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孔子曾将诗歌功能概括为“兴观群怨”，可见诗人之间相互唱和、通过诗歌进行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是一项重要的创作传统。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巅峰，亦是“诗可以群”这一功用的重要舞台。据学者统计，唐人唱和总集达46部，其规模约占唐人诗歌总集的三分之一（陈尚君，1997）。在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中，涉及唱和、赠别、怀念、访问、宴集、哀挽、应制等题材的交游诗在其作品中也占比颇高，如孟浩然（92.73%）、刘禹锡（73.77%）、贾岛（71.75%）、王维（65.34%）、韩愈（58.01%）、张九龄（56.52%）、杜甫（50.48%）、白居易（49.62%）、李白（43.27%）等（尚永亮，2005）。历来文人所写下的交往诗作不仅丰富了中国诗歌史的内涵，也使后代学者得以了解当时文人所处之社交环境与时代生活背景，对于唐诗研究意义重大。

传统的交游诗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特定的交游诗题材研究，如唱和诗（汤吟菲，2001；陈钟琇，2008；岳娟娟，2014）；对某一时期的诗歌交游情况的研究，如从唱和、公宴、联句等诗歌交游创作活动入手，考察交游过程中产生的诗歌文体观念（吴承学，2013）；对具体人物或群体的交游诗作进行研究，特别是中唐时期的韩孟、元白诗派，晚唐的“皮陆”等（赵乐，2013、2009；李建崑，1996；李福标，2002）。为了更全面地揭示唐代诗人的社交状况，了解不同时期诗歌创作的社交环境与背景，本文将社交网络的概念引入唐诗研究，对《全唐诗》中的社交关系进行自动提取和梳理，得到961位诗人之间的交往诗作4658首，社交关系1972对。基于以上数据，我们从交往人数、交往频次、PageRank权值（Brin & Page，1998）三个维度衡量诗人的社交活跃程度，构建唐代诗人社交网络，并利用Gephi工具进行可视化呈现（Bastian et al.，2009）。

社交关系的提取及社交网络的构建对于传统唐诗研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社交网络可直观呈现唐诗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进而辅助研究社交活动如何影响诗歌内容、风格及体制的发展；第二，社交节点的聚集情况较好地展现了真实的文学社交圈，社交圈不等同于文学流派，但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流派，进而更好地理解流派，并修正一些传统文学研究中约定俗成但存在问题的说法；第三，不同时代的交游状况有所区别，通过纵向观察对比，更能从侧面管窥唐诗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