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钦茂的文治与渤海国的振兴
因为大武艺的长子大都利行早在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就已病逝于唐都长安，所以当大武艺去世后，他的另一个儿子大钦茂继承了渤海国的王位。唐玄宗依旧例册封大钦茂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同时要求他对唐朝能够做到“永为藩屏，长保忠信，效节本朝，作范殊俗”[29]。而大钦茂也没有辜负唐朝的厚望，一即位便“承诏赦其境内”[30]，改元“大兴”，显示出他要振兴渤海国的宏伟抱负。
大钦茂开始执政时，渤海国正处于继续发展的关键时期。经过高王大祚荣和武王大武艺两代四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渤海国的疆域明显扩大，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地位也初步确立，但这主要是在武力征讨的过程中获得的。频繁的战争不但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也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使得渤海国的国力日益削弱。要想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就必须放弃以前那种单靠武力打天下的扩张政策。大钦茂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长期致力于渤海国内部各方面的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行文治。
首先是引进和学习汉籍经典。据我国史书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31]。而实际上，当时渤海国所引进的典籍远不止上述几种，诸如《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庄子》《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大量中原地区的文化典籍都已为渤海人所熟知和运用了[32]。大钦茂之所以要引进这些中原地区的文化典籍，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鼓励渤海人努力学习这些书中所包含的儒家学说和封建的典章制度，并接受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统治思想。
其次是仿照中原唐制，初步建立起适应渤海国需要的封建统治制度。高王和武王两代，渤海国由于是初创，又忙于对外扩张，所以设立的职官比较简单且皆为武职，同时又保留着靺鞨人在部落统治时期的氏族特点，多称某将或大首领、都督、首领等，如大武艺时的访日使高仁义官拜宁远将军、郎将，舍航任别将；遣唐使乌借芝蒙、多蒙固均为大首领等。这种以武代文的情况甚至持续到大钦茂统治的前期，如访日使胥要德身兼若忽州都督、忠武将军之职；访日使已阏弃蒙为首领等。但大约到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以后，渤海国的官吏中不仅出现了政堂省左允（相当于唐尚书省左丞，正四品上，访日使王新福任此职）、司宾寺少令（相当于唐鸿胪寺少卿，从四品上，访日使史都蒙和张仙寿任此职）等文职事官，而且出现了青绶大夫（相当于唐银青光禄大夫，第五阶从三品，王新福任此职）、献可大夫（相当于唐朝议大夫，第十一阶正五品下，史都蒙和张仙寿任此职）等文散官（武散官制早在大武艺时期就已实行）；不仅有爵号（访日使高南申被封为开国公、王新福和史都蒙被封为开国男等等），而且在服饰上也有了着绯品官（访日使达能信）和着绿品官（访日使，其名不详）的区分，这正好与史书中“以品为秩……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八秩绿衣，皆木笏”[33]的记载相吻合。上述事实说明，至大钦茂统治的中期以后，渤海国的官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和品阶勋爵制度初步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同时突出了文官在治理国家和对外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至此，渤海国已走上了以文治国的道路。
最后是加强王都建设。都城是一个国家或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对外交往的中心，对加强这个国家或政权的统治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往往要花费很大的力量来建设都城，渤海国也不例外。靺鞨—渤海国初建之际修筑的东牟山城在今延吉市郊区的“今属龙井市的城子山山城”，因为该“山城的山下，正是图们江流域的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相汇后，绕过山城的东、南、北三面，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并使山城恰好同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形成阻绕之势”而“与史书所记载的‘阻奥娄河’之势正合”。不仅如此，山城“脚下的海兰江即史书所称的奥娄河，而布尔哈通河就是渤海迁都上京之前的忽汗河，亦即唐朝册封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及领地的地名由来”[34]，无疑是当时“旧国”地区的险要所在。但那里的地势不够开阔，故后来对于一个已拥有“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的地方政权来说显然并不利于发展。但是由于高王和武王两代忙着巩固政权和对外扩张而无暇顾及王都的迁移与改建。大钦茂即位后，渤海政权已经稳定下来，也就有了条件从容地营建王都，故于天宝七年（748）前后，[35]将王都迁到了显州（即后来的中京显德府，今和龙市西古城）。这座新王城的周长约2700米，面积约45.36万平方米，[36]地处海兰江冲积平原，地势比较开阔，土壤多黑浆土，土质肥沃，又接近原高句丽统治的地区，与“旧国”相比，这里距渤海国其他京城（上京除外）更近。