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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阶段
纳粹藏家组织掠夺、奥地利提供、欧洲隐藏艺术品

纳粹主义的出现以及纳粹主义艺术机构的荒诞行径，起初只被其他国家的艺术专家视为转瞬即逝的现象，只要在国际交易中微调一下就可以了。就连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深感不安的阿尔弗雷德·巴尔，也打算把他那几篇揭露内幕的文章匿名发表，以免疏远德国博物馆管理人员，防止他们日后拒绝把重要展品借给他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

欧洲各大博物馆的展览和展品交换日程表面上看仍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尽管有德国重新军事化莱茵兰地区、西班牙内战爆发等事件，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准备工作并未受到干扰。阿尔伯特·斯佩尔设计的德国馆被法国人安排在博览会一处最显眼的位置上。不过他们的安排却有些无礼，因为德国馆正对面的苏联馆顶上有两个手持镰刀、斧头的巨型雕像，看似正在袭击德国馆。

这一年稍后，即“堕落艺术”展刚结束不久，“帝国头等猎人”赫尔曼·戈林在慕尼黑组织的国际狩猎博览会赢得了极其热烈的反响。为了缓和不断升级的外交紧张局势，英国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建议，英国应该和其他国家一起出席这次活动。英国人准备得有点晩，但还是拿出了英王及王后在帝国自治领上猎获的大批兽头、一具熊猫标本和猎自殖民地的其他战利品，这些东西为他们赢得了“海外”部一等奖。法国派出了猎狐犬和着装华丽的猎人，但在竞争“欧洲”部一等奖时，还是略逊波兰一筹。展厅墙上挂满了各国提供的表现狩猎场景的油画和版画。希特勒也来了，尽管——据这位英国大使说——“他讨厌一切运动，而且原则上强烈反对猎杀动物的行为”。该博览会不完全是娱乐活动。之前，汉德逊爵士曾说服新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派既是著名猎手又是枢密院议长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参加这次活动。在慕尼黑期间，这位英国大使把哈利法克斯引荐给希特勒、戈培尔、冯·诺伊拉特和戈林，“期望一名英国政治家与纳粹领导人之间的私人接触（英国人相信希特勒也在寻求这种接触）……可以促进双方深入理解”。1其实汉德逊本不必费心：两周以前，希特勒召开了一次现在看来很著名的会议，在那四小时的激昂演说中，希特勒命令他的将军们在1938年以前准备好贯彻“生存空间”政策所需的军事力量。对此一无所知的哈利法克斯写道：“德国总理和其他人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不太可能发动牵涉武力的冒险行动。”2

直到1937年，德国收藏家和博物馆仍向大型展览慷慨借出藏品，比如哈勒姆的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建馆75周年纪念展。但到1938年时，外国策展人渐渐意识到，德国博物馆在借出早期大师的作品时开始表现得不太情愿了。为庆祝荷兰威廉明娜女王登基50周年，荷兰国立博物馆策划了一场伦勃朗大展，但它面临着被取消的威胁，因为原计划从德国借出的艺术品一件也没有到位。绝望的馆长赶到柏林，恳求文化部、宣传部和外交部帮忙，但遭到了拒绝。

其他国家商借展品的申请函还堆在德国外交部等待答复。7月下旬，具体负责这一事务的官员穷于应付、困惑不已，他要求上级澄清政府的政策。此前，他接到了伯尔尼为办阿尔特多费尔展览商借作品的申请，还有米兰借展达·芬奇的素描作品的请求。另外，列日想借走57幅以“水”为主题的画，作者从范德韦登到凡高，包括8幅已被宣布为“堕落”的油画。比利时大使催促他答复一份5月份提交的申请，即为布鲁日商借12幅梅姆林作品的申请。这位不堪其扰的官员曾被宣传部告知，元首已经在一份1937年的法令中禁止所有借展活动了；但当他前去询问时，帝国总理府却说元首并不反对借出梅姆林的作品。他有些气愤地说，如果各部能定出一个统一的政策来，对工作的开展会很有助益的。博物馆管理人员觉得拒绝借展有损德国形象，在他们的压力下，戈培尔和希特勒的私人助理马丁·鲍曼同意再和元首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但元首并不让步：除了紧急外交政策的原因，他不允许有例外。元首认为，如果德国不愿意借出易损坏的或者不可替代的珍品，其他国家是不会生气的，他还举出《掷铁饼者》（希特勒最近刚从兰斯洛蒂亲王处买到这尊雕像，在墨索里尼的正式批准下从意大利运回德国）为此类作品的例子。以后，元首将会亲自决定每一例商借事务。

梅姆林的8幅画最终获准去了布鲁日，其中就有那幅来自吕贝克大教堂的气势宏伟的《加略山多联画》。借展的成功很可能得益于绘画的宗教题材，希特勒对这类题材的厌恶程度，正如他讨厌现代派艺术一样严重。在布鲁日，梅姆林这些作品和四幅小巧的木板油画一起展出，后者表现的是正在演奏乐器的天使，借自荷兰画商雅克·古德斯蒂克。列日、米兰和伯尔尼就没这么幸运了，尽管在米兰借画一事上，希特勒当即声明绝无意于冒犯“我们的意大利朋友”。在战争爆发前，任何一级艺术品都不会流出德国，情报专家喜欢将这个严格的政策看作一个“指示器”。3

德国政府虽然允许送一些现代派作品参加1939年的旧金山世博会，但最终未能实现。德国官方缺席纽约和旧金山两处世博会①，这特别引人注目。它唯一的代表是流亡画商库尔特·瓦伦丁和卡尔·尼伦多夫送到加利福尼亚的34幅表现派作品。但希特勒并不在意这些“堕落”艺术品出现在没有文化的美国——他认定的杰作都完好地留在国内。

其他国家，包括未来的交战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欣然给两地博览会送去了共五百余幅绘画及无数其他艺术品。比利时将一个展览整体运到了伍斯特（位于美国东部——译者）。但墨索里尼还是抢了所有国家的风头，他竟允许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进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跨洋旅行。这件作品还有其他名作陪伴，比如韦罗基奥的《大卫像》、拉斐尔的《椅中圣母》以及米开朗琪罗、弗雷·安杰利科的作品。法国政府除了承担博览会所有展室的布置工作并适当借出一些绘画外，还派出了卢浮宫绘画部主管勒内·于热以及名为“从大卫到劳特累克”的大型巡回展。当“二战”爆发时，于热正带着展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急忙赶回法国，将展品交给一位助手照看，此人不负所托，把展品成功送到了美国。4

法国这批展品及其他滞留在这两个世博会上的珍宝将在美国度过“二战”的数年，起初，它们在战时特殊筹款的资助下，在一个个博物馆间巡回展览，后来辗转栖身于不同仓库中。对美国各博物馆来说，这些珍宝真算是意外的收获。当意大利、法国、荷兰的珍宝以及英国国家美术馆的两幅几乎从不外借的作品（贺加斯、康斯太布尔作品）同时在芝加哥和底特律展出时，评论家们指出：这是“有史以来美国中西部研究艺术史上的部分最高成就的最好机遇了”。5几乎没有哪个博物馆的馆长能拒绝利用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尤其是那些运作得不太好的博物馆。意大利艺术品接着出现在了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虽说显得有些风格不合。在一篇占了《艺术消息》大部分版面的文章中，阿尔弗雷德·法兰克福特表扬了“现代艺术博物馆在把握此次良机——比它规模更大的姊妹馆（大都会）粗心放过的良机——时表现出的精明、敏捷与宣传意识”。6

