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扬雄研究综述
扬雄（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
扬雄的著述，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始，历代公私目录书，多有著录；选编（如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和笺注（如清代学者汪荣宝《法言义疏》、戴震《方言疏证》等），代有名作；作品流传，更是长盛不衰。近百年来，在继承发扬传统学术的基础上，以现代学术理念对扬雄进行的评论和研究，由出版社出版、学术期刊或报纸的文化学术副刊发表，以及近十多年来的网络发布（主要是硕博士论文），更是硕果累累，成就斐然，其中，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至2017年年底，包括大陆及港台地区、国外汉学者的研究成果，论文超过400篇，专著20多部，硕博士学位论文40余篇。就近百年来公开发表的扬雄研究论文，现拟从扬雄事迹研究、扬雄思想研究、扬雄文学业绩研究、扬雄《方言》研究、相关文献研究等几个方面作一简要的论述，又以改革开放近40年发表的论文为综述的重点。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则编入本书，以供文史研究专家和广大读者阅览。
一、扬雄事迹研究
关于扬雄的生平事迹，董作宾于1929年发表的《方言学家扬雄年谱》进行了深入的考论。[1]《论学杂志》1937年连载了汤炳正《汉代语言文字学家扬雄年谱》。扬雄生平事迹的一些具体考证，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有陆侃如《扬雄与王音王商王根的关系》[2]、唐兰《扬雄奏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的年代问题》[3]、施之勉《扬雄奏〈甘泉〉〈羽猎〉二赋在成帝永始三年考》等，施之勉还有《扬雄待诏承明之庭在永始元年考》[4]，徐复观《扬雄待诏承明之庭的年代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其时间不得早于元延元年。[5]杨福泉《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认为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并由此推断：扬雄至京的年龄，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应是“三十余”；先为王音门下史，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由于受到日食影响，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6]杨氏所论，较之前贤，似乎后出转精。陈朝辉《扬雄〈自序〉考论》认为扬雄《自序》之作当于《法言》初成之时，在始建国二、三年间。《自序》既非《法言》之序，亦非扬雄著作“三十八篇之总序”，而是扬雄在其著作不用于世的情况下，对自己立身行事与思想著述的总结，既“著篇之意”，并兼有“自叙风徽，传芳来叶”的性质。[7]
关于扬雄与王莽的关系，特别是扬雄仕于王莽之新朝，历代学者褒贬不一，近20多年来的研究有一些新的突破。方铭《〈剧秦美新〉及扬雄与王莽的关系》认为《剧秦美新》非伪托之文，《剧秦美新》之写作，当扬雄晚年，《汉书》不录《剧秦美新》，并非不承认该文出自扬雄手笔，而是认为其“典而亡实”；《剧秦美新》非诡言遁词之文，王莽代汉，既合圣贤故事，又顺民心，“圣人乐天知命，乐天则不勤，知命则无忧”。一个熟谙历史发展规律、尊经征圣的学子，自然会有顺应时势的认识，《剧秦美新》正体现了他真实之思想，非可以“诡言遁词”目之。王莽遵教化，而百姓如唐尧之民，及即位，仿古改官号，封黄帝等后裔，以彰圣贤；改良社会弊端，以复唐尧虞舜三代之治。扬雄的政治理想，正是王莽所身体力行的。扬雄与王莽的关系，体现了君臣知遇。扬雄作《剧秦美新》，正说明早期儒家思想家继承孔子诛一独夫、孟轲贵戚之卿可以推翻昏君之意见，是在君臣观念和社会革命立场上的进步性和民主性的体现。由此可见，《剧秦美新》不是扬雄一生之污点，而是他进步思想的体现。[8]刘志伟、邵杰《〈文选〉所收〈剧秦美新〉之作年及涉莽时事考论》，对扬雄与王莽的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研讨。邵杰又有《〈剧秦美新〉“帝典”论与汉新之际士人心态》，认为扬雄建议王莽作新的《帝典》，是要整治、振兴帝王典业，不仅是绍述尧舜之旧典，寻求古典支持以彰显现实政权的合法性，更是要熔古铸今，焕发尧舜旧典之精神生机，开创垂统万世之典业。“奋三为一”之“奋”，实为极高明而极精准的用语。