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在青春的末尾
越是在青春的末尾，实现自己“愿望清单”的想法就越强烈。
1.梦想在什么时候复苏
因为我的人生有了很多羁绊，
胸无大志和责任抵身可以作为我人生不前进的两种借口。
我想，就让我在日常俗务里沉沦下去吧。
前往美国之前，我有很长时间不知道孤独为何物。俗世的快乐和痛苦，遮蔽了深度追求的可能。周围有人爱的时候，往往能在俗事中感到触手可及的快乐。
男朋友这个时候变成了先生，喜欢带我到各种犄角旮旯的餐馆去吃饭。当时《新京报》的美食记者小宽送给我们他写的一本小书——《100元吃遍北京》，文字温暖筋道，不但写出了食物的质感，也记录了丰富的北京饮食文化。潘家园的清真肉饼、小胡同里的云南菜、前门外的国营新川面馆都榜上有名。我拿着这本小书，觉得原来不起眼的小饭馆也有很多值得探究的故事，北京炸酱面也可以很诗意。
我和先生决定按着这本书的顺序把书里提到的餐馆吃一遍。每个周末去一家小餐馆，花几十元吃个马村鱼头，或者直奔潘家园吃厚实多汁的肉饼。最好玩的是，先生后来决定每一次结账之后，都让厨师在书里介绍他家餐馆的那一页签个字或者盖个发票章，以示“我们已经吃过这家”。后来翻看这本彩印书时，我习惯哗啦啦地从左到右翻一遍，一些不同颜色的章和厨师潦草的签字会依次露出来，特有成就感。
当然，他最喜欢去的还是西四北大街那家有着绿色招牌的“延吉冷面”。那橘红色的辣肉是需要去柜台自己端的，每次把那肉端上桌之后，他会熟练地用筷子顺时针搅动一次，然后挑上一绺往嘴里一塞，习惯性地说：“真好吃！”他经常重复同样的话：“那个戴眼镜的服务员，我小时候她就在这儿工作了，现在已经30多年。”我看了看站在柜台后面的穿蓝色制服的阿姨，典型的北京大妈，眼神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吝。就连结账时也是那种“你爱来不来”的经典表情。不怎么和你说话，就是横横地直接给你找钱。我们在餐馆吃完饭之后走到大街上，而那儿还有现在北京城不多见的公共电话亭。
有一次，刚刚吃完饭，我们牵着手去对面停车场取车。忽然，他撒开我的手快步向脏了吧唧的电话亭走去，一时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他走到电话亭边上，摘下电话听筒，青春少女般娇嗔地说：“干吗不接我电话啊，臭猪，死猪，你是口蹄疫的猪，藏病毒的猪！”我刚开始被这一幕弄得瞠目结舌，反应过来之后，立刻蹲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一首歌——《勇气》的MTV结尾，我记得当天笑到站不起来，最后被拖起来之后走路跌跌撞撞，路人以为遇到了两个疯子。
再后来，这个场景成了我们的保留曲目。每次去西四，从烟雾缭绕的餐馆里走出来，他必然要演一遍这个节目。而我，每次都是还没有等他走到电话亭，就开始哈哈大笑，每次都笑到眼泪流出来。
结婚之前，我在北京东三环买了一个一居室。房子的朝向不太好，上午的时候没有阳光，但是我很喜欢那里。我买了宜家的橘色花布沙发和很贵的靠垫，希望那个颜色就像太阳光一样温暖。我经常接待朋友，失恋的闺蜜也时常披头散发地跑来。有一次我对朋友说：“中午没事来找我吃饭吧，我给你做咖喱牛肉。”
朋友满心欢喜地来了，看见我正在用一个浅浅的不锈钢锅煮水，水欲开未开的样子。
“咖喱牛肉呢？”朋友高高兴兴地问。
“这儿。”我转身从厨房台子上漫不经心地拿出一个铝制的小包装袋，袋上写着四个大字——咖喱牛肉。朋友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原来这是速冻方便食品，真空包装咖喱系列。我面容坚定地将铝袋子里的咖喱牛肉扔进锅里。
那个时候，闺蜜失恋，我也偶尔与男朋友冷战。我们故意把生活过成连续剧。我们穿着睡衣，为赋新词强说愁地在床上一起骂男人。偶尔买薄荷味道的女士香烟，在痛苦到极限的时候就点上一根，吞云吐雾。最疯狂的时候，我穿越五环去看望失恋的闺蜜，把一条全新的、缀满红心的小内裤送给她，说这就是我们战胜苦难的信物。
我在轻喜剧中自娱自乐，像个小女生一样成为朋友圈里的谈资。当然，我也把生活中的忧郁深深地掩藏在心中。母亲早在2002年就被确诊出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无论外在表现得如何快乐，我的青春期早在2002年就已经结束了。可能没有人真正理解那种感受，它在生命里过于沉重，过于黑暗，就像你生活中的一个隐秘的黑洞，吸走了生活里所有的光辉。在那个角落里，似乎进行着自己生老病死的种种预演。
