逐步积攒他们带给我们的真知识。
但是，他们留下了很多空白，也无法实质性地加以解决，于是，慢慢地，故事出现了漏洞。故事看起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稍微一碰就要倒了，虽然还不至于土崩瓦解。后面还有苏伊士运河事件，刚果和乌干达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事情，其他一些小地方也流了血。所以，和我们所看到的暴行相比，英国人对我们已经非常好了。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看不透。在教室里，他们告诉我们反抗暴政是高尚的，然后，太阳刚下山，他们就实行宵禁，将散发独立传单的人抓起来，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关进监狱。无所谓啦，反正他们建了排水系统，改进了污水处理，带来了疫苗和收音机。他们的离去太突然了，很仓促，感觉有点任性。
不管怎么说，他们从一群眼巴巴的学生中挑了我，那年还有三名学生获得了麦克雷雷大学的奖学金，那时的坎帕拉和现在大不相同。我当时十八岁，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非常幸运，可以打开眼界，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是那么弱小，一副可怜相。
再说说侯赛因吧。1960年是个好年头，那一年的信风季节，海上风平浪静，数十艘满载货物的帆船安全进港，没有一艘在海上失踪，也没有一艘被迫返航。那一年的收成也很好，贸易市场活跃，船运公司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激烈的争斗，以前，粗野的水手动不动就打起来。侯赛因是第三次来，他来到我新开的家具店，看了我卖的东西。严格地说那不是新开的店，那原来是我爸爸的哈尔瓦(3)店，我重新粉刷了一下，安装了几盏灯，现在主要卖家具和其他一些漂亮的东西。尽管想了各种办法处理过，但店里还能闻到热酥油的味道。有时候，我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会觉得，我的家具店和我爸爸用小碟子卖哈尔瓦的那个“黑洞洞”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知道终究是不同的，情绪低落是迷茫和怯懦的结果，这种情况是难免会有的。所以，我希望能变得聪明一些。我知道我的店面挺好看的，看起来很高档，摆在那里的东西说明了一切。我一直都对家具很感兴趣。除了家具还有地图。美丽的东西，精致的东西，我都喜欢。我雇了两个家具木工，在店铺背后弄了一个小屋子，让他们在那里按订单打各种家具，衣柜、沙发、床等等。他们活干得很好，家具的设计他们都很熟悉，木材也都用得很顺手。不过，真正赚钱的生意，是收人家的旧家具，从里面淘值钱的宝贝和古董，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一只用缅甸或印度红木做的小柜子，可能比一屋子红心木加装玻璃面板的老东西更让我开心，给我带来更多的利润，不过，这些老东西还是有人买的，多少可以让我赚到一点钱。如果有必要修复，我会自己动手，起初主要靠猜，但我的顾客比我更无知，所以问题不大。
我的顾客？就是欧洲游客和英国殖民者，他们喜欢古董和精美的好货。从南非到欧洲再返回的城堡线游轮在我们这里停靠，游客可以上岸一日游。也有别的游轮在这里停靠，但城堡线比较固定，一周有两班，一班上行，一班下行。游客们下了船，注册导游会去接，然后不久就会带许多人到我的店里来（我要给导游佣金）。他们是最好的顾客，是我最欢迎的顾客，尽管我也和当地的殖民官员有一点点生意往来，我的客户里面还包括其他殖民国家的一两个领事，确切地说是法国和荷兰的领事。有一次，海军出身的英国公使派了一个人来看一面镜子，镜子装着上世纪的镶银马六甲框。不幸的是，价格超出他的承受能力。我提到价格的时候，他派来的那个手下翘起红唇，撩着金黄色的头发，表情有点慌乱，也有点不高兴，大概是嫌我出价太高了，但我猜想是他自己的钱不够。他在店里来回走了几圈，脚步很沉重，咚咚咚的，脸颊通红，自言自语地说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显然是在等着我表态让公使自己出价，但我只是笑了笑，不再听他说什么了。了解马六甲的人都知道，那个价格根本没有还价的余地。
对于好东西，我们本地人也看得懂。我把最漂亮的物件摆在店里作展品，人们进来看了之后都很喜欢。但他们不愿付也付不起我出的价格。他们不像我的欧洲顾客那样志在必得，欧洲人看到好东西就一定要把它们带回家去占为己有，作为个人修养和思想开放的象征，作为他们征服广大稀树草原的战利品。还有一次，英国公使的手下没有被镶银马六甲框镜子的价格所吓倒，我告诉他说这种镜子在世界上只剩下几面了。他会出一个价，甚至不付钱就拿走，这是征服者的权利，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体系里面的相对价值。凯文·埃德尔曼没收我的沉香木匣子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欲望，我也懂。