又扬雄将“帝典阙者已补”之情况归于新朝，固然与王莽大力复古、遵循并模仿三代治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王莽的作为符合了士人的期待。与着眼于帝德谱系来印证新朝的合法性不同，扬雄的指向是：参旧典而制新典，配圣王以树新王。有了新典与新王，新的王道便呼之欲出。汉代士人在现实王权既定的情况下，对德位关系做出重新调适，突出了德业之重要性。扬雄“作《帝典》”之建议，不仅致力于提供新的治政范本，而且希望王莽新朝能够超越先秦以来王道体系阐释者、遵循者的角色，去“制礼作乐”，匹列圣王。《剧秦美新》的文本呈现亦具有相似之结构：外“述”而内“作”。总归来讲，都是士人阶层基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立言”，是调适、构建天人关系及其相关机制的重要方式。借天命、王道以寄托、呈现自身的意图，本质都是士人群体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我设定与期许。士人心态及其外化，标志着人类对于自身和未来的种种思考与自觉探索，是人类智慧确认自身存在并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环节。[9]
二、关于扬雄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
关于扬雄的儒家思想与道统思想、扬雄的道家思想与黄老思想、扬雄《太玄》等哲学思想问题的探讨，呈现出较为全面、深入和精细化的研究特征。吴则虞1957年发表的《扬雄思想平议》[10]，较早用新的思想观念研究扬雄思想，引人关注。
扬雄的哲学思想中，儒家思想是最为典型的。蔡方鹿《扬雄的道统思想及其在道统史上的地位》认为扬雄尊孔崇圣、重视五经、抬高孟子的地位，并把孟子和其他诸子区别开来，初步提出了儒学道统思想，以回归和传承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认为儒家圣人之道一脉相传而众说不足为言，由此坚守圣人之道。扬雄对依然存在的诸子之学如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谶纬神学以及老子抛弃仁义等思想提出批评，以传扬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扬雄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道统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1]该文也是从道统角度，深入剖析扬雄思想的力作。边家珍《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认为面对西汉末年的神学经学的危机，扬雄自比于孟子，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张扬人本主义理念，目的在于扫除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及道、法等学派思想的抬头；扬雄借鉴道、墨等诸子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他在儒学指向上突出“内圣”，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一面，有利于矫正汉代神学经学在促使士人人格自觉上的苍白乏力。扬雄的努力，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12]谭继和《“西道孔子”扬雄的大一统观与儒风在巴蜀的流布》认为扬雄是孔子思想在汉代传承的集大成者。扬雄以中和精神为内核的关于“三”的创见，是大一统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汉文化统一进程在思维方式变革上的集中反映。它对巴蜀儒风的流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巴蜀成为“其学比于齐鲁”的一个全国性文化重心。[13]黄开国对扬雄思想的研究，用力甚勤，近30年来发表多篇较高质量的论文，还有专著出版。其《扬雄的社会历史观》认为：扬雄对社会发展的论述，包含着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变革性的统一，虽然是不自觉的理论，但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扬雄承认天的作用，但又否认此前儒家把历史发展的动因归结为天命的看法。他以有德、无德作为能否受天保佑的原因，这又把历史兴废的最终原因归结为道德的作用了，从而使他的社会历史观带上了道德决定论的色彩。[14]
