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军事暴力的合法运用

对经世作者丘濬而言，暴力这种日常所见的现象无疑应该在国家的掌控之下，否则将威胁到现行的律法与规范。^[12]在社会学家韦伯看来，诸多暴力行为中，军事暴力理应专属于国家。但究竟在何种情况下统治者应该采取军事手段呢？又怎样判断军事暴力是否被合法运用？丘濬在《衍义补》中给出了清晰准确的回答：“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13]支持君主的百姓是最值得依靠，换言之，他们应当成为衡量军事暴力是否合法的准绳。

《衍义补》军事部分起始的三卷均题为“总论威武之道”，丘濬概述了使用军事暴力和制定军事策略的若干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中，丘濬将获得百姓支持作为实行合法军事行动的先决条件。在强调百姓在充军与提供劳力等项中的重要性时，他这样设喻：“国家之有众，亦犹土地之有险也，地有险，则人莫敢逾，国有兵，则人不敢犯，然兵虽险，而用之又必以顺焉，不顺不动也。”^[14]但何谓“顺”，亦即合法正义的缘由呢？对此丘濬再次将读者引领至利民这一点上。这对熟知儒家经典教育以民为社稷基础这一信条的读者来说当然并不陌生。国家需要百姓的支持并提供劳力，但与此同时，却又不能使民过劳。维护百姓的福祉意味着要尽可能地减免他们的劳役。^[15]

丘濬指出古代圣贤将培育百姓福祉作为重中之重。只有君主善待百姓，百姓才乐于从军。藏富于民又可有效消弭社会动荡，防止叛乱。^[16]与其他接受儒学教育的文人一样，丘濬采用“王道”和“王者之师”这类儒学术语来阐发他关于合法运用军事暴力的理念。只有遵循王道的军队才会被认为是王者之师，同样只有遵循并实践王道的君主才会被视作王者。毋庸赘言，这种众所周知的观念源于《孟子》，也是中华帝国晚期普遍为人熟读的四书之一。正如《孟子》所言：“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17]全心全意地爱民护民，亦即实行王道，这样的君主才允称王者。仁政是王道的本质，如同《孟子》中对比王道与霸道所示：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赡也；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18]

仁君或王者践行德政而不依赖军力，必要时用兵也只能是为百姓的福祉，正如商汤与周文王。更有甚者，依照《孟子》所载，王者涵养培育自身的德行，遵循并践行王道，流风所向，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孟子以历史成例来佐证此点：

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19]

孟子将征伐视作纠偏的手段，可由上伐下。^[20]丘濬在《衍义补》中呼应了这样的说法，他强调征伐意味着改正与纠偏，当臣民作乱时，君主可出兵正之。^[21]在丘濬看来，只有王者才能合法地运用军事暴力，并为百姓所接受与乐见。

然而王者是稀见的，王道即便不是全无机会，至少也并不易行。正如历史所昭示的，无论君主们如何自称或被颂扬为仁慈贤能，但大多数情形下，他们还是惯于依仗武力，而不是靠德行去平治天下。事实上，单凭道德正义难以令人甘心臣服。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对此丘濬心知肚明。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改革者，丘濬并不寄望暴力完全消失，但相信可以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王者与王道这类理念为运用军事暴力的合理化与正当化提供了理论与说辞，但仍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国家的军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