这些命题对于一个年轻人，实在是太艰深了，但我接受了它成为我青春年少的一部分。人在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怎么面对痛苦，面对这种惊恐事件的唯一方式，就是哭泣。黑夜里，我的泪水突然袭来，无助和痛苦会像洪水一般肆意蔓延，我经常抱着被子，哭声响彻房间。后来，我慢慢变得成熟和适应了，每个月都会带着妈妈到位于东单的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整整九年。
这并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是你的命数。妈妈的诊断证明出来的时候，我瞬间变得比周围所有的同龄人都成熟。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内心开始变得苍老，这几乎不可安慰。
20出头时，我已经成为协和医院的常客，对协和医院的各个部门了如指掌，对各个科室的检查轻车熟路，对复杂的医疗流程烂熟于胸。在协和医院信息电子化还不发达的时候，整个看病的过程中需要和老旧的医疗系统斗智斗勇。那个时候协和医院还没有电子分诊系统，人们在医院排号都是人肉相拼，谁能先看到病取决于谁更早在大厅等待。只要时间一到，护士出现，人们就如同看到热门商品一样向护士台蜂拥过去。护士在拥挤的人群当中接过病历本，用红色的马克笔在上面标注上一个个阿拉伯数字，还要在数字外面画上一个圆圈。这个过程叫作分诊，其情景堪比人们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中疯狂采购。人们拿着病历本，凭借着这个数字去诊室门口排队看病。但是，这根本不足以解决看病的秩序问题，想要加号的病人比比皆是。没号的人们往往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死死苦等。一有病人出来，其他病人就像蝗虫一般向医生办公室拥了上去。
因为我的人生有了很多羁绊，胸无大志和责任抵身可以作为我人生不前进的两种借口。这也是我在工作的最初几年把留学梦想搁置的原因。我一不聪明、二有责任、目前的工作又光鲜稳定，真的没有什么理由让我打破目前的状态了。我想，就让我在日常俗务里沉沦下去吧。
后来我知道，人的命运不同，去做什么，梦想在什么时候复苏，也许时机并不一样。《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的写作，就是我的那个机会。我的梦想，从此莺飞草长。
2.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我一会儿觉得人生无望，梦想不可能实现了，
一会儿又觉得，无论怎么样，也要尝试最后一次，
至少，让我自己不在未来的日子里后悔。
2009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长达一年多的传记写作结束了，2009年9月份《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出版的时候，我的生活如同晃动的纪录片镜头一样。手机不断地疯狂响起，纸媒约我写稿，视频网站邀请我去做访谈节目。MSN上不断闪烁着蓝色小人，电脑因此清脆地发着声，我的人生从风平浪静到高潮迭起，这其中有繁华，有热闹，有亲朋好友的欢呼与围观，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成就感。人生第一次，我像是吸食了大麻，忙碌遮蔽了很多喜怒哀乐，浮华推动着很多过眼云烟。我感受到了想象中的那种很high的感觉，感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
在一切繁华结束之后，我陷入了一种莫名的虚无。我经历了打仗一般做一个项目的痛苦、煎熬和投入后，又经历了项目出炉的幸福、迷幻和跌宕起伏。当一切暂时告一段落，我的世界安静了。一场大戏刚刚落幕，太阳照常升起，我的手边竟然没有一件能召唤我起床的事情。原来所谓“成功是一种习惯”，说的是当人们经历了一次成功之后，就会永远怀念那种制高点，怀念那种身处云端般的激动。与其说是渴望成功，不如说是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迷恋。