《太玄》在扬雄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刘保贞《论〈太玄〉对〈周易〉的模仿与改造》认为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扬雄的《太玄》对《周易》都有很明显的模仿痕迹。从性质上看，《太玄》像孟京易学一样，是一种天人之学。《太玄》的独创性在于体例上采用“三、九”系统；赞辞以生动形象的比喻直接说明事理；《太玄数》所说的筮法仅是扬雄的一个小把戏，没什么实际用途，而他又把五刑、律吕、月令等方面的内容引入《太玄》，以使其也具有“以卜筮者尚其占”的功用。[15]解丽霞《取道宗儒：〈太玄〉的义理诠释》提出扬雄《太玄》具有“儒道互补”的特点，既有“与‘道’相应的‘玄’的意义设定”“以‘玄’为本的宇宙生成论”“‘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退守无为’的自然价值观”等道家思想，又有与象数、五常等有密切关联的儒家思想，对儒家“重中和”“倡明君贤臣”“重时”“守信”等思想均有具体阐述，且依据首名、赞数来分述儒家五常。该文认为《太玄》与《易传》一样，属于“象数解释吸取道家思想，由经衍生的义理诠释归宗儒家思想”的“儒道互补”类型，具体分析《太玄》兼具“玄摛万类”的道家思想和“玄为仁义”的儒家伦理，可发现《太玄》“以《易》《老》形式言儒”的著作体例体现了“取道宗儒”的思想特质。[16]魏鹏举《述“事”作“文”：扬雄〈太玄〉旨意探微》认为《太玄》所表达的并非道家思想，也非通常所说的淡泊之志，而是扬雄的发愤之作。述周、孔以来儒学道义传统之“事”，作一己发愤言志之“文”。《太玄》是扬雄拒绝并对抗体制经学的一种书写实践，是一种试图恢复并光大原始儒学精神，对拘泥烦琐的博士经学作风拨乱反正的自觉的话语实践。[17]魏启鹏《〈太玄〉·黄老·蜀学》认为在今文经学神学化，谶纬思潮泛滥、符命论兴起的西汉末世，扬雄的《太玄》高扬黄老之学，关注社稷命运，是西汉末年闪现出的一束理性辉光。《太玄》进行了艰苦而严肃的哲学思考，冲击了今文经学神学化的体系，批判了谶纬迷信，故扬雄是汉兴以来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严君平、扬雄师徒的思辨风格和学术品位，对魏晋玄学、道家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周立升《〈太玄〉对“易”“老”的会通与重构》，继承了魏启鹏的部分观点，认为《太玄》是拟《易》之作，同时又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观和辩证法，因此是会通“易”“老”的杰作。但就运思理路而言，《太玄》明显地近于《老子》，而与《周易》有所不同。《周易》以二分法把阴阳视为两体，故而两体的“中和”“中介”不易透显。《太玄》则不同，它以三分法代替了《周易》的二分法，凸显了贯通阴阳而兼体的“和”的作用。扬雄一方面希冀以《太玄》取代汉代经学而又未能予以取代，另一方面他想超越烦琐的象数之学，向思辨哲学迈进，而又未能达到魏晋玄学的高度，从而成为两汉哲学向魏晋玄学转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19]以上学者以《太玄》为中心，从扬雄的写作动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尤其值得肯定和重视。
三、关于扬雄的文学创作及作品价值
学术界从文学的角度对扬雄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扬雄的文论观、文学观，扬雄辞赋创作对前贤的继承与发展，扬雄辞赋研究等问题。
许结《论扬雄融合儒道对其文论的影响》认为：如果说与西汉强盛的大一统专制帝国的需求相关，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同王道政治的类比联系建构起系统宇宙图式，是积极参与建立官僚政教体系，那么，与西汉王朝末年腐败衰落的社会状况相关，扬雄虽也接受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但却在积极努力参与恢复封建王朝昌盛与极力躲避腐朽残暴的官僚政权统治的矛盾中形成特异的心理状态，从而创造了以“玄”为中心、阴阳五行为形式的宇宙图式。就儒学而言，扬雄是先秦儒家发展到汉代董仲舒集大成后发生深刻变化之关键；就道学而言，他是先秦道家发展到魏晋玄学之间的枢纽；就儒道融合对古代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之影响而言，他的作用更不应轻估。扬雄一生的思想行为正是在儒、道之间，“仕”与“隐”两种意识中徘徊的。因此，扬雄文艺观始终贯串了两种精神：一是儒家文为经世、学以致用之精神，一是道家轻禄傲贵、淡泊自守之精神。而扬雄文论中的矛盾，与这两种精神同时起作用不无关系。归纳起来，其文论中之矛盾又主要表现在文与道、文与质、对汉赋的评价与对屈原的评价四方面。[20]本文影响颇大，也为多位后进学者引述。孙少华《扬雄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之迁变》认为其文学追求与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有趣的演变过程，即早期以汉赋创作为主，后期逐渐转向经学与诸子学术研究，《太玄》《法言》《训纂》《方言》代表了他后期多方面的学术才能与研究成就。