当时的形势不仅是给各个美国城市带来了悦人身心的早期大师作品展。自1937年始，各地便陆续出现了德国被禁作品或艺术家的小规模展览。1939年，战争的爆发让这些展览渐渐引起媒体关注。现代艺术博物馆新馆开幕展上有五幅被清洗的画，它们都是按巴尔的意思从布赫霍尔茨那里买来的。《艺术消息》认为这几幅画“给了禁止它们的政策最强烈的谴责”。7在此次开幕展上发表讲话的罗斯福总统说：“除非人们能自由地成为自我，否则艺术就无法兴盛起来。”8波士顿新成立的当代艺术研究所（詹姆斯·普劳特任所长）举办了一场德国现代派作品展，展品借自流亡画商瓦伦丁、尼伦多夫和奥托·卡利尔。这些画作本身并不受欢迎，但普劳特却把它们看作是“吓人的画作，考虑到它们尤其能作为一种对文明之人的骇人警示，它们更加吓人”。9普劳特此时还不知道，过不久他就要负责调查纳粹上层的艺术品交易中最隐秘的细节了。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活跃起来的国际艺术品贸易也受到了希特勒政策的影响。为应对管控美术和种族的新规则，德国国内出现了一些调整。许多公司的犹太职员转到了设在纽约、巴黎或阿姆斯特丹的分公司。其他公司把它们的名号和资产卖给了非犹太人，这一过程称为“雅利安化”。雅利安化最初是自愿进行的。1936年，运营良好的慕尼黑公司A·S·德雷的所有者弗朗茨·德雷决定暂时移居美国，他请“雅利安”商人瓦尔特·伯恩海姆接手公司。伯恩海姆为这家公司支付了大约3万帝国马克，同时接手了该公司价值30万帝国马克的股份。按约定，他要在五年后开始偿付上述钱款，每年5万帝国马克。伯恩海姆也同意代管一些被视为国家珍宝而不能离境的艺术品，直到形势变化后德雷一家可以回来继续做生意为止。德国政府批准了这项交易，德雷一家拿着获准带走的股票和资产去了纽约。10

其他很多人也有类似经历，这是一股画商和收藏家的移民潮，它使大量艺术品涌入市场。为了偿还债务并满足政府规定的出国费用，许多家族卖掉了在寻常时期绝不会出手的东西。禁止携带现金出国的命令让许多人选择投资艺术品或其他贵重物品，因为1939年之前，这类东西还能作为个人财产带出国境。人们很快发现，纳粹领导层中许多人也嗜好艺术品。罗伯特·冯·希尔施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他用一张克拉纳赫的画买通戈林，从而获准将其大量收藏运到瑞士。就这样，一个新兴市场几乎一夜之间在德国出现了，许多此前未能跻身一流的画商充分利用这一市场，开始拼命填充犹太同行离开后留下的空白。艺术品贸易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希特勒这位折翼的艺术家已经小规模地开展了多年收藏活动。他的第一位顾问是其老朋友海因里希·霍夫曼。1936年以前，霍夫曼通过两个途径发了大财：一是垄断外国媒体急切寻求的纳粹活动的照片，二是发行党的忠实信徒的案头必备杂志《人民艺术》。其后，他又通过德意志艺术之家（他已是该馆的馆长）所售明信片的版税专有权，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收入。霍夫曼实际上对艺术一窍不通，但希特勒喜欢与他合作，并支持他搜罗可以买入的19世纪风俗画——元首最喜欢的类型。

霍夫曼无法独力完成这一工作，于是向其他商人求助。第一位便是据传与他长期来往的玛丽亚·阿尔马斯—迪特里希，她的女儿是爱娃·布劳恩的朋友。迪特里希夫人在慕尼黑开了一家小店，专营修补地毯和销售二流工艺品的生意，包括许多为希特勒钟爱的伤感画。她的“眼光”，如果有的话，也比霍夫曼还差，但是天赋上缺乏的东西，她用勃勃的雄心给弥补了。有资料称“她抵得上五个男人。”

1936年霍夫曼带她去见元首。她带了些精选出来的作品。收藏新手希特勒和毫无魅力的迪特里希在一起感觉相当自在。获准进入元首的艺术圈后，迪特里希便开始不知疲倦地工作起来，以取悦元首。她的耐力真是惊人：有一次，她刚在柏林给希特勒展示过精选的画作，就立即飞往慕尼黑，希特勒同时乘专列前往该地，当他到达时，迪特里希已经在元首府备好另一批艺术品了。希特勒的收藏技能日渐成熟，不过他仍继续让迪特里希为自己服务，这使专家们感到惊恐，因为迪特里希出价过高，而且所买多是假货。希特勒不止一次向她发火，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馆长恩斯特·布希纳——希特勒经常召见的顾问——甚至把她逐出办公室，因为“她拿来了太多二流的甚至伪造的绘画，这让他怒火中烧”。尽管如此，迪特里希卖给希特勒的画还是比其他任何画商卖出的都要多，总共有大约270幅。

如果读一些战后关于迪特里希背景的调查材料，我们就会越发觉得希特勒对她的惠顾不可思议，也会越发觉得她的狂热活动容易理解了。迪特里希很年轻时生过一个私生女，孩子的父亲是名德裔美籍犹太人。后来她又和一名土耳其籍犹太人有过短暂的婚姻，后者做地毯和艺术品生意，两人一起开了她现在经营的那家小店。盖世太保和种族局曾对她进行过密集调查，然后取消了她的德国公民身份，直到1940年才予以恢复。1943年，霍夫曼不得不从盖世太保手中将她营救出来。她那半犹太血统的女儿无法和她的“雅利安”未婚夫结婚，在战争年代只能潜藏在迪特里希的小店里。元首没有必要担心迪特里希夫人的诚信问题；她对艺术品的错误鉴定是由于无知，而非出于欺诈。对于她来说，有太多危险的因素。11

另一个进入元首艺术圈的顾问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此人便是我们先前提过的卡尔·哈伯施托克，他在柏林根基深厚，在伦敦有办事处，并且与国际市场有联系，他后来去了堕落艺术品利用委员会工作。哈伯施托克很幸运，他是以出售19世纪日耳曼风格的绘画发家的，比如特吕布纳、莱布尔、托马及费尔巴哈的作品，而这类作品正是希特勒的最爱。随着国家社会主义者掌权，哈伯施托克开始不停地谋划去讨好右翼团体，比如支持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战斗联盟，或者给重要的纳粹支持者提供适当的艺术品。他不仅向他们表达了自己对现代派作品的必要鄙视，而且还表达了与他们同样强烈的反犹态度。1933年，他加入纳粹党，据他自己说，入党动机是“我想获得影响力，同时避免被人采取极端措施”。12哈伯施托克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影响文化部和宣传部的官员，这些官员中有些人勇于维持商人与博物馆间的传统距离，但只要哈伯施托克向他的党内老朋友抱怨几句，他们往往就要吃些苦头。

由于和战斗联盟有联系，哈伯施托克很早就意识到即将对现代派作品的清洗会带来什么利益，因而积极予以推动。早在1935年就有传言，说他背地里同宣传部官员图谋将德国博物馆收藏的法国印象派作品卖给一个不知名但“重要的”巴黎人，售价是500万帝国马克，这笔钱将用于重修慕尼黑的四季酒店，并给帝国文化协会的德国艺术家设立一项基金。13交易的具体细节会通过由弗朗茨·赛勒博士作为代表的一家瑞士投资公司处理。赛勒接触了一些德国馆长。国家画廊的汉夫施滕格尔告诉他，这样的买卖是做不成的，建议他去找私人收藏家，比如当时正在卖画的奥本海姆。赛勒挑出的画都是最好的：三幅分别由塞尚、雷诺阿和马奈创作的画，其中包括马奈的名作《在温室里》。赛勒拜访后不久，博物馆馆长们便接到宣传部的命令，要求他们提供商谈过的作品的照片和估价。言下之意是，这次买卖是元首亲自发起的。汉夫施滕格尔对这一系列事件深表怀疑，就上报给了文化部。该部同时也接到了其他博物馆的类似投诉。文化部官员库尼施就此给希特勒本人写了封措辞强硬的信，说这种买卖不仅会冒犯法国人——因为他们会将此举视为对其文化的侮辱，而且会把德国置于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所处的境地——因为他们曾出售博物馆藏品以换取外汇。后来，库尼施禁止博物馆馆长出售以下作品：任何出售后会“给一个公共收藏机构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的作品，任何捐献的作品，以及任何因“法律或道德原因”而被禁止转售的作品。他还要求各馆每卖出一件作品，都必须获得足够的补偿款以购入一件同级别的作品作为替换，这无疑排除了赛勒挑中的所有绘画。14希特勒得知这些情况后，拒绝了所有类似买卖。

哈伯施托克之前是有些草率了，不过，1937年的清洗运动却正中其下怀。在那次清洗中，他还真设法弄到了高庚的漂亮的《骑马下海的人》，那是刚从科隆的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的墙上摘下来的。这时，哈伯施托克早把他的反犹态度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将这幅画的一部分权益卖给了巴黎的乔治·维尔登施泰因，几个月后，此人又通过他在纽约的分公司把该画转售给了演员爱德华·G·鲁宾孙。不过，哈伯施托克对这几个月的延误感到不安和怀疑。维尔登施泰因不得不写了很多封信作解释，他说要想“在较好的时机”卖出这幅画，耐心是必不可少的。15

