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哲的思考
可能世界
我们完全可以问：像成长这样复杂多样的过程，哲学究竟能说多少？哲学家探讨一般真理——有些哲学家仍在探索必要或普遍的真理，但是，我们只要有一丁点经验就可以知道，成长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萨摩亚人的成长与南安普敦人的成长不同，甚至在一种文化内部，过几十年也会不一样，过几百年更是面目全非了。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认为，中世纪早期欧洲人没有童年的概念；直到12世纪，儿童的受关注程度提升，才有资格进入画作，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被画成小大人，他们的特征或表情完全是大人的样子。后来的历史学家批评阿利埃斯过于草率地从肖像研究得出概念性结论，但他最重要的洞见依然是站得住脚的：不管中世纪的欧洲人有什么样的儿童概念，它一定和我们的不一样。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画作，甚至可以问阿利埃斯的儿童概念是否与我们现在的儿童概念一致。他在1960年撰写极具原创性的著作《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当时他是否会想到我们今天悠然自得地录制并分享着大量的婴儿视频？除了少数社会科学家以外，这些视频大概只对孩子的祖父母或者他将来的未婚妻有意义吧？
这样做之所以可能，当然是因为很多事情已经发生改变，但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在关于童年的看法上，现在人们开始想当然地认为孩子会活过婴儿期。17世纪的法国孩子熟悉生死，就像他们熟悉性一样。这种情形不是只发生在全家只能在一个房间里生活的农舍。御医艾罗阿尔（Héroard）的日记有这样一则观察记录：未来的路易斯十三世一岁时，“保姆用手指拨动他的小鸡鸡，他笑得喘不过气来。如此玩弄颇具诱惑力，小孩毫不迟疑地就自己学着做了。他叫住一位侍者：‘嘿，过来！’然后撩起衣裳展示自己的小鸡鸡……他兴高采烈地让每个人亲他的小鸡鸡”（《儿童的世纪》，第100页）。
过去几十年里，性虐待一直被忽略，现在我们拼命去弥补，但最好谨记不是所有对儿童性方面的关注都是虐待。在现代法国早期，上面提到的行为在人们看来是很正常的。孩子到了七八岁，人们才期望他们稳重地对待性方面的事情。这完全不同于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儿童天真无邪的期许，也完全不同于今天热切关注的性侵或男色。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三个时期，拥有一个孩子的身体是不是同一回事。
在一个重视教育，把孩子与大人分开，送到所谓学校的新机构的世界里，拥有一个孩子的心灵的意义已大不相同。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大多数儿童只要长到能够擦地板就被吸纳到了成年人劳作的世界。男孩应当与成年人分开，享受或忍受一段时期的教导，这个做法始于17世纪，由此引发了认为儿童期是一个长时段的现代观念。与被送到学校去的孩子相比，女孩与穷人家孩子的童年依然很短暂。即使对于上学的孩子，我们肯定也思考过，在学童这个年龄段为什么有相似的行为，即，他们经常拿起武器忤逆老师。例如，1649年在法国一个叫做迪（Die）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
学习逻辑的学生在学校内部设置障碍，阻止老师和其他班的学生进来，用手枪射击，弄脏第一个和第三个教室的讲台，把第二个教室里的凳子扔到窗外，撕烂课本，最后从第四个教室的窗户爬出来。（同上书，第318页）
阿利埃斯告诉我们，大的学校暴乱，在法国17世纪晚期就结束了，但是在英国一直持续到19世纪。当时有学童放火烧了书和课桌，退到一个小岛上，当局派了军队才将他们制服。当时人们对儿童、青年以及随后的成年的理解与我们不同：
取得人生的成功不是指发大财，至少这是次要的；首先要在一个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社会里获得荣誉和地位。（同上书，第376页）
做一些类比总是有可能的——我们可能会想到facebook上的某些行为方式。但是，即便从上面这几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现代早期的生命周期概念不同于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无忧无虑的童年这一想法就是一个现代观念。除了偶尔用充满爱的字眼描写母亲以外，从希腊到中国几乎没有一位古典作家说过他的童年是金色的，也从未表达过对童年的怀念或渴望。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人类的不幸源自我们的生命始于儿童期。
在世界的另一端，更为晚近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针对萨摩亚青春期少女的研究表明，她们正在享受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米德想表达的意思正是如此。在她撰写《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的时候，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照看婴儿。从五六岁开始，萨摩亚女孩常常背着一个婴儿；男孩八九岁之前也要帮着照顾更年幼的孩子。男孩女孩照看婴儿的主要任务是让婴儿保持安静，不要让大人听到婴儿的哭闹声。伴随着孩子成长的，是“烧火、点烟斗、倒饮料、点灯、哄哭闹的婴儿，以及大人们变化无常的差遣——这些让孩子们从早忙到晚”（《萨摩亚人的成年》，第21页）。
米德写道，如果萨摩亚人的家庭小一点，这一模式会使人们分化为两大群体：完全牺牲自我的人和专横跋扈的人。
但是，待孩子稍长，他的主观意志难以克制，比他小的孩子就要接替他的活。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每个小孩对比他年幼的小孩负有责任，由此，他就被规训和被社会化。（同上书，第19页）