扬雄由文学向经学的转变，不仅有时代与社会学术风尚的作用，还与本人个性心理有关。[21]扬雄在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文学与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对扬雄赋论和辞赋创作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如王以宪《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认为扬雄的大赋虽然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但他并非简单地模仿，而是有所改革和创新。在内容上，扬雄赋的讽谏之意较相如更明白率直；从艺术的表现手法上讲，司马相如长于描述而扬雄善于议论；在艺术风格上，司马相如清峻豪放而扬雄则庄重深沉；在汉赋的结构和题材上，扬雄也做出了改革和创新。扬雄对汉赋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的赋论，他提出了一条对辞赋进行批评的标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句名言千百年来几乎成为一条固定不变的法则而直接地影响了后世文学评论家们对辞赋的看法。[22]陈恩维《试论扬雄赋的模拟与转型》提出扬雄前期的赋作以模拟为主，在模拟时进行了多种创新的尝试，或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或根据需要，调整结构与句式，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扬雄在模拟创作的阶段进行了理论反思，对其后期创作的导向是多元的。一方面，他坚持作赋“将以讽也”的立场，但是由于大赋的创作方法和这一要求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导致他不再创作大赋。经短暂的反思性调整后，扬雄在哀平新莽时期的赋作开始转型，从而开启了他创作的新时期：一是表现为箴文的创作，二是言志赋的创作。就赋史的进程和他个人创作的发展历程而言，前者是前进路上必经阶段，而后者则反映了探索路上难以避免的曲折。[23]冯小禄《从模拟论扬雄〈反骚〉的范式意义》认为，政治道德化批评和模拟消极论遮蔽了人们对《反骚》文学史意义的准确认识。面对屈原的文学技巧与典型的人格模式，扬雄静观默察时代精神之变迁，而有意识地以模拟的形式作《反骚》，来达成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学风貌的建立，从而在文学技巧和人格心灵上成为新的范式，为后代文人所仿效。[24]王德华《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认为，扬雄大赋所讽谏的内容一件比一件更切中时弊，扬雄以颂美理想中的汉成帝讽谏现实中汉成帝的失德之举，其歌颂的内容恰恰是现实中所缺失的，扬雄无疑是将一种理想的政治理念加在汉成帝身上，体现了扬雄大赋创作以颂为讽的思维模式。扬雄“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以颂为讽”的大赋创作模式，对东汉赋体理论与创作产生的影响，一是创作上继续延续“以颂为讽”的模式，二是扬雄“以颂为讽”创作实践的失败，揭示了大赋创作走出“以颂为讽”的模式而转向以颂美为主。[25]
吴明贤《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认为扬雄《蜀都赋》作于出蜀前的汉成帝永始二、三年间，左思《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292）左右。两赋皆以描绘蜀都为题材内容，铺陈夸张，未出汉人樊篱。但前者重在模仿相如，展示才华，为都城赋的先声；而后者重在讽谏，旨在表明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为都市赋的绝响。[26]这种比较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扬雄文学业绩的认识。
四、扬雄语言学著作《方言》的相关研究
