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有关企业创新的研究综述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发生巨大改变，人民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研发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有重要作用，提高创新能力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因此可以说，创新决定了企业的命运。在企业创新方面，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

首先，在企业创新机制方面，学者们已提出了很多看法。约瑟夫·熊彼特最早把创新理念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中，并在1912年提出：创新就是把相关的生产要素和相关的生产条件用一种新的方法或新的投入产出函数导进生产过程中。以上是其对创新的理解。进入21世纪，人们对创新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克服一般模型评价体系的局限性，张国良和陈宏民（2007）提出并构建了有多个因素构成的四维概念和度量模型，认为从企业的创新数量、效果、速率和效率四个角度来综合评价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最合理的。通过对121家高科技企业的数据分析，Fontana和Nesta（2009）发现提高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有利于企业抵御外在风险并且降低企业被淘汰的风险，增加企业生存的可能性（张国良和陈宏民，2007）。戴霄晔等（2007）研究了创新对科技行业发展的影响和企业或组织对政府制度的反应。发现企业在创新研发中存在一个最优创新投入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企业会调整创新研发政策。在实证研究中，Wang等（2013）通过制定研发工作决策矩阵，估计了创新投入的输出水平和相对效率，结果表明长期研发投入有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

有关学者在创新对企业博弈的影响方面也进行了研究。例如，张廷海和韩玮（2014）在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集群企业间的协同创新的研究中，发现协同创新有利于实现集群租金的动态均衡，促进集群企业之间资源的整合和共享。考虑创新外溢作用，Hasnas等（2014）通过对双寡头博弈模型的分析，发现更高开放创新水平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够获得比其他企业更多的利润。在三种不同的创新模式下，马家喜等（2010）将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两个因素引入企业创新活动中，分析了不确定系数对企业投资和破产边界的影响，比较了三种模式下的均衡产出、公司收益、行业效益和社会福祉四个方面存在的不同。陈折和王强（2012）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了产品功能创新对企业市场占有率和企业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式产品功能创新能够帮助企业避开剧烈的市场竞争，提高企业市场收益。考虑技术投入因素，通过数值模拟，吴可菲和马军海（2013）研究了动态博弈模型的演化特征，分析了技术创新调整系数对动态演化特征的影响，发现适当的创新投入有利于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晋盛武等（2016）在对存在渠道和产品差异的供应链技术创新协同策略的研究中，发现产品差异性越小，供应链渠道间的替代系数越大，对实施技术创新协同策略最有利。基于博弈理论，朱宾欣等（2018）在研究专利保护对再制造商技术创新策略的影响中，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分别与再制造节约成本和消费者对再制造品的估值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以上是部分学者对创新的看法，并且通过实证和建模的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技术创新因素对企业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创新投入对渠道协调的影响（Choab, 2005）。在混合渠道下，田巍等（2014）研究了在信息对称和不对称两种情况下，创新成本系数和信息的不确定性程度对决策变量和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信息分享时，制造商能够从中受益。张红等（2018）在假设零售商为损失厌恶决策者、制造商为风险中性决策者的基础上，研究了在准许信用违约和不准许信用违约两种情况下技术创新协调问题。此外，学者们还在创新因素对生产成本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利用分岔理论，Li和Ma（2013）分析了竞争和合作两种情况下异质理性的寡头企业研发投入的竞争模型，并对研发投入导致的混沌系统进行了控制。在一个有零售商主导的二级供应链中，蔡洪文和张旭辉（2017）基于创新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的情况下，通过对比两种期权契约机制，发现创新成本共担能够实现供应链的协调。在假设创新投入可以降低单位可变成本的基础上，李柏勋和谢洁燕（2017）基于两条供应链间的竞争强度、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创新成本系数等因素，分析了以上三种因素对决策者契约选择策略的影响。基于技术使用上有差别的两个供应链，李晓静等（2017）研究了供应链间竞争环境下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选择的影响。

以上文献主要研究了技术创新因素对企业绩效、渠道协调和生产成本三个方面的影响。合理控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对企业的利润增长和长远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创新有助于渠道的协调和降低企业的成本。但是以上文献很少从创新投入对市场需求量的影响角度探讨创新投入因素对企业间价格博弈及供应链系统的稳定性影响。同时，基于服务投入对价格博弈的影响，研究企业间价格博弈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2　有关渠道服务的研究综述