侯赛因走进店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身材高大，显然是见过大世面的。看到他走进来，我满脑子都是波斯、巴林、巴士拉、哈伦·拉希德(4)、辛巴达等等。我和他并不认识，但我在街上和清真寺里见过他。我也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人们说起过他，说他是一个商人，前一年住在工务局官员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的家里，而我刚好和这个官员有过一些敏感的交易。1960年，他们还没有住在一起，那时有一些不好的流言，但他就住在这个地区。听说他出手大方，我就知道那些喜欢诈病的人肯定已经找过他，叫他施舍，这些人都很无耻，一边靠装可怜过日子，一边嘴里又很不干净。他用阿拉伯语跟我打招呼，彬彬有礼，他问候了我的健康，祝我生意兴隆，这也许是有点过头了。我说很抱歉，我阿拉伯语说得不好，所以我用斯瓦希里语和他说话。他遗憾地笑了笑，说：“哦，斯瓦希里语。Ninaweza kidogo kidogo tu。我只能听懂一点点，一点点。”然后，他居然用英语和我说话。我很惊讶，因为趁着信风来的商人和水手都是粗人、痞子，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人品有多差。侯赛因的样子和行为举止都不像是一个粗人，会说英语表明他上过学，而上过学的人不会去当水手或者跨海经商，水手和海商都要待在拥挤肮脏的单桅帆船里面，骂骂咧咧，拳脚相向。
他坐在我让给他的椅子上，抚摸着乌黑的小胡子，面带微笑，等我请他说明来意。他说，他听说过我的店，知道我有很多漂亮的东西。他要给朋友买一件礼物，要精致一点，好看一点。
他说：“要送给一个朋友的家属。”
我听得懂，他要买的礼物是送给女人的，也许是某个生意上的朋友的妻子，也许不是。我带着他看了看，他先是注意到了一只细长的乌木盒子，我刚收来的时候，就觉得它像是刺客装匕首的。然后，他看上了一只圆形柚木柜子，柜子上雕刻有拱门和轮子的图案。接着，他的目光投向一张矮桌子，桌子有三条弓形腿，桌腿的弧线很精致，这张乌木桌子抛光做得很好，即使从远处看，也能看到闪烁的光芒。走到那边之前，他又盯着一套放在银色托盘上的绿色凹槽纹高脚杯看了很久，还用一根手指在镀金的杯沿摸了摸，还一边叹着气。“真漂亮！”他喃喃地说，“精致！”
我们走到乌木桌边的时候，他说：“还有这个。”我知道他看中了这张桌子。
“这个小玩意儿吗？”我问。我报了价格，他很有礼貌地笑着点点头。我们回到刚才坐的地方，接着围绕那张桌子愉快又客气地交换了一些意见。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显然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侯赛因切换了话题，至于我们又谈了什么事情，我现在记不得了。我们就是这样成为朋友的，我们围绕那张漂亮的桌子随便聊了聊，彼此都很客气，彼此都有好感。也许用英语聊天也有些乐趣。后来，在白天，侯赛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进店里来，他说要看看我的桌子还在不在，然后就坐下来聊一会儿天。有时店里还有别人，他们来我的店里打发时间，也传播和收集消息，顺便也做一点儿生意，这就是小城镇的日常快乐生活。侯赛因会很轻松地坐着，用心听我们说话。我们说的话没有大不了的，但侯赛因听得专心致志，如果有什么他听不懂的，他会问我。可能是出于礼节，有时也是因为他不想错过有意思的话题。如果店里没有别人，他会靠着椅背，把脚盘起来，右脚踝压在左大腿下面，就那样跟我说话。
这是他第三次来非洲做生意。此前，他的家族没有来过这里，他们的生意主要在更遥远的东方。他的祖父加法尔·穆萨是一个传奇商人。他大半辈子都在马来亚和暹罗，一开始是给他爸爸认识的另一个波斯商人当学徒。几个世纪以来，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一直在马来亚做生意，公元七世纪，来自古代南阿拉伯王国哈德拉姆的商人将伊斯兰教传到了那里，与先知在麦加宣教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那里也有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人，他们既在一起做生意，又相互竞争。但是，伊斯兰教传遍了马来亚，于是这里建立了穆斯林国家和帝国。尽管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从十六世纪开始征服并统治了这些国家，但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人大摇大摆地进入这个地区，马来亚的穆斯林国家才最终失去了权力。这些事情都跟侯赛因的故事有关。