2009年12月底，我终于坐在了新东方水清校区的GRE辅导班上，混迹于年轻人的队伍当中。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GRE为何物，也还在半信半疑它和我之间即将发生的联系。我本以为这种考试和自己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更不相信，一个数学白痴在十年没有用过数学之后，能够重拾那些令人生畏的数学概念，质数、素数、公约数……还有概率分析和简单的统计。可怕的是，这些数学概念全部是用英文写成的，单词不会连题目都读不懂。但一了解我才知道，数学部分是GRE考试中最简单的部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不值一提，所以GRE辅导班根本不辅导数学。写作和语文，才是GRE考试的极致炼狱。
那个时候我还在全职工作。虽然记者这个职业不用坐班，来去自由，但是自由也意味着随时待命。新闻永远不会提前通知你什么时候发生，这意味着你也许不需要早起，但是你可能会晚睡，这意味着随时接到了一个什么选题，你就要全神贯注地打一圈电话，联系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或者跑到某个采访对象的所在地，和他进行一场深度对话。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要在极其短的时间内，组织出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这是一个晨昏颠倒、消耗元气的工作，没有朝九晚五的概念，但是工作时需要全情投入。但是为了GRE的课程，我必须圈出固定的时间。很少早起的我，因此像是变了一个人。我每天早上7点就起，当冬日的寒冷达到顶峰时，我在一片黑暗中醒来，经常发现自己上课要迟到了，于是我飞奔到地库，发动车，一脚油冲出去，像疯狂老鼠一般在北京四环飙行几十公里。
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而水清校区该死的教室竟然没有暖气。工作中的光鲜亮丽根本就别想了，我脱下了高跟皮鞋和羊绒大衣，丢掉了皮质手袋，穿上了两层粗线针织毛衣，外面又罩上了很久不穿的白色羽绒服，出门前谨慎地戴上了一顶毛线帽子。为了在寒冷的教室里能坐得住，我把自己包成了一个白色大豆包。
我为自己准备了很多重型武器。首先，出门之前，我一定会带好自己的乐扣蓝色水杯，因为水清教学楼一层有一个简陋的装热水的铁桶，很多学生都在那里排队打水。我上课之前把蓝色的杯子装满沸水，上课的时候把水杯握在手中，心里就会保有一丝热气。另外，每次下车时，我会特意带上车上的毛绒坐垫，上课时铺在冰冷的塑料椅上，也可以让自己保持一点温度。
那个能容纳几百人的教室当时只坐了不到一半人，因此寒冷很不容易驱散。每天上课我几乎都会迟到，虽然我没有镜子，但是我可以想象自己当时的狼狈，头戴白色的毛线帽，手捧蓝色的长水杯，腋下夹着一个车用毛绒坐垫，弯着腰偷偷潜伏进教室，在快走中坐下来长呼一口气，眼前升腾起一团团白雾。
课堂上总是段子和单词交相辉映，我和很多学生一样，还没有看过一遍“红宝书”，就稀里糊涂地走进了课堂。老师讲课的内容对于当时的我如同天书。其实无论是词汇课还是填空课，没有背过单词就去听课，基本上只能沉浸在云山雾罩的音节里面。新东方的老师们往往用幽默和段子，把大家对GRE的恐惧消化于无形。教阅读的陈虎平老师，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哲学，每次上课的时候几乎都要翩翩起舞。他在黑板上画下飞舞的公式，根据留学生的平均收入，告诉我们记住一个单词大约等同于挣到了多少美元，把学生逗得哈哈大笑。
教填空的杨子江永远留着一头金城武般的长发，讲课的时候眼睛透过眼镜，露出憨厚的笑意。课间，他在投影上播放了帕瓦罗蒂和布莱恩·亚当斯合唱的《我的太阳》，两个人的表情太可爱了。布莱恩·亚当斯确实声嘶力竭，而旁边的帕瓦罗蒂一直想笑。听到这首歌我感到很亲切，看到帕瓦罗蒂，想起斯人已逝，不禁有些伤感。
从课堂里走出来，我飞奔到家，摇身一变我又变成了全职的财经记者。上课的那段日子，正赶上了谷歌从中国市场退出的重要新闻。我脱下臃肿的羽绒服，踢掉鞋，戴上耳机，像个战士一般开始工作。我和我能联系的一切消息源进行联系，然后写下一篇篇独家报道。
上课的昏天黑地和工作的手忙脚乱，让我无数次怀疑自己同时正在进行的两件事情。我白天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采访，然后写稿，胡乱地吃饭。在邮件里按下发送键，又打开“红宝书”开始背密密麻麻的单词。“红宝书”如同砖头般的厚度让人生畏，而记住上面所有单词的要求，似乎已经超越了人类记忆的极限。我感觉我的人生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未知当中，这也让我的情绪经常处于惊涛骇浪中。我一会儿觉得人生无望，梦想不可能实现了，一会儿又觉得，无论怎么样，也要尝试最后一次，至少，让自己不在未来的日子里后悔。每一天，我都在情绪的列车里奔跑疾驰。通过考试对我来说如同登顶珠峰，但情绪的困扰又夹杂着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到底是不是在做一个符合你年龄的决定？考试的险峻把人置于一个孤独的星球，而理想与传统价值的冲突更为突出。无数次，我在深夜里惊醒，一个声音好像从外太空传来：“你就是要做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是吗？”