过去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总会在价格方面货比三家，寻求价格低、质量好的商品。但是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对价格的重视程度已不如以前，而对消费过程中服务体验的追求越来越苛刻，如产品免费体验、快速送货及高质量的售后跟踪等服务。服务已经成为影响消费者购物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近年来，基于渠道服务因素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问题成为业界和学术界潮流（Rohm和Swaminathan, 2004；Kaya, 2006）。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渠道服务因素对企业的影响。Yan和Pei（2009）、Mukhopadhyay等（2008）、Ding和Huo（2014）、Giri和Maiti（2014）对其进行了广泛调查。Dumrongsiria等（2008）研究认为消费者选择何种渠道进行购物，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价格和服务。服务水平不仅影响消费者的选择，而且影响渠道的最优定价，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肖剑等（2009）发现在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边际服务成本对渠道价格和需求有重要影响。Dan等（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中零售商的服务投入不仅对自身产生影响，而且对制造商产生极大影响。基于市场中存在异质消费者和双寡头零售商的情况，王春苹（2015）针对性地分析了基础信息产品和增值服务的销售策略选择及最优定价问题。针对双渠道供应链，许明星和王健（2014）分析了渠道服务水平、边际服务成本和顾客渠道偏好对渠道定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水平低于某个阈值时直销渠道价格提升；高于某个阈值时，两种渠道的价格都有提升。基于市场上存在的合约手机这一营销形式。张旭梅等（2018）结合网络外部性、服务水平和手机价格调整比例三个因素，在电信供应链中，建立了决策者在不同博弈情境下的价格决策模型，探讨了三种因素对电信运营商利润的影响。在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Zhang和Wang（2017）构建了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动态定价策略模型及动态系统的牛鞭效应模型，重点分析了服务水平对系统复杂性和牛鞭效应的影响。考虑延长保修的服务成本，郑晨等（2018）在假设产品发生故障概率是随机的基础上，研究了零售商之间的竞争程度、延长保修时间和顾客对服务的敏感系数三个因素对两种决策模型的影响。考虑到服务因子，Ma和Guo（2015）研究了二元博弈模型的复动力学问题，引入递归最小二乘（RLS）估计代替朴素估计。Ali等（2018）考察了潜在市场需求中断对竞争性零售商价格和服务水平的影响，发现需求中断对服务水平的价格和投资决策有显著影响。Li和li（2016）发现，零售商提供增值服务时，整个供应链难以与固定的批发价格相协调，并对公平性产生影响。Zhou等（2018）基于双渠道供应链，分析零售商通过分享零售商的销售成本，为客户提供一定的售前服务，制造商免费乘坐零售商的售前服务，并研究了免费乘坐对成员定价和服务策略的影响。Zhou和Zhao（2018）针对零售商提供增值服务的情况，分别分析了制造商如何利用批发价格和进场补贴，以不对称信息实施其信号策略。Chen等（2016）在不同的力量结构下研究了具有在线到离线（O2O）混合渠道的零售服务供应链。Kong等（2017）分别研究了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下的CLSC定价和服务水平，分析了系统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本书研究了服务对渠道定价策略的影响，没有研究最优定价下的渠道服务决策。Ren等（2014）发现允许客户退货会增加制造商和网络零售商的成本，并且会影响产品的销售价格。Pei和Yan（2015）把零售服务支持看作协调双渠道分销和管理渠道成员关系的有效方式。Li等（2016）设计了双渠道供应链，发现渠道竞争日趋明显。此外，还考虑了零售商提供的增值服务，分析了零售服务的均衡问题和公平问题。鉴于最优库存分配对零售业利润的影响，Protopappa Sieke等（2016）提出了多个服务水平契约下的最优两阶段库存分配策略。Zhou等（2018）研究了双渠道分别使用差分和非差分定价方案时，免费乘车如何影响两个成员的定价／服务策略及利润。Sadjadi等（2018）介绍了零售商Stackelberg游戏；基于价格、服务和简单价格折扣合同三个因素，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同时竞争，结果表明，服务和价格折扣契约可以提高供应链的绩效。在一个两级供应链中，Chen等（2017）研究了制造商和零售商面对随机需求时，免费售后服务提供商和批发价格合同或寄售合同的合同类型与收入共享的交互作用。Jena和Sarmah（2016）研究了两个再制造公司之间价格和服务的合作竞争，再制造公司在价格和服务上竞争，是通过一个共同的零售商销售其替代产品，并直接向最终客户提供服务。张和王研究了由制造商、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的两种动态定价策略，重点研究了服务价值对决策和对复杂性的影响。Ma等（2017）研究了基于零售服务输入的双渠道博弈模型的最优决策，分析了服务输入调整速度对系统复杂度和市场绩效的影响。此外，Ghosh（2018）讨论了一个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的最优定价策略，该供应链具有价格和服务的敏感性。