在马来亚，侯赛因的祖父加法尔·穆萨从一开始就好像受到了祝福，年纪轻轻就发了财。在全盛时期，他经营着各种各样的生意，有好几条船，在亚洲海域到处跑。与此同时，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正坚定步伐要控制整个世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以更高文明的名义排挤其他人，霸占远东贸易。他们想要鸦片、橡胶、锡、木材、香料，他们不想受到任何人的干涉，无论是本地人、穆斯林，还是一千个恶魔的崇拜者，尤其是那些来自他们势力范围之外的商人。完全有理由想象，他们在别的地方怎么样，在这里还是会那个样。因此，为了避免惹祸，加法尔雇了欧洲人当他的船长，也在他的公司里当职员。他也故意让外人觉得是他的欧洲雇员在操纵他，相对于足智多谋的家臣，他更像是一个傻瓜，没有这些家臣，公司就会倒闭。从表面上看，那很像是一家欧洲公司，但实际上，加法尔·穆萨就守在办公楼后面的旧木屋里运筹帷幄，一边祈祷神明给他的企业带来好运，一边酝酿着新的历险计划。他的船只向南最远到苏拉威西岛，向东最远到柬埔寨，向西最远到巴林，这中间的任何地方都是很好的市场。他不声不响地看着气势汹汹的欧洲公司纷纷破产，他们那些意气风发的船长和船员有的自杀了，有些变成了码头混混。当然，也不是全都破产了，但确实有很多欧洲公司破产了，这很令人解气。过了一段时间，人们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加法尔·穆萨异军突起，马上就要变成马来亚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尽管蒸汽船和连发步枪强势崛起，与此同时，马来苏丹争先恐后地向新的世界秩序投降。
对他来说，这个年头危机四伏，他自己心知肚明。英国人的手伸得很长，到处进行干预，渗透到腐败的本地政府里面，提出尖锐的问题，撰写各种报告，帮忙清理门户，强行派遣领事和常驻官员，强迫对方接受他们的海关条例，对于任何有利可图的东西，他们都要统统接管，号称要创造一个新秩序。对于这个波斯富商，英国人老是把他当成阿拉伯人，社会上有各种传言和猜测，把他的财富夸张了许多，更把他描绘成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但无情的阴谋家，一个暴君，一个奴隶贩子，一个看守后宫的太监，一个鸡奸小男孩的人，用心机控制着一个本不属于他的商业王国。有人说要调查他的商业手段，甚至要调查他的绑架和谋杀罪，对他提起刑事诉讼。没人当着加法尔·穆萨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但他知道这是欧洲人在散布流言，他明白他们有多么希望这些都是有凭有据的真事。他公司里那些欧洲人的眼神，让他觉得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瞧不起他，尽管他们仍然对他毕恭毕敬。
加法尔·穆萨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马来亚出生，生母是他的先妻马里亚姆·库法，愿神明照顾她的灵魂。女儿泽纳布和阿齐扎已经完婚，婚礼都办得很隆重，分别与她们的丈夫住在印度的孟买和伊朗的设拉子，这两家人都是加法尔的远亲。几十年来，也许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很多见。不管人们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他们都会和老家互通消息，当儿女长大成人要结婚的时候，总有一个好的对象等着她们。加法尔的两个女儿也是如此，到我们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出于本能，加法尔·穆萨趁着英国人的贪婪还没有膨胀到难以克服的地步，就开始小心、悄悄地撤离马来亚。他本想以女儿的名义，将生意转到孟买和设拉子，让女婿负责打理，等到时机成熟，或者说不得不走的时候，他和儿子就可以全身而退。
他的儿子雷扎不同意。多年来，他对爸爸将生意交给欧洲人打理的做法颇有看法，而且，那些员工在他爸爸和他自己面前趾高气扬，他早就忍无可忍。他对爸爸说：“要是他们想打仗，就跟他们打好了。”他们应该赶走那些不可一世的狗，雇佣马来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以后的生意可能会很难做，那就尽力跟他们拼吧。长大以后，加法尔·穆萨就一直在生意场上“拼杀”，但儿子的愤怒让他感到惊慌和不安。他们的对手不是乡下的苏丹，而是世界的统治者。他开导儿子，和他解释他们当前的处境和现实，但儿子最终没有让步。雷扎是个孝顺的儿子，尊重爸爸的意见，但他还是不服，愤愤不平。
1899年，加法尔·穆萨突发心梗。他在自家豪宅楼上宽阔的走廊上，正准备出去散步，每天下午，他都要在美丽的花园里散步，这时似乎有人在他的胸前重重地打了一拳。他的心好像被打碎了。园丁阿卜杜勒拉扎克总是在傍晚给花坛浇水，每天都等着主人出来表扬和指导他，他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一天工作的高潮。那时，他正在给妻子采摘茉莉花，用余光瞄着富商卧室外面走廊上的动静。他看到加法尔·穆萨慢慢倒下去，他目瞪口呆，好像是看到了世界末日。园丁回过神来就跑上楼，尖叫着喊救人，中途滑了一跤，擦伤了小腿，踉踉跄跄地从柚木楼梯跑上去，在抛光的楼梯上留下泥泞的脚印。他把富商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抱小孩子一样，不停地摇晃他，同时大声叫人帮忙。没有人应声。每天这个时候，周围一般都没有人。这里是富商后花园的露台，过去，他常常和爱妻马里亚姆·库法坐在那里，聊着天或者听她朗诵，一直坐到天黑，有时，他们的女儿也会加入，和他们一起欢歌笑语。母亲去世前，两个女儿都住在这里。雷扎年纪比较小，他也会陪着。她们离开后，除了园丁，这里几乎就没什么人了，尤其是在傍晚。于是，在商场上拼杀一辈子的传奇阿拉伯商人加法尔·穆萨死在了园丁阿卜杜勒拉扎克的怀里，他的脸上沾满了泪水和鼻涕，还有因悲愤导致肌肉破裂而流的血。