我的思考，夺路而逃。
备考的日子，对于我来说是一场接一场的昏天黑地。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力背完“红宝书”，转而依托于当时一种叫作“猴哥”的软件来加深记忆。当时的GRE考试中还有单词类比和反义词的选择，而“猴哥”对这些题目做了很好的分类。除了电子版，我想把配套的书打印出来可能方便在床上看。但等我真的拿到这本书的打印版时，被吓坏了。那真的是比新买的一摞A4打印纸还要厚得多，每一页上布满了需要背诵的单词。
我整个人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我会经常在床上猛然起身，揪起熟睡的先生：“你说，传统和现代是否能够做到融合呢？卢浮宫之前的玻璃金字塔是否就是这种融合的完美案例？”
“你说，无论是政治、学术或其他领域的丑闻都是有意义的吗？”
“你说，孩子社会化程度的加深是否能决定社会的命运？”
白天积累的素材和GRE作文的例子在黑夜如同幻灯片一样闪过，而晚上，先生被迫和我用中文进行着一场一场有关GRE写作的头脑风暴。
GRE我考了三次，原因是第二次ETS（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用过往的题目出题，导致中国学生抱怨此场考试不公平，ETS因此历史性地取消了全部考生的考试成绩，那是我整个备考过程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已经是2010年的10月了。我为这件事已经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我放弃了旅游，放弃了电影，放弃了一切我能够享受的浮光掠影。而命运怎么能这样捉弄我呢？我气若游丝，所有的希望命悬一线。我当时差点就完全放弃了坚持，放弃了所有的事。
幸亏，我的先生坚持开车把我送到了第三次考试的现场——北京语言大学。而那场考试最终给我了一个满意答案。
2011年3月，拿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offer（录取通知书）之后，我记得我和徐小平老师有一场真诚的对话。对徐老师的观点，我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到今天已经无比认同。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人们真的已经不需要一张虚妄的文凭来证明自己了。
而我当时的想法确实有点极端，我想起了，世界上有一种鸟——荆棘鸟，为了生命中想要得到的东西，它宁愿用死亡去换取。那一刻，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
我的想法也许只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3.倾听内心的声音，让自己全力以赴
人生在世，
不要被信条所惑，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自己的声音，
你的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我辛苦地准备两项考试时，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已经不约而同地分立成了几大阵营。
第一阵营是无条件力挺和支持的一派。这些朋友知道我一旦萌生某种想法，就会想方设法地去执行、去推进。无论有什么困难，都会七手八脚地把事情做成。超高的执行力让我在困难面前保持着非凡的韧性。最支持我的朋友是李开复博士和张亚勤博士，他们两个人都为我写了推荐信，也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导师。开复本身的经历是一本鲜活生动的教科书，我通过写作了解到了哥大的教育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育在他的生命中留下的印记。哥大奉行的“通识教育”理念与他的博士生导师卡内基·梅隆教授传递的“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的观念，以及教授同意让开复用迥异的方法来完成博士论文的故事，都让我对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了了解。我能感觉到美国社会对一个人的改变，也见证了一个融合中美文化的人的生活乐趣：他在谈话中，时常和老美一样使用双关语，让谈话立刻充满了欢乐的氛围。