以上文献分析了在不同的情境下渠道服务水平对渠道定价的影响，同时探究了服务因素对供应链利润的影响。除此之外，在服务契约方面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研究。针对服务成本分摊，杨浩雄（2017）建立了存在服务合作契约的双渠道供应链博弈模型，比较了在不同情境下，供应链系统的最优价格策略和服务策略。在BOPS模式下，范辰等（2018）研究了向上销售和渠道主导结构的BOPS定价与服务合作问题，研究发现零售商主导下，单位补偿契约可以实现供应链中主体的利润分配；在制造商主导下，批发价格契约可以促进供应链中渠道之间的合作。在最优库存分配对零售业利润有显著影响的情况下，Protopappa Sieke等（2016）提出了多个服务水平契约下的最优两期库存分配策略。在主从博弈下，Sadjadi等（2018）研究了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同时在服务和简单价格折扣契约三个因素下进行博弈，发现服务和价格折扣契约可以提高供应链绩效。针对由实体店和直销渠道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浦徐进等（2018）研究了实体店的服务对供应链渠道协调的影响，发现实体商店通过提供服务产生的不同效应对供应链运作机理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针对垂直双渠道供应链，张学龙等（2018）分析了服务替代系数、价格替代系数和两者同时扰动等三种情境下的供应链利润模型，并基于三种情形提出了相应的最优策略。除此之外，范丹丹等（2017）研究了分散和集中决策下线上线下需求迁移的供应链O2O最优服务问题。掌曙光等（2018）通过构建主从模型和能力决策函数，研究了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合作时供应链的决策问题，发现满足一定条件时，能够实现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Xie等（2108）通过构建收益共享契约和成本共享契约，解决正向渠道冲突问题，引入斯塔克尔伯格博弈模型，研究契约协调机制。

在双渠道供应链中，渠道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基于决策者行为因素对渠道竞争，Li等（2016）研究了具有公平关切行为的零售商提供增值服务时的供应链渠道均衡问题。针对供应链系统分别采用差别定价和非差别定价方案，Zhou等（2018）研究了供应链成员搭便车行为对两个渠道的定价／服务策略及利润的影响。Jena和Sarmah（2016）研究了通过同一零售商为顾客提供服务的两个制造商在价格和服务方面的竞争等问题。在服务溢出方面，基于供应链中渠道权利的差异，李伟等（2017）在考虑服务溢出效应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制造商处于主导地位、零售商处于主导地位和两者处于平等地位三种情况下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服务溢出效应在三种情况下对供应链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考虑到网络渠道对传统渠道的服务溢出效应，利用消费者效用理论，黄鹏飞（2017）探究了不同零售方案下的定价决策和效益，分析了服务溢出效应对零售商利益关系及其他成员效益的影响。李习栋和马士华（2018）探究了在服务溢出或服务不溢出条件下，制造商的风险态度对两种渠道市场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溢出效应在一定范围内将对供应链带来积极效应。Cai等（2009）利用价格折扣合同和定价方案协调双渠道供应链，发现价格折扣合同和一致定价方案可以减少渠道冲突。Tao和Li（2018）建立了O2O渠道模型，分析了服务水平、搭便车系数和奖金策略对定价政策和渠道绩效的影响。Zhao等（2017）研究了考虑互补产品和不同市场权利结构的双渠道供应链定价问题，讨论了重要参数对定价策略的影响。

