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已经步入严重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的问题随之凸显，并引发了各界的普遍关注。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干预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极大的人口红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头小、中间大”的年龄结构开始出现结构性前移。加之人口基数因素，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基本特点。

传统意义上，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人口预测数据结果表明，中国的老龄化增速与日本几乎持平，基本上会用30年的时间，完成老年人口比从10%到25%的快速转变。此外，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每年都会以近700万人的速度增加，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挑战。截至2030年，按照保守方案估计，中国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16.6%。

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按照老龄化程度和富裕度划分成“少—富”“少—贫”“老—富”和“老—贫”四组。中国毫不意外地进入了“未富先老”的国家行列。同属这一国家序列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以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为主，传统观点多认为其已处于“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的身后，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其人口年龄结构均明显优于中国，且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扮演着与中国极为相似的角色，正在挑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排名在中国前面的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其人均GDP规模远超中国，人口结构却比中国更加年轻。如何有效应对“未富先老”，无疑已经成为我国能否在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的关键问题。

基于此，本书在系统梳理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国际比较引出“变老是否会阻碍变富”的基本问题，以老龄化进程中的个体行为持续性变化为视角，构建基于系统论的老龄化经济影响传导机制，利用理论和经验实证方法对基本结论展开论证，同时，围绕基本假设面临的挑战及其实现路径展开进一步讨论，并在全面健康视角下提出发展银发产业的基本策略。

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个体行为持续调整为视角，系统梳理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经济总量变化方向，为识别老龄化经济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本书将个体行为的持续调整纳入分析框架，并就老龄化经济影响展开理论与经验实证。在谨慎性预期下，老龄化进程中的微观决策个体，必然会在消费和储蓄、劳动和闲暇、子女数量和质量等决策行为上出现持续性调整。在系统论框架下，本书将为有效识别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机遇提供理论支持。

其次，以经济影响实现路径的阻碍因素为突破口，在系统框架下识别老龄化进程中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点，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决策参考。

在不均衡发展客观存在的背景下，要有效挖掘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潜在机遇还面临着不少因素的阻碍，这就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出发，实现各类资源的高效率累积和均衡化配置，涉及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增强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能力，完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养老金投资体系等基础保障体系。本书围绕上述阻碍因素展开进一步分析，试图为抓住老龄化潜在机遇提供政策抓手。

最后，以老年人群差异化需求为切入点，在全面健康框架下识别银发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破局方式，为快速发展银发产业提供新视角。

本书将全面健康引入分析框架，围绕老年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及其定向化满足问题展开系统讨论。银发产业供求结构性失衡，其实质在于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必须将老年人群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纳入分析框架。立足全面健康，有效识别老年人的核心诉求，是发展银发产业的基础，既有利于满足老年人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人口老龄化问题既是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在老龄化的经济影响方面，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且在其影响方向的正负判定上存在一定的争论。

首先，传统观点大多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Hagemann等（1989）及Peterson等（1999）均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劳动力供给、资本形成、私人消费、医疗和养老费用以及工作热情等产生影响。Rogers等（2001）进一步归纳了前人的观点，并认为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降低私人和公共储蓄率及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王德文等（2004）、蔡昉等（2006）、田雪原（2006）、彭秀建（2006）、彭希哲等（2011）、郭熙保等（2013）综合考虑了储蓄贡献、劳动供给、全要素生产率、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因素，得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为负的基本结论。

其次，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为负的观点正面临经验数据的挑战和冲击。

在劳动供给方面，Bloom等（2011）认为，劳动力供给减少既有降低劳动参与率和产出总规模的不利一面，又有增加人均资本拥有量和平均产出规模的有利一面；在公共储蓄方面，Ladd等（2001）和Gradstein等（2004）的研究表明，公共教育支出并未随老龄化而减少；在私人储蓄方面，Leff（1969）、Horioka（1997）、Kim等（2006）均认为，人口老龄化往往与儿童抚养比下降一同出现，老龄化对储蓄率的负面影响将部分被儿童抚养比下降所抵消。

再次，学术界甚至还提出了老龄化进程中存在着“第二人口红利”。

Boersch等（2001）的研究表明，老龄化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可能为正相关——欧洲国家的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回报率会随老龄化而下降，并致使个人增加储蓄。陈冲（2013）针对中国的数据分析也表明，老龄化有抑制消费、扩大储蓄的一面。基于此，Mason和Lee（2006，2010）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并得到杨娟（2009）、邬沧萍等（2011）等国内学者的认可。