扬雄《方言》是最早的汉语方言学名著，也为后世学者对各地方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濮之珍60多年前发表的《〈方言〉与〈尔雅〉的关系》一文，将汉世两部重要的小学著作进行对比研究，以探索二者的关系，认为《方言》的雅诂是从《尔雅》中来的。也就是说，《方言》是根据《尔雅》先立下雅诂，然后再去求方言的。不论从组织形式来看，或从母题雅诂对照研究来看，都具体有力地说明了二书的关系。[27]殷孟伦《〈方言〉与汉语方言研究的古典传统》，从《方言》的作者问题和《方言》的内容、《方言》的编纂目的、《方言》的资料依据和来源、《方言》的作用、郭璞在《方言》研究上的成就、《方言》中的转语问题、关于疏证《方言》一类的著作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依次解决了如上问题，并殷切提出研究者应注意的事项：一是必须重视典籍以明所本；二是收集材料以广应用；三是派人实际考察，或出自亲身的访问；四是注意不同语言的语词；五是必须亲身整理；六是分析出方言变易的规则，评论其工作完善与否和成就大小，明确其疏误的由来。如此，才能有利于方言的研究。[28]周祖谟《方言校笺》（中华书局1993年版）汇校历代刻本，吸纳前代学者校勘成果，又断以己意，提供了《方言》精善定本。
近几十年，以扬雄《方言》提供的材料研究方言的地域相关性成为热点，如李敬忠《〈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词试析》[29]、傅鉴明《扬雄的〈方言〉与历史比较语言学》[30]、张全真《从〈方言〉郭注看晋代方言的地域变迁》[31]、吴永焕《从〈方言〉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32]、陈立中《论扬雄〈方言〉中南楚方言与楚方言的关系》《从扬雄〈方言〉看汉代南岭地区的方言状况》[33]、黄革《见于〈方言〉中的柳州方言词》[34]、张文轩《兰州方言的历史演变——由〈方言〉所见西汉方言词汇》[35]、杨晓宏《〈方言〉与鲁南方言词汇的古今词义演变》[36]、芜崧《扬雄〈方言〉中的荆楚方言词汇释》[37]、杜俊平与高亮《论偃师话中保存的〈方言〉古语词》[38]、王彩琴《扬雄〈方言〉里的河洛方言》[39]、杨春宇与王媛《扬雄〈方言〉所见的幽燕方言》[40]等，可见我国各大具有相近语言特征的区域，几乎都能从《方言》的记载中找到方言的遗存。赵振铎与黄峰《〈方言〉里的秦晋陇冀梁益方言》，依据罗常培、周祖谟两先生把当时汉语的方言分为七大区，依次是（一）秦晋、陇冀、梁益；（二）周郑韩、赵魏、宋卫；（三）齐鲁、东齐、青徐；（四）燕代、晋之北鄙、燕之北鄙；（五）陈楚江淮之间；（六）南楚；（七）吴越，而选取秦晋陇冀梁益方言作为例子来进行分析。因为这个地区是周民族的故土，秦国也是从这个地区发展起来，秦都咸阳、汉都长安都在这个地区，秦汉时期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正是这个地区的方言，在当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汉语发展历史上也很有影响。秦晋和梁益中间有秦岭山脉相隔，而梁益古代又属于戎人的地盘，所建立的蜀国和巴国，不是周王朝所封。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司马错、都尉墨率军队伐蜀，秦得到这块地盘后，大量向蜀地移民。蜀地受秦的影响在语言上有了变化，变得同中土的语言一致了。这就是秦晋陇冀梁益在汉代可以看作一个方言区的原因。扬雄生在蜀郡，四十岁以后到长安，他的足迹没有离开秦晋梁益这片地区，《方言》对这一地区词语用描写说明的方式作解释的较其他方言区为多。《方言》里面的秦晋梁益方言在汉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当时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因而得以推广。[41]李恕豪《扬雄〈方言〉中的秦晋方言》，以扬雄《方言》为主要材料，结合历史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对汉代的秦晋方言，作比较详细的研究。该文不仅着眼于对汉代秦晋方言的特点作大致的描写，勾画出这一方言的粗略轮廓及次方言，而且着重论述这一方言与其他方言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接触、交往和相互影响，并试图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去寻找原因。作者认为秦方言是秦晋方言的核心，晋方言和梁益方言都是受秦方言强烈渗透和影响的方言。与秦方言相比，晋方言的孤立程度要低一些，它与关东的一些方言有较多的接触。这与历史上晋国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向外扩张的国家，与关东各国有着频繁的交往有关。从地理上看，晋比秦更接近东方各国，它们之间有较多的接触是非常合理的。[42]李恕豪还出版了专著《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华学诚对《方言》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如《〈方言〉“奇字”考》等。他还有专著《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上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影响颇大。