侯赛因说：“即使是在出殡的时候，身后跟着庞大的送葬队伍，我爸爸雷扎也在谋划着变革。可惜天不从人愿，结果和我祖父的预测一样，他的生意败了。1900年，他解雇了那些欧洲人，但找不到任何人来接替，高级的职位都没有人愿意干。他们害怕英国人。那时，所有的苏丹都签署了英国的条约，成了英国的保护国。我爸爸雷扎必须向他解雇的所有船长和经理支付巨额赔偿，数额真的十分巨大，还有那些等待发货和交付的公司也向他索赔。他们把他告上法庭。保险公司拒绝给他承保。海关盯上了他，什么都要检查，能拖则拖，还指控他受贿。可能有那么回事。他也可能认为他们在故意栽赃。他才二十多岁，他觉得自己不比任何人差，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他还是不如欧洲人厉害。就这样，他们慢慢扼杀了他，他的生意最终走向了消亡。当地人都不肯借给他钱，更不用说那些高高在上的英国人了。1910年以后，整个马来亚都是他们的，甚至柔佛和北方各州也是他们的，短短十年，我祖父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商业王国就萎缩成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商行，尽管还没有欠债。我爸爸一直很努力避免负债。最后，他被迫考虑卖掉豪宅和那个美丽的花园。在此期间，园丁一直打理着那个美丽的花园。爸爸对外宣布要卖房子以后，关于我祖父的流言又开始传播了，说他是奴隶贩子、罪犯等等。这一次，他们还说了更难听的，说他和园丁有一腿，原谅我说话这么粗俗，他毕竟死在了他的怀里。我爸爸必须走了，离开那些丑陋的人，那些人终于露出了无耻的真面目。”
这个故事是雷扎告诉侯赛因的，有时，有人想了解他在马来亚的经历，雷扎也会跟他们讲，但他其实不太喜欢提起这段往事。他说起这段遭遇就生气，有时候甚至会泪流满面。这不是一个好故事，不宜多讲，尤其是对儿子，尤其是对商人，也就是雷扎在巴林的亲戚。他没有守住爸爸费尽心血积攒起来的财富，他爸爸不远千里去打拼，最终却落得一场空。加法尔·穆萨取得了每个商人梦寐以求的成就。他缔造了一个商人的传奇，将商品卖到了遥远的市场，赚到了钱，也赢得了尊重。雷扎让他的梦想变为噩梦，糟蹋了他的心机和心血。侯赛因跟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甚至早在提到雷扎之前就暗暗预测，爸爸的财富会被儿子败光。他没有彻底败光。他保住了一些血本，在巴林又开了一家公司，从暹罗和马来亚以及更遥远的东方进口香水、香炉和布料。巴林也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但他们的管理很松散。对于他们来说，巴林只是一个向敌人发起攻击的基地，是给船只加油的中转站。在巴林经营了几个世纪的波斯、阿拉伯和印度商人非常狡猾，不会随便被他们吓唬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石油之前，除了进口贸易之外，那里没有太多可以争的东西，没有锡，没有橡胶，没有黄金，也没有任何可以作为战利品带回欧洲的商品。
有时候，如果有需求，雷扎会贩卖稀有木材，那时正好有一个将军正在盖新房子，木匠需要柚木做楼梯，卧室里也用得着红木。有时也会碰到某个叙利亚苏丹、俄罗斯大亨、德国银行家在建造宫殿，物资需求巨大，于是他就可以趁机大捞一笔。我想象着这样的好生意，不过侯赛因也提到，有一个俄罗斯大亨在马什哈德站稳了脚跟，正在为沙皇占领波斯做准备，他认为那是随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雷扎和那个大亨做了一点生意。我忘了侯赛因说他做了什么生意。也许他没有说过。雷扎在马来亚还留着一个商号，帮人家采购物资，并照看仍然留在他手里的一点儿家产。
无论如何，搬到巴林以后，他的运气还是很不错的，就像他爸爸从前去马来亚一样，虽然不像爸爸那么辉煌。英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对他没有坏处，只有好处，这是巨大的商机，成千上万可恶的英国和印度军队要从这里经过去伊拉克打仗。（可怜的伊拉克！这个世纪以来，英国人似乎经常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那里打仗。）战后不久，也就是1918年，他结婚了，先生了三个女儿，然后才生了侯赛因。他的店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不管是来做买卖的，还是想在让人心旷神怡的熏香氛围里面坐着聊天的，他都很欢迎。他的孩子们在店里跑来跑去，大家都争着说他们的好话，而这些小孩子好像早熟了似的，宠辱不惊，不为所动。
“孩子们都是他的心肝宝贝。”侯赛因说。回忆往事，他的眼睛闪烁着泪光。“孩子们也很爱他。他是……父爱泛滥，他真希望别人也都把这些孩子当成心肝宝贝。”
侯赛因十岁的时候，雷扎决定去马来亚一趟，把那里的商号关掉，也顺便再看看那些老地方，要是有人问起，他很乐于跟他们说，他如今过得非常不错。他把侯赛因带在身边作为证据，说明他的运气真不错，不过，他也希望儿子能多见点世面，开始适应外面的世界并学会对付。他们这一路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坐船、做生意、看风景、看望老朋友等等。