许多学者对多渠道供应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Hsieh等，2014；Liu等，2010），Breugelmans和Campo（2016）研究了价格促销对类别购买决策的跨渠道影响。研究发现，一个渠道的促销会对另一个渠道的类别购买产生负面影响。Matsui（2018）研究了多渠道供应链中批发和零售价格的最佳时机和水平，其中，制造商通过应用非合作博弈中设计的可观察延迟博弈框架，向竞争转售产品的零售商生产和销售产品。在包含制造商的在线直接渠道、混合零售商的在线和离线渠道的多渠道供应链中，Yu等（2015）分别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分析了制造商和零售商在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时的最优批发价格。结果表明分散控制可以降低供应链的效率。Esmaeilzadeh和Taleizadeh（2016）致力于探索最佳定价决策对于两个互补的两级供应链中的产品所具有的不同的市场力量。Li等（2017）构造了两个竞争品牌多渠道供应链。Dan等（2016）构建了以强大零售商为主导的斯塔克尔伯格博弈模型，研究了供应链成员的定价决策过程，分析了关键渠道因素对市场规模的影响，如渠道市场规模扩张和渠道分散率对市场规模的影响。Ma和Lou（2017）研究了多渠道家电供应链价格竞争的复杂性，发现混沌状态下的系统比稳定状态下的系统更具波动性，制造商的网络渠道有助于缓解牛鞭效应的影响。除了研究价格策略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多渠道供应链中的库存和退货问题（Bai等，2017；Cai等，2015；Du, 2018）。Hubner等（2015）分析了不同的多渠道网络和相关的库存管理方法，以及仓库运营中的各种设计概念，并考虑了同期效应（促销期）和跨期效应（促销期后）。Luo等（2017）基于错误的失败回报和消费者的不同渠道偏好，通过提供电子优惠券来吸引消费者在实体店试用和购买产品，检验了混合零售商的渠道整合策略。

渠道整合管理在市场营销中得到了广泛关注，Chen等（2016）、Gao和Su（2016）、Gallino和Moreno（2014）进行了广泛研究。Jin等（2018）研究了BOPS理论模型，其中采用BOPS的实体零售商使用推荐的服务区域来满足在线和离线客户；BOPS服务区域的大小由单位库存成本与BOPS客户的比率决定。Liu和Zhou（2018）发现企业是否采用BOPS模型取决于BOPS消费者的规模和消费者的服务敏感度。假设一个供应链由一个批发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Moon等（2018）通过开发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展示了通过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破坏供应链的过程。Yan等（2018）将微信渠道引入多渠道供应链系统，发现微信渠道可以使零售商获得更高的利润，并增加了制造商的不确定性。Matsui（2018）研究了一个多渠道供应链模型，其中制造商生产和销售产品给零售商，并针对可观察的延迟博弈，分析了批发和零售价格确定的最佳时机和水平。

以上研究表明服务水平会对消费者渠道的选择、市场主体的价格策略及供应链中的企业协调等方面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学者们还探究了服务契约的制定对企业间价格博弈及利润分配的影响。以上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这些研究大多只是把服务的成本函数作为服务总成本来考虑，很少从服务因素对消费者获得单位产品效用角度来研究服务投入问题。除此之外，多数研究只把服务水平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来研究对消费者渠道选择、渠道最优定价和企业利润分配的影响。但在现实情境中，同时考虑创新和服务因素来研究企业间价格博弈更有实际意义。

1.2.3　有关价格决策的研究综述

在供应链中，企业价格决策问题备受学术界和商界的关注，相关学者已从多个角度和情境下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近几年，不断出现新的因素对价格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相关学者基于新的影响因素对价格决策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