吴庆峰《方言·郭注述例》以扬雄的《方言》面世三百年后的郭璞注为研究对象，从注字、注音、注词语、注体例四方面对郭注加以分析。在注字上，郭璞之注表现在说明两字的古今字关系，对假借字释以本字，对异体字释以当时通行的字。在注音上，郭璞之注表现在常用反切法和直音法，以注音的形式指示出双音词。在注词语上，郭璞之注表现在对要加以注释的词语，如一字能够为义的，则多以“谓某某”“言某某”进行说解；组词连读为释，侧面释义；凡《方言》说得不明晰、不彻底的，都重新解说，表现为明确词义、沟通词义、推求语源等方面。在注体例上，郭璞之注表现在阐明《方言》的性质、发明《方言》行文例、发明《方言》释词例等极为复杂而细致的梳理。[43]
总之，扬雄的《方言》，对于研究中国古汉语和我国各大方言区的语言溯源与发展变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时至今日，《方言》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依然有很多领域有待探索。
五、相关文献研究
关于扬雄著述，王春淑《扬雄著述考略》，统计文献记载扬雄的著述有《训纂》《苍颉训纂》《方言》《乐》《蜀王本纪》《州箴》《官箴》《续史记》《志录》《太玄》《法言》《难盖天》等十二种，赋十二篇，诗文十余篇。《训纂》与《苍颉训纂》，或以为两书，一为字书，一为传释之作。《方言》的作者、书名、卷数、所收字数等，诸书记载不一，使人难解，其实乃扬雄未成之稿，后世颇有增益。《乐》，疑为集体编写。《蜀王本纪》，后世多以为伪托，实乃辞赋家的笔法记史。其他种种，见记何书，或存或佚，皆一一梳理，展示了扬雄著述的概略。[44]
白寿彝《跋扬雄〈法言〉卷十、卷十一》认为扬雄《法言·重黎卷第十》《渊骞卷第十一》大都是评论历史人物，《法言序》说作者的历史观点是正宗儒学的观点。这两卷中的议论，如以六国之亡归之于时激（时势之相激）、地保（地势险要之保卫）和人事的具备，论秦汉兴亡由于天（历史条件）人（人谋）的具备，论李斯之非忠，都跟太史公的论断相似。然称赞石庆，反对游侠，反对陈胜吴广，这都是跟太史公对立的，表达了正宗学者的立场。[45]王菡《〈扬子法言〉历代校注本传录》就扬雄《法言》历代学者之校勘注释本的流传予以考述。一是李轨注本，相当完整地保存至今。李轨注本因其年代较古，特别又经北宋治平年国子监校勘发行，成为《法言》的重要注本，后来虽有司马光等人的补注集注，也不能取代李轨注本的流传和影响。二是《音义》和唐宋时期的注本。唐以后有《法言音义》一卷，不知撰人，以五代所作可能性较大。三是司马光对《法言》的集注与校注。元丰四年，司马光住在洛阳的时候，完成了集注《法言》的工作。为后人研究扬雄的思想提供了钥匙，也为后人研究司马光的思想提供了材料。[46]
对扬雄赋的具体问题，从文献学角度进行阐发，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张树国《扬雄〈畔牢愁〉与〈九章·悲回风〉的“附益”问题》关注到《九章·悲回风》是一聚讼纷纭的历史遗留问题，近现代以来，《悲回风》被有些学者认为“伪作”，但多凭感觉，证据不足。近年出土了一些竹简文献，对简帛编连体例的研究，对《悲回风》作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悲回风》由两大部分组成，从开头至“宁溘死以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共四十八单句，为屈原原作；自“孤子唫而抆泪兮”至结尾共六十二单句，为汉成帝时扬雄所作《畔牢愁》。在刘歆等人整理《七略·诗赋略》时追录并“附益”在《九章·悲回风》之下。[47]熊良智《扬雄〈蜀都赋〉释疑》列举了一些学者质疑《蜀都赋》非扬雄所作，如蜀之有都，晚于扬雄久矣；《蜀都赋》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蜀都赋》最早见著于《古文苑》，其真伪莫得而明；《蜀都赋》的创作动机，引人生疑，等等。针对以上问题，广引当时之相关文献，一一释疑，令人信服；扬雄模拟蜀人司马相如作赋的事实，证明扬雄最有可能创作《蜀都赋》；从《蜀都赋》用韵的情形，鉴出蜀方言的典型特征。据此，《蜀都赋》为扬雄所作，证据最为充分。[48]
徐中舒《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认为《蜀本纪》或《蜀王本纪》的作者是蜀汉时代的谯周而不是西汉末年的杨雄[49]。《蜀王本纪》虽相传为西汉末杨雄所作，但其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他书征引皆作《蜀记》。《蜀纪》荟萃成书，当在刘焉、刘备相继统治益州之时。刘焉为益州牧时，就有一班文人学士随之入蜀。又有一班宾客陪着他谈宴寻欢，经常以蜀中掌故旧闻作为剧谈的资料。因此，他认为《蜀本纪》就是刘焉宾客根据谈宴的资料写成的。《蜀本纪》或《蜀王本纪》出于来敏、秦宓以后，已有确凿可据的资料，而唐人断为杨雄所作。唐人崇尚诗赋，既以此《蜀都赋》为杨雄作，因此，说《蜀本纪》出于扬雄，他们也就深信不疑了。谯周作《古史考》既是阐述秦宓旧说，其掇拾先蜀掌故旧闻，亦当是继承秦宓的余绪。《蜀本纪》荟萃于谯周，在时代风尚与传授系统，他就是最适当的人选。本文影响很大，几为定论。