哈伯施托克几次三番地试图诱骗德国的博物馆。对于一幅藏于莱比锡博物馆的汉斯·冯·马雷斯的画，他出了个荒谬绝伦的价格，就因为马雷斯的母亲是犹太人。后来他又试图用一幅施皮茨韦格的画（纽伦堡市市长想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希特勒）交换藏于日耳曼博物馆的一幅彼得·德霍赫的顶级作品。馆长齐默尔曼博士拒绝了，他便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撤了他的职务。尽管这样，齐默尔曼后来被任命为柏林油画画廊的馆长。哈伯施托克竟恬不知耻地送去一个祝贺蛋糕。但齐默尔曼把蛋糕退了回去。同时，那幅施皮茨韦格的画被证明是一幅赝品。

汉堡艺术馆馆长因投资现代派作品被撤职后，哈伯施托克四下游说，以便到博物馆的仓库里看看有没有能搞到手的东西。一位市政官把他赶了出去，却因此遭到上级责备。这时，哈伯施托克又厚着脸皮给早就逃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画商瓦尔特·费欣菲尔特打电话，问他应该从汉堡艺术馆拿走哪幅画，是“德加的小幅‘杜比尼小姐’”还是一幅雷诺阿作品。16他最终拿到了德加的画，后来将其卖到了国外。

哈伯施托克确实会帮助那些或许会对他有用的人。他刚成为元首最喜欢的画商之一，就说服希特勒恢复了汉斯·波塞博士的职位，后者曾因拒绝入党且购买不当艺术品被从德累斯顿画廊馆长的位子上拿了下来。在德累斯顿当了大约二十年馆长的波塞，于拜罗伊特艺术节期间，从他在“幻想和平之屋”的寄宿处给希特勒写了封感谢信，他告诉元首自己“无限感激”能够重新获得“毕生的使命”，他在欧洲最漂亮的博物馆之一、“德国文化意志最重要的纪念物”之一中的工作。17哈伯施托克的这次帮助不会让波塞忘记，因为此后不久，波塞就得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大权力。

希特勒似乎对哈伯施托克这些非法交易一无所知，他开始通过此人收集早期大师的作品。第一件收获是帕里斯·博尔多内的《维纳斯与阿莫尔》，整个“二战”期间，这幅画都挂在元首的山间别墅伯格霍夫的会客厅里。斯佩尔把它描述成“一位袒胸露乳的妇人”。18元首早期的购买活动都很低调。慕尼黑的元首府会安排小型展览，画商们将作品拿到这里展示。希特勒会参观并挑出自己喜欢的作品。有时候他也向布希纳总馆长和波塞这些专家征询意见。到1938年，希特勒已经积累起一个规模不大的收藏，用的是《我的奋斗》的版税收入以及邮票使用其肖像的附加税收入。

　

在彻底摸清希特勒喜好的四年时间里，赫尔曼·戈林从没忘记放纵自己的收藏幻想。他现在手握大笔政府基金，很快就要展开大规模收藏行动了。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中，戈林实际上是唯一一位出身上层的人，也是唯一一位进入过世故的国际社会的人。他非常爱慕的第一任妻子卡琳出身一个瑞典贵族家庭；在纽伦堡附近的维登斯顿宫（原属他的犹太教父爱普斯坦男爵），他习惯于奢华的物质享受。1933年希特勒刚一掌权，大批礼物便铺天盖地地送到了喜欢社交的戈林眼前，因为工业家、谋官者都争先恐后地与这些新统治者建立关系。起初，没人知道怎样接近严峻的元首，但十分清楚的是，通向戈林内心的道路就是他的收藏活动。

戈林经历过流亡岁月里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所以他现在想占有一切，而且要迅速地占有一切。他没有任何节制。到1936年，他已经是普鲁士首相、德国空军总司令、“四年计划”总指挥以及希特勒的正式接班人，这些职务的工资都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账户。1934年，戈林得到许多政府基金，开始在柏林55英里（约89千米）外建造和装修一座乡村别墅。此外，他还重修了作为普鲁士首相府的城中别墅。这栋别墅安全地隐蔽在莱比锡大街的政府大楼后面，斯佩尔称之为“由许多小房间纠缠在一起形成的浪漫迷宫，里面塞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装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和厚重的天鹅绒壁挂让房间很昏暗。这栋别墅里有一种以卐字符为主体的小教堂，而且这种新符号反复出现在这座别墅的天花板上、墙上、地板上”。19该别墅那宫殿般的效果的最终形成，还要靠帕尔马·韦基奥的两幅绘画、扬·勃鲁盖尔的《圣休伯特》以及从柏林画廊“借来”的五幅出色作品。斯佩尔认为这种装饰“相当符合戈林的性格”，但是当希特勒批评它“太暗”后，戈林立即命令斯佩尔按照元首喜欢的明亮、简洁风格重新加以装饰，还配备了巨大的书房和用以震慑来客的大尺寸家具。不过，戈林性格中的浮华风没有完全清除，他保留了一些东西，例如鲁本斯的巨幅油画《戴安娜猎鹿》，这幅画也是从柏林画廊借来的，戈林用它来遮盖电影屏幕。20

但在那座为了纪念爱妻而取名“卡琳宫”的乡间别墅，戈林未向希特勒的风格作任何让步，而是将他对奢华的喜爱纵容到了极点。这座别墅开始是栋相当别致的小木屋，后来不断扩建，最终达到了接近凡尔赛宫的规模。为了给如此一座豪宅辩解，戈林承诺这栋别墅及里面的所有东西最终都会交给国家。在这里，除了常常考虑一些与元首所想迥异的政策外，这位帝国元帅还会接待国内外的显要人物，并自豪地炫耀他的财富。他在这些会面中的着装很怪异，从林业员到苏丹，各种职业的制服都有，这些服饰的颜色倾向于白、蓝、灰等柔和色调，而且衣服上挂满了奖章。戈林喜爱珠宝，他经常在每个手上各戴一个特别大的钻石和祖母绿戒指，他还在桌上摆着一个镶有更多钻石的小罐子，以便随时把玩。不过，这种壮丽场面并没有给每个人都留下好印象。1940年3月，美国特使萨姆纳·韦尔斯被派往欧洲，为阻止不断蔓延的冲突作最后的努力。他被倨傲地用敞篷帆布顶观光车带到卡琳宫。此次会晤后，他记录道：

戈林坚持向我展示他的豪宅里数不清的宽敞房间。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丑的建筑了，它奢华的陈设本质上讲庸俗至极。会客室和大厅墙上挂着成百上千幅画。许多意大利杰作和早期德国大师的作品竟和现代德国画家的胡乱涂抹挂在一起。戈林有一个克拉纳赫的专题收藏。我认出其中两幅画原是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的藏品……入口大厅里摆着……玻璃展柜，里面陈列着外国政府送给这位元帅的礼物。21

戈林的兴趣不限于绘画、珠宝和工艺品。作为“博学多才之士”（Renaissance man，至少后来他是这么叫自己的），他还收藏稀有动物（犎牛、麋鹿和狮子标本像是在欢迎卡琳宫的来客）、游艇、图书和火车模型，而且他收藏的建筑很快就达到了八座。

到1937年，戈林的艺术品交易已经组织得井井有条了。地毯和壁毯商泽普·安格雷尔是个有用的代理人，他会向戈林报告自己在欧洲各地走访时发现的艺术品。戈林早年从安格雷尔和柏林其他公司（包括无所不在的哈伯施托克的公司）那里买来的杂乱无章的藏品，现在由一名三流画商瓦尔特·安德烈亚斯·霍费尔打点，他被戈林雇为全职藏品主管。霍费尔夫人是位修复师，曾为纽约的杜维恩勋爵工作，她负责维持藏品的良好状态。

戈林收到不合心意的生日礼物后，就让他手下的画商将其卖出去，即使这种小事也被安排得有条不紊。霍费尔会按不同价位给各大画商（如慕尼黑的瓦尔特·伯恩海姆）开列想得到的艺术品的清单。22所有潜在的赞助人要做的，就是将支票寄到戈林为这一目的专设的一个“艺术基金”那里。赞助极为慷慨的人当中包括菲利普·雷姆茨马，他控制着德国的烟草生意。此人每年会捐赠大约一百万马克，很可能是为了感谢戈林赦免其1933年以前的大笔税收债务。记录详细的赞助人名单上还列出了其他各类人物，从科隆市议员到曾经送给戈林夫人“一只装饰精美的高脚酒杯”的俾斯麦亲王都在其中。23到1938年初，戈林的收藏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元首，但这种情形很快就会改变。

