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所以把明末〔具体说来是明万历（1573—1619）以后〕作为历史上对外国（族）人的汉语教学新时期的起始线，是因为教和学的主体及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等方面，在这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末以后，大批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来华学习汉语，成为这方面最为活跃的群体，主导着外国人汉语学习的发展。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布教义和政治、外交、商业等方面的利益，跟以前仰慕、学习中华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耶稣会的范礼安（1538—1606）说，在中国传教最重要之条件是“熟悉华语”7，罗明坚（1543—1607）在1583年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有言“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张西平等编著，2003），又说他学习汉语是“希望将来能为天主服务，使真理之光照耀这个庞大的民族”（张西平等编著，2003）。俄罗斯地近中国，但因无人懂汉语，明末中国皇帝给他们的文书，竟被束之高阁达半个世纪之久。8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担任翻译的有法国和葡萄牙的传教士（范文澜等，1995）。从清人入关直到18世纪初，中俄使团交往都是用满语和蒙语。但是，出于地缘政治和与西方列强竞争的需要，为了把中国人带到“对耶稣的信仰”（李逸津，2004），俄罗斯终于走出了突破性的一步，这就是在原来派遣东正教宗教使团来华的基础上，雍正年间（1728年）签订《恰克图条约》时把中方接受俄罗斯的六名学生来华学习写了进去。9这大概可说是把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作为条款写进去的第一个外交条约。英国外交官威妥玛（1818—1895）在他的《语言自迩集》（1867）10的初版“序言”中说：“本人职责之一，即指导为女王陛下驻中国公使馆录用人员的诸公的学习……本书主旨是帮助公使馆的见习生，使他们在中国官话上，在书本或公函或公文中阅读的书面语上，尽量少费时间。”1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传教士学习汉语，政府派遣留学生，还是外交官编写汉语教材，从明末开始，西方人来华学习汉语的动机和需求同以前以东方国家为主的汉语学习者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说，西方人来华学习汉语的高潮是由基督教传教和资本主义势力东进的需要催生的。

我们注意到18世纪初，由于天主教耶稣会士要求中国教徒改变祭天、祭祖、祭孔的传统，有些传教士还参与了清政府的内部纠纷等原因，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严禁他们在内地的传教活动，只许在澳门居住。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人学习汉语相对走入低潮，直到184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重开国门，更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学习汉语呈现出又一个更大的高潮。

我们还注意到从明万历到清雍正（1723年）和1840年以后的两个高潮有着不同的热点。我们在下面分别叙述、说明。1723年到1840年这一时期，离开北京的传教士并没有完全停止汉语学习和研究活动，我们把有关的情况列入第一个高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