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学习机器”的秘密

在我就职于《时代》及其他杂志社的大半职业生涯中，总是尽力回避有关教育的选题。如果编辑让我写一篇关于学校或考试的文章，我就提出有关恐怖主义、飞机失事或流感暴发之类的选题。这一招通常很管用。

虽然我没有明说，但教育类新闻听上去实在让人提不起劲。这些文章的标题往往采用板报字体，还会加上一些铅笔涂鸦。文章中满是无凭无据的美好愿望，引用的话大多出自成人之口，孩子只会出现在照片中，安静地微笑。

后来，编辑让我写一写华盛顿特区主管公立学校的一位颇具争议的新领导人——米歇尔·李（Michelle Rhee）。我对此人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了解是她穿细高跟鞋，接受访问时常说“胡扯”这样的词。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个好故事，尽管它会让我陷入教育的迷雾。

但是，在那层迷雾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花了几个月去跟孩子、家长、老师，还有那些采用创新方式研究教育的人交流。很快，我就意识到李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但她还不是这里最大的谜团。

真正的谜团是：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学到那么多知识，有的孩子学到的东西却少得可怜？

突然之间，教育变成了一个充斥着各种数据的领域。从一个社区或教室到下一个社区或教室，对于哪些事情正在发生或哪些事情没能发生，我们比任何时候知道得都多，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无论是富人社区还是穷人社区，白人社区还是黑人社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每到一处，我都会发现孩子们懂得的事情有多有少，这没什么意义。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出类似的高峰和低谷，就像翻转穿行、让人头晕目眩的过山车。出现这些高低起伏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金钱、种族或民族因素。但这些并非全部，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又写了一些有关教育的文章，也一再遇到这个谜团。在华盛顿特区的肯勃小学里，我看见五年级的学生乞求（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他们的老师点名，让他们上台解答黑板上复杂的数学题。如果得出的答案正确，他们就会握紧拳头，轻轻地叫一声“太棒了”。事实上，在这个社区，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个人遭到杀害，社区人口的失业率也高达18%。

而在其他地区的一些学校，我却看到了百无聊赖的小孩子，当像我一样的陌生人走进教室时，他们就会抬起头，看看我是否能弄出点新花样，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下一个钟头不再那么无聊。

有一段时间，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们在不同社区的学校之间，不同校长或不同老师所负责的课堂之间可能会看到的差别。在我看来，有的孩子只是运气好，因为大多数关键的差别都与金钱和特权有关。

然而，当某天看到下页这张图时，我还是感到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学生的测试结果基本上保持平稳，但那只是个例外。让我们看看芬兰吧，它从世界上垫底的落后国家一跃而升为世界第一，甚至都不需要过渡。它的邻国挪威尽管几乎没有贫困儿童，学生的测试结果却一步步滑向低谷。还有加拿大，以前的测试成绩平平，现在却渐趋上升到可与日本比肩。如果说教育只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文化能出现如此剧烈且迅速的变化吗？

孩子的各项能力有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起落，全世界都一样，这种变化没有规律可循，但也让人满怀希望。在华盛顿特区，我发现的情况更有趣。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设法让所有孩子，包括那些家境富裕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的教育现状很有代表性，不太好也不太糟。但在少数几个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那里几乎所有孩子都在通过对数学、科学和阅读的学习来发展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们不仅要牢记各种知识，还要培养解决问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所接受的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教育。

对这些做何解释呢？总体而言，与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一般孩子相比，美国孩子的家境要更为优渥，但是在数学学习能力上，美国孩子却远不及另外三个国家的孩子。在美国，条件最为优越的孩子既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自身也在享誉世界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然而，与世界各地和他们同等条件的同龄人相比，他们的数学测试成绩仅排名第18位，得分远低于新西兰、比利时、法国和韩国等国家中与他们一样衣食无忧的孩子。而生活在比弗利山庄豪宅里的孩子，在数学测试上的表现还要低于平均水平，甚至比不上加拿大孩子的平均水平。美国大众认为的“好的教育”，实际上相当普通。

