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點校説明

顧憲成（一五五〇—一六一二），字叔時，江蘇無錫人，號涇陽，學者稱涇陽先生。崇禎初年，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後人又稱顧端文。少有文才，習舉業，援筆如宿構，經常博得師長的稱譽。顧憲成于萬曆四年（一五七六）鄉試第一，萬曆八年（一五八〇）中進士，授户部主事，走上他的政途生涯。顧憲成早年即很有政治抱負，惜一生輾轉，未得大用。他主要任事于吏部，吏部的文選司、考功司、稽勛司、驗封司，都曾任職過。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因爲會推閣臣忤旨，遂削籍爲民，終身未再出仕，俯仰讀書，經營他的東林講學事業，與同道共倡學術。

一

涇皋藏稿一書，是顧憲成親自選編的文集，計二十二卷，其體則疏、書、序、記、題、贈、墓銘、墓表、行狀等，詩、詞、賦、頌，其所無也。顧憲成的著述，此而外，其要者爲小心齋札記等書，合收于顧端文公遺書當中。論顧氏學術者，當以遺書爲先。然藏稿一書，復不可輕，在許多問題上，反多能深衍周詳，時出新意。且此書猶有遺書所不足見者，尚論古人，知世知言，不可或遺。

顧憲成的成績是多方面的，其社會影響也十分廣泛和深遠。以往多注意他的政治活動，這是不全面的，而近來有學者注意他的理學貢獻，實仍有遺憾。明代後期的大學者，也是顧憲成的學友鄒元標評價他説：

蓋嘗論，非無談藝者，自公經藝出，世遂以爲王（鼇）、瞿（景淳）復起，握管者却步；非無啟事者，自公奏副出，世遂以爲子瞻再生，起草者屏息；世非無登壇者，自公東林一辟，世遂以爲濂洛更蘇，虚驕者愧耻。^[1]

鄒元標從經義、啟事、講學三個方面，來説明顧憲成所取得成就之不凡。他的朋友徐允禄也説道：「涇陽以文章、氣節、道學領袖一世，幾于王伯安先生。」^[2]可見，就當時人來説，顾氏在這幾個方面的成績都是十分值得稱道的，在當時也都産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對于顧憲成的一生來説，我們也可以簡單地從制義、議事、講學三個方面來加以把握，如是纔能基本全面地來評價他。顧憲成講學一事，于遺書而特詳，今不欲藉此而言，所欲言者顧氏制義上的成績及其政治上的信念兩項，以略彰其隱。

二

顧憲成制舉文的成績，就上鄒元標所論已可見一斑。其實，在他幼時，即表現出作文的天賦，他鄰里的長輩陳雲浦稱讚他貌似歐陽修，異日當有驗。而他後來參加府試、縣試、院試皆第一，「三試三冠」。後來鄉試雖再失利，但萬曆四年復一舉奪魁，會試第二十名，萬曆八年殿試二甲第二名，皆不同凡響。據顧端文公年譜所載，顧憲成在爲諸生時，就以文名世，所爲文章在士子間争相摹寫傳誦。萬曆四年，顧憲成正式刊刻他的制義文，題曰百二草。其書既出，流傳甚廣，影響甚衆，業舉者争相效仿。少顾氏八歲、曾任首輔的朱國楨云：「余少習舉業，讀百二草而悟，已再試場屋，讀先醒草而悟。先醒草者，丁長孺公制義。公故出涇陽顧先生之門，世稱東林學。百二草則先生起家爲時所宗者也。」^[3]曾任常鎮兵備、從涇陽問學的蔡獻臣曰：「涇陽顧先生魁南畿時，筆力議論，與蘇長公相上下。天下人士争慕效之，文體爲之一變。獻臣總角業舉，即知嚮往。」^[4]又曰：「余嘗謂萬曆間，制舉義當以顧涇陽爲第一手。公丙子觧南畿，論孟二墨，雄偉豪邁，與蘇長公馳騁上下，令人不可逼視。」^[5]至清朝的論文之家，亦對顧涇陽推許甚至。

制義之作，雖然若非純粹的文學産物，然唐宋以來文學上的文體風格，實都不能不與科舉有甚深的關係。士子所幼而摹習，長而求名世者，罕有不遵此轨者。顧氏文風雄健，論理曲折，其受益于此種訓練是顯而易見的。顧氏之文，無處不透露着理學的涵養和黽勉于道的信念，然因他的筆觸有力，思想闊達，議論凜凜而正，每每讓我們读之有充盈的生氣之感，毫不覺得厭惡。這是他文字的勝處。