地域文化研究历来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现象，某一行政区域内的文化名人，往往能带动这一区域的学者热情地追慕和深入地挖掘。扬雄虽为蜀人，但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其影响力绝不限于蜀地，纵向能跨越两千年，横向则覆盖全中国。但是，任何具有全局意义的伟大人物，其成长环境、师承关系、思想渊源等因素，他的成功，都会带上所在地的文化基因。近百年来的扬雄研究，海内外学者包括一些老一辈著名学者，如董作宾、唐兰、白寿彝、高亨、殷孟伦、汤炳正、周祖谟、徐复观等先生，皆有高质量的研究论著发表。而川籍学者对扬雄的研究，用力尤勤，如徐中舒、赵振铎、刘君惠等先生，以及谭继和、李恕豪、蔡方鹿、黄开国等先生，都在扬雄研究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动了扬雄研究向前发展。
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此前提下，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审定，四川首批历史名人就包括了扬雄。我们期待着在新时代扬雄研究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
注释
[1] 董作宾：《方言学家扬雄年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年8月。
[2] 陆侃如：《扬雄与王音王商王根的关系》，《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第39期。
[3] 唐兰：《扬雄奏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的年代问题》，《学原》，1948年第10期。
[4] 施之勉：《扬雄奏〈甘泉〉〈羽猎〉二赋在成帝永始三年考》，《大陆杂志》，1952年第2期；《扬雄待诏承明之庭在永始元年考》，《大陆杂志》，1975年第2期。
[5] 徐复观：《扬雄待诏承明之庭的年代问题》，《大陆杂志》，1975年第6期。
[6] 杨福泉：《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7] 陈朝辉：《扬雄〈自序〉考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8] 方铭：《〈剧秦美新〉及扬雄与王莽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
[9] 刘志伟、邵杰：《〈文选〉所收〈剧秦美新〉之作年及涉莽时事考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邵杰：《〈剧秦美新〉“帝典”论与汉新之际士人心态》，《文学遗产》，2016年第2期。
[10] 吴则虞：《扬雄思想平议》，《哲学研究》，1957年第6期。
[11] 蔡方鹿：《扬雄的道统思想及其在道统史上的地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12] 边家珍：《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3] 谭继和：《“西道孔子”扬雄的大一统观与儒风在巴蜀的流布》，《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
[14] 黄开国：《扬雄的社会历史观》，《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5] 刘保贞：《论〈太玄〉对〈周易〉的模仿与改造》，《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
[16] 解丽霞：《取道宗儒：〈太玄〉的义理诠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7] 魏鹏举：《述“事”作“文”：扬雄〈太玄〉旨意探微》，《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18] 魏启鹏：《〈太玄〉·黄老·蜀学》，《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9] 周立升：《〈太玄〉对“易”“老”的会通与重构》，《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
[20] 许结：《论扬雄融合儒道对其文论的影响》，《学术月刊》，1986年第4期。