起初，我告诫自己要把眼光放长远。我们的教育成果是否排名世界第一，这真的很重要吗？排名第10又如何？我们的小学生在国际测试中表现得很好，尤其在阅读方面。问题出现在数学和科学两门学科上，而且当孩子们长到十几岁以后，问题更加突出。美国十几岁的孩子在数学逻辑思维测试中的表现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排名第26位，可那又如何？我们的青少年在国际测试中的成绩也曾多次处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为什么在将来就会产生重大影响呢？

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多元国家。虽然我们的K-12教育体系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但还有其他许多优势能让人眼前一亮，不是吗？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而且我们会继续投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研发经费。与地球上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在这里创业也容易得多。而且，美国一贯推崇勤奋工作、自给自足的价值观。

但是，当我作为一名记者到各地采访时，才发现这世界原来早已改变。高中毕业之前，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度过的2300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俄克拉何马州，有一家专为麦当劳做苹果派的公司，他们的CEO告诉我，在经济衰退期间，很难雇到足够多的能够胜任现代化工厂工作的美国员工。那些只需要手工揉面团和人工把苹果派放到包装盒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工厂现在需要的是具备阅读能力、能够解决问题且善于沟通的员工，而在俄克拉何马州的高中和社区大学中，符合这些要求的毕业生数量根本不够。

万宝盛华（Manpower）的员工和办事处遍及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它的负责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无论在什么地方，销售岗位都最难找到合适的员工。以前，销售人员必须厚脸皮，还得会打高尔夫。然而，产品和金融市场在这些年里变得更为复杂，任何人（包括客户）都能获取到相关信息，人脉不再意味着一切。为了取得成功，销售人员必须对那些越来越精细和更加个性化的产品有细致的了解，就像它们的研发工程师一样。

突然间，平庸的学术能力成了沉重的包袱。如果没有高中文凭，在纽约连一份清洁工的工作都找不到，也不能加入空军。然而，美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孩子从高中辍学，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就在不久前，美国的高中毕业率还是世界第一。但截至2009年，已有大约20个国家的高中毕业率超过了美国。在知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的时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所掌握的知识都达不到他们应有的水平呢？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一个国家的多样性、贫困或幅员广阔？我们的劣势主要在于政策、文化、政客或家长的失败吗？

我们告诉自己，至少美国在培养更具创造性的孩子，他们可能不擅长电气工程，却拥有据理力争、创造发明以及尝试一切的勇气。但是，如何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学习机器”的秘密

教育专家们曾不遗余力地解释不同国家的测试结果完全不同的原因。他们特意长途跋涉前往各个学校参观，也听取了政界人士和各学校校长的报告，并在返回之后将所有的收获制成PPT向大家展示。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抽象得令人抓狂。

以测试结果名列世界第一的芬兰为例，美国教育专家将芬兰描述得跟天堂一样美好。在那里，所有教师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孩子们也都受到爱护。他们坚信芬兰教育之所以如此出色，部分原因是芬兰的儿童贫困率很低，而美国的儿童贫困率相对较高。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们不先消除贫困，教育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

贫困给人们的感受非常直接。美国儿童贫困率在20%左右，这是我们国家不甚光彩的一面。这些贫困儿童，在他们本不该品尝苦痛的年纪承受了太多的艰辛。他们在家里几乎学不到什么知识，因此非常需要学校的帮助。

然而教育的谜题无法简单地通过消除贫困解决。如果贫困是问题的根源，那我们如何解释挪威的情况呢？高税收、全民医保，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使得挪威成为北欧的高福利国家之一。和芬兰一样，挪威的儿童贫困率不到6%，是全球儿童贫困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挪威在教育方面的资金投入与美国不相上下，也就是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挪威在教育上投入的资金非常多。然而，在2009年的科学素养国际测试中，挪威的孩子却和美国孩子一样表现平平。这说明挪威的教育也出了问题，而且问题的根源并不是贫困。

与此同时，芬兰人就他们在教育上取得的成就给出了模糊的解释。芬兰人告诉我，几百年来，他们一直非常重视教育，这就是答案。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芬兰只有10%的孩子完成了高中学业？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芬兰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认知与学习能力的差距如此巨大？这反映出芬兰人在那些年代对于教育的热情非常不均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另一方面，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他任命的教育部长都表示非常羡慕韩国的教育体制，称赞备受尊敬的韩国老师和要求极高的家长。至少从表面看来，韩国与芬兰毫无共同之处。韩国的教育体系受考试驱动，韩国的青少年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比美国孩子睁着眼度过的时间都多。