“等等！等等！”我对侯赛因说，“我去拿一张地图。那些地方你指给我看看。我想看看是在哪里。”
他们甚至去了曼谷，雷扎十几岁的时候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时他们家的生意还很兴隆，他住在爸爸的代理人家里。那时，曼谷是一座平静而美丽的港口城市，城里运河纵横，河边绿树成荫，还不像后来那样拥挤，那样庞然大物。那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欧洲人。对侯赛因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一次不可思议的旅程，那段美好时光留下的记忆伴随了他的一生。尽管他只是当作故事讲给我听，但这次旅程的精彩瞬间也一直留在我的心里。直到今天，我还想象着他走过皇家岛上的一座寺庙，我想象着他所描述的朴素宁静，以及象征无上权威的寺庙圆顶。自从来到这里，我看到过一张那座寺庙的照片，但看起来不像侯赛因说的那么美。
在曼谷，他爸爸买了一批柬埔寨的沉香，价格很便宜，质量却是最上乘的，然后由他们搭乘的那一班船托运回巴林。侯赛因的爸爸说了，沉香木不是所谓“月亮上的木头”，而是“高棉人的木头”。他们回到巴林之后不久，日本侵略战争就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七八年里，根本搞不到沉香，所以，雷扎的那批货给他赚了大钱。
“我还有一些。”侯赛因看到关于这次旅行和沉香的故事让我如此激动和着迷，笑了起来。就在那时，我意识到狡猾的侯赛因还想买张乌木小桌子，希望我给个优惠的价格。他看了一眼那张桌子，接着友好而会意地看了我一眼。
“你有随身带着吗？”我问。
所以，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小小的红木匣子，里面装着最上乘的沉香，吸一口香气，就感觉心旷神怡。马路对面咖啡店的老板给了几块燃烧着的木炭，侯赛因弄了一个香炉，熏得我的店里香气四溢。沿街走过的人们纷纷停下脚步，进了我的店，坐在香喷喷的炭炉周围。咖啡店的老板穿过马路，站在台阶上说：“真主啊，真香啊，这是真主的奇迹！我给您冲点咖啡吧，毛拉(5)？”他感激的对象不包括我，因为我毁了他的生活。众所周知，吃哈尔瓦的同时总是要喝咖啡，所以，我停掉了哈尔瓦生意，正如他所说的，就像是割断了他的喉咙。我害死了他。如今，就连他也进了我的店，坐在香炉旁边，和我们一起呼吸着香气。我觉得我能从浓浓的香气中闻到那些遥远地方的气息，尽管只是侯赛因用他的故事把这两个方面联系了起来，而我已经彻底缴械投降了。
当然，我最终把那张乌木桌子卖给了侯赛因。“我有一个条件，你要坦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想要这张桌子？是要送给哪个特别的人吗？”我笑着跟他说，这样，他可以当我是在开玩笑。
他神秘地笑了笑，垂下眼睑，跟我耍赖，就是不直接回答。他说：“这是个敏感的问题。”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他在追求工务局官员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的漂亮儿子，上次来的时候，他借住在这个官员的家里，他这次来也常去那里。这个故事我就这样讲，虽然不一定对，因为我也不知道谁还在听。反正，坊间流言也说，侯赛因正在追求工务局官员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的漂亮儿子。据我所知，他已经腐蚀了那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但我无法想象他为什么会对这张乌木桌子那么感兴趣。其实，金钱和丝绸等礼物更容易满足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虚荣心。被感情蒙蔽了双眼的年轻人，对这种好看的物件是没有感觉的。也许，这张桌子是送给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本人的礼物，要表达对他的敬意，说明他勾引了儿子，并不意味着他不尊重爸爸。这是行贿。或许，这个狡猾的波斯商人是在玩花样，他表面上是在追求儿子，实际上目标却是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漂亮的妻子阿莎。她确实很漂亮，我和她交往不多，但我发现她很谦恭，也很自重。然而，坊间有传闻说她先前就有过一两次风流韵事，这回碰到了侯赛因，她肯定是心甘情愿的。这种事情说不清楚，说起来也不好听，但在一个小镇里，飞短流长，说人家的花边新闻像一日三餐，不说才是不对的。然而，我听到这样的流言很不舒服。我还骂了那些嚼舌根的人，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很愚蠢，也很虚伪。也许，侯赛因自己会觉得很好玩，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好玩，每次卖完货之后，他要等好几个月，信风才会改变风向，他才可以返航。这些事情都与我无关，尽管在这么小的地方，不闻不问根本做不到。