在《微博：改变一切》的新书发布会上，我向开复索要了一本新书并要求他给我题一句词。他想了想，在扉页上给我写了一句英文——Conquer America.（征服美国。）
第二阵营中，我不可避免地迎来了生命里的反对派。毫无疑问，这些反对派都是真心实意地对我好。他们真诚地反对我这个决定，并且认为我已经错过了最好的留学时机。今天我回想起来，更深刻地理解了他们当初这么做的理由。
兰亭集势CEO郭去疾是我的邻居兼好朋友。当时我喜欢呼朋唤友地把大家弄到家里来吃饭，因为工作太忙，无论我和朋友们怎么召唤，他常常最后一个到来。等他坐下来，桌子上就只有一盘盘残羹冷炙了，我就会起身给他另炒一个醋熘白菜。郭去疾本人在美国待过7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还在美国很多有名的高科技公司工作过。可以说，有关留学的故事，他有一大车。但是时过境迁，你不问，他自己很少提及。
郭去疾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聪明的胖子。他思维敏捷，言语清晰。在他身边，可以感受到高质量的思维如过山车一般在你附近的空间呼啸而过。听到我准备出国的决定，他条件反射般地不以为然，随后抛出一句我至今仍印象极深的问话：“互联网时代，谁还出国啊？”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当头棒喝，但也让我第一次深刻地思考我决策的逻辑。
我一直认为郭去疾是一个可以预见未来的人，对他百分百地信任。2009年，移动互联网的风潮正欲兴起，无数的机会潜伏在这个行业当中。选择此时去留学，无疑是在浪费在中国发展的大好机会。当时作为财经记者的我，报道重点是中国互联网，已经和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建立了极好的业缘关系。朋友们此时正纷纷选择跳槽，互联网公司也特别欢迎前去投奔的记者。这是一个进入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最好机会。这种机会近在咫尺，机不可失，也许失不再来。毫无疑问，郭去疾的这种中肯而真诚的劝告有着极强的说服力和清晰的逻辑。事实证明，几年之后我回来，很多在圈内的朋友都有幸成了站在风口里的那只猪。
我还和对我影响至深的徐小平老师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徐老师一如既往地幽默风趣，每次坐在他身边交谈，我都基本上是合不拢嘴。有一次我到他位于国贸附近的办公室去做客。面对着长安街璀璨的车流，他真诚地对我说：“出国的事，可以过几年再说，那时你可以抱着孩子，领着女保姆，打着飞机去留学。现在你可以把你最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比如说，写书，写传记。”小平的劝说其实和我当时的状态很有关系。第一个写作项目的成功，给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写作邀约，但我为了准备考试全部婉拒了。不但如此，我还狠心取消了所有出国旅行，也拒绝了朋友特别为我安排的一次西藏之旅。我把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小平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是在放弃我的大好前程，出国留学时间成本巨大，这毫无疑问会打断我事业发展的节奏。
除了支持派和反对派，我生命中还有另一派，他们是既不支持我留学，也不反对我出国的中间派。这类人往往是我生命中比较亲近的人，他们一方面希望我随心所欲，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淋漓尽致地体验人生；另一方面，又暗暗地希望我能够留在他们身边，保持一个稳定的工作，过着毫无波澜的安心日子。他们本能地希望我像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不要在不该折腾的时候折腾，不要玩不该玩的心跳。随着我备考时间的拉长，他们对我的这种矛盾心理，与日俱增。
