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旅美信简

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20]

第一节 “人”与“剧”

与曹禺兄从三月二十日抵西雅图，至今未得闲散，我是第一次来到美国，到现在止，我只到过四个美国的大城市：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

在芝加哥停留四天，我感到美国人非常热情，和蔼，活泼，可爱。有一天在华盛顿的街上，我向一位妇女问路，她立刻很清楚地告诉我，当我坐进汽车，关上车门，快要开车的时候，她还极恳切地嘱咐司机，要司机好好替我开到目的地。

我也遇见曾经到过中国的美国教授，士兵和商人，这些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都很好，他们都说喜欢中国人，仍然想回到中国。我们不要听到这种话就“受宠若惊”，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界的一环，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在今天，许多美国人所了解的不是今日的中国人，而是千百年前的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他们对于唐诗，宋词都很欣赏。但是我也曾看见一位研究中国古画的画家，在他的作品中，有一幅画，他把中国的长城画到黄河以南来了，实在令人可笑。

中美两国都有爱好和平的精神，中美两国实在应该联合起来。不过，要请各位注意的，我所说的联合起来是没有政治意义的，只是说中美两国的文化要联合起来，发扬两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

我们对外的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的介绍，而没有一个文化的介绍，我觉得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过去我们曾经向美国介绍我国宋词、康熙瓷瓶，这最多只是使美国人知道我们古代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但却不能使他们了解今日中国文化情形。我觉得中国话剧在抗战期间实在有成就，并不是拿不出的东西，这些话剧介绍给美国，相信一定会比宋词、康熙瓷瓶更有价值，更受欢迎。

不要以为美国人的生活是十分圆满的，在美国全国也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比如劳资纠纷，社会不安。我们也要研究他们社会不安的原因，作为改进我们自己社会不景现象的参考。我们不要过分重视别人，轻视自己，也不要过分重视自己，轻视别人。

由西雅图，到华盛顿，再到纽约，一路走马看花，已共看了两次舞剧，三次广播剧，两次音乐剧和八次话剧。曹禺兄看得更多一些。在我看，美国的戏剧，在演技与设备上，是百老汇胜于他处，但在思想上和尝试上，各处却胜于百老汇。百老汇太看重钱了，至于演技与剧本，虽然水平相当的高，可并无惊人之处。老实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到美国之前，即决定以“刹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身心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刹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

第二节 “大杂楼”

在此一年半了。去年同曹禺到各处跑跑，开开眼界。今年，剩下我一个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乱跑，于是就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四世同堂》的第三部。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作吃药似的去吞咽。住处难找，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钱，于是又住在大杂院里——不，似应说大杂“楼”里。不过，一想起抗战中所受的苦处，一想起国内友人们现在的窘迫，也就不肯再呼冤；有个床能睡觉，还不好吗？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但是，我是我，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

我的肚子还时时跟我捣乱；懒得去诊治，在这里，去见个医生比见希特勒还难；呕，原谅我，我以为那个恶魔还活着呢。痔疮也不减轻，虽然天天坐洋椅子！头还是常常发昏。谁管它呢，这年月，活着死去好像都没有多少区别。假若一旦死去，胃，头，痔不就一下子都好了么？

多想写一点旅美杂感，可是什么事都非三天两天能看明白的，总写些美国月亮如何的光明，有什么意思呢？写杂感也须读许多书，我的头昏，读不下书去。

酒可不大吃了。吃一点，因为头昏，就会醉；爽兴不吃。没有醇酒，似乎也就没有妇人；也好，这样可以少生是非。

百老汇的戏，有时候有一两出好的，看看还过瘾。至于电影，纽约所有的好片子，全是英国的，法国的，与意大利的。好莱坞是有人才，而不作好片子，连我都替他们着急。最近纽约一城，即有四五部英国片子，都是连映好几个星期！

物价不得了！比起去年来，大概现在的一元只当去年的半元了！什么都涨价，天天涨；看得过去的皮鞋已经十五元一双了。在重庆时，我就穿不起皮鞋，难道在美国也得光脚么？北平谚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好，这倒也有个意义，请捉摸捉摸看！

第三节 与史沫莱特在“雅斗”

一九四六年九月里，我在雅斗（Yaddo）。雅斗是美国纽约省的一所大花园，有一万多亩地。园内有松林、小湖、玫瑰圃、楼馆，与散在松荫下的单间书房。此园原为私产，园主是财主，而喜艺术，他死后，继承人们组织了委员会，把园子作为招待艺术家创作的地方。这是由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到现在已招待过五百多位艺术家。招待期间，客人食宿由园中供给。