我们谈妥了，侯赛因接受我的报价，现金支付一半，另外他会给我一包二十磅重的沉香。他很大方，也有可能是我比自己想象的更会讨价还价。他也把匣子送给了我，可惜这个匣子被凯文·埃德尔曼抢走了，当时匣子里装着战争爆发前一年侯赛因和他爸爸在曼谷买的沉香，那批沉香就剩下这么一点了，后来，不管我去哪里，我都随身带着那个匣子，死后也要带着走。
凯文·埃德尔曼是欧洲的看门人，有大批大批的人从这扇门跑出去祸害全世界，而我们则乞求他让我们从这扇门进去。我们是难民，寻求庇护的难民。赐予我们仁慈吧。
但是，关于乌木小桌子的安排，并不是我和侯赛因的最后一次交易。这一年的海风很不好，转向特别晚，刚开始时一阵一阵的，断断续续。于是，侯赛因大大拓展了交易的范围，也许是因为无聊，或者是想开开玩笑。随着我对他的了解逐步加深，我开始明白，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闹着玩的，而当他的恶作剧惹了祸，造成了伤害，招致了怨恨，他的笑声中就多了幸灾乐祸的成分。那时，我发现他的客气和欢笑掩盖着一些让人难受的东西，有点冷酷，有点玩世不恭，既单纯，又狂妄。我想我可以想象，在必要的时候，如果他想要维护他觉得宝贵的东西，他会不惜杀人，或者让人痛不欲生。然而，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这么宝贵。总之，我可以想象他是因为无聊而交易，就是想找点动静，结果就这样慢慢走向毁灭。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生意人该干的事情，但那时他是一个贩卖熏香和香水的波斯人，他讲的那些故事和彬彬有礼的举止，只是为了表明他与平庸的我们有所不同。谁知道他是否真的觉得风度与派头比每天都有咖喱羊肉吃更重要？
他低估了耍派头的代价，这样做生意肯定要亏本，于是，他来找我借钱，说要借一大笔钱，我很幸运有钱借给他。我的生意一直很顺，我的客户都很傻，都愿意接受我的报价，木匠们也没想过要求加薪，也许是我的手段比较高明。不管怎么样，有钱借给侯赛因，我就很高兴。以前，这种借贷是买卖人之间常有的事，尤其是跨越大洋的买卖，尽管如今没有人会想到可以这样做，因为现在每个人都锱铢必较。以前……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过去”这两个字让人心酸，而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又觉得这两个字一点用处也没有。那时候，有人到这里来向你借钱，去别的地方做生意，再到另一个地方把钱还给你的一个生意伙伴。然后，那个伙伴会替你采购货物，再把货发送给你。
每个人都得了好处，商人之间信用第一，就像有人说婚姻是一种契约，夫妻俩都谨守婚约，这样家庭才会和睦，同样，有信用生意才会兴隆。偶尔也会出一些问题，有人会耍一些手段，会说一些难听的话，但如果双方都遵守义务，都自重，就能避免吵闹，如果闹到不可收拾，则可以找法律或者宗教专家来仲裁，法律专家和宗教专家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在英国统治的几十年里，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闹到不可收拾，更有可能咨询古吉拉特(6)的职业律师，像Shah & Shah或者帕特尔父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而不是叫做“卡迪”的治安官，当时的治安官都很温和，不像后来的浮嚣派。
不过，我是生意场上的新手，没有我刚才说的那种生意伙伴，没有人会像爱护自己的钱一样爱护我的钱。生意伙伴是一辈子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努力去培养，然后一代传给下一代，一辈又一辈地传承，责任和义务因果循环。所以，我只能向侯赛因要一些东西来做抵押。
“没问题。”他放心地笑了。这让我怀疑他碰到的难题可能比他自己说的更难。“我在孟买也犯过一次同样的错误。还好，数额不大，不过都是有去无回。”
“孟买？”我说，“你哪儿都敢去。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在那里上学。姑姑叫我去的。我姑姑泽纳布，我和你提起过她。她叫我去那里上学。”侯赛因说。他冷笑了一声，说到姑姑的好意，他反而皱起了眉头。“我在孟买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是个苦难深重的城市。我也学会了征服者的语言。愿上帝赐予他们力量。”
我觉得，他最后那句话是在开玩笑，也是在逗我玩儿，但我没有搭理他。话说回来，侯赛因带来了一份文件，这让我惊讶不已，那是一份抵押借款协议。我看懂了，他这次向我借这些钱，正是他过去一年里借给房东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的数额。根据抵押协议，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承诺在十二个月后偿还借款。如果逾期未能还款，就用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的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物品抵债。赖哲卜当着治安法官的面发过誓。