1938年3月12日，星期六，凌晨时分，德国军队跨过德奥边境，当天下午，希特勒也跟了过去，且沿途受到热烈欢迎。对元首来说，他是深怀着感情越过边境的，因为此举实现了他一个最热切的梦想——故土与德意志帝国的合并。前者由于哈布斯堡君主政权的堕落以及它与东方斯拉夫文明的危险关系而腐化；后者正由他统治，不久将变得纯粹。此次胜利也是数年来极具颠覆性的政治、外交活动的高潮，它们在1938年2月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当希特勒在儿时安家的林茨回应围拢过来的人群时，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博士拜见了他，这位博士是希特勒亲自挑选的奥地利总理接班人。出乎奥地利人意料的是，希特勒竟于彼时彼地坚持要求准备一些法律文件，它们会将奥地利变为第三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后称之为“奥斯特马克”（“东部边疆”之意——译者）。第二天，由于大批德国坦克和卡车出现故障，通往维也纳的道路被堵塞了，希特勒被迫滞留林茨（实际上，英国驻柏林大使将整个入侵称作“一场邋遢的表演”24），他用了个绝妙的方法来缓解尴尬，他先给不远处父母的坟墓进献了花圈，又会见了林茨的州博物馆馆长，以同他讨论重建林茨的计划，他说要让它和慕尼黑、纽伦堡、柏林一起，成为德国的“礼仪之城”。25直到周一，即3月14日，恼火的希特勒才得以以胜利的姿态进入维也纳，用于游行的装甲车已经用轨道平板车急急忙忙运到这里了。

这一天并非所有人都高兴。3月11日到12日的夜里，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已经涌入维也纳监督“治安”工作了。边境被封锁了。26利用之前数月仔细搜集的情报以及奥地利关于政治不良分子的档案，党卫军监禁了数千人，先是把他们关在达豪集中营，后来又关到毛特豪森一个新建的集中营里。一举得势的奥地利纳粹党人，这时显露出一种令德国人都感到震惊的恶毒反犹主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驻维也纳的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为我们描绘了当时的场景：

今天街道上有很多跪着清除人行道上的许士尼格标语的犹太人，周围还有看管、奚落他们的冲锋队队员以及嘲弄的围观群众。很多犹太人自杀了。令人震惊的是，许多纳粹虐待狂竟都是奥地利人。犹太男人和妇女被逼迫着清理公共厕所……27

与这种侮辱相伴的，还有对商店、住宅里的犹太私有财产的公然掠夺。这也做得远比在德国过分。维也纳显要家族的宏伟收藏首当其冲。路易斯·罗斯柴尔德男爵在3月12日试图逃离时，被从机场强行带回维也纳的家中，并于当天稍晩时候遭到监禁。男爵的被捕不太寻常：仆人告诉第一批奉命去抓他的党卫军军官，男爵正在用膳，让他们晩一些再来。军官们竟然答应了。28男爵遭监禁几小时后，据说他的贴身男仆还送来了各种物品，从壁毯到兰花一应俱全，将牢房布置得跟在家一样舒服。但纳粹们可不是开玩笑的。路易斯男爵几天前刚刚逃走的兄弟阿方斯的收藏立即遭到没收，古特曼男爵的绘画和图书、布洛赫—鲍尔收藏的瓷器以及哈斯、科恩费尔德、特罗施、戈尔德曼、邦迪的收藏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夏伊勒返回位于罗斯柴尔德大宅旁边的住处时，看到了第一批被党卫军拿走的东西：

我们差点儿和几名党卫军军官撞个满怀，他们正从地下室往上运银器和其他赃物。其中一人胳膊下夹着一幅有金框的画。另一人是指挥官，他抱着银刀叉，见了我们竟毫不觉得难为情。29

不那么显要的家族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边境封锁前成功逃出的人留下了满屋子的财物，这些东西都被党卫军和邻居们劫掠一空了。留下的人不久就被勒令到盖世太保处登记财产，这为以后的没收提供了详尽的清单。谁都无法信任。商人、保管者和朋友忽然会改变立场。海关和船运公司会打开塞满的箱子，拿走值钱的东西。下令封锁边境的正是戈林本人。虽然鼓励犹太人迁出是纳粹的公开政策，但戈林主持的四年计划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他决不允许犹太人的大批财产流到国外。

接下来的一年半，也就是“二战”爆发前，8,000多名犹太人获准离开奥地利，但他们必须花钱买路。他们可以向卡尔·阿道夫·艾希曼组织的犹太移民办公室交出财物，以取得出国签证。所有德国种族法律的严厉执行以及不断增加的入狱人数，促使犹太人纷纷参加这一项目。数不胜数的文书、名目繁多的认证和跑不完的诸多机构，使得对犹太财产的没收更加复杂。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在7月评论：

纳粹对法律程序有一种怪异的尊重。他们一定要得到被劫掠之人的亲笔签名，哪怕此人要被送到达豪集中营以终止其抵抗。为了清算房产、财物，为了身无分文地去国外，每个人必须走一遍冗长的批准手续，而且不能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地交给国家以简化程序。30

到1938年秋，艾希曼的办公室要求每天完成三百份卷宗，考虑到其他国家签发入境签证时极不情愿的态度，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对罗斯柴尔德财产的清算尤其旷日持久。因其财产的多国特性，纳粹用了一年的谈判来满足其对“合法”的狂热追求，其间，路易斯男爵一直待在狱中。在帝国财政部看来，他的艺术品收藏与其他财产是不可分割的。最终，路易斯男爵在签了最后一个字后得到了自由，财政部则着手拍卖他的艺术品以履行纳税程序。31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德国官僚和企业家涌入奥地利，以接管政府职位和被剥夺财产的公司，并在维也纳的餐馆、商店里狂欢般地庆祝“德奥合并”。对这种狂热气氛感到厌恶的阿尔伯特·斯佩尔，只允许自己“购买一顶博尔萨利诺男帽”。32关于谁将真正管辖奥地利，这场人员涌入活动没有留下疑问。对于总理赛斯—英夸特和他新任命的主管艺术的国务秘书考耶坦·米尔曼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新情况。米尔曼曾是戈林的心腹，他和赛斯—英夸特两人都曾密切参与过最高层的卖国谈判，而这些谈判最终推翻了许士尼格政府。但希特勒在他们头上安插了德国人约瑟夫·贝克尔作“帝国特派员”，从而实际上架空了赛斯—英夸特政府。

有些纳粹党人想从奥地利得到的可不仅是可口的糕点和博尔萨利诺帽子。纽伦堡市长有个更大的梦想——拿回神圣罗马帝国的御宝，包括查理大帝的镶满宝石的祈祷书、几件权杖、宝球、宝剑、圣物盒、镶满宝石的手套和其他加冕秘宝。这32件壮观的宝物曾在纽伦堡保存了大约四百年，1794年为躲避法国人的劫掠它们才被带到了维也纳。自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它们一直珍藏在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内。

早在1933年，莱布尔市长在一次欢迎希特勒访问纽伦堡的演讲中，就满怀伤感地表达了迎回御宝的愿望。为筹备1934年的党代会，他试着借回御宝，但没有成功，而是只拿回了复制品。德奥合并刚一实现，日耳曼博物馆的藏品主管们就准备了一份报告，罗列出历年来被“掠夺”的东西，尤其是1794年从纽伦堡转移走的东西。到1938年6月，莱布尔致信帝国总理府，说御宝在下一届党代会（9月6日）上亮相是“元首的愿望”，转交工作必须马上启动。纽伦堡市为此准备了护卫严密的专列，并给护卫人员准备了美味佳肴。令莱布尔失望的是，希特勒在御宝接收前一周决定不出席接收仪式。可叹的是，这位市长梦寐以求的光辉时刻，也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希特勒侵占苏台德地区和慕尼黑会议。33

　