园林极美，地方幽静。这的确是安心创作的好地点。当我被约去住一个月的时候，史沫特莱正在那里撰写朱德总司令传。

客人们吃过早饭，即到林荫中的小书房去工作。游园的人们不得到书房附近来，客人们也不得凑到一处聊天。下午四点，工作停止，客人们才到一处，或打球，或散步，或划船。晚饭后，大家在一处或闲谈，或下棋，或跳舞，或喝一点酒。这样，一个月里，我差不多都能见到史沫特莱。

有一次，我们到市里去吃饭，（雅斗园距市里有二英里，可以慢慢走去）看见邻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黑人。坐了二十分钟，没有人招呼他们。女的极感不安，想要走出去，男的不肯。史沫特莱过去把他们让到我们桌上来，同时叫过跑堂的质问为什么不伺候黑人。那天，有某进步的工会正在市里开年会，她准备好，假若跑堂的出口不逊，她会马上去找开会的工人代表们，来兴师问罪。幸而，跑堂的见她声色俱厉，在她面前低了头；否则，那天会出些事故的。

在雅斗的时候，我跟她谈到那时候国内文艺作家的贫困。她马上教我起草一封信，由她打出多少份，由她寄给美国的前进作家们。结果，我收到了大家的献金一千四百多元，存入银行。我没法子汇寄美金，又由她写信给一位住在上海的友人，教她把美金交给那时候的“文协”负责人。她的热心、肯受累、肯负责，令人感动、感激。

第四节 旅美信简[21]

（1948年2月4日致高克毅）

纽约多雪，一冬极寒，今晨又正落雪！

“四世”已快写完，因心情欠佳，殊不满意。

定于三月中回国[22]，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

（1948年3月4日致高克毅）

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了。

附：赛珍珠给劳埃得的信

亲爱的劳埃得先生：

舒舍予先生（即老舍，《骆驼祥子》的作者）正在寻找新的代理人[23]。眼下休伊特·赫茨是他的代理人。但她由于家务繁重，可能要减少委托工作量，甚至可能要放弃这一工作。舒先生请我们给他推荐一位代理人，我认为你是很理想的人选。舒先生人很文静、十分腼腆，还很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

目前，他正在翻译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四世同堂》。由于下面一些原因，他的事情正处于混乱状态。或许，我最好先给你简单谈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的作品的译者伊文·金（笔名），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翻译了《骆驼祥子》。该书经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后，你可能也知道，入选为“每月佳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舒先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我猜想，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本书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分享到百分之五十的版权税。

去年，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想翻译舒先生早期的一本小说《离婚》，因为约翰德不知道他们此举和舒先生与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的出版计划相冲突，结果这一设想就流产了。与此同时，伊文·金返回中国后生了一场大病，在住院恢复期间，他着手翻译了《离婚》。开始的时候，翻译工作似乎进行得还顺利，他好像也很为舒先生着想。但后来，使舒先生十分不安的是，他发现伊文·金的译文在许多重要方面大大偏离了原著，结尾则和原著完全不同。事实上，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本来就十分不满。因此，当他发现伊文·金又故伎重演时，他感到无法容忍这件事，并且拒绝承认伊文·金的工作。伊文·金先生变得极为粗暴，他告诉舒先生他（伊文·金）有权获得全部版权收入。他还说，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做了进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过舒先生。金先生眼下大概在佛罗里达，或在其他什么地方疗养。但我看他再也不会恢复成一个好人了。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曾向舒先生施加过很大的压力，坚持要出版《离婚》一书，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可能继续出版该书。他们也试图另外找人重译，但未能成功。在这期间，既然《离婚》成了一起悬案，舒先生便和艾达·浦爱德小姐一起，着手翻译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他们给人看了这本书前十章的译稿。据我所知，正在气头上的尤金·霄诺先生说，当《离婚》还在悬而未决时，他不愿意再惹麻烦。因此，舒先生问过我是否还要继续翻译下去，我看过他们的译稿，我认为翻得不错，书的前景应当很好。可能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舒先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所以我建议他和艾达·浦爱德小姐继续翻译下去，事实上，他们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另外，为了让他能完成这一工作，我还帮助舒先生延长了他的签证。他现在回国也很不安全。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

我建议，如果你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接受舒先生作为你的委托人的话，你们应该就他的事好好谈一谈。我们也应该见一见约翰德先生，我觉得他应该得到周到的照料，他有些神经过敏，而且不善于辞令。虽然尤金·霄诺先生一点也不了解他，但约翰德先生本人仍会坚持出版界的一些最强硬的职业道德观念。任何变动都应当征求舒先生的意见，并经过他同意。