“你为什么不直接向他要钱呢？”我问。其实我很清楚他为什么不直接向赖哲卜要钱。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是工务局的官员，平时喜欢喝酒，尤其是号称“魔鬼酿造”的威士忌，傻瓜才会指望他遵守协议的约定。就在前一年，他刚刚继承了姑姑萨拉夫人的这个房子，否则他就是一个穷光蛋。他怎么可能同意用房子做抵押呢？他只有这一处房子。其实，这算不上什么房子，但足以让他远离耻辱，让他们一家人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他能去哪里找钱还贷款呢？侯赛因自己肯定心知肚明，他会借钱给他、让他背了这么沉重的债务，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说他在勾引赖哲卜儿子的传言属实的话，那么，他就是想满足一个看似恶意玩笑的欲望。
侯赛因说：“我不想催他还钱。”他显然是猜透了我的心思。“你要是同意，我就把这份协议交给你做抵押，等到我明年再来。到时我把钱都还清，你把协议还给我。”
我真希望我拒绝了那个提议，因为在那年快返航的时候，他给赖哲卜·舍尔邦·马哈茂德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我认为他是不可能再来了。虽然我不能确定像他这样一个内心骄傲、胆大妄为的波斯商人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他是和哪些精灵和恶魔做伴的，他能承受什么样的耻辱和侮辱。在后来的八个月里，我想过了各种可能的情形，等着他，但果不其然，侯赛因没有再来。他让另一个商人捎来了一封信，除了表达问候和歉意，他还跟我说他在其他地方的生意压力很大，并祝我的生意兴隆，如果真主保佑，我们第二年会再见面的。他还送给我一份礼物，是一张地图。那是一张南亚航海图。他在信中说，那是他祖父加法尔·穆萨的，看起来没有怎么使用过。他在爸爸的文件里发现了这张航海图，认为我可能会喜欢。我看到这份礼物就笑了。他还记得我很喜欢地图。这张地图画得很精细。这笔钱可以再等一年，抵押房子的协议还在我的手里。我的生意很不错，感谢真主保佑！我就这样自言自语着，但不能完全消除我的焦虑。
我常常对着地图说话。有时，它们也会跟我说些什么。这种事情听起来很奇怪，但其实没有那么奇怪，也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事情。在地图诞生之前，世界是无边无际的。地图给世界画上了边界，让世界看起来像领土，像是有主的，而不是可以随便瓜分的荒地。地图让位于想象边缘的地方更好捉摸，更容易掌握。后来，因为时势需要，地理学取代了生物学，从而构建一个等级体系，在地图上，那些生活在遥远、原始的地方的人，都被放到了其他的地方。
我看到过的第一张地图是我七岁时老师给我们看的，虽然此前也见过，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当时七岁，尽管我说不清楚和我一起看那张地图的人分别是几岁。应该也差不多吧。由于某种原因，过了一定的年纪不入学就不能再入学了。以前，我始终没有好好考虑过这里面有什么蹊跷，直到如今回想起来，我才觉得奇怪。那好像就是说，过了一定的年龄就不可教了，就像一个椰子已经熟透、烂了，里面的汁不可饮用，或者丁香花在树上太久了，只留下果实。即使到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这种冷酷的排斥，我也无法解释。英国人给我们建了学校，也制订了上学的规则。他们的规则很苛刻，说孩子必须年满六岁才能上学，而超过了六岁就不能上学。不过，大家也都无所谓。并不是说人们尊重学校的规则，而是因为不管学校规定孩子几岁入学，家长都会说他们的孩子刚刚好。出生证明？他们是无知的穷人，懒得去弄什么出生证。他们都迫切想让他们的儿子去上学，不至于长大以后和他们一样是粗人。
其实，在我们这里，祖祖辈辈，每个人都上过学。我们上的学，其实就是认一些字，然后读读《古兰经》，听听先知穆罕默德一生所经历的奇迹。愿真主保佑他！每当有空，或者因为天气太热，书本上蚯蚓似的字母读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听一些故事，说等我们死后，有些人会遭到恐怖的折磨。上这种学没有年龄限制。一般都是从会上厕所就开始了，直到认识足够多的字，能从头到尾读完《古兰经》，或者直到有勇气逃跑，或者老师受不了你、再也不想看到你，或者父母拒绝支付本就少得可怜的教师薪水。大多数人到十三岁左右就都跑了。至于英国人建的学校，大家都六岁上学，和同龄人在一起，每年都要去，一年升一级。总是有些开小差的，每个班会有一两个被留级，在学校里面，留级生一般是抬不起头的。班上其他人的年龄都一样，至少在纸面上是一样的。对于同班同学的年纪，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我们稍微长大一些，有些人很早就留起了小胡子，有些人消失了几天，回来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分明是掌握了秘密的知识，接着，他们在乡下悄悄结婚的流言就传播开来了。那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早婚。我不知道女校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到现在也不知道。也许，隔三岔五，女生也会纷纷从学校消失，大家都猜得到她们去结婚了。结婚了！一嫁人，就回不来了。我一直在想那是什么感觉。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人，非常弱势，有想法也无从说出口。在我的想象中，我被打败了。