爸妈喜欢处于稳定状态的我，那种稳定带给他们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经历了报业最辉煌的年代，工作还不用坐班，因此我时常可以白天去家里看望他们，带父母去医院的事情，因为时间自由，我都自告奋勇地完成。这一切在我做了新的选择之后会怎么样，我们当时不得而知。我唯一知道的是，这种稳定的生活一定会土崩瓦解，他们的心里一定会和我一样动荡。
备考期间，我没有和他们做直接的沟通，因为我比较懦弱。而且我一想到这个话题，就备感煎熬。我那多病的老妈，则经常用凝聚了全世界的母爱的眼光看着我，然后看似漫不经心地说：“你看，你现在的工作，多舒服呀。”她的眼神，我常常不敢直视。如果强悍的镇压会让人揭竿起义，这种温柔的恳求反而让人不敢面对。
我的先生作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于我想出国这件事情，表现出了中间偏左的支持态度。他像往常一样，白天出门上班，对我准备考试的事情不压迫也不过问，晚上面对灯火通明的书房，他只是微微一笑。
2010年10月，GRE考试结束一周，留学圈里传出了惊天消息，由于ETS把机经出成了考题，所有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都被取消了。邮件里说：每一个参加10月GRE考试的学生，目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接收退款，另一种是参加11月重新安排的考试。这个时间点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打击。经过了10个月炼狱般的生活，我真的感觉自己已经耗尽韶光，我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想法，感觉自己在一个十字路口徘徊。今天我想算了，明天又觉得这么放弃，实在是心有不甘。我的矛盾达到了极致。
在徘徊的那几天，我把堆成小山一样的GRE和托福参考书都摞起来，放在了屋子里的一个角落里。我打开久未打开的电视，开始没日没夜地看娱乐节目。我想通过拖延的方法，让自己自然而然逃脱掉这场选择。而我先生发现了我的变化，终于有一天对我说：“就这么放弃，你将来肯定会后悔，我们还是再最后努力一次吧。”
因为这句话，我又挺过了艰难的一个月，终于拿到了我想要的成绩。
人做每一个选择时，心态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当初参加新东方培训时，只是觉得留学是自己的一个梦想，去试试无妨。最后能不能成，听天由命。但是随着自己时间投入的增加，能力的逐渐提高，等折腾到整整一年时，我觉得整个事情都似乎有了若隐若现的希望。我的心态，从去不去都可以发展成说什么都一定要去。首先，这关乎我一辈子的梦想，不去我可能不甘心。其次，我不忍心看见我付出的时间成了沉没成本。最后，我相信未来。
当我最终决定要去的时候，所有的反对派、支持派和中间派都变成了一派——支持派。所有的怀疑烟消云散，他们最终相信这是一件好事，我会终有所得。而我相信，人不能两次跨越同样的河流。而我想要的，终究还是我想要的。我最终是我上一次写作过程中获得的真知灼见——追随我心——的实践者。我相信，人生在世，不要被信条所惑，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自己的声音，你的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其他任何事物都是次要的。
4.放弃努力，就是老了
朱天心说，
在她眼中，
衰老就是放弃所有的努力。
2011年的春天，也许是我度过的最手足无措的一个春天了。虽然3月的阳光渐渐温暖起来，但是我的内心似乎还有一条冰封的河没有解冻。我刚刚从长达一年的留学备考和申请的过程中闲下来，眼前总是明晃晃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个长跑刚刚结束的人，喉咙里有血丝，肺部还有压迫，呼吸还很急促，还来不及看清周围的景物。
奇怪的是，我感觉不到季节更迭。时间变得极其缓慢。大概是在一场旷世的等待当中，人才会觉得时间犹如静止了。
我的全职工作还在继续。互联网江湖里一如既往的热闹喧嚣，好像谁和谁都可以随时打起来，我必须像一个职业见证者那样热血沸腾。