以上大致包括了一些主要问题，你和舒先生谈过之后，会详细地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你真诚的

理查德·沃尔什夫人

（1948年4月6日致劳埃得）

收到沃尔什夫人的信，她说要代我给您写信。

是否能给我打个电话，安排个见面时间。

（1948年5月4日致劳埃得）

休伊特·赫茨已辞去《离婚》出版代理人一职。我已经指定大卫·劳埃得先生作为出版代理人，并委托他处理一切有关这部书的版权问题。这部书的版权不属于雷诺和希契科克出版公司。

（1948年4月22日致劳埃得）

关于继续出版我小说的英译本的问题，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目前我正和浦爱德小姐合译的一部长篇。这是一部长达一百万汉字的小说，前两部分已在上海出版，第三部分还在写，希望能在两个月内赶出来。书中讲的是八年抗战时期北京的事。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至于出英文版，我觉得很有必要作一些删节，至少去掉二十万字。

虽然有一次阿穆森先生让我和雷诺先生签个合同，但到目前为止，我尚未和任何人为出版此书达成协议。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人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

浦爱德小姐出生在中国。她出版过两本拥有版权的关于中国的书。她看不懂中文，但听得懂。我把小说一段一段地念给她听，她可以马上译成英文，这是我很愿意与她一起工作的原因。

然而，她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持中国味儿，她常把英文弄得很不连贯。我给赫茨小姐看翻译稿的前十章时，她告诉我最好立刻停止和浦爱德小姐一起干。她认为浦爱德小姐的英文很怪，她说如果我继续和浦爱德小姐一起翻译下去，就有必要请第三者对文字再进行润色。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就复杂了。这恐怕也是雷诺先生认为签约还为时过早的理由。

为了这件事，我征求过沃尔什夫人的意见。她看完前十章后，认为我还可以继续同浦爱德小姐一起工作。她还说她很喜欢这个故事，文字上的问题可以交给一位称职的编辑去处理。[24]

（1948年7月16日致劳埃得）

我要到乡下去住几天，大概七月二十四日返回。

从乡下回来后，再有两周的时间，我就能和浦爱德小姐一起翻译完我的那部长篇小说。

您能在我去乡下的期间和浦爱德小姐谈谈吗？我要在场的话，恐怕她有许多不便开口之处。

如果她不同意百分之十五的分成比例，我们可以给她百分之二十，尊意如何？

至于那篇短篇小说[25]，我看我们先别去管它，因为琼小姐已收到过三次了。但假如我们把它送给哈珀杂志（Harper）或是其他您知道的杂志，您看怎么样？

（1948年7月21日致劳埃得）

雷诺和希契科克出版公司的阿穆森先生刚从乡下回来。他在那里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离婚》，并做了些小小的修改。昨天他来电话说这部书的出版工作可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就绪。

我认为浦爱德小姐的观点有道理：一部翻译作品如果被译者以外的人再插手，那么这部作品就很难保持其完整性。我同意她自己把工作做到底，并按她的意见给她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作为报酬。

我水平有限，无法评论她的文风好坏，现在完全依赖她是有点冒险。但如果再找第三者介入，这无疑会刺伤她的自尊心，对于一个朋友，我是决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下去吧，也许我们对她的信任会使她获得更多的自信心。

她现在出去度假了，大概十天左右。我希望我们能签订那份您起草并修改的协议。

我是上星期一从乡下回来的，八月四日以后再去乡下住些日子。城里简直热得没法干活。

（1948年7月30日）

有一天，我和郭小姐[26]、阿穆森先生一起谈了《离婚》的问题，按着阿穆森先生的建议，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又做了必要的修改。郭小姐很欣赏这些改动，答应一定尽快将其译成英文，也许下个月就可以把译稿交给阿穆森先生。

我相信这部小说经过修改以后就相当不错了。希望阿穆森先生尽快看完修改以后的稿子，能在近日内交给出版公司。

我想，如果这部书能尽快地出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住沃得的一派胡言，如果能赶在沃得的“珍本”上市之前问世，那我们就都得救了[27]。

在我们的书出版以后，他绝对不敢用他篡改过的“珍本”和我们挑战。

（1948年8月3日）

明天我要去沃尔什夫人的农场住上四五天。

我已给我在上海的出版人去信了，向他说明了重新登记我所有书的版权的重要性。

我还和阿穆森先生通了电话，告诉他我已收到郭小姐寄来的《离婚》修改稿的英译稿，阿穆森先生正忙着出版事宜的最后扫尾工作。在这场和沃得较量的丑恶的奥林匹克赛里，我真希望能战胜他。