不过，我说的是看到第一张地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看那张地图的时候我刚好七岁，即便我不知道同班同学的年龄。“七”是个吉利的数字，我已经上了七个月的学，尽管我看到第一张地图的时候一下子就想到了“七”，并不是因为已经上学了七个月。我知道我当时七岁，是因为我在学校上了二年级，我可以用大英帝国的规矩来做证明，按照规定，我应该六岁入学。老师的课讲得很生动。他用拇指和食指夹起一只鸡蛋说：“谁能告诉我，如何让这只鸡蛋竖起来？”接着，他就让我们认识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如梦如幻，就好像我也偶然间发现了一个难以想象、意想不到的大陆。一个伟大的故事从此拉开了序幕。随着他的故事不断展开，他拿了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地图：西北欧的海岸、伊比利亚半岛、南欧、沙姆地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北非海岸，北非海岸凹凸曲折，向下溜到好望角。他一边画着地图，一边说着话，介绍各个地方的名称，有时是全称，有时是简称。蜿蜒向北，在鲁伍马三角洲稍微突出来一点点，然后凹进去，那里是我们的海湾，接着是非洲之角，再接着是红海海岸、苏伊士、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印度、马来半岛，最后到达中国。他画到中国就停下来，笑容满面，他用粉笔画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勾勒了半个已知的世界。他在非洲东海岸中间的地方画了一个点，说：“我们就在这里，距离中国很远。”
然后，他又在地中海北边画了一个点。“这里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老家，他本想去中国，但他走的路线刚好相反。”关于贪婪的哥伦布，老师跟我们讲了他的许多冒险经历，但我不太记得具体的事情了，在那个天真无邪的岁月，他跟我们讲过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我记得他说过，哥伦布航行启程的那年，正是格拉纳达陷落和穆斯林被驱逐出安达卢斯的那一年。对我来说，这些名词都是新鲜的，其他许多名词也是新鲜的，但提起这些名词，尤其是说到格拉纳达陷落和穆斯林被驱逐出安达卢斯的时候，他的语气充满了崇敬，情绪很激动，我印象十分深刻，一直都忘不掉。我现在又看见他了，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头上戴着高筒圆帽，穿着康祖长袍，外面是褪了色的棕色夹克，脸上有不少痘疤，表情很宽厚的样子。我记得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世界的形象，给我看了第一张地图。
鸡蛋呢？就是那个故事。哥伦布船上的水手从来没有向西航行进入过大西洋，从前没有人干过这种事。所有人都知道，海洋会突然到了尽头，海上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深渊，海水往里面灌，然后穿过地下的洞穴和峡谷，那就是一个无底洞，里面住着怪物和魔鬼。航程漫长而艰险，海上渺无人烟，眼睛再尖的桅顶瞭望者也看不见中国的影子。于是，一帮乌合之众牢骚满腹，甚至密谋造反。都想要回家。最后，为了服众，哥伦布用拇指和食指夹起一只鸡蛋。你们谁能让这个鸡蛋竖起来？他问。当然，大家都不能。他们只是水手而已，在这么高级的戏剧中，他们注定只能充当盲从的小人物，发发牢骚罢了，所谓的密谋，也都是无法落实的。哥伦布轻轻地敲破鸡蛋的一头，我们老师用他手里的鸡蛋做了演示，然后把鸡蛋放在后甲板的扶手上，鸡蛋果真竖立不倒。我现在还不大确定这个故事能说明一个什么道理，是不是想说要吃鸡蛋就必须把鸡蛋打破，要找到中国，大家就必须吃点苦，还是仅仅要证明哥伦布比水手们聪明得多，因此他的行动方针是对的。总之，水手随即放弃了造反的念头，继续航行，继续去寻找大可汗。我七岁的时候也跟他们一样。老师小心翼翼地把煮熟的鸡蛋放在桌子上，他随后会吃掉。
后来，这个老师再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尽管他是我们那所学校的正式老师。那天我们的班主任没有来，他一般是上午管我们。过了上午，我们成群结队回到班级，我想再看看他画给我们看的世界，但黑板上的地图已经擦掉了。
侯赛因不了解这种事，他也不明白地图会跟我说什么，但他知道我非常喜欢地图，喜欢收集地图，他把他祖父的旧地图寄给了我，投我所好，算是在还欠我的账。收到礼物的时候，我笑得很开心，但我也几乎可以肯定，我再也见不到侯赛因了。他可以去仰光、设拉子或者世界上其他遥远的地方做生意，他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卖这一点儿檀香木和玫瑰水呢？世界很大，有些地方很遥远，但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