同时，没收来的艺术品都堆在霍夫堡皇宫和艺术史博物馆。赛斯—英夸特催促希特勒赶紧将它们分配出去，因为这么贵重的东西堆在一起会诱发“各种欲望”。34这些无主财宝的诱惑相当大。许多资料显示，“一个由三名犹太人组成的财团”——代表杜维恩勋爵，可能是流亡者自己组织的——已于1938年夏天与米尔曼接触过了，他们给阿方斯·罗斯柴尔德和古特曼收藏开出了100万英镑的价码。其他人也对购买没收来的藏品很感兴趣，人数之多使艺术史博物馆的新馆长无法确定“杜维恩、卢塞恩的菲舍尔和德国画商之间到底是在竞争，还是在相互合作”。35

这些提案被戈林拒绝了，他正在就接管罗斯柴尔德的产业一事进行谈判，而且他自己也对这些艺术品感兴趣。1939年初，卡尔·哈伯施托克也出现在维也纳，声称自己是希特勒的“犹太藏品专员”。比起希特勒，米尔曼与戈林更亲近，他想将这些收藏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于是将哈伯施托克“撵了出去”，同时告诉马丁·鲍曼，如果哈伯施托克获准掌控这批藏品，那么他和所有参与被没收艺术品编目工作的员工就会辞职。鲍曼答复说，元首会亲自到维也纳查看这些藏品，到时再决定它们的命运。在此之前，米尔曼要拟出一个艺术品分配方案。1939年6月，当希特勒来参观这些储存点时，米尔曼提交了一份将所有被没收艺术品留在奥地利的方案。他不久后就被撤职了，因为他太亲奥地利了。现在，等待这些“无主”艺术品的将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命运。36

　

希特勒此时有自己的打算。这些年来，他为林茨的新建筑所作的规划太少了。去维也纳时的顺路走访使他下定决心将林茨变成“德国的布达佩斯”，此后发生的很多事又让他关注着这个模糊的想法。1938年5月，他到罗马会见墨索里尼，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日耳曼世界作短暂旅行。“永恒之城”辉煌的艺术和建筑让希特勒觉得柏林毫无光彩，不过他的建筑师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的规划会使柏林成为一座丰碑式的城市，最终或许会使意大利首都显得黯淡无光，想到这点，希特勒才感到些许安慰。

他还去了规模较小的佛罗伦萨，在装饰一新的街道上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这让他感觉好多了。他被骗的还不止这一点：有传言说，该市议员们将罗马拨来筹备欢迎仪式的大部分资金用在改善排污系统上了。37希特勒在乌菲兹美术馆里转了四个小时，这让意大利东道主精疲力竭。墨索里尼慢吞吞地跟在后面，恼怒地低声说：“这些画啊……”他们的导览员是德意志艺术研究所的反纳粹所长弗里德里希·克里格斯鲍姆博士，他尽力让元首不停地往前走，生怕墨索里尼会将哪幅希特勒特别喜欢的画送给他，比如克拉纳赫的名作《亚当》或《夏娃》。38此次出行使希特勒充分意识到，德国现有的公共收藏根本不足以配备柏林和林茨正在规划的大批新博物馆。

他马上想到了没收来的奥地利藏品。除此之外，德国本土的大批艺术品也可以开始利用了。德奥合并后的几个月里，可能由于在奥斯特马克的各种事件的影响，德国犹太人承受的压力大大增加了。1938年4月26日，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他们进行资产登记，但此时还不包括个人财产。这年夏秋，街上的逮捕活动和反犹暴力活动持续增加，最终发展成一件精心策划的丑恶事件，即发生在11月9日至10日夜间的“水晶之夜事件”。至此，犹太人的个人财产和他们的生意也成了可以掠夺的对象。

对私人财产的没收是公开组织的。在慕尼黑，瓦格纳区长将州立博物馆的馆长们召集到一起，“以召开一个关于妥善保管犹太人艺术品的会议”。他向这些博物馆管理人员透露，盖世太保将要联合艺术专家、画商或藏品主管落实没收政策了。巴伐利亚国立博物馆的研究馆舍的大厅将被征作仓库，钥匙只由盖世太保掌管。大型物件会留在原处，而钱币和珠宝将由盖世太保接收。出于仁慈，没收政策的受害者可以保留家族肖像画。“没收协议”会在财产所有人在场的情况下用打字机打出，他们可以做些记录，但不会得到协议副本或收据。成百上千份这种文件幸存了下来，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它们读起来叫人心伤：

1938年11月25日。协议：记录于皮洛蒂大街11/1号，犹太人阿尔伯特·艾森格鲁恩的住处，此人现处于保护性监禁下。管家玛丽亚·赫特莱恩（1885年10月21日生于巴伐利亚州肯普滕市的威尔波特里德）在场。皇宫博物馆馆长克莱斯尔博士、刑事调查员胡伯和普莱勒主持。39

他们从这里拿走了5幅19世纪的德国油画，送到他们的仓库，在那里的另一位博物馆管理人员签了一份收据。同一天，在“犹太人摩西·布拉姆的住处，在其妻子芙雷达·布拉姆在场”的情况下，他们登记了15幅油画，第二天早上由当地一家搬运公司运走。有些人比较幸运，比如，1月18日从恩斯特·达姆斯达特博士处拿走的3件珐琅盘子因“没有文化价值”又被退了回来。未来若干年里陆续出台的事后法律会将上述过程“合法化”，还会将相关物品的身份由“受保护的”转成“被没收的”。为加速仍不愿离开之人的移民进程，声名狼藉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克以艾希曼在奥地利的成功先例为范本设立了一个机构。犹太人想方设法地隐蔽、出售财产，或将其运到国外，但到这时，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切都太晩了。

可用于新博物馆的东西还有很多。在奥地利发了横财仅仅一年后，纳粹的掠夺清单上就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地区的东西。在该国，没收对象并不限于非雅利安人。捷克人不是德国人的同胞，而与斯拉夫人亲近。这些不够日耳曼的公私藏品，应该拿来造福“优等民族”。最后惨遭洗劫的有布拉格大学图书馆，捷克国家博物馆，“腐朽的”哈布斯堡大公弗朗茨·斐迪南、科洛雷多伯爵和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宫殿，以及洛布科维茨的盔甲、钱币和油画（包括小勃鲁盖尔的名画《大丰收》）收藏，而且波希米亚王室御宝也加入到了神圣罗马帝国御宝的流亡之路。为使这一没收行为合法化，纳粹党让捷克总统哈查在一场精心导演的仪式上移交御宝。不过，一幅官方照片还是泄露了真相：这位瘦小、虚弱的总统可怜兮兮地站在光彩夺目的御宝前，而两边则是给他的国家新任命的“帝国保护官”和其他纳粹官员，这些人个个身着华丽的制服、显得高大威猛。

　

1939年夏初，元首意识到整库整库激增的没收艺术品以及觊觎它们的贪婪画商和官员必须有序地进行处理了。1939年6月26日，元首在上萨尔茨堡授权刚刚重新掌控德累斯顿博物馆的汉斯·波塞“为林茨新建一座艺术博物馆”。40从此时起，希特勒的私人藏品和选给林茨的藏品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差别了。

作为一名专业的艺术史家和干劲十足的采买人，波塞是这一工作的绝佳人选。带着对政治的冷漠和对德国之伟大的坚定信念，他全身心投入到分选艺术品的繁重工作中。波塞背后有一支庞大的工作队伍，又有接触政府最高层的权限和实际上毫无限制的经费。1939年林茨获得的第一笔拨款就有1,000万帝国马克；到1944年12月，拨款总数达到了7,000万。41

从始至终，林茨博物馆都处于希特勒的直接控制之下。在波塞于1942年去世前，波塞几乎天天和马丁·鲍曼通信，事无巨细地通报情况。这些信件中，相当一部分上面有鲍曼的亲笔标记“呈元首阅”。1939年7月24日，鲍曼通知帝国特派员约瑟夫·贝克尔和其他当权者，在新占领地区没收的所有藏品都必须原封不动地予以封存，以便元首本人或者他的藏品主管选择想留给林茨的东西。42其后不久，为避免出现疏漏，他又写信补充说，除“被没收的”艺术品外，“受保护的”艺术品也包括在此项命令之中。因这道命令产生的大量藏品，此后便被称作“元首专存品”。

这一安排要得到充分理解，还得过一段时间。直到1939年11月，戈林的秘书还被迫多次写信给维也纳的收缴品管理者，澄清说她的上司“基于元首的命令……将不得不停止采购被没收的艺术品”。43鲍曼也赶紧给慕尼黑一位官员去信，请他物色“几个大面积的储存场所，以便存放要给林茨博物馆的艺术珍宝，因为马上会有一大批油画——四五百幅——从维也纳运来”。希特勒自己也在考虑是否可以找个合适的宫殿，把那些画作摆得“更像个画廊”，而不必像在元首府中那样挤作一团。

