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立国理念与大陆政策
摘 要：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构成了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基础条件，对2000多年的三国关系产生着重要影响；根源于中世纪的对外扩张思想被近代的革新派承袭发扬并赋予新的内涵，构成了明治维新及其之后的三大立国理念；以三大立国理念为思想根源的大陆政策是日本对外侵略的祸根。
关键词：地理环境；立国理念；大陆政策；祸根
一、受地理环境影响的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历史关系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俯视，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日本列岛虽然孤悬海外，但因其东向为浩瀚的太平洋，与其距离最近的只有西向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这一地理环境特点构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关系的基础。
正是这一地理环境影响着数千年来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始终将其发展方向放在西向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介于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之间，一直扮演着缓冲地带的角色；中国作为亚洲的中心大国，其先进的封建经济和思想文化对包括朝鲜和日本在内的周边地区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历史上，每当日本向朝鲜半岛或中国沿海发起挑衅，都是中国凭借强大的实力加以反击、平定，基本上维持了近两千年的和平友好局面。这种长期的和平局面直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才被日本打破。公元1年开始，在统一的中国东部周边地区先后形成了一些部落联盟国家（有些为城邦国家）。受中国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这些国家围绕中国渐渐形成了以汉朝封建帝国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社会关系，即所谓的东亚国际秩序。在这个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中，中国的东汉王朝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东汉皇帝享有共同君主的九五之尊。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君长都要接受汉朝皇帝的册封。由于中国奉行以邻为善的对外政策，与这些周边国家维系了长期友好发展的和平关系，可谓四海一家，共享太平。
当时，日本列岛“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1]。东汉初年，日本使节到洛阳，接受东汉光武皇帝的册封。在这之后500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称臣纳贡的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更是长期保持着册封朝贡、礼尚往来的友好关系。
到公元4—5世纪日本列岛开始走向统一。6世纪初，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第一次以“东天皇”自誉，提出与中国当朝政权对等的要求。公元630年，唐王朝和朝鲜半岛的新罗联军打败百济国，百济政权灭亡。为了维持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帮助百济恢复政权，公元663年3月，日本出动千艘战船，兵士27000多人向新罗发动进攻。同年8月，唐朝联合新罗军队共同应对日本水军的挑衅，与其展开激战，唐朝和新罗联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2]。9月，日本水师余部退回国内。此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熊津都督府管理百济国旧地。公元668年，唐王朝和新罗联军打败高句丽，结束了高句丽长达705年的地方政权的统治。朝鲜半岛开始进入统一政权时期。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出现统一政权之后，中国仍然居于东亚的盟主地位。
经过公元663年与唐朝的交战，吃了教训的日本慑于唐王朝的强大威力，开始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以往的基础上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大批留学生和僧人来到唐朝的都城长安。高句丽灭亡的第二年，日本派遣使节到唐朝祝贺平定高句丽，并向唐王朝告知从此更改国名为“日本”。在以后中国的历朝正史中均设有“日本传”。
1578年，日本著名的封建领主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列岛之后，历史上首次提出西向渡海征服朝鲜和中国的设想。1590年，丰臣秀吉狂妄地发出所谓的“迁都准备令”：“恭奉天皇于大唐（明）之京都，他本人则驻留宁波府，继续指挥占领天竺的战争。”[3]丰臣秀吉这种“海外雄飞”的叫嚣被其阁僚亲信们称作“疯子”。1592年，丰臣秀吉指挥14.8万多兵力，战船700多艘，兵分三路侵入朝鲜。1593年，被中朝联军打败。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动水兵侵略朝鲜，又被明朝和朝鲜联军打败。而丰臣秀吉侵占朝鲜半岛并迁都中国的狂妄帝国梦也因其暴病身亡而破灭。经过明朝万历年间的这次日本对外扩张的失败，东亚地区又经历了长达300年的和平稳定时期。
