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意义
随文字而产生的文书，由于人们信息交流需要的不断加强，发展至战国时期其社会功能价值已经变得不容忽视。其中代表统治者统治意志的命令文书变得尤为重要，对战国社会活动的影响力要远超其他文书。命令文书是战国时期各国传达命令信息的一种工具，具有命令性、强制性、公务性、合法性和文本性等基本特征，被书写或刻铸在竹木、金属和玉石等载体上，是战国时期统治者统治国家，协调统治阶级相互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各种关系时所使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战国的兼并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完整的战国令书运行过程，包括决策、制作、传达、执行、回复、保存等环节。其中制作环节是将统治者决策的命令信息转化为实物令书的一个重要阶段，对这项工作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研讨，如在战国时期统治阶层用什么人制作令书，根据命令内容的不同这些人都使用哪种令书，这些令书又起源于何时，在制作时他们采用何种格式、语言、载体和规格，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等，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战国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实现途径和秦汉社会令书制作进入成熟期的原因。
选“战国令书制作研究”为题进行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从微观层面推动我们正确认知战国令书制作体系相关因素自身发展的史实，揭秘制作环节相关因素的各种关系，从而还原令书这一历史事物在战国时期发展演变的实际脉络及原本规律，这全面体现了史学整体研究的三个层次，即基础史学、中层史学、高层史学。[3]
此处所说的战国令书制作环节的相关因素包括令书的种类、制作者、书写格式及用语、载体材质及规格等实体因素以及各实体因素之间非实体的诸项关系因素。我们知道，只有认知清楚历史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才能真正“建立一种遵从证据、表现人的过去向认识（或称历史性认识）的知识体系”[4]。而为人熟知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看似孤立的事物之间，可能存在微妙的关系，在研究中我们就得出一些不同以往或为前人所忽视的历史认知结论。如诏体令书在秦统一改“命为‘制’，令为‘诏’”[5]之前的战国时期即已出现；誓令书在战国的消失，可能并不是因为文献散佚，而是由于檄书和律法文书发展迅速，侵吞了誓令书的文体功能；春秋以来已出现的文化向下层普及的趋势和战国官僚体制迅速建立带来的制作大量文书的需要，促使战国文吏集团快速壮大，破坏了史官的知识垄断地位；战国令书上书写的文字与其发布者和持有者的身份及职能有直接关系，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所处历史时期统治者地位及统治局势的变化；不同等级的令书在材质和规格上有较为严格的区别；战国令书种类与制作者之间有一定的等级对应关系；不同种类的令书书写格式有同源关系；等等。虽然这些结论当中有的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说明传统的看法存在某种缺陷，需要结合不断发现的新材料及日益发展的新理论做进一步的探讨，不能止于固有认知。
第二，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观察战国时期各国在文书制作层面的权力结构发展程度高低及过程快慢，进而实现多角度、多层面地透视战国历史发展过程及社会特点的目的。
战国令书是通过有形载体传达文字命令信息的一种工具，是国家统治者意志的最直接体现。这种影响从战国令书制作环节的各项因素当中都可以看出，但在令书种类这一因素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因为战国制作的某些令书种类的划分本身就是以制作者、书写格式及用语、载体材质及规格等因素为基础的，如诏书主要因其发布者为君王及缺乏明确时间信息的不与正文分割的混合“抬头”得名，符书、节书主要因其载体形制而得名，等等。而且一般情况下，在先秦时期某国的令书种类越多，说明其权力构成越复杂；同种令书种类出现越早，说明其对应令书功能需求出现得越早，进而说明其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反之越低。以律令书为例，战国时期秦国虽然并非最先变法，但在商鞅变法之后，其律法体系迅速发展，远远超出了李悝《法经》六篇的范畴，仅睡虎地秦墓竹简就有规定各项事务运作细节的法律数十种，如关于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牛马饲养的《田律》《厩苑律》，关于市场交易、货币流通、粮食储存和发放的《仓律》《金布律》，关于徭役征发、工程兴建、刑徒监管的《徭律》《司空律》等。[6]而律法条文中的某些具体内容，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形势及国家意志，如秦律对违法犯罪人员处罚甲、盾等战备物资的做法，《效律》“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7]、《臧（藏）律》“臧（藏）皮革橐（蠹）突，赀啬夫一甲，令、丞二盾”[8]、《傅律》“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
（迁）之”[9]等，即是战国社会战争频仍环境下秦国迫切需要储备战略物资的表现。秦国律令书种类上的复杂及内容上的细致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六国，在文书层面说明了国家对社会及权力机构的管控力要强于其他六国，律法中有大量关于军事物资储备的处罚规定，是秦国能在战国中期以后的统一战争中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战国时期令书制作环节，不仅要研究其环节内部的各项因素，还要通过认真审视各项因素之中所隐含的时代烙印，厘清微观层面反映的整个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特征。
第三，本书是研究先秦令书制作可行范式的一种尝试，是中国古文书学理论发展的一种实践。
长期以来学者对先秦令书制作的概念及内涵认知并不统一，研究过于零散，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受学科理论及史料限制，先秦令书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二是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理论及框架，学者往往仅就其研究的某一方面加以论述，难以和其他学者形成对话。我们通过对历史学、档案学、文书学、秘书学等学科在先秦令书制作研究方面的理论方法及研究重点的梳理与观察，发现它们之间存在交叉的可能及共有的缺陷。交叉的可能：后三者即档案学、文书学、秘书学受其实用目的影响，偏重技术层面，对历史源流的梳理热情不足，历史学则相反。档案学论著绝大多数只是研究当代档案，即使提到古代也只是简单一笔带过，如吴宝康的《档案学概论》[10]，是档案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在第一章“档案的起源与沿革”即论及中国先秦令书的制作，不过用笔较少。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11]是中国档案史研究方面的第一部专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就先秦令书的讨论也用笔不多。文书学的研究论著几乎完全以现代公务文书为对象，主要探讨现代公务文书的作用、种类、体式、稿本，最后落脚于当代公务文书的撰写。[12]秘书学的研究论著则应用性更强，基本以当代秘书工作为核心，强调应用性。[13]而历史学本身即在追求事物的历史意义及价值，较少需要直接为现实目的服务，所以二者存在交叉的可能。共有的缺陷：对先秦令书制作环节各因素内部之间的关系普遍缺乏重视。庞朴先生《一分为三：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法》曾指出两个关联的事物之间存在“两实一虚”的关系[14]，对应此处，则文书或文件和其制作人员就是那两个“实”，而其与内部及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就是那个“虚”。虽然我们称其为“虚”，李开元先生更将其与“基础史学”分开，定性为“高层史学”[15]，但这是就研究的先后层次来讲的，就实际而言，这个“虚”也是现实存在的，“虚”并不等于没有，它是各因素得以存在的关键因素，对其缺乏认识显然无法正确且全面地认识先秦令书制作体系。
有鉴于此，本书在按战国令书制作各实体因素分章的基础上，对各实体因素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专章分析，这是历史学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方法进行令书研究的一种尝试。此次实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弥补与发展中国古文书学相关理论及方法的不足与长处，这是其理论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