到1939年，已经聚敛起来的艺术品种类相当庞杂，几名分属主管不得不分别指派给盔甲、钱币和书籍。林茨博物馆的规划迅猛膨胀起来，从一个19世纪日耳曼艺术的博物馆，扩展到各专题门类都有独立馆区的综合性博物馆。到10月底，波塞已赢了多次官场斗争。在其同行、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馆长弗里茨·德沙克的大力帮助下，波塞成功从元首处取得授权，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艺术收藏与他们的其他财产分离开来，并归入“元首专存品”中。他还检视了维也纳所有的绘画，从中选出182幅送往林茨，43幅给奥地利其他地方博物馆。他另将44幅画分配给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不过这一提议后来被希特勒否决了，维也纳是希特勒一直深恶痛绝的城市，他认为那里“已经有足够艺术品了，而且将没收的艺术品用在林茨或者以其为基础形成新的收藏，才是正确的”。44

波塞现在也得处理收缴自徳国本土的艺术品了。在巴伐利亚，盖世太保没收的作品已经按照艺术形式和品质进行过分选了。最好的画作在慕尼黑艺术家协会展出，展出场地原是博恩海默的知名犹太公司的场地，该公司的许多藏品也在这次展览中。希特勒和波塞都来这个展览看过，并给林茨博物馆挑选了作品。之后，展览便向德国各博物馆的代表开放了，他们可以把选中的作品以“国家借展”的名义带走。最后剩下的则可供画商挑选或在拍卖会上卖掉。这次首展之后，各博物馆需要出钱购买收缴品中它们想要的东西，用的是它们的常规展品征集基金、文化部的专项拨款或是卖掉较次馆藏物品所得现金。这些收益暂时都流入了盖世太保的一个特设账户中。45

在国内控制这么多没收艺术品并非易事。党卫军、盖世太保、财政部、帝国文化协会、当地纳粹组织、博物馆及其他机构都满心欢喜地把东西运走，或者给它们谋划新的用途并声明对它们的所有权。用这些东西做点小买卖的诱惑让人难以抗拒。1940年5月，一想到有什么东西会从手上溜走就痛恨不已的波塞焦急地写信给鲍曼，说在帝国的许多省份，官员们正在随意处置收缴物品。他抱怨说，“移居国外的”弗里茨·蒂森博士（他是希特勒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后来忽然醒悟，逃到了国外）的宝贵收藏就要被莱茵区的博物馆们瓜分掉了，而且，据说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藏品已经被卖给了一个私人收藏者。波塞恳求鲍曼请希特勒为他保留对德国本土收缴品的专有权，就像在占领区那样。46但这到很晩才得以实施，因为1940年春帝国总理府正忙得不可开交。

　

与此同时，精力旺盛的波塞已经详查了所有“元首专存品”并选出了他合意的作品。选给林茨的当然是最好的东西。到1940年7月，他已从递交给他的成百上千幅画作中选出了324幅，另有150余幅挑出备用。其中包括希特勒原先得自市场的大部分画作。选出的作品虽也不乏佳作，但还达不到大型博物馆所要求的级别，而且过于偏重希特勒喜爱的风俗画。为弥补这一缺陷，波塞开始从德奥两国的画商和收藏家手里买入藏品。他抢购了莱比锡已故萨克森亲王约翰·乔治的绘画收藏，以“1万帝国马克的超低价格”买到了一幅瓦尔德米勒给年轻的埃斯特哈奇王子画的肖像画，又买到了另外37幅分别由鲁本斯、哈尔斯、洛伦佐·洛托和瓜尔迪创作的作品。47但他还想要更多、更多。

波塞巧妙地设计了一份报告，以期激发希特勒在收藏方面不甘示弱的本性并引导他突破自己有限的品位。在该报告中，波塞阐述了自己对林茨博物馆的规划。尽管有大笔基金供他使用，波塞还是悲伤地发现，要想集齐一个从史前到现代的全面收藏是不可能的。早期德国时期作品将不得不压缩成一个“小而精”的收藏，这一态度反映出他不愿与专注于这类收藏的希姆莱发生纠纷。相反，罗马风格和哥特风格的作品应该予以大幅度扩大，所需作品可以“从奥斯特马克的修道院藏品中”获得，这些修道院也可以为德国文艺复兴收藏提供展品。出于以上考虑，“日后从这些修道院转移艺术品要予以特别注意”。在其他表现形式的作品中，波塞想起了阿尔特多费尔创作的、现藏圣弗洛里安修道院的祭坛画。他在报告中写道，他们基本没有希望得到丢勒、霍尔拜因或格吕内瓦尔德的作品，但克拉纳赫的作品已经足够了。17世纪荷兰画派的作品也很充足，不过，他们还需要鲁本斯、伦勃朗和弗美尔的代表作，以及16、17世纪的意大利画作，“以使收藏丰满起来”。有一点值得高兴：他们可以用手上现有的绘画、家具和壁毯组织一个很不错的法国主题收藏。这些东西几乎全部来自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收藏。为了奉承希特勒，波塞马上在结尾处保证，这座博物馆的核心收藏当然是“在慕尼黑已经聚集起来的宝贵收藏”，也就是希特勒最喜欢的19世纪日耳曼风格画作。48

波塞很清楚他想要哪些画以及这些画在什么地方。他和他的上司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们弄到手。林茨收藏的缺口中最先填补上的是弗美尔作品。关于弗美尔画作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年，波塞差点就把它输给了戈林。这幅画描绘了一位在工作室中的艺术家，它属于欧根·采明和亚罗米尔·采明两兄弟，已经在维也纳一家采明家族所有的画廊里公开展出了好多年。杜维恩、安德鲁·梅隆等大买主之前出的价据说有50万到600万，不过因为奥地利法院不允许该画出境，交易被迫终止了。既然现在德奥合并已使两国为一，那么不得出境这一限制就不再是个难题了，至少对帝国的统治者来说是这样的。

1939年12月，拥有该画多数所有权（60%）的亚罗米尔·采明伯爵接受了180万帝国马克的新价格，出价人就是那个慷慨支持戈林艺术基金的德国烟草大亨菲利普·雷姆茨马。这个本该是私人性质的购买意向，却伴有一封发自戈林的授权交易的电报。奥地利古迹局局长帕拉特纳博士对此很是不满，他立即请求希特勒阻止这一涉及深受奥地利人民和游客喜爱的作品的私人交易，他认为在德奥合并以后这一作品已被重新确定为国宝了。帕拉特纳在信中说（他后来一定后悔这样说了），弗美尔这幅画只应该卖给“国立博物馆”，他想的明显是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接下来他就说错话了，他说“在刚刚把神圣罗马帝国的御宝搬到纽伦堡之后”，维也纳的文化生活不该再遭进一步破坏了。

帕拉特纳也向戈林的幕僚长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者反驳道，雷姆茨马“已经为帝国贡献了那么多，如果有机会，他也一定会把这幅画捐给某家博物馆”。在任何行动还没采取之前，帕拉特纳就遭到了贝克尔区长的严厉训斥，他说他不会允许自己手下的任何人干涉戈林元帅的事务。然后他命令帕拉特纳放手并把该画送到汉堡的雷姆茨马处。同时，希特勒的幕僚咨询了德国文化部，该部支持帕拉特纳，并且指出“贝德克尔”②中提到了弗美尔那幅画，而且没有该画的话，采明画廊将变得毫无价值。于是他们电告贝克尔：元首希望这幅画留在采明画廊，而且未经元首本人同意，不得随意处置它。为了挽回点面子，戈林也给贝克尔发去电报，说他事先并不知道该画要出售，他的幕僚长“在我尚未审阅的情况下，错误地发出了那封电报”。戈林还在电报中向区长的忠诚致谢。再过几周便是戈林的生日，那幅弗美尔本可以成为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

一个月后，由于此次成功的激励，帕拉特纳给总理府写了封辞藻华美的信，提出将这幅画买给艺术史博物馆，因为该馆尽管规模很大，却没有弗美尔的作品。他认为如果能减免一些税款，或者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支付，采明兄弟可能会降低价格。钱的方面，可以卖掉从捷克犹太人奥斯卡·邦迪处没收的藏品（价值100万帝国马克）来筹集款项。帕拉特纳觉得亚罗米尔·采明伯爵会对这次“政府”采购感到满意的。唯一的问题是帕拉特纳搞错了博物馆。希特勒想把这幅画给林茨，而不是维也纳，尽管他没有这么说。