根据现实环境，刘峰等（2016）基于产品市场需求表现的非线性，通过分析寡头厂商成本差异和需求非线性构建价格博弈模型，发现决策者在与竞争者博弈过程中不能过度调节价格，且要慎重选择市场博弈开始前的产品定价。考虑到产品的参考价对顾客选择的影响，计国君和孙忠锋（2018）基于市场中存在的异质顾客，研究了供应链系统中产品的预售和渠道的最优定价问题。所得的结论显示，参考价格将对价格歧视弹性产生重要影响。在决策权力结构对价格决策影响方面，在一个二级供应链中，潘林和周水银（2016）分析了供应链中互补产品的四种定价模式下的博弈问题，结果发现独立的定价模式相比其他三种模式对制造商更有利，产品之间的互补性程度影响零售商利润的获得。基于顾客对不同渠道表现出的差异性和不同渠道运营成本的差异等因素，赵静和肖亚倩（2018）通过对闭环供应链中不同情境下博弈模型的分析，发现市场上顾客的渠道偏好通过产品定价进而对决策者的利润产生影响。赵静和朱昆（2018）在对存在两个线上渠道供应链的研究中，基于供应链决策者的决策权力，通过对三种定价博弈模型的分析，发现供应链中不同的企业主导将对供应链成员的收益产生不同影响。在三种权利结构中，消费者行为（如渠道偏好）对渠道的价格博弈产生不同影响。在细分市场下，基于消费者会对新产品和再造产品产生不同的偏好，学者高举红等（2018）研究了该种情况下的闭环供应链价格博弈模型，发现消费者不同的产品偏好将导致新产品和再造品的市场价格产生不同程度的波动。在网络外部环境中，王天宇等（2019）考虑游戏产品的价格受到游戏消费者的偏好影响，基于游戏市场和产品的销售周期，构建了游戏产品的动态定价模型，分析了动态模型中的产品的质量、成本参数和网络的外部性程度对动态价格博弈的影响。进入新时代，消费者和企业更加注重对身边环境的保护，消费者产生了低碳购物倾向，企业也会主动进行低碳投入。在低碳供应链中，刘名武等（2018）基于消费者低碳偏好行为，研究了具有不同环保水平的两种产品的最优定价问题。通过数学解析，求得该供应链的最佳碳排量和产品零售价格。通过对比两个定价决策模型发现，差异化的定价方式对供应链成员利润的获得最有利。王晶和司凤山（2018）基于低碳产品和时滞性对价格博弈的影响，建立了绿色供应链时滞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动态博弈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和系统演化特征，揭示了复杂性特征下的管理学启示。除此之外，在易腐品供应中，学者对该情况下的价格博弈问题进行了探索。在易腐食品供应链中，Xu等（2019）运用博弈理论方法，建立了两种定价策略下的博弈模型，通过对均衡解的比较，探讨了两种定价策略对供应链决策和供应商、零售商绩效的影响。针对食品企业因管理不当所造成的产品浪费现象，胡韩莉等（2019）基于产品变质率对产品动态定价的影响，研究了企业在捐赠行为下三种定价方式对企业价格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捐赠行为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时，由于不能接触物品，容易产生感知差异。因此，樊双蛟和王旭坪（2019）基于消费者的感知差异，在允许退货的情况下建立了拥有网络渠道的零售商利润模型，研究发现基于感知价值和感知差异构建的购买率和退货率模型可较好地解释已有实证研究结果，以此为基础对定价和库存进行联合优化更符合实际。Huang等（2014）考虑了生产中断和需求中断对双渠道供应链定价和生产决策的影响。Li等（2016）研究了绿色成本对竞争性双渠道绿色供应链零售价格和绿色程度的影响。Kouvelis等（2018）讨论了在输入价格波动和摩擦环境下供应链契约问题，提出了一个具有随机需求、随机输入成本、生产提前期和流动资金约束的双边垄断供应链博弈理论问题。Li等（2016）研究了零售商的风险态度和不确定需求对定价策略和协调性的影响。Li等（2014）研究了基于易腐产品和风险偏好的双渠道供应链定价策略。Radhi和Zhang（2018）讨论了客户偏好和客户回报率对双渠道供应链定价的影响。Li等（2018）分析了零售商定价策略对制造商选择直销渠道的影响。Ji等（2018）建立了考虑虚假失效收益的最优定价和收益政策的四个案例模型，分析了回购合同对最优定价政策和收益的影响。

