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对未来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三者战略定位的思考
管仲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从春秋战国开始，解决老百姓温饱问题一直是执政者的首要之事。然而，在传统农业技术条件下，面对周期性的“民过地”压力，垦殖“边际土地”成为执政者解决粮食供给难题的唯一选择。而边际土地的垦殖则导致大面积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遵循这样的历史演进规律，从春秋战国到新中国成立，粮食周期性短缺与生态环境渐进性恶化交替演进，粮食安全的周期性危机逐步转化为生态环境危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属于粮食大幅短缺与生态环境压力增大时期，人口大幅增长，边际土地垦殖加速，北方草原沙漠化加速，南方水土流失加剧。改革开放以来，良种以及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等石化产品的大量引入，促使粮食供需达到紧张平衡，短期内粮食安全问题得到缓解，但长期来看，农业面源污染加剧、土壤毒化、地下水超采、土地荒漠化与水土流失继续恶化，粮食供给能力不可持续；同时，粮食安全问题逐渐以食品安全的形式表现出来。
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的概念，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1974年11月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之后又分别于1983年4月和1996年11月做了两次补充完善，其基本内涵是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的粮食。然而，如果粮食的获得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能不能被视为粮食已经安全？如果粮食的数量安全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成为食品安全的风险源，能不能被视为粮食已经安全？显然，在尚未解决温饱的情况下，解决数量供给难题应该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首要任务，被迫牺牲生态环境或承担质量风险都是无奈的选择。然而，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不仅开始关注质量问题，也开始反思粮食数量供给是否可以持续，进而对粮食安全的概念向前后两个方向做了延伸。向前延伸，即生态安全，向后延伸，则是食品安全。
从粮食安全的视角看生态安全，主要关注点在于粮食供给是否会对生态系统构成威胁，导致生态环境逆向演化，进而影响粮食供给能力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正如前文所说，“石油农业”的不可持续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水土资源极其丰富的美国，也已经开始逐步放弃“石油农业”，转向生态农业。(103)
从粮食安全的视角看食品安全，主要关注点在于“石油农业”孕育了食品安全的系统性风险。以节约劳动力和增加产量为导向的“石油农业”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面对越来越恶化的农业环境，必须不断引入新的石化产品，才能维持总量供给的不断增加。于是，各类动植物激素便以科技进步的形式应运而生，并与化肥、农药、除草剂一起不断地注入土壤、水体和大气中，并以表面残留和食物链内循环两种方式进入人体内，构成了食品安全的系统性风险。
面向未来，中国的人口尚未达到峰值，粮食需求总量也尚未达到峰值，耕地数量还将进一步缩减，再加上立足国内主要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则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及食品安全三者之间的矛盾还将会进一步激化。
如何化解三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从中国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战争这种残酷的方式在六次大循环中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显然，在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战争这种残酷的方式已绝不可能再进入选项。
在发展主义的背景下，我们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上面，实际上，现在仍有很多人把“石油农业”视作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粮食安全的成功案例。从历史视角来看，农业技术的每一次进步，也确实曾经支撑了各个时期人口峰值的不断提高，从汉代的6000万，到唐代的8000万，再到明代的2亿和清代的4亿，直到今天中国实现在人口超过13亿条件下的粮食供需紧张平衡，其背后都是农业技术进步在支撑。
然而，以历史理性来分析，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意味着对生态环境破坏能力的升级：与汉代耦犁相比，唐代曲辕犁可以自由调节耕地的深度，推广后加快了整个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速度；明清甘薯、玉米的推广种植导致人口向山地进军，诱发山地水土流失，甚至引致西南山区的石漠化。被很多现代人引以为豪的“石油农业”，不仅本身受制于化石能源的有限性而注定其只能成为农业发展史中一个短暂的过渡状态，而且还造成大面积的农业面源污染，使土壤毒化，肥力下降，要维持产量就必须投入更多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各类石化产品，又会使土壤毒化加剧，肥力下降加速，形成“吸毒式”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导致土壤彻底失去生长条件。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政策性文件《可持续农业生产：对国际农业研究的要求》中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以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为基础，并调整技术和机构改革方向，以确保能够获得足够的农产品来持续地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需要。这种可持续发展不仅能够保护土地、水资源和动植物基因资源，而且还不会造成自然环境的退化，同时要在技术上适宜、经济上可行、社会上接受。
显然，面对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三重压力，中国需要探索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而“石油农业”的不可持续性及其所孕育的食品安全风险已经开始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新的战略定位将重塑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三者之间现有的逻辑关系体系，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1) 本章部分内容发表于《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4期，以及《林业经济》2014年第9期。
(2) 石油农业，亦称石油密集农业、化学农业、无机农业或工业式农业（industrial agriculture），是把农业发展建立在以石油、煤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为基础，以高投资、高能耗方式经营的大型农业。
(3) 尹成杰将并不适宜耕种的土地称为“边际地”。包括水土流失严重的坡地、降雨量低于400毫米极易发生沙化的草原以及围湖造田的土地，这些“边际地”不仅耕种的成本高、产量低，其生态环境的代价也很大。参见：尹成杰．粮安天下[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53.