关于这些国家的讨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使我一直都想知道在那些考试成绩好、辍学率为零、充满大学毕业生的神奇土地上，孩子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芬兰孩子是我一直以来了解的“北欧学习机器”吗？韩国孩子也觉得他们享有的教育体制是世界领先的吗？他们的父母对此又是怎么想的？没有人讨论过这些。父母的作用难道不比老师更大吗？

我决定花一年时间，去那些培育“聪明孩子”的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我想亲自接触一下那些小“学习机器”，了解一下周二上午10点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当他们结束一天的学习回到家时，父母会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究竟快不快乐。

交换留学一年的观察

为了与北欧小“学习机器”们会面，我需要一些“内部资源”——能深入观察并帮我完成一些仅凭我一己之力无法做到的事情的孩子。为此，我招募了一个年轻的“专家团队”来帮忙。

在2010—2011学年，我跟着三位优秀的美国青少年，来到了他们交换留学的、培养出了“聪明孩子”的国家。这几个孩子自愿在他们为期一年的交换学习期间，帮助我完成这个项目。我到他们在交换国居住的寓所拜访了他们，并和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几个孩子分别是金、埃里克和汤姆，他们担任我在寄宿家庭或就餐食堂的“保镖”，自愿成为我在国外的协调人。金离开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到芬兰交换留学，埃里克则是从美国明尼苏达州交换到了韩国，而汤姆是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去往波兰进行交换。他们来自美国的不同地区，选择交换留学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我是通过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YFU国际学生交流协会和扶轮社等在世界各地开展交流项目的组织认识他们的。

刚开始我只是想让这几个年轻人做我的顾问，但渐渐地，他们成了故事真正的主角。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孩子，其经历也不能反映他们去到的交换国家所有孩子的真实情况，但通过他们的故事，我发现了官方报道以外的真实生活。

金、埃里克和汤姆都对我坦诚相待。他们不想和我聊什么职业规划或是虎妈的问题，卸下了成人世界的种种焦虑之后，他们跟我聊了很多其他孩子的故事。对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同龄人的影响是最大的。他们整天设想着新生活，从寄宿家庭的厨房聊到学校浴室，他们似乎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我每到一个国家，这里的“外勤特工”都会介绍我与当地的其他孩子、家长和老师相互认识，并和他们一起来完成我的这一项目。比如在韩国，埃里克就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珍妮，珍妮的童年有一半时光是在美国度过的，另一半则是在韩国。可以说，珍妮对美国和韩国的教育都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她回答了一些埃里克答不出来的问题。

为了证实他们提供给我的信息及一些结论的普遍性，我又对上百个交换生的经历进行了调研，既包括来美国交换学习的，也包括从美国交换出去的。这些年轻人都有交换学习的亲身经历，不像其他人，只能提供对别的国家教育制度的主观评价。我询问这些孩子对于他们本地和交换地的父母、学校和生活的看法，他们的答案改变了我对美国教育的优势和不足的认知。这些孩子知道美式教育与其他国家教育的不同之处在哪里，而且无论好坏，他们基本上都会直言不讳地如实相告。

最后结束项目回到美国时，我的真实感受是更乐观了，并没有觉得情况比想象中更糟。很明显，我们在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与我所了解的芬兰、韩国、波兰的学校和家庭相比，美国的学校和家庭似乎都很困惑、很迷茫，美国教育体制最关键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清晰而明确的教育目的。然而我并不认为，美国父母、孩子和老师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能够在这方面做好，他们甚至可能比其他国家的人做得更好。

我所了解到的是，这几代孩子受到了他们理应受到的教育。也许孩子们并不总是能将所学的知识很好地吸收消化，但他们毕竟还是获得了应有的教育。尽管诸如政治因素、官僚体制、陈旧的教职员工聘用体制和家庭教育盲点等许多国家都有的教育弊端仍然存在，但我们在教育上的期待终究都会实现。其他国家——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也会帮助我们，帮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