总理府让帕拉特纳去问一个确切的价格，最后他把价格定为175万帝国马克。1940年4月下旬，他向元首请求一笔75万帝国马克的补助，以便完成这次交易，并“把该画列入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藏品目录”。但到7月，他非但没有拿到柏林方面的资金，邦迪收藏品也被列入了“元首专存品”——而不像他预想的那样被出售。希特勒不得不支付购画所需的全部资金，但他觉得这个价格有些高了，于是命人调查采明兄弟的未缴纳税款，想看看是否可以迫使他们拍卖弗美尔作品，但他什么也没查出来。还有一个麻烦，那就是欧根·采明并不想出售该画，而一位特使用了三天时间使欧根相信抵抗是没有用的。直到9月，希特勒才得以授权波塞买入此画。购画合同在10月4日签订，其中对林茨博物馆只字未提。直到10月7日，总理府助理汉斯·拉默还写道：“这幅作品是否会分配给维也纳，仍是个开放的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太开放。10月12日，这幅画被德沃夏克秘密带到了慕尼黑的元首府，在这里，藏品登记员汉斯·雷格尔立即给它编了林茨1096号的藏品编号。购画的财务细节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才得以解决。资金到账后，亚罗米尔·采明伯爵用他那带有印章和荣誉花冠的精致蓝色信纸写了封言过其实的感谢信。对他来说，这幅弗美尔的命运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他的致谢因这样的话得以增强：“我的元首，希望这幅画可以永远为您带来欢乐。”49

波塞很快就可以在全欧范围内购买弗美尔级别的作品了。他所拥有的权力是所有在采购方面受限的博物馆馆长们梦寐以求的，这种限制一般包括资金不足、持有人不愿出售、说服博物馆董事会或文化部相信购买的必要性三方面。波塞则完全不用操心这些问题：他有用不完的资金，某位脾气不好的人的压力可以迫使不愿出售者就范。

对于一座博物馆来说，一年之中购入两三幅以上重要作品的机会微乎其微，除非是一次性购进整个收藏。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艺术馆在1941年——林茨项目也在这一年启动——开馆，最初只有497幅画，50年后，这座急剧扩张的艺术馆藏画约3,000幅。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博物馆有5,000幅作品。波塞在第一年就收集了475幅画，这确实让人惊叹不已；到1945年，绘画总数将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8,000幅，这还不包括其他纳粹机构搜集的作品，而波塞和他的继任者可以随时将其调到林茨博物馆。

　

欧洲博物馆的负责人虽有决心维持博物馆的正常运转，但他们很清楚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而且不能无视在被德兼并各国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说服本国政府相信预防措施的必要性时，他们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他们最担心的是远程炮弹的连续轰炸和空投炸弹的威胁，这两者是“一战”中的损失的主要起因。早在1929年，荷兰教育部长就要求研究保护国有收藏的方案，1933年，一个英国委员会已经开始讨论空袭预案了。当时还没有形成普遍的紧迫意识。但1936年秋季马德里的事件一下子让所有馆长的思想集中在了一起。

西班牙内战将沦为交战双方及各自支持者试验新型武器的场地。战争之初，普拉多博物馆的藏品已经全部取下并转移到低层的内部展厅了，工作人员将委拉斯开兹的《枪林》等大尺寸绘画卷起来并仔细包裹好。虽然普拉多博物馆没有地下储藏室，所有藏品放在没有灯光的底层区域看来也很安全。

10月21日，有消息说距马德里仅30英里（约48千米）的埃斯科里亚修道院遭到了攻击，博物馆管理人员马上赶去疏散其图书馆和展厅。当飞机轰炸当地医院、猛烈扫射道路之时，打包员、藏品主管甚至埃斯科里亚市长本人都疯狂地工作着，他们将格列柯的巨幅油画《圣莫里斯》卷到一个木筒上面，将范德韦登的《基督下十字架》以及其他数十幅杰作打包装上一辆卡车，卡车将把这些作品运往马德里，而那里的西班牙银行已经为它们腾出地方了。精疲力竭的抢救队员们却为银行那道只有6英尺（约1.8米）宽的狭窄保险库入口深感挫败，他们又继续赶往普拉多博物馆。

两个星期后，炸弹开始落在普拉多博物馆的屋顶和花园里了。周围的建筑都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包括藏有阿尔巴公爵部分收藏的莉莉亚宫。普拉多博物馆没有着火，但它的窗户全破了，上层展厅里到处是碎玻璃和残渣。随着轰炸继续，藏品主管们对新型燃烧弹的破坏力和飞机的射程之大惊恐不已，他们决定将馆内最重要的绘画送到原政府业已逃往的巴伦西亚去。打包箱所用的木材是用装甲火车从前线附近一处木料场运来的。几天后的一个黎明，委拉斯开兹的《宫娥》、戈雅的“黑色”绘画③、《战祸》以及三百余幅其他重要作品，乘一辆顶上堆着“许多巨大木头城堡”的卡车，穿过堂·吉诃德的古老地域向巴伦西亚出发了。护航的摩托车队已经知道他们保卫的是一批艺术奇迹。每过一小时，沿途的市长及市民都会向在马德里的心急如焚的博物馆人员电话汇报车队安全抵达，这些博物馆人员整晩和第二天都时刻关注着车队的行程。一年后，这批藏品不得不再次动身，前往巴塞罗那附近的彼纳尔达城堡。50

　

法国人受了西班牙行动的刺激，又想到“一战”后期卢浮宫慌忙向图卢兹疏散文物时的狼狈场景——当时德国入侵巴黎之势已经迫在眉睫，于是他们马上规划起来。到1937年，准备工作已按计划一丝不苟地进行着了。他们列出了巴黎和各省博物馆所藏重要作品的清单，调查了各省适合作为储存点的城堡、大修道院以及教堂，还仔细规划了疏散路线。艺术品首先会送到一个临时存放点，再从那里分散到各个指定的避难所。这些避难所的选择要同时考虑两点：一要远离推测的前线，法国军方认为前线会在马奇诺防线附近；二要尽量靠近英国，如此，一旦彻底战败，藏品可以迅速撤离到英国去。51

1938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不断加深，古代纪念建筑服务处开始大量囤积沙袋和木料。工作人员为巴黎最宝贵的绘画定做了2,000个特殊木箱，根据其中绘画的重要性，在箱子外面画上不同颜色的圆点；他们安排包装公司准备卡车，还编辑出一份熟练工人的名单。法国北部大教堂窗上的大幅彩色玻璃受到了特别关注。工作人员把它们周围坚硬的水泥缘饰都换成了柔软的油灰状材料，以便万一之时将玻璃迅速拆下、装入专为每块玻璃定制的特殊箱子中。52

英国各博物馆的馆长们也在1938年开始准备了。他们也计划将藏品转移到英国西北部的储存点（主要在威尔士），与法国人不同的是，英国人准备尽量依靠他们的铁路系统。这就限制了储存点的选择，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馆长肯尼斯·克拉克写道：

困难很大。用作储存点的房子必须靠近城镇和火车站，但是又要尽量远离任何可能招致空袭的目标。它必须坚固、干燥，而且必须得有足够大的门或窗，以便美术馆里最大的画——凡戴克的《查理一世骑马像》（367厘米×292厘米）——通过。53

能满足以上要求的地方不多，其中一个是班戈附近的彭林城堡，它是留给大型绘画的。在伦敦城内，地铁系统没有使用的部分也留作储藏空间了。军事筹划者确信伦敦会很快遭到进攻，建议对运宝火车进行武装护航。国家美术馆对尺寸稍大的画框都进行了特殊切割，以便迅速抽出绘画本身，并将其送到地下室的包装箱中。在多次演练之后，一个大型展厅可在七分钟内清空。对于那些实在不能移动的作品，比如收藏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由拉斐尔创作的大而易碎的大型草图，工作人员直接在博物馆里建造了巧妙而奇特的保护结构。54