由于具有上述优越条件，所以大钦茂迁都显州之举不仅加强了与渤海国各地的联系，尤其是加强了对原高句丽统治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而且还以此为契机，逐步摆脱了以前形成的由武官把持朝政的不利局面，顺利地实行了文治。天宝十四年（755），唐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市）起兵发动了叛乱（即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尽管安禄山的进攻矛头是直指唐朝廷的，但由于他身兼柳城太守、押两藩、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统管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平时对各族人民又总是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其叛乱活动引起了渤海国的极大恐惧。于是，大钦茂果断决定立即将王都北迁至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这里地处因牡丹江冲积而形成的东京城盆地中部，地势平坦开阔，利于营建较大规模的城市；土壤为各类草甸土，腐殖质多，土质疏松，再加上灌溉便利，同样适合于农业发展；周围是四面环山，三面临水的地形，易守难攻，完全能满足渤海人躲避战乱，及时做好抵御强敌安禄山进攻准备的需要。另外，迁都上京还达到了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充分利用上京控扼着黑水靺鞨通往唐朝交通要冲的有利条件，限制黑水靺鞨与唐朝的往来。同时又加强了军事防御，以防止黑水靺鞨趁乱攻击渤海国。这也为后来渤海国实现吞并和统一靺鞨各部的战略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处理好渤海国内部事务的同时，大钦茂还大力加强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大钦茂在位期间，共遣使访日12次，这不仅是渤海国诸王中次数最多的，而且整个渤海国时期34次访日活动中规模最大的3次也都发生在大钦茂时期。另外，大钦茂时期的访日活动已由大武艺时期单纯追求政治目的转向了注重经贸和文化交流。大钦茂即位以后，不断派遣王子、王弟及其他官吏和留学生赴唐，其中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和大历八年（773）每年都达5次之多，从而形成了向唐朝学习的高潮，密切了与唐朝的关系。安史之乱爆发后，大钦茂最初十分谨慎，采取了既不得罪安禄山叛军，也不派兵助唐平叛的中立态度。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大钦茂主动派遣杨承庆前往唐朝，贺明年正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拥护唐朝廷的立场。
就在渤海国迁都显州前后，唐玄宗屡次加封大钦茂为特进（文散官，第二阶正二品）、太子詹事（文职事官，正三品）和宾客（文职事官，正三品）等官职。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四月，唐代宗即位后，很快进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正一品），[37]这也是唐朝能给予其的最高一级爵号了。大历年间（766—779），唐代宗又屡次加封大钦茂为司空（位列三公，正一品）和太尉（位列三公，正一品）等官职。尽管唐朝加封大钦茂的官职中多属有名无实的荣誉称号，但在其任内竟能得到如此多的封赏，这不仅在渤海国历代王中是最多的，就是在唐朝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中也实属罕见。唐朝之所以给予大钦茂这样高的荣誉，一方面是因为大钦茂积极推行文治，使渤海国实力不断增强，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唐朝对大钦茂恭谨事唐，效忠朝廷言行的充分肯定。
唐大历九年（文王大兴三十八年，774），大钦茂将年号由大兴改为宝历。这次改元，反映出大钦茂庆贺其文治成功，同时又祈盼渤海国运永远吉祥的良好愿望。对于大钦茂治理渤海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但渤海本国人对其发出了“配重华而肖夏禹，陶殷汤而韬周文”“对越三五，囊括成康”[38]的赞誉，而且就连日本光仁天皇也给予了“王修朝聘于典故，庆宝历于维新。勤恳之诚，实有嘉尚”[39]的高度评价。
大约在唐德宗贞元元年（785）以后，大钦茂又进行了第三次迁都，由上京往东南迁到了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市东7.5千米处的八连城）。这里地处图们江下游冲积而成的珲春盆地，靠近日本海，不但适宜农业发展，而且交通便利。至此，除旧国外渤海国已有三座京城，奠定了后来五京制的基础。贞元九年（文王大兴五十七年，793）[40]，大钦茂病逝于东京龙原府。大钦茂在位达57年之久，是历代渤海王中最长的。大钦茂在位期间大力提倡文治并取得了突出的政绩，加快了渤海社会的发展步伐，不愧为我国少数民族中较有作为的改革家。按我国古代对统治者的评价标准，大钦茂是一个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有道明君，因此死后被渤海人尊谥为文王。
总之，经过文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治理，渤海国已逐步形成了包括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和上京龙泉府在内（今吉林省东部和黑龙江省东南部）的中心区域，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振兴和发展。
[1]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0页。
[2]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172页。
[3] 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
[4]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172页。
[5]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171页。