那一年的3月，团购网站开始激烈地在中国本土竞争，泡沫之大超乎了人们的想象。美国的团购网站鼻祖高朋（Groupon）入华了，以三倍的薪水去挖本地团购网站——拉手网的墙脚。听说高朋以业绩考核员工，几个月业绩达不到就会把人炒掉，这让拉手网的员工望而却步。而hao123这类网址导航类的广告价格上涨了30%，据说就是因为这些正在疯狂烧钱的团购网站集体哄抬了物价。
我和小伙伴们采访了高朋网的年轻CEO欧阳云，我和闺蜜——当时还在《北京晨报》工作的张黎明——一起连番对这个年轻的跨国公司高管进行了轰炸。我记得黎明很犀利地对他提问：“你的竞争对手满座网，都把‘高朋尽在满座’这种进攻性的广告打到你家楼下了，你准备怎么应战？”
对方儒雅地回答：“我们不应对。我们不是应对的关系，而是一起发展这个市场的关系。”
我们都被这种外企式的回答给震惊了。
那天，我和小伙伴们集体“调戏”了欧阳云，用一个一个刀锋般的问题和这个履新的高管频频过招，他的脸上出现了孩子般的尴尬。从高朋的办公室出来之后，我和小伙伴们既同情又开心地大笑了一番。心想，跨国互联网公司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些本土的“怪兽”呢。这片土地的这个行业随时都在攻城略地，商业竞争的手段是野蛮生长。
尽管我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工作状态中的顽皮，但事实是，只要从采访对象那里回到自己的车里，我就不得不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处在一种让人煎熬和备感窒息的等待当中。我在等我的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在等待这一年漫长无望的马拉松的最后成绩。再极端点说，我好像是在等待一个对于人生的判决。
那一段时间，从来不上BBS的我，第一次注册了一个叫太傻的留学论坛的账号，每天只要有工夫，我就不停地机械刷屏。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每天隐匿在论坛的一个角落里，悄悄地看大家拿到录取信的狂喜和收到拒信的低落。每一天都有很多悲欢、笑泪。在这里，你更能够感觉到什么叫作人生如戏。
那时候，只要有任何被录取的消息贴到论坛里，马上就会溅起一大片涟漪。一般来说，没有申请同样专业的同学，就会打出一大片一大片的“cong”字，这是英文congratulations（祝贺）的缩写。只要有人拿到了offer，你就会看到帖子底下像盖楼一般“cong”满天飞。而申请了和楼主同样大学同样专业的同学们，会瞬间紧张起来，因为别人已经接到了通知，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等到，这是一个前途未卜的信号，大部分人此时会陷入慌乱不安的猜想当中。当然也有很多帖子是写接到拒信之后的痛苦和伤感的。往往经过了一年的凄风苦雨，大家写出来的语言，都由衷地坦诚感人。而其他小伙伴们这时候就会纷纷冒出来安慰。按照惯例，一般跟帖的人都会打出“pat pat”这几个字母，表示“拍拍”的意思。在论坛里，因为被拒而求安慰的人比比皆是。
隐藏在这个到处是年轻人的论坛当中，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忘记了自己的职业，也忘记了那些刚刚采访过的中国精英和企业管理者。在论坛里，你是一个求offer的等待者，你更关心自己的命运。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我们这些整天趴在帖子里的人有相互抱团取暖的需要，也了解彼此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慰藉。我们没有年龄差，只有“cong”和“pat pat”，这是留学申请体验中特别温暖有趣的一幕。
我的春天，是由几封冰冷客套的拒信开始的。这让我2011年的开局，显得特别不顺。
那段时间是我两年以来比较脆弱的一个阶段，我想打起精神，可是我输给了抑郁，输给了无望的现实。我的内心和这个温暖的春天，格格不入。我用宫崎骏的电影和村上春树的小说来转移注意力，但是这些作品于细微处弥漫着的伤感，让我觉得悲伤无处可逃。
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音乐的治疗作用。此前我也听古典音乐，但不是那么经常，即便听也只是怀着一种欣赏的心情。在人生低落的时刻，我感受到了音乐是可以疗伤的，你可以把情绪沉浸其中，获得慰藉。那些旋律，像是一种对悲伤的拥抱。那段时间，我常常在车里反复播放着古典音乐CD，声音开得奇大无比。我清楚地知道那张CD的10首曲子里的第三首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这还是唯一有歌词的一首，中文版本的童声合唱，歌词非常符合当时的天气，童声也非常的圣洁。