(4) 参见《BP世界能源统计》，截至2009年末，全球石油探明储量13331亿桶，其中包含处于积极开辟阶段的加拿大油砂储量和由委内瑞拉当局上调的本国官方储量。以2009年的年开采速度盘算，可开采45.7年。以同样的方法计算，现有天然气储量能满足62.8年的开采，而煤炭储量可满足119年的开采。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June 2010，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5) 本章将对边际土地进行垦殖的现象称为边际垦殖。
(6) 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8-9.
(7) 商鞅：《商君书·算地》记载：“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
(8) 《礼记·大传》记载：“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
(9) 《商君书·农战》。
(10) 《商君书·农战》。
(11) 《商君书·农战》。
(12) 《商君书·农战》。
(13) 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8-9.
(14) 《论语·颜渊篇》。
(15) 商鞅（公元前390至前338年），政治家，曾任秦国丞相。
(16) 《商君书·算地》。
(17) 韩非（公元前280至前233年），战国时期思想家。
(18) 《韩非子·五蠹》。
(19) 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2): 94-95.
(20) 《汉书·高帝纪》。
(21) 《汉书·惠帝纪》。
(22) 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2): 94-95.
(23) 《通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卷7。
(24) 陈业新．秦汉政府行为与生态[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4): 63-68.
(25)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J].学术月刊，1962(2): 23-35.
(26)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J].学术月刊，1962(2): 23-35.
(27) 《史记·匈奴列传》。
(28) 《汉书·地理志》卷28。
(29)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灭北地以西戍卒半。”《正义》中服虔对新秦中的解释是：“地名，在北地，广六七百里，长安北，朔方南。《史记》以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饶之地七百里，徙内郡人民皆往充实之，号曰新秦中也。”
(30) 《汉书（卷24）·食货志》。
(31) 《后汉书·郡国志》注中记载：“光武中元二年，户4271634，口21007820人；桓帝永寿二年，户16070906，口50066856人。”
(32) 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2-23.
(33) 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2-23.
(34)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J].学术月刊，1962(2): 23-35.
(35) 晋统一天下仅仅晏安十一年便再次陷入战乱之中，陆续经历了“八王之乱”“永嘉之祸”及“五胡乱华”。
(36) 《宇文富传》，《魏书》卷44。
(37) 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2): 94-95.
(38) 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2): 94-95.
(39) 《旧唐书》卷71《魏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1页。
(40) 元结．问进士·第三[M]//全唐文（卷280）．北京：中华书局，1983：3860.
(41)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0.
(42)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87）[M].北京：中华书局，1974：3731.
(43) 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35）[M].北京：中华书局，1974：901.
(44) 朱士光．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1）.
(45) 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6)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47) 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2): 94-95.
(48) 钱克金，张海防．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的治理及其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1): 44-52.
(49) 钱克金．宋代苏南地区人地矛盾及其引发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J].中国农史，2008(4): 117-127.
(50) 张铉撰．至正金陵新志（卷5）[M]//山川志．田崇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249.
(51)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鞑款塞》。
(52) 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2): 94-95.
(53) 王大方，邵满，许秋汉，徐安．追踪天子的足迹——元朝“腹里”两都巡游[J].中华遗产，2005(5): 75-82.
(54) 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2): 94-95.
(55) 《上太平治要十二条》，《明经世文编》（卷7）。
(56) 《明太祖实录》卷193。
(57) 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2): 94-95.
(58) 山西宁武以西以及宁武以南至离石的吕梁山中北段，宋元以前基本上属于牧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游大致北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的山脉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业区，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这一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极少变动”。到宋代，上述牧区中的楼烦、岢岚一带还是有名的牧马地域。欧阳修所说：“到河东一路，山川峻深，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马性。”
(59)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屯田遍天下，而边境为多。九边皆设屯田，而西北为最。”所谓“九边”，是以初设的辽宁、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加上继设的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还有以山西镇巡统御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镇巡统御固原的二镇，总共九镇而称之的。
(60) 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明经世文卷》卷359。
(61) 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明经世文卷》卷359。
(62) 涂宗浚：《修复边垣扒除积沙疏》，《明经世文编》卷448。
(63) 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2): 94-95.