以上研究从消费者渠道偏好、供应链决策权力结构、低碳供应链和易腐品供应链四个方面，探究了不同情境下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的定价决策问题，为企业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纵览以往学者的研究和当前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基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渠道服务投入研究企业动态价格博弈的文献却很少，而这一问题非常切合当下企业实际情况。用非线性动力学和博弈理论来探索动态市场情况下的价格演化规律更有实际指导价值，该研究可为企业市场价格决策提供参考。

1.2.4　混沌理论在供应链中的应用

混沌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该理论认为一个确定的系统在外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会产生相应的系统行为；当外在条件发生改变，该系统可能产生其他不确定的行为。截至目前，该理论已被众多学者应用到各个研究领域。供应链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结构、内外部环境及其决策机制决定了其非线性动力特性。因此，运用非线性动力学中的混沌理论来研究供应链中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最早将混沌理论应用到管理学中，起于对供应链中牛鞭效应的研究（Forrester, 1958）。随后，一些学者在一个四级供应链中，通过模拟经营探索了供应链中的分销行为（又称为啤酒游戏）（Sterman, 1989；Mosekilde和Larsen, 1988），该游戏逐渐演变为研究供应链动力学特性的基础模型。在静态决策、自适应决策、有限理性决策情景下，Elabbasy（2009）构建了有三个垄断厂商组成的博弈模型，并分析了三种决策情景下的博弈模型的市场均衡问题。针对竞争者存在差异化策略和歧视策略两种情况时，巩永华等（2010）发现在歧视定价下企业对产品的差异化和定价权的依赖性有所缓解。基于混沌动力学理论，王冠辉（2011）研究了在需求波动情况下，供应链中不同节点企业的产量决策博弈行为。研究发现，过大的产量调整速度将导致市场竞争陷入混沌，并采用参数控制法对混沌市场进行控制。El(-?)sadany（2010）利用博弈理论和系统动力学理论，分析了具有延迟效应的两寡头博弈模型，并给出了模型稳定的内在条件，发现具有延迟有限理性的企业达到纳什均衡点的概率较高。在不允许退货和生产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王晶等（2012）讨论了动态博弈系统演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混沌特征。Zhang和Ma（2012）讨论了市场存在四个垄断厂商时市场博弈状况，并对混沌现象进行了有效控制。假设市场需求为非线性，Ma和Pu（2011）采用三维差分方程建立了具有不同预期的三元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参数的变化导致博弈模型表现出混沌现象。在需求确定和需求不确定两种情况下，Hwarng和Yuan（2014）利用混沌理论分析了六种模式下供应链中所有成员库存的变化情况。Guo和Ma（2013）首先在一个闭环供应链中建立了具有不同理性的博弈模型，其次对模型进行了复杂性分析。针对中国的废旧家电市场，基于废旧品残值和回收服务等多种因素，谢磊和马军海（2015）分析了网上回收的认可度对回收渠道利润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网络认可度的提高，系统的利润会先减小后增加。基于动态伯川德博弈模型，Wang等（2017）通过四维博弈模型分析了技术吸收率对市场价格、博弈者利润和产品成本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复杂性理论分析了系统的动态演化。在只有一个制造商使用两个不同渠道来销售产品的供应链中，Yi等（2018）运用非线性动力学原理，分析了在批发价格和销售佣金确定时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决策机制。仿真结果表明，如果批发价格和销售佣金的调整速度发生剧烈变化，系统将陷入混沌状态。考虑企业环境税对市场博弈的影响，Elsadany和Awad（2018）研究了在企业私有化和非私有化两种情况下，产量博弈模型和价格博弈模型竞争中表现出的差异，并分析了模型的复杂动力学特征。一些学者基于熵理论分析了供应链的复杂性（Zuo和Kajikawa, 2017；Wang等，2016）。Kriheli和Levner（2018）利用信息熵分析了不确定性环境下供应链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复杂性。Levner和ptuskin（2018）提出了基于熵的优化模型，以减少供应链模型规模和评估经济损失。Lou等（2017）运用熵和复杂性理论，分析了具有销售博弈和消费者回报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Han等（2016）建立了水电市场双滞后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了时滞参数对系统熵和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