（1948年8月25日）

您关于我的作品的中国版权问题会很棘手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在上海的代理人刚刚给我寄来《离婚》在中国的版权登记号码，不知是否有所帮助。

我看，金的论点主要建立在两个事实上：一是中美之间没有有关保护版权的法律协议；二是在我来美之前，《骆驼祥子》的版权在他手里。如果他有《骆驼祥子》的版权，他同样也能有《离婚》的版权。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找到《骆驼祥子》的合同，看看是否真是如此。如果版权登记是由出版公司办理的，那对咱们就有利多了。[28]

（1948年8月10日）

我明天飞洛杉矶商量《骆驼祥子》电影脚本的定稿事宜。

（1948年8月19日）

明天晚上才回来。离开好莱坞的时候，我没提要报酬的事，因为对方给我买了往返机票，付了旅馆账单，加在一起要四百美元。他们是想了解我对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的看法。

好莱坞职业编剧改编的剧本实在是糟糕之极。我说了我的看法以后，他们正在考虑是不是再请一位剧作家或我本人来改编这部小说。

如果他们要我来改编，我很愿意和他们签个合同，当然，我一定会征求您的意见；但如果他们去找剧作家来改编，那咱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1948年9月8日）

王浩[29]干的事真是糟透了。本来我该被邀请去帮他改编第一个电影剧本，可王却偏偏找了个好莱坞的剧作家。把一万五千块的剧本费都花完了之后，才想到了我。这次该请我了吧，他又另找了一个人。问题就在于所有为建立独立制片公司筹集的钱都不是他的，他这么大把大把地花钱只是想证明他是老板。我想，等他把钱都花完了以后，就会一走了之，到某个大公司去谋个好差事。

除非他们再来找我，我看咱们再也犯不上为那部电影操心了。假如他们再要我去看第二个电影剧本，我得找他们要每周七百五十元的报酬。

（1949年2月9日致楼适夷）

《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此书甚长，而译手又不十分高明，故颇需时日。如能完成，我想：出来一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并不是因为美国舒服，才不回去——此地，对我，并不舒服！

《离婚》译本已出版了，评者十之八九予以赞美，可是销路很差！不管怎说吧，《骆驼祥子》、《离婚》，及《四世同堂》三书在美出版，“牛天赐”在英（熊式一译）出版，有四书在国外印行，也总算是有了点交代。若不为等“四世”译完，我早就回国了。

（1948年11月30日致高志毅）

半年来极忙，而且苦闷！

《离婚》已出版，居然得到好评，很奇怪！

日内将奉寄一本，作为圣诞礼，并祈惠正！

电影事搁浅，nothing doing！

现在又在写一新小说[30]，一时不会离开纽约。写完时，颇想去走一走。

（1948年10月21日）

那本新小说[31]，我已经完成了四章，其中三章已交给郭小姐去翻译。如果您能为我们准备一份四六分成的合同，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我能保持每天两千字的速度（这几天就是这样），预计到新年时，我就能写完。

（1948年11月15日）

郭小姐已将她译好的“大鼓”[32]的前三章拿给她的代理人看了。看过之后，会把它送给您，请您将稿子交给阿穆森先生。在给阿穆森先生之前，希望您叫人用打字机打一份清楚的底稿，那样看起来更正规一点儿。

关于我和郭小姐为新书签订合同一事，除去合同规定的她的稿酬和享有的权利之外，我想我们就不再让步了，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意见了。

（1948年11月19日）

我今天给阿穆森先生的信是这么写的；

“十分抱歉，我要放弃《鼓书艺人》的全部工作了。写完了十二章以后（约占全书的一半），我发现它既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有意思。我想我最好还是别写了。我身体疲乏极了，要彻底休息一下。”

“郭小姐的代理人曾告诉劳埃得先生，说她似乎不是一个很合适的翻译人。我能想象得出对像郭小姐那样一位有创造性的作家来说，去翻译别人的作品该有多困难。”

“事情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我十分抱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也很高兴能有几天休息的时间。”

我给他写信的原因是，既然郭小姐的代理人向阿穆森先生搬弄是非，我们就不该老是保持沉默。我写信的真意是好意地表明我对郭小姐并无恶意。倘若郭小姐能碰巧看到或听到这封信的内容，她一定会感动的，因为她总以为我们一直在和她讨价还价，但在信里我对此却只字未提。如果阿穆森先生认为她有权分享我们的成果，我在信里也暗示了，不管她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译者，一旦我停止了写作，那么她将一事无成。

