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治态度的影响因素

在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互联网发挥着重要作用。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促进了海量异质信息的传播，打破了家庭、学校、政党等政治社会化机构的信息一致，对青年群体的政治态度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互联网对我国青年人群的政治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与传统媒体的作用方向不同，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高，会导致青年群体对当地政府、官员和决策的信任度降低，致使他们对当前各项制度和社会公平感的评价降低，民主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并且，互联网使用对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远大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此次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数据显示，在互联网环境中，我国青年的政治态度总体上表现出了政治开放或政治自由的趋向，而非传统的政治保守倾向，这意味着我国青年群体有可能成为推进社会政治改革的力量。这表明，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将会促进我国公民民主观念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虽然从表面上看，互联网的这种影响增大了社会张力，可能对社会治理造成挑战，但却有助于政治系统发现问题，革新治理方式，及时调整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路径和思路。这与国内已有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张明新和刘伟发现，受众对网上“另类媒介”的接触、网上公共事务的参与对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有消极影响。^[28]但与国外同行的研究不同，国外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对使用者的政治态度具有积极影响，网络使用频率越高，其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就会越高。^[29]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重要原因之一很可能就在于中外政治制度和关注视域的不同。

第二，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在对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方面有互相削弱的作用。本研究数据显示，互联网表现出了减弱传统媒体影响力的作用，尤其是政治信任度评价上的反向调节作用比较明显。这说明，对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方面，互联网使用频率与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具有竞争关系：如果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较高，互联网的影响就会较小；如果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较低，互联网的影响就会较大。这与国内同行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张明新和刘伟发现，“以政治信任作为观测变量，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对民众政治心态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效果——互联网已体现出对传统媒体的‘挤迫效应’”。^[30]但与国外早期的网络研究有所不同，200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互联网作为传统媒体的补充，有扩大传统媒体影响力的作用。^[31]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中外媒介体制的不同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可能在于互联网在这十多年间发展迅速，各类新的网络应用的拓展使用使网络的影响力得到了飞速提升；还有一方面也可能与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内容方面的博弈有关。

第三，媒介可信度对互联网使用既有中介效应，又有调节作用，它对青年政治态度具有较大影响。本研究发现，三个回归模型中，媒介可信度是影响最大的因素，直接影响着青年政治态度的形成和改变。研究数据显示，媒介可信度愈高，青年人群的政治信任度、社会公平感就会愈高，但是其民主意识观念则会愈低。在互联网对青年政治信任度、社会公平感和民主意识观的影响中，媒介可信度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作为一个中间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互联网对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并且，媒介可信度对互联网对青年民主意识观的影响有明显的调节作用。从研究数据可以看出，媒介可信度越高，互联网使用对青年民主意识观的影响就越小。由此来看，如果要应对互联网对青年政治态度的消极影响、提高青年人群对政府和官员的信任度、增强他们的社会公平感，让青年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作用，就需要改善媒体报道，不断提升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可信度。

第四，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域两个因素影响着青年人群政治态度的形成。前述调查数据显示，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群体，其政治信任度和社会公平感就越低，其民主意识观念则愈强。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张翼在研究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时发现，“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对当地政府的信任感也较低”。^[32]与之对应，东部地区青年的政治态度比中西部地区青年的政治态度更为开放。这除了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程度和网络普及程度的差异有关，也与网络使用群体的教育程度等因素息息相关。对网络使用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教育程度”（β=.619，P＜.001）和“居住地域”（β=.125，P＜.001）均对青年群体的网络使用有较强的统计解释力，两者均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意即教育程度愈高的青年人群，网络使用的频率愈高；居住地域愈往东的青年人群，其网络使用的频率愈高。与此相应，其政治态度亦愈趋开放。从数据来看，教育程度对青年人群政治态度的影响要远大于居住地域的影响。

第五，年龄、收入、民族和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对青年的政治态度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青年的党团员身份对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仍不容忽视。尽管党团员身份并未显著影响到青年的社会公平感和民主意识观，但是却直接影响着其政治信任度。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多元观念的出现给党的思想整合带来了挑战，但是广大青年党员对各级政府和党组织仍然高度信任，始终坚定地支持党的发展。这就需要各级党组织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推进党内外改革，发展民主政治，以保持青年群体对党组织的高度信任。与之相比，收入的多寡，并不必然影响青年群体的政治态度。本研究发现，虽然经济收入越高，其社会公平感就会越高；但经济收入并不影响青年人群的政治信度和民主意识观评价。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青年群体政治态度的形成与改变，受许多社会因素（包括媒介使用、阶层认知、生活满意度等）的复杂影响。经济收入只有通过某些中介变量的影响，才能与青年的政治态度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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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当前，伴随着媒介融合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已经整合了互联网的各类功能与应用，社交媒体已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占网民总体的96.4%。同时，微信用户达到7.68亿（包括海外用户），甚至超过了网民总数。《2016年中国社交应用行为用户行为研究报告》亦指出：社交媒体在手机端的使用率为100%，且网络社交用户与整体网民的结构渐趋一致。

[2]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8/t20170803_69444.htm，2017-08-03。

[3] 本章主体部分已公开发表，具体参见卢家银、段莉《互联网对中国青年群体政治态度的影响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第56～62页。

[4] 王敏：《政治态度：涵义、成因与研究走向》，《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0～14页。

[5] 尹继武、刘训练主编《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第55页。

[6] 石之瑜：《政治心理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第74～76页。

[7] 刘文科：《论大众媒体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37～45页。

[8] Delli Carpini，M. Mediating Democratic Engagement：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s on Citizens’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and Civic Life. In Kaid，L.L.（Ed.），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hwah，NJ：Lawrence Erlbaum，200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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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imber，B. 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America：The Search for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2001，54（1）：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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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owner，T.L. & Dulio，D.A. An Experiment of Campaign Effects During the YouTube Elect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2011，13（4）：626-644.

[14] Sunstein，C.R. Group Judgments：Statistical Means，Deliberation，and Information Markets.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5，80（3）：962-1049.

[15] Putnam，R. 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Somon and Schuster，2000：221.

[16] Bimber，B. 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America：The Search for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2001，54（1）：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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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ahid Ullah，M. ICTs Changing Youth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 Banglades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013，75（3）：271-283.

[19] Scheufele，D.A. & Nisbet，M.C. Being a Citizen Online：New Opportunities and Dead Ends. Pr-ess/Polics，2002，7（3）：55-75.

[20] 媒介可信度与媒介公信力是media credibility的不同翻译，其实质相同，学术界亦多认为媒介可信度的称谓更为准确。具体参阅叶阳《论我国媒介公信力的理论阙失》，《中国出版》2014年第8期，第3～7页。

[21] 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2001年第7期，第1～21页。

[22] 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第19～27页。

[23] 喻国明、张洪忠：《中国大众传播渠道的公信力评测——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调查评测报告系列》，《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第29～34页。

[24] 刘宇初、刘洪莲、黄伟群：《数字媒介与传统媒介在大学生中的公信力比较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4年第10期，第29～33页。

[25] 丛健：《试论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上），第215页。

[26] 对于政治态度的测量共有15个测量单元，每个测量单元的中值为3。这里将15个测量单元的中值相加作为政治态度开放与保守的阈值。

[27]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年第5期，第614～620页。

[28] 张明新、刘伟：《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第90～103页。

[29] Wang，S. Political Use of the Internet，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7（4）：381-395.

[30] 张明新、刘伟：《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第90～103页。

[31] Althaus，S.L. & Tewksbury，D. Patterns of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News Media Use in a Networked Communit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00，17（1）：21-45.

[32] 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17～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