到了近代江户幕府后期，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为了摆脱西方国家的侵略，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迅速发展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也因此再次打破了长期稳定的东亚秩序。这一时期的中国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中国的大清封建王朝已经由昔日的天朝大国变成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危险的半殖民地国家。日本也同样遭到了西方国家的侵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和日本都在探索如何摆脱西方侵略的问题。如果说古代历史上日本的几次对外战争除了好战的主观原因，更多的是基于客观地理环境的因素，那么到了近代，尤其是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对外扩张的动因和目的，至少发生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结束了数千年以来，特别是自唐王朝以来以华夏为师的历史；二是通过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梦想实现“脱亚入欧”的目标；三是追赶西方列强，争做东洋的盟主。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始于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于1873年接受了西乡隆盛侵略朝鲜半岛的主张，但很快又遭到刚刚考察回国的岩仓具视等政府要员的阻止。原因是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他们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先解决国家内部问题，因此出现了对朝鲜的缓征和急征之分。最终以西乡隆盛等人的急征派的退出结束了这场争论。后来又经过反复争论和客观情况的具体变化，出兵朝鲜半岛问题被暂时搁置下来。日本又把侵略的目标转向了台湾。1874年，日本以琉球渔民与台湾当地居民冲突事件为借口出兵台湾，结果遭到台湾当地高山族居民的顽强抵抗。这次侵略行动的结果是在中国有利的情况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向日本赔偿白银50万两结束了这场战争。
侵略台湾只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外侵略的起步。此后经过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直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最终于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的战争之车，在对外侵略的崎岖道路上狂奔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弹丸小国，为什么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与人口最多的国家开战，与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开战？甚至是以全世界为其开战的目标，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二战后历史学家们对日本侵略扩张历史的探讨，不乏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直到今天，对于日本当年几乎是举国一致地趋向于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问题仍有探讨的必要。
二、三大立国理念与近代的日本
当年丰臣秀吉的帝国美梦虽然遭到了失败，随露珠含恨而逝的“猴子”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但是，他的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对外扩张思想却在江户幕府末期被其后世继承并赋予了新的更富于侵略性的内涵。这些人以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丰臣秀吉“海外扩张”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当时的国际社会形势提出了更加狂妄的设想。我们将这些归纳为“海外雄飞论”、“脱亚入欧论”和“东洋盟主论”。这是近代日本的三大立国理念。
所谓的“海外雄飞论”，是幕府末期丰臣秀吉的继承者们发表的有关国家走向、侵略步骤和具体方法等观点的概括。江户末期的日本著名思想家本多利明奉丰臣秀吉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在他看来，作为岛国的日本地域狭小，发展空间非常有限，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只有向海外扩展，而这种扩展只能通过武力才能实现，即所谓的“贸易之道”“战争之道”，一旦机会来临，即可“进攻外国并占领之”[4]。
继本多利明之后的思想家佐藤信渊在1823年抛出《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提出“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5]佐藤还把侵略中国东北作为第一侵略目标的思想写入书中。这既是“海外雄飞论”的高度概括和具体化，也被视为“东洋盟主论”的初始版，也是后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战争的思想源头。
1854年，美国人用炮舰打开了日本封闭锁国的大门。为了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的有识之士开始抛弃数千年以来以华为师的观念而另辟蹊径，打造了近代版的“日本优越论”。他们以西洋文明为标准，将中国、日本和朝鲜划分为两个等级，即“文明的日本和未开化的中国、朝鲜”。从这一说教出发而导引出谁做“东洋盟主”的逻辑公式。
曾经被日本誉为近代立国设计大师的明治维新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本来亚洲和欧洲两大洲相对，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已成为俄国的管辖范围，南部的印度已经被英国所辖，总之，亚洲的一半已经落入西洋人之手……尚有一些独立性的国家，只有波斯、暹罗、支那、朝鲜以及日本”。亚洲各国如果“决定同欧美列强相抗衡……由谁担任盟主，是一个大问题。波斯、朝鲜国力贫弱力不足恃，亚洲最大的国家‘支那’也不可指望”。“方今东洋列国之中，能成为文明之中心，作为魁首引领亚洲抵抗西洋诸国者，非日本国民莫属”[6]。这就是所谓的“东洋盟主论”。它既是“海外雄飞论”的深化和发展，也是日本侵略有理、对外扩张的主要理论根据，还是之后的“脱亚入欧论”的思想基础。