假如您有机会和阿穆森先生谈谈，或者他还坚持郭小姐应和我们分享稿酬的话，那么请您告诉他：如果她想要得到高达百分之四十的稿酬的话，她的一切都将失去。

（1948年11月26日）

我刚和郭小姐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话，我们两人都同意她分享包括外文版权在内的百分之四十的稿酬。电影及其他（戏剧等）版权归我所有。

她建议我们尽快地签订合同。我希望她的代理人能很快地就这事和您进行磋商，以便尽快达成协议。

至于我写信告诉阿穆森先生说我停止写作的事，她说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选一些章节的译稿先给阿穆森先生看。

她希望尽快签订作者和译者之间，以及出版者之间的合同，这样她才能定下心来好好工作，否则她心里总不踏实。

（1948年12月4日）

据郭小姐讲，我的新小说的三章译稿已送给阿穆森先生。她已经和阿穆森先生讲好，她要预支一千美元，每次二百五十元，分四次支付。钱直接交给她的代理人，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付清，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预付给我的稿酬，请按您认为最合适的办法办，一千五百美元是一次付还是分期付，我全无所谓。

（1948年12月10日）

我和出版公司之间在关于我新书的合同里，还有几条条款没谈好，我想您会为我解决这一切的，不幸的是，那三章小说的译稿是郭小姐的代理人直接交给阿穆森先生的，同样，郭小姐预支一千美元的事，也是这位代理人一手安排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郭小姐告诉我以后，我才知道的。实际上，郭小姐的代理人应当把那三章的译稿先送给您，应当把郭小姐要预支稿酬一事通知您，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样一来，您可能会有一种印象，似乎我应该对此负责。我给您写这封信就是为了澄清这一事实。如果当时我把原因告诉您，您一定会生郭小姐和沃特金斯的气。

事实上，我一向都很慎重，尽量不和阿穆森先生与雷诺先生两人打交道，就是为了使您在为我和他们谈判时，不会觉得我在中间干扰了您。可是我无法阻止郭或者沃特金斯直接与出版公司打交道。不过，我过去从来没有同时和两头打过交道，希望这一点能使您满意。

眼下在出版公司手里的那三章译稿的底稿是唯一一份干净的底稿。我实在不好意思让郭小姐再打一份，因为所有的稿子都是她一人打的，您知道，和一个女人打交道是多么微妙的事。

我希望我们的合同能尽早地签妥，因为如果郭小姐看不见签好的合同，收不到预付的钱，她就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1949年1月31日）

郭海伦小姐真是个好司机。我们到迈阿密用了三天半的时间。最糟糕的一段路是在乔治亚州的公路上，站在路中间的不是警察而是牛群，而郭小姐竟然一头也没轧死！

郭小姐到离迈阿密七英里的乡下干她自己的活去了。我住在福拉格勒饭店，这是一家小而干净的旅馆，价钱也适中。这里也很暖和，但愿对我的腿有好处。

（1949年2月9日）

我在迈阿密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已回到纽约。很不幸的是，我的腿还没好，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行动不便，您能给我寄张支票来吗？

（1949年4月18日）

谢谢您寄来的一百一十二点五美元的支票。

一两天之内我大概就要去巴瑟·埃斯乐医院住院，可能要动手术。戴得里奇大夫看过几次之后，腿病一天比一天重。今天早晨他说要送我去巴瑟·埃斯乐医院住院，到了那以后，我再告诉您是否要动手术。

《鼓书艺人》的初译稿已寄给我了，我想在住院之前看完。阿穆森先生手里也有一份，他看完以后，我再和他一起商量一下需要修改的地方，然后就算定稿了。

咱们答应给哈帕的短篇您是否已寄到英国去了？

（1949年8月18日）

阿穆森先生已去度假，我想他一定在看《鼓书艺人》呢。

下星期一上午十一点，我想带着《四世同堂》第三部的稿子去见您。明天我再和浦爱德小姐最后商量一次。

（1949年9月12日）

我和浦爱德小姐在费城她哥哥的家里过了一个周末。和她一起在树林里散步时，我突然给《四世同堂》的英文版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书名——《黄色风暴》，您觉得怎么样？星期四上午我要去见阿穆森先生。我会把有关《鼓书艺人》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您的。

（1949年9月21日）

和您在电话里谈过之后，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我在香港的地址留给您：

香港香港大学

病理系

侯宝璋先生转

“S. Y.SHU”是我英文签名“SHEH-YU SHU”（舒舍予）的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