顧憲成于中國歷代文學的發展變化，也有自己獨到的體會，他藏稿一書中曾提出‘甚哉！文之變化日新而無窮也’的觀點。他歷數歷代文學的演進之迹曰：

始吾以爲六經畢，漆園左國其至矣；徐而按之，漆園左國不已，而爲兩司馬；兩司馬不已，而爲三曹，爲二陸，爲二謝；二謝不已，而爲少陵青蓮；少陵青蓮不已，而爲昌黎，爲柳州，爲廬陵，爲眉山。我明之興，爲金華，爲天臺，爲毘陵晉江，爲北地曆下弇州。邇時若京山，若雲間，若長水，亦各翩翩自成一家。于今，又見左卿焉。……甚哉！文之變化日新而無窮也。^[6]

在這裏，顧憲成並不拘泥于文學的某體，而就文學的本質，融會經、史、詩、文而統合論之，表現出了他對文的時代性、變化性的獨特理解和宏通之見。顧憲成同時强調文不當苟且求奇，也不當簡單地一味追求「字擬而句模」，而世俗之文相矜以奇，「往往舍大道而旁馳騖，殉影響而工掇拾」^[7]，甚不足取。這些觀點，都是有針對性而發的，也都是有益的。

三

顧憲成之走向仕途，並非意图富貴，而是别有懷抱。他曾在傷悼朋友之際，傾吐心志：「嗟乎！世衰道微，人心離喪，浮破愨，枉蔑貞，淫掩良，争蔽讓。智者相與借詩書以文其奸，愚者謬以爲固然，步亦步，趨亦趨而已。當吾爲諸生，業惻然傷之，時時思有以矯其弊，莫能振也。既博一第，從縉紳先生游，時時私求其人，鮮遇者。」^[8]

我們對顧憲成政治上的研究一直把焦點放在他從政之後、東林講學論事之「冷風熱血」上，殊不知顧氏對世道的抱負由來已久。這段話就把他青年時期以來潛埋于胸中的對世道的觀察、憤傷都呈現了出來，也同時把他的偉大的社會理想呈現了出來。他之進入仕途，本懷抱着熱切的拯救世道的願望而來。不但如此，他的人生一直懷抱着「時時思有以矯其弊」的信念而拓展。這種時弊，據顧氏自道，却是根深于人心的「世道」。他對人心世道的現狀是感觸很深、極爲痛徹而又極其真誠的。我們可以説，顧憲成從政和講學，都是全力以赴此志，政治之作爲和講學之感召，是他展此胸懷的兩條主要途徑。

顧憲成嘗與魏懋權劉國徵二摯友相勉：「吾三人者，或先之，或後之，或衷之，其有濟哉！即不濟，卷而藏之，何恨！求善價而沽，枉尺直尋，非吾質也。」^[9]這幾句話，就是顧憲成一生事業之計劃和一生精神的真實寫照。萬曆九年（一五八一），首輔張居正病，群臣爲之齋醮，同官代署憲成名，他聞而追削之；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因何起鳴辛自修高維嵩等之糾紛，而上睹事激衷恭陳當今第一切務事疏，忤旨，降三級調外，補湖廣桂陽判官；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三王並封事起，他倡导吏部四司聯合力争，上建儲重典國本攸關事疏，激切發「九不可」之論；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吏部會推閣臣，力主王家屏等，違上意，革職爲民，聞命即出都，毫無戀惜。這些都是顧憲成歷政所爲炳耀于文章史册者，亦信其絶無「求善價而沽，枉尺直尋」之質！

顧憲成熱心世道，不甘置身于世外，滿腔赤誠，一身努力，皆欲用于改良之道，使之變而至于正大之域。他説：「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亂于不問，以自便其身圖，臣之所大耻也。」^[10]他以一世之治亂爲己任，勇以赴之，‘願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11]。然他亦何嘗唯激于義氣，而尸亡明之大咎？顧憲成在藏稿的疏文及與友人商量時事時，惓惓不忘以「自反」之説相戒嘱。自反之説的精義在于既「虚」且「公」：「在局内者宜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乃可以盡己之性；在局外者宜設身局内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虚也？各各就己分上求，不就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獨見獨知處争慊，不就共見共知處争勝也，則虚矣。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摸棱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則公矣。」^[12]

一生之立行立言，皆爲世道，一生之研究講學，皆爲世道，顧憲成的人格令人動容，覺其有無限的偉大！

泾皋藏稿刻于萬曆辛亥（一六一一），即顧氏逝世的前一年。此本而外，又有四庫全書本和清光緒三年（一八七七）涇里宗祠刻本。本書以取便文字之録，用四庫全書本爲底本，而校補于萬曆刻本。凡有重要異文，于頁下出校；有生僻之語，擇可知者，于頁下出注。至于異體之文，如‘’改作‘旨’，‘’作‘臾’，‘曽’作‘曾’，‘冝’作‘宜’，‘緣’作‘緣’，‘’作‘捷’，‘’作‘拔’，‘葢’作‘蓋’，等等，徑改爲易識者。時間倉促，其疏則百，仰高明是正爲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