最后，微观的基础持续调整开始被广泛地纳入老龄化经济影响的研究框架。

目前，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在统一框架下，以老龄化进程中的个体行为调整为视角，对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展开系统性讨论，主要是在世代交替（Over Lapping Generation，OLG）模型框架下展开。Blackburn等（2002）、Cai（2002）、Ehrlich等（2006）、Sugawara（2007）和Azarnert（2010）通过将预期寿命、生育率纳入分析框架，实现了人口老龄化的内生化，并考察了老龄化进程中各微观决策行为的调整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关微观决策行为包括个体关于储蓄和消费的决策、工作和闲暇的决策以及子女数量和质量的决策等。

上述研究在模型设定上存在一定差异，但研究结论却较为一致。在模型设定方面，相关研究的差异主要包括：个体是否具有利他性动机、存活至下一期的概率是否为外生变量、养老金体系的设计是以现收现付为导向还是以基金制为导向、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主体是父母还是本人。在研究结论方面，许多研究均表明，预期寿命的提高会引起生育率的下降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但储蓄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及劳动时间投入却会不断上升，并对人均产出水平产生正向影响。

综上，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是复杂和复合的。

上述关于老龄化经济影响的争论和最新研究结论表明，人口老龄化不仅有降低劳动参与率的一面，还有通过改变个体行为提高劳动力平均产出水平的一面。在老龄化进程中，如果个体行为的调整会引起劳动力平均产出水平的提高，那么，关于老龄化经济影响的判断将发生方向性变化。

三、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论断最关键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时代背景下，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由此引发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方面，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和比率的持续增加，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和储蓄率相对偏高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新的增长引擎来自何方；另一方面，老龄化进程中催生了老年人群旺盛的养老产品和服务需求，老龄产业的发展能否满足老年人群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上指出，要“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为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宽广的研究视野，完全符合社会和人口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口老龄化，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充分利用老龄化本身的力量来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这一重要论断以发展和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人口老龄化的结合，也吸收了国际上人口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传统观念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普遍担忧往往来自“人口红利的丧失”。所谓“人口红利”，其实是一个建立在人口机会窗口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按照人口发展规律，无论以人力资源还是人力资本为基础的人口机会窗口，都只是提供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人口机会，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现实的经济红利。只要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措施得当，如教育、就业、收入分配、投资、生产、消费、进出口等与人口机会窗口相互匹配，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就仍然能够形成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人口机会，进而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红利。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的论述，在生命周期的框架下，成年阶段的个体也会自发地为老年阶段的生活提前开展准备工作，这些准备涉及储蓄、消费、闲暇、就业、照料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等多个方面。在老龄化的进程中，如果个体行为的调整会引起劳动力平均产出水平的提高，那么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亦将发生方向性变化，这是挖掘人口老龄化机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满足老年人群对美好生活的旺盛需求，是共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伴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和生育率的走低，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趋势，也是每个个体的未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共享发展”的基本理念，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为谁发展”的基本问题。让老年人群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既是共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中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养老产业快速发展，涵盖老龄服务、老龄用品、老龄金融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多方力量积极参与投资养老产业的热潮，广大老年人可以进行价廉物美的产品消费和低廉便捷的服务消费，展示出人口老龄化蕴含的无限潜力和光明前景。同时，党中央还敏锐地识别到当前养老产业发展的问题，并积极布局和出台后续相关政策。例如，2019年1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出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就提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群体对适老产品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多层次，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正面临着提质扩容问题和多产业融合发展问题。这些都将成为满足老年人群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制度性保障。

与此同时，满足老年人群对美好生活的旺盛需求，还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到老龄化问题上，有效满足老年人群对美好生活的旺盛需求，还关系到消费需求能否得到有效满足。供需动态平衡的实现，将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育新增长点、注入新动能。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要以发展的眼光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并提出用老龄化力量来解决老龄化问题。这一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人口老龄化相结合的新思想，也吸收了国际上人口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理论基础。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的基本论断，本书以“变老是否会阻碍变富”为关键，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老龄化进程中，哪些经济指标的持续变动将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第二，想要发挥老龄化对国家发展提供的机遇，需要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第三，老年人群对养老产品和服务有哪些现实需求？哪些需求尚难得到有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