[21] 孙少华：《扬雄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之迁变》，《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22] 王以宪：《试论扬雄在汉大赋上对司马相如的因革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3] 陈恩维：《试论扬雄赋的模拟与转型》，《中国韵文学刊》，2003年第2期。
[24] 冯小禄：《从模拟论扬雄〈反骚〉的范式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5] 王德华：《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6] 吴明贤：《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7] 濮之珍：《〈方言〉与〈尔雅〉的关系》，《学术月刊》，1957年第12期。
[28] 殷孟伦：《〈方言〉与汉语方言研究的古典传统》，《文史哲》，1985年第3期。
[29] 李敬忠：《〈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词试析》，《民族语文》，1987年第3期。
[30] 傅鉴明：《扬雄的〈方言〉与历史比较语言学》，《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31] 张全真：《从〈方言〉郭注看晋代方言的地域变迁》，《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4期。
[32] 吴永焕：《从〈方言〉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2000年第6期。
[33] 陈立中：《论扬雄〈方言〉中南楚方言与楚方言的关系》，《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从扬雄〈方言〉看汉代南岭地区的方言状况》，《韶关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4] 黄革：《见于〈方言〉中的柳州方言词》，《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5期。
[35] 张文轩：《兰州方言的历史演变——由〈方言〉所见西汉方言词汇》，《甘肃高师学报》，2005年第4期。
[36] 杨晓宏：《〈方言〉与鲁南方言词汇的古今词义演变》，《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37] 芜崧：《扬雄〈方言〉中的荆楚方言词汇释》，《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38] 杜俊平、高亮：《论偃师话中保存的〈方言〉古语词》，《衡水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39] 王彩琴：《扬雄〈方言〉里的河洛方言》，《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40] 杨春宇、王媛：《扬雄〈方言〉所见的幽燕方言》，《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41] 赵振铎、黄峰：《〈方言〉里的秦晋陇冀梁益方言》，《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42] 李恕豪：《扬雄〈方言〉中的秦晋方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43] 吴庆峰：《方言·郭注述例》，《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1期。
[44] 王春淑：《扬雄著述考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45] 白寿彝：《跋扬雄〈法言〉卷十、卷十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46] 王菡：《〈扬子法言〉历代校注本传录》，《文献》，1994年第3期。
[47] 张树国：《扬雄〈畔牢愁〉与〈九章·悲回风〉的“附益”问题》，《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
[48] 熊良智：《扬雄〈蜀都赋〉释疑》，《文献》，2010年第1期。
[49] 徐中舒：《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按：本文发表时作“杨雄”，以下述评保留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