1885年，福泽谕吉在他发表的《脱亚论》中指出：“我日本领土虽在亚细亚以东，但国民已经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中国和朝鲜两国“不出数年，必然亡国，其领土将为世界文明国家所分割”，“与其坐等邻国开明，共兴亚细亚，莫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7]。从此之后，“脱亚入欧”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未来发展方向。但是，这个国策是通过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来实现的。
三大治国理念中，“海外雄飞论”仍然是基于地理因素的考虑，既然日本已经是东洋唯一开放文明的国家，而中国和朝鲜还处在未开化的蒙昧和半蒙昧状态，那么就要通过武力“解放”你们，“帮助你们”步入文明社会，并打败西方列强，所以侵略有理是“东洋盟主论”的主要内容。“脱亚入欧论”，一方面，要想脱亚入欧，首先要具备与西方列强为伍的实力，这个实力的获得只能取之于中国和朝鲜；另一方面，既然已经脱亚入欧了，就要加入西方列强的食者行列，共同瓜分中国，甚至是先于西方列强侵占这些地方。所以，打败中国、朝鲜是脱亚入欧的必然和先决条件。
三、日本对外侵略的祸根就是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
“海外雄飞论”将中国东北作为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东洋盟主论”的最终目的是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世人宣告：侵略中国、朝鲜有理。进军中国、朝鲜不仅不是侵略，而是将其从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义举。“脱亚入欧论”是侵占朝鲜、中国东北并战胜中国的必然结果。“三大立国理念”根源于400年前的中世纪，延续200余年又承启于幕府末期，到近代明治时期臻于完善，最后至昭和年代达到鼎盛，在长达几百年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得以广泛传播，终于在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中固化为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
1890年，山县有朋以总理大臣名义发表的施政演说指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主权线者，国之疆域之谓；利益线者，乃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绝非充分，必须亦保护利益线不可。”[8]这里所谓的“与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即指朝鲜和中国东北。山县有朋《施政方针》的出台，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的最终形成。这一富于侵略内容的政策经过其后人的不断加工和具体化，指导着日本一次次发动对外的侵略战争。到田中义一组阁时期又具体描述为：“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随着日本野心的不断膨胀，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军国主义者们已经将中国的东北视为日本的“生命线”了。以至于又提出所谓的建立东亚新秩序及大东亚共荣圈等荒谬的论调。
正是以三大立国理念为思想根源的大陆政策，使整个日本国变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祸根。山县有朋施政演说后不到5年的时间，日本就发动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既是“脱亚入欧”的必然结果，也是“海外雄飞”大陆政策的具体实践。为了“东洋盟主”的美梦，争夺东亚霸权，1904年，日本又挑起日俄战争，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南部。每次对外战争后，日本都要用获得的侵略利益为其狂奔的战车补足给养，使其继续加速，沿着大陆政策的道路走下去。《朴次茅斯和约》签订26年后，日本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改变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引发了给人类社会带来空前灾难的侵略战争。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0余年，为什么日本始终没有对当年的侵略罪行进行深刻的反省？其罪魁祸首就是基于数百年历史形成的“三大立国理念”。从思想根源的角度审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海外雄飞论”是日本以邻为壑对外政策的基石；“东洋盟主论”是日本国家战争机器运转的助推剂；“脱亚入欧论”是日本“侵略有理”、不对侵略历史进行真正忏悔的祸首。“三大立国理念”不除，日本打破世界和平格局的野心就永远不会灭亡。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灾难性的军国主义就会死灰复燃。历史的悲剧一旦重演，首先受其侵害的仍然是西北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西南的中国台湾。
回顾残酷的历史事实，审视当今的国际形势，无论是中国、俄罗斯、美国、欧洲乃至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都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作者单位：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1]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燕地条。
[2]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百济传》龙朔二年。
[3] 赵建民、刘予苇：《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11页。
[4] 宋成友：《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5] 〔日〕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428页。
[6] 〔日〕《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58年版，第183、185、259页。
[7] 〔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58年版，第237~239页。
[8] 米庆余：《明治维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