(64) 吴存浩．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学校出版社，1996：36.
(65) 《乾隆实录》卷189。
(66)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四知堂文集》卷10。
(67) 清初，清政府出于政治考量，对长城以外的草原地区和东北“龙兴之地”执行封禁政策，禁止汉人出关种地。
(68)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69) 刘锦藻：《田赋》，《续文献通考》卷1。
(70) 牟昌裕：《条陈时政疏》，《光绪栖霞县志》卷9。
(71) 章楷，李根蟠．玉米在我国根食作物中地位的变化——兼论我国玉米生产的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J].农业考古，1983(2): 94-99；张显清．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J].学术探索，2005(5): 90-99.
(72) 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3) 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4) 陈丹．清代前期的人口问题——兼论决定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J].山东社会科学，2001(1): 43-46.
(75) 中华书局编辑部．古代经济专题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
(76) 《湖州府志》卷95《杂缀》。
(77) 《乌程县志》卷18《风俗》。
(78) 张振兴．论清代在西南山区推广玉米种植的生态后果[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 3(2): 41-47.
(79) 许多专家的统计数字不尽一致，如：胡焕庸认为从咸丰元年（1851年）到同治三年（1864年）中国人口减少了1700万；周源和认为从咸丰元年（1851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全国人口减少了1600万。葛剑雄认为“1851年到1865年这十四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无论哪一种数字都显示出太平天国运动后，人口的损耗是非常惊人的。
(80) 葛剑雄．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衍变及增减的原因[J].党的文献，2008(2): 94-95.
(8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
(82) 国家林业局，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05—2010年）[Z].2004-10.
(83)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课题组．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190.
(84) 国家林业局，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05—2010年）[Z].2004-10.
(85) 《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05—2010年）》指出：“全国特大沙尘暴20世纪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特别是2000年春天，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发生十余次扬沙、浮尘和沙尘暴天气，造成部分地区机场关闭、交通中断，其频率之高、来势之猛、影响范围之大，为新中国成立50年来所罕见，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我国土地沙化的严峻形势。”
(86)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EB/OL].[2011-01-06].http://ghy.forestry.gov.cn.
(87) 贾治邦．指导和推进我国防沙治沙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EB/OL].[2006-10-10].国家林业局网站.http://www.forestry.gov.cn/.
(88) 贾治邦．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发展方式转变[N].人民日报，2011-06-17.
(89) 蒋高明．中国60年化肥施用量增百倍有毒物质危及食品安全[EB/OL]．中国新闻网.[2011-05-27].http://www.chinanews.com.
(90) 束放，唐启义，等．我国农药需求影响因子分析[J].农药，2010(4): 242-245.
(91) 国家统计局．各地区农用塑料薄膜和农药使用量情况（2009年）[EB/OL].http://www.stats.gov.cn.
(92) 蒋高明．中国60年化肥施用量增百倍有毒物质危及食品安全[EB/OL]．中国新闻网.[2011-05-27].http://www.chinanews.com.
(93) 国家统计局．各地区农用塑料薄膜和农药使用量情况（2009年）[EB/OL].http://www.stats.gov.cn.
(94) 蒋高明．中国60年化肥施用量增百倍有毒物质危及食品安全[EB/OL]．中国新闻网.[2011-05-27].http://www.chinanews.com.
(95) 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M].程存旺，石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1-5.
(96) 朱兆良．由“点”到“面”治理农业污染[N].人民日报.2005-02-02.
(97) 姚建仁．农药污染与控制对策[EB/OL]．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2004-05-15）.http://www.caas.net.cn.
(98) 赵其国．现代生态农业与农业安全[J].科技与经济，2004(1): 58-64.
(99) 李秀兰，胡雪峰．上海郊区蔬菜重金属污染现状及累积规律研究[J].化学工程师，2005(5): 36-38.
(100) 闫赖赖，欧阳荔，解清，刘庆芬，诸洪达，武权，王京宇.4城市成人膳食和血液中重金属差异及关系研究[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1(8): 29-33.
(101) 钟南山．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N].南方日报，2004-03-27.
(102) 陈锡文，邓楠，等．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431.
(103) Mick Common, Charles Perrings.Towards an Ecological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J].Ecological Economics, 1992，6(1): 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