春天来了，大地在欢笑，蜜蜂嗡嗡叫，风吹动树梢。
多美好，春天多美好，鲜花在开放，美丽的紫罗兰，散发着芳香。
美丽的春天阳光，金色的阳光多温暖。
那露水在绿色的草地上像珍珠发光，小鸟歌唱在树梢。
白云像面纱在蓝天飘扬，美丽芬芳的花朵遍地争艳开放。
春来了，春来了，这一切多美好。
春来了，春来了，大地一片春光，鸟语花香，多么美好。
那段时间，开车时我会反复把CD直接调到第三首。让“春来了，春来了”这婉转圣洁的童声充斥在我的车厢里，淹没掉我的思考。我行驶在路上，伴随着超级大声的音乐，在司机位上一只手驾驶，一只手打着节拍，犹如一个泪如雨下的疯子。
经过了心情的剧烈起伏，接收了几封拒信和鸡肋一样的offer之后，决定我命运的那个清晨来了。当时我最中意的学校依然是杳无音讯，而回复去不去另一所排名30左右的大学的日期就要到了。我决定给哥大的小秘发一封邮件问问最终的录取结果。这次询问让我陷入了极度的紧张。因为你写了邮件，对方就会回复，而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你可能喜极而泣，也可能瞬间跌入失望的谷底。
第二天凌晨5点50分，我醒了。打开床头柜的灯，我本能地去抓旁边的电脑，我强烈的第六感告诉我，答案已经在我的申请邮箱里了，我的心脏狂跳起来，我清楚地记得我打开过几百次的邮箱，在那个昏暗的清晨，却因为我太紧张，手哆哆嗦嗦地颤抖，总是输错密码而打不开。我深呼吸了几次，才勉强把Gmail邮箱打开。果然，对方的邮件已经到了。
一般来说，到了这个时候，邮件的标题基本上就会告诉你被录取了没有。如果标题说，你的录取决定已经做出了，那是标准的拒信标题。而如果标题里有congratulations的字样，那么说明你被录取了。
而我的这封信，标题只是对我的回复，没有丝毫的线索。
我点击开这封邮件，被里面密密麻麻的文字给轰到了。邮件太长了，这不是一封普通的拒信或者录取信。因此，一眼看不出乾坤。我必须好好地研读。但是因为太紧张，且心情紊乱，始终没有搞懂这些英文是什么意思，好几次读到一半又回到信的开头重读。最后终于搞明白了。信中说：“哥大对你的录取早就决定了，但是由于上传offer的系统这两个星期出了一点小故障，因此他们就没有上传，我们现在在等待系统恢复。但是既然你来问了，那么我们就高兴地通知你，你已经被录取了……”
我如同一个把一场马拉松跑到终点的人，放下电脑，瘫在了床上……
之后的几个月我过得忙碌又轻松。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欢快了起来。好像电影的镜头，从一个阴郁的片段里淡出，黑屏，然后一个新的篇章开始了。
我在北京五道营胡同举办赴美告别派对。那是一个地中海风格的酒吧，矮矮的房屋涂成天蓝色，窗户是纯白色带着横杆的，乍一看像是海滨小旅馆。酒吧的主人养着几只褐色的小猫，时而上蹿下跳，时而懒洋洋地横在地板上。我第一次去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并在心里悄悄地记住了它的名字——海妖。
后来到了美国还有朋友在微信群里打趣。一个闺蜜问：“涛涛举办告别party的地方叫什么名字？”
另一个闺蜜答：“涛涛找到的地方，名字自然和她的气质极为相符——海妖！”好几个人发出了“嘿嘿”“嘿嘿”偷笑的表情。
我人生第一次做了一个煽情的PPT回顾亲情友情，也期待他们做出一样煽情的总结陈词。但是，我邀请发言的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打压加嘲笑的方式。开复说：“当年海涛给我写的英文邮件，我读了很是发愁，不知道是不是该鼓励她继续把托福考下去。到了今天，我才松了一口气，她写的终于像个美国人了。”
新东方的杜昶旭老师说：“海涛刚开始拿到了几封offer，问我到底那些学校该不该去，其实我心里想，那些村里的学校真不值得去，可是我哪敢告诉她呀！”
多年的好友胖煦作为我的闺蜜代表发言，她忧心忡忡地说：“涛涛最终被哥伦比亚走读技工大学录取了。”大家浅浅地微笑着，心照不宣。
我在一团朋友当中被簇拥着，内心回想着这一年以来炼狱般的生活，以及最后生活回馈给我的最终结果。我微笑着，想起了朱天心的话。朱天心说，在她眼中，衰老就是放弃所有的努力。人过中年，她看到过往的好朋友很多放弃了前半辈子坚持的价值，变成了普通人。该买房就买房，该换车就换车，每次她都会感到，啊，他是老了。在她心中，放弃努力，就是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