慕尼黑危机给了所有人一次演练机会。在伦敦的泰特美术馆，重要画作都被取了下来，换成了类似的但不那么重要的作品。国家美术馆一部分接一部分地关闭了，绘画也挪走了。在此次危机结束前，已经有数车藏品运到了威尔士。卢浮宫的藏画也都封进了箱子里，《蒙娜丽莎》被紧急送到了尚博尔。在荷兰（它仍在指望自己的中立国身份），大约十年前要求的保护方案终于出台了，但它提出的在莫里茨住宅皇家美术馆和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地下修建避难所的建议被拒绝了，因为这些工程花销太大。政府只建议管理人员把藏品放到“每座建筑里最安全的地方”。

1939年并未在令人振奋的气氛中开局。流落在外的普拉多绘画的困境，再次提醒博物馆界即将到来的会是怎样的情形。在西班牙战场逐渐向巴塞罗那附近靠拢的过程中，普拉多藏品一次又一次向越来越偏远的地方转移，直到被困在交战双方之间的采石场里，这些采石场位于菲格拉斯村附近，离法国边境只有几英里远。绝望的护宝者想方设法地向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管理部门发出求救吁请，他们通过身在伦敦的阿尔巴公爵传信给佛朗哥将军，请他暂停轰炸菲格拉斯附近地区，以便这批藏画安全转移。佛朗哥同意了。通过非同寻常的国际努力，一个抢救西班牙艺术珍宝的委员会与国际联盟及法、英文化机构通力合作，组织起一个卡车队，将普拉多藏品运到了法国，这次活动使用的是在略多于24小时的时间内从欧美收藏家那里征集的私人资金。到法国后，这批宝贵的箱子被装上一列22节的火车，运到了日内瓦。这些作品在日内瓦被组织展出，那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展览，因为所展作品通常情况下根本不会远游，更不可能全体出动。所展绘画共174幅，包括委拉斯开兹的所有重要作品、勃鲁盖尔的《死神的胜利》、26幅格列柯作品、38幅戈雅作品以及丢勒的《自画像》。

从肯尼斯·克拉克、伯纳德·贝伦森到马蒂斯、毕加索，任何人只要有可能，都不远万里前来参观。558月下旬，最后一批观展者中的巴黎画商勒内·然佩尔在日记中写道：

战火马上就要烧到我们身上了，但我们仍然花了48小时在这里观看“普拉多展”……死神就在我们头上盘旋，如果他一定要带我们走，那么最后看一眼委拉斯开兹、格列柯、戈雅、罗格·范德韦登的作品，也不失为精彩的人生结局。56

一年之后，抵抗斗士然佩尔死于一座集中营里。

1939年夏，即欧洲不可避免地滑向战争之时，各大博物馆的准备步伐加快了。所有人都担心关闭博物馆会对公众士气造成可怕打击，但随着8月22日苏德两国宣布即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忍耐的极限还是被触及了。23日，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关闭了。英王乔治来到泰特美术馆视察包装工作，到24日中午，泰特美术馆一个接一个地清空了所有展厅。王室专列与载着数百万伦敦人驶向安全地区的列车一道行驶，驶离伦敦，前者满载包装好的首都珍宝，它以每小时10英里（约16千米）的速度缓慢行驶，以将振动减到最小。荷兰各博物馆听说欧洲同行的行动后，也立即效法起来。巴黎各博物馆获准于周五（8月25日）下午闭馆。像个巨大的万花筒一样，欧洲的珍宝很快就要转入一种奇怪的新模式中了。

早先的认真准备现在看来再合适不过了。英国的大部分藏品甚至在9月3日正式宣战前就到达指定避难所了。到5日，几乎所有重要藏品都被成功转移了。在荷兰，国立博物馆馆长在尽责地将一些藏品放入博物馆的储存区之后，又将《夜巡》以及其他最重要的绘画送到了阿姆斯特丹北部梅登布利克的一座城堡里。莫里茨皇家住宅美术馆利用了一所当地银行的保险库。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则采取了一个极不寻常的保护方案：它将藏品存放在了聚于阿尔克马尔市附近的一条运河上的许多驳船上。9月13日，在战争爆发差不多两周后，教育部拨出200万荷兰盾以建造避难所。比利时人虽然放松得多，也将藏品放入了地下室和保险库中，但是他们决定继续开放布鲁日的梅姆林作品展，因为它只剩几周就结束了。57

与此同时，法国人启动了他们精心筹划的疏散方案。8月27日，拆卸彩色玻璃的命令发出了，不到十天时间，1.8万多平方米的彩色玻璃全都安置好了，这些玻璃来自巴黎的圣礼拜堂以及布尔日、亚眠、梅茨、沙特尔的大教堂。正在度神圣的八月假期的各博物馆藏品主管们和技术人员都被电报召了回来。在几小时内，卢浮宫的大展厅就变成了一个大型木材场。在箱子和刨花之间，秘书们忙着打出各箱物品的清单（一式四份），箱子上只标编号以掩饰里面的真实物品，而被分派到各个部分的管理人员则协调包装秩序。一位藏品主管惊讶地发现，从市政厅百货公司和萨玛丽丹百货公司招募来的两名包装人员身穿淡紫色紧身衣、头戴有条纹的帽子、外罩流畅的束腰袍，好像刚从她们要打包的14、15世纪意大利绘画中走出来一样。58正式开战的最后通牒往来再三，卢浮宫的打包工作也加速进行起来。9月1日至2日的夜里，许多精疲力竭、满面尘灰的打包工人只能在馆里睡几个小时。

9月3日下午，正式宣战的消息传来时，卢浮宫的许多工作人员正站在台阶顶上、围在《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周围。他们接到通知，所有最重要的作品必须于当晩全部运出。而《胜利女神》现在不得不被搬下长长的阶梯，从而转移到安全之处：

时任希腊罗马古物部主管的米雄先生……下令开始搬运。人们把雕像摇摇晃晃地挪上一条倾斜的木质坡道。两组人分列左右，在后面用绳子拉着，控制雕像向下移动，就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一样。我们都提心吊胆，当《胜利女神》缓缓向前滚动时，整个大厅都是静默的，只剩下她的石质双翼在微微颤动。米雄先生走下台阶，小声说着：“我再也看不到她回来了。”59

为转移尺寸过大的绘画，工作人员从法兰西国家大剧院开来了布景车。许多大幅绘画都卷了起来，但热里科的巨幅油画《美杜莎之筏》太过脆弱，不能像其他作品一样卷起来。布景车出发时是下午6点，正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规划路线时，工作人员测量了巴黎到尚博尔之间所有桥洞的高度，却不知何故忽略了凡尔赛镇有轨电车的电线，因而《美杜莎之筏》陷在噼啪作响的电线之间，无法脱身。马格德莱娜·乌尔连夜前往凡尔赛宫去叫同行帮忙，她在回忆录中生动描述了自己在大门前摸索门铃的可怕经历。后来，他们只好将《美杜莎之筏》及其他几幅绘画暂时留在橘园美术馆，直到首席藏品主管勒内·于热几周后将其取走。这一次，于热请了一队邮局员工沿途陪护，他们拿着长长的绝缘竿，一路挑开任何可能有危险的电线。

满载宝物的车队在黑夜中缓缓驶向尚博尔。将这些车辆聚在一起并非易事。大多数司机要么从未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开过车，要么从未有过夜间驾车的经历，而且灯火管制还禁止打开汽车前照灯。路上挤满了从城里逃出来的人，他们正在寻找卢瓦尔河的传统保护以外的避难之处。军车、巡演的马戏团和其他人混在一起。一位藏品主管看着一辆路过的货车，发现它的门上有法兰西银行的标识，看来绘画并非离开巴黎的唯一财宝。快到尚博尔的时候，车队行进速度因大雾进一步降低了。在一次车辆检查中，人们发现少了装载所有华托作品的卡车。原来那位司机在大雾中误跟了一辆自行车的尾灯，在距离河岸只有几英尺（1英尺约合30厘米）的地方，他紧急刹住了车。破晓时分，车队终于抵达了平静的城堡。60

杰作之后是次一级藏品的转移，各地的藏品迁出工作一直持续到10月份。到11月1日，几乎所有藏品都到了合适的地方，消防设施也已到位，地面铺上了沙子，湿度计开始工作，守护人员及其家人也在新的乡村生活中安定下来。泰特美术馆馆长约翰·罗森坦由于本职工作过于重要而不能参军，他现在几乎无事可做，于是他前往美国，以推动英国的事业。肯尼斯·克拉克则到新成立的情报部志愿服役去了。法国大部分男性藏品主管都被征召入伍。所有人都为艺术品的安全而高兴。但他们哪里知道，那疯狂的打包、疏散工作仅仅只是个彩排而已。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