自从政府设立学校之后，萨摩亚人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很容易同情那些在米德研究的时代不能摆脱劳作的孩子。在我们看来，免于劳作之苦才算得上拥有童年。但是，萨摩亚孩子拥有对社区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的经验，这显然是我们的孩子所欠缺的。我们的孩子模仿大人的行为，摆弄玩具娃娃和玩具茶具；萨摩亚女孩照看小弟弟，这事关重大，因为这样她的母亲就可以在尚未怀孕的时候出海打鱼或在田间劳作。我们的孩子有一段长长的没有责任的时期，而这段时期的意义在于做好准备——对孩子的评价取决于他们在那些为未来真正的任务做准备的考试中的表现，而真正的任务跟它们往往毫无关系——萨摩亚孩子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米德指出，这使得萨摩亚人的生活比我们的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当然，我们不应当错误地认为，米德的看法是为以下现象辩护：如今，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仍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劳作。米德的看法只是呼吁我们认真思考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进入青春期以后，萨摩亚少女从指派给小孩子的单调枯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一直到婚姻带给她们新的责任。在这期间，她们做些编篮子之类的轻松工作，在月光下与可能赢得她们芳心的青年幽会。萨摩亚的性爱技巧在于如何取悦没有经验的少女，因此这样的幽会是甜蜜的，她们极少出现（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初次的剧痛。她们可以拥有很多情人，与情人的关系也往往很短暂。在萨摩亚人看来，《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滑稽可笑的。米德意识到她所描述的萨摩亚文化缺乏一个我们很可能怀念的维度：
爱与憎，嫉妒与仇恨，悲伤与丧亲之痛，这一切都只是几个星期的事情。孩子出生后几个月就被漫不经心地从一个女人的手上交到另一个女人手上，打那时起，他们就开始懂得，不要对某个人太在乎，不要对某种关系抱太高的期望。（同上书，第138页）
她还特别强调，萨摩亚文化中避免危机与冲突的方式对于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期来说是自然的。萨摩亚少女在感到迫切需要时可以自由地探索身体的欲望；如果与父母意见不合，就收拾席子和蚊帐搬到附近的亲戚家去住。萨摩亚女孩经历与我们的女孩一样的生理发育过程：长出乳牙，掉乳牙，长出恒牙，长高变丑，随着初潮进入青春期，逐渐达到生理上的成熟，为孕育下一代做好了准备。（同上书，第135页）
然而，这一生理发育过程并没有伴随着所谓的典型青春期心智情感综合征：失望如潮水般涌来，愿望如紧绷的弦一碰就断，在崇高的理想主义和愤世嫉俗之间摇摆不定，感到绝望，常常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无助地坚持己见。
比起阿利埃斯的书，米德的书更是一部20世纪的经典，因此它也像前者那样受到了专业眼光的审查，结果发现其中有些部分存在误读和错谬。经验研究本性如此：你可能会弄错。但不管其中包含多少误读，这两本书的重要性不会改变，而且一直会启人深思，因为它们都包含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深刻道理。童年是不确定的，人生的其他阶段也是如此。这个道理不限于历史学或人种学的兴趣。既然人生的道路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选择道路。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的。
以上简略介绍了阿利埃斯和米德这两种关于童年与青春期的著名论述。它们提醒我们，成长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可能迥然不同。甚至，时空上的微小变量就会产生不同的世界。例如，苏联初期的教育很先进，连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都感到欣羡不已；但是，短短十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就得遭遇斯大林主义所带来的僵化的独裁主义氛围，苏联的学校和其他机构都不能幸免。甚至在较相似的社会里，人们关于童年的设想也可能大相径庭。1998年，我无意间听到7岁双胞胎女儿的谈话时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我们住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Tel Aviv），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嫂子老早就计划带儿子过来玩，但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禁止去以色列旅行，所以最终没有成行。两个孩子的表哥就来不了了。我不记得是双胞胎中的哪一个先知道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然后跑去跟另一个说的。
“怎么了？”刚刚听到消息的女儿问，“他病了吗？”
“他很好，”另一个说，“这跟萨达姆·侯赛因有关。”
“和萨达姆·侯赛因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不确定，”另一个想了下，“我想他们在美国不太能适应战争。也可能他没有自己的防毒面具。”
“别傻了，”这一个用傲慢的口气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防毒面具。”
哲学最大的任务是拓展我们对可能性的感知。为了证明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或概念以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20世纪的哲学家大多从科幻小说中找例子。如果他们把目光转向历史或人类学，可能会做得更好。上面简单描述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证明，除了我们熟知的世界以外还有很多可能性。这样的洞见是哲学的洞见，而且像大多数真正的哲学洞见一样，它隐含了规范性的要求，也就是说，主张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哲学可以、也应当利用那些只能通过观看世界现在及过去的样子来获得的知识，但哲学的洞见总是着眼于世界应该有的样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写道，实践是第一位的。康德在他留给我们鲜少的自传性笔记中解释了这一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我天生是个爱问问题的人。我强烈地感受到对知识的渴望、对进步无限的激情和发现的快乐。我曾一度相信这赋予了人们真正的生命尊严，我瞧不起一无所知的普通人。卢梭使我摆正自己的位置。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的本性。如果我的工作不能对恢复人性的权利有所贡献，那么我应该自视比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无用得多。
然而，上文的描述告诉我们，成年经历如此纷杂多样，那么哲学又能提出怎样的一般性主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