[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0《唐纪二十六》，玄宗先天元年（712）十一月条，中华书局2013年标点本，第6678页。
[7] 王禹浪：《渤海东牟山考辨——兼谈鸿胪卿崔忻出使震国的册封地》，《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
[8] 王禹浪：《图们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兼考靺鞨族源、渤海旧国、东牟山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渤海史新考》，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28页。
[9] 孙铁山：《唐李他仁墓志考释》，载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10]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0页。
[11]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0页。
[12]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8—519页。
[1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2《唐纪二十八》，开元八年（720）十一月条，中华书局2013年标点本，第5645页。
[14]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0页。
[15] [日]藤原继绳等：《续日本纪》卷10，国史大系本。
[16] 孙秀仁、朱国忱：《渤海国上京京畿南北交通道与德理镇》，载刘晓东主编《渤海的历史与文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17] 姜玉珂：《镜泊湖边墙为渤海说兼谈渤海遗迹的甄别》，《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18]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78页。
[19] 刘晓东等：《渤海国渤州考》，《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20] 谭英杰、赵虹光：《靺鞨故地上的探索——试论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物质文化的区别》，《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21]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59页。
[22]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牡丹江边墙调查简报》，《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23]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著：《河口与振兴——牡丹江莲花水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58页。
[24]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78页。
[25]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1页。
[26]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1页。
[27]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136《乌承玼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597页。
[28]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1页。
[29]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345页。
[30]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2页。
[31]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36《藩夷请经史》，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条，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67页。
[32] 1949年出土的贞惠公主墓志和1980年出土的贞孝公主墓志中的内容均涉及这些经典。
[33]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3页。
[34] 王禹浪：《渤海东牟山考辨——兼谈鸿胪卿崔忻出使震国的册封地》，《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
[35] 关于渤海国迁都显州的具体年代，史书无明文记载，因此，笔者只能根据《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中“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的记载，暂且推断为约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前后。
[36] 这些数字是根据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和龙县文物志》一书所提供的数字计算出来的（见该书，1984年内部出版，第48—49页）。
[37] 根据《旧唐书·职官志》的规定，唐册封大祚荣的渤海郡王和封乞乞仲象的震国公的爵号虽然相差一个等级，但品级却都是从一品。
[38] 见《贞孝公主墓志》碑文，1980年出土，现藏于延边博物馆内。
[39] [日]藤原继绳等：《续日本纪》卷34，国史大系本。
[40] 据1980年出土的《贞孝公主墓志》碑文记载可知，大钦茂的晚期仍使用大兴这一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