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甲寅》杂志与《太平洋》杂志
本书所使用的核心材料是1914～1915年的《甲寅》和1917～1925年的《太平洋》杂志，这些杂志与留欧学生在法国创办的《旅欧杂志》，留美生在美国创办的《留美学生月报》不同，它们是留英学人有意识地模仿英国的《爱丁堡评论》，希望做成中国的独立评论杂志。还有一点不同，它们都是由已经归国的留英学人创办、编辑，并在国内出版，[48]而在读的留英学人亦积极参与，这一点说明它们与国内的社会政治思潮的联系更为密切。
从学者的研究来说，《甲寅》杂志的关注度高，讨论较多，不足之处是很少有人强调它的留英学人的背景。较早对《甲寅》杂志本身的介绍和评论，是白吉庵为《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册所写“甲寅”条目的简介，该文颇为详细地叙述了《甲寅》杂志上主要篇章的内容，并结合民初的历史背景，对该刊的政治观点进行梳理，但对于刊物中的编撰作者群未予进一步说明。[49]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出版了若干专著均涉及章士钊与《甲寅》杂志，国内著作包括：邹小站所撰《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第三章，以《甲寅》上的文章专门讨论章士钊的自由主义的共和思想；[50]郭华清著《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第二章，探讨章士钊在《甲寅》杂志、《甲寅日刊》上阐发的政治调和论。[51]国外学者则关注到了《甲寅》时期章士钊的政治理论，现任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Leigh Jenco（李蕾）博士，著有《为政有本：章士钊的政治理论及其立国思想》一书，重点分析了《甲寅》时期章士钊的政论。[52]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论文涉及章士钊以及《甲寅》杂志其他一些重要作者，如陈独秀、高一涵等，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说明。[53]
因为《甲寅》杂志与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所以近年来学者对《甲寅》杂志的新思想及作者群的考察，多与五四新文化联系起来，相关的成果也颇为丰富。关于新思想的相承，早在民国时期，常乃悳即指出：章士钊的《甲寅》杂志虽是谈政治的刊物，但已替后面的新文化运动预备下几个基础，比如理想的鼓吹、文学小说的重视、正确的翻译、通信式的讨论，“都是由《甲寅》引申其绪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后才发挥光大的，故我们认《甲寅》为新文化运动的鼻祖，并不算过甚之辞”。[54]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从多角度进行探讨，研究结论趋向一致，认为《甲寅》对五四新文化功不可没。《启蒙思想的复苏——〈甲寅〉月刊所宣传的启蒙思想》的作者岳升阳认为，《甲寅》杂志记录的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在探索中逐步走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历程。[55]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对《甲寅》杂志和《新青年》做了详细的比较，指出《甲寅》杂志之于《新青年》杂志，在人事、在思想言论实有不可忽视的渊源。[56]刘桂生的《章士钊与〈甲寅〉月刊和〈新青年〉》，指出民初章士钊为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提供了有力的扶持和政治方向的指引，《甲寅》杂志为《青年杂志》的诞生准备了作者队伍，二者在发刊宗旨、刊物栏目、文学革命上都有联系。[57]在新文学思想传承上，文学史家的著作亦有可观之处，此处不及枚举。[58]
关于《甲寅》杂志作者群的研究，杨琥的博士论文《民初进步报刊与五四新思潮——对〈甲寅〉、〈新青年〉等的考察》是目前所见有关《甲寅》作者群的构成及特征的描述和分析最全面的唯一专论。[59]杨琥先生另有若干篇论文涉及了《甲寅》杂志作者的笔名考证问题，同样应予重视。[60]郭双林所撰论文《前后“甲寅派”考》，指出“甲寅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甲寅派”酝酿于《独立周报》时期，出现于《甲寅》月刊时期，形成于《甲寅日刊》时期，其主要成员除章士钊外，还有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等人；后期“甲寅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员包括章士钊、梁家义、瞿宣颖等，前后期“甲寅派”均兼具文学派别和思想流派的双重身份，区别在于前者主张政治调和，后者主张文化保守。[61]郭双林的另一文《论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的意涵及其思想来源》则专门讨论了前期“甲寅派”的政治调和思想内容及其来源。[62]
上述研究无疑深化了人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但这些讨论无意间都忽略了《甲寅》杂志是由留英学人创办又获得留英学生支持的事实。尽管它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为了《新青年》的作者，但留英学生的社群意识仍是存在的。戈公振指出：《太平洋》“为《甲寅》分出之英法派人所编辑”。[63]这种社群意识不仅仅是留学背景的因素，更有着乡情的因素。从《甲寅》到《太平洋》的留英学人既是留英生，又多是湖南籍人士组成的社群。以下再对《太平洋》杂志的研究状况做一评述。
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史著中，评述《太平洋》杂志的文字有若干。一是，罗家伦在1919年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从北大图书馆订阅的几百种杂志中选取“其中有点势力，可以代表一部分趋向的杂志”，有所批评。他将最近的杂志归纳为四派：官僚派、课艺派、杂乱派、学理派；又将学理派再分为两大类：脑筋浑混的和脑筋清楚的。但他只对脑筋清楚的一类杂志“非常佩服”：“他们的长处，就是少说空话，著者对于学问，多有明了的观念，适当的解决。这类之中作政论的，前有《甲寅》，后有《太平洋》。两种的好处，都在能朴实说理，不用感情；而且能用批评的眼光，讨论是非的真相。《甲寅》虽已停版，闻《太平洋》尚拟出版，全用白话，更从积极的新学理方面着想，那更是有声有色的了。”[64]二是，戈公振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专辟一章讨论“杂志”问题，将《太平洋》编入“以政治为主体者”一栏，并说明：“《太平洋》于民国六年三月发刊于上海，为《甲寅》分出之英法派人所编辑，每月一册。分论说，海外大事，评林，译述，国内大事等栏。考证学理，斟酌国情，以求真是真非；于财政经济各问题，尤多所论列。”[65]三是，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1947年初版），论及五四时期重要思想性刊物，于注释中对《太平洋》杂志有简要的说明：“《太平洋》创刊于1917年三月，主编人李剑农，撰稿者多为欧洲、日本留学生。‘五四’后转趋积极，偏重政治学理，议论较为持重。”[66]在前两位民国学人的意见中，《太平洋》与《甲寅》杂志都是探究学理以论政治的刊物，并且在人事上关系密切。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上各有一篇关于《太平洋》杂志的介绍性质的文章。前者大体介绍了《太平洋》的“调和”精神、改革政治的具体主张、重视国际形势和中外关系、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态度等内容。[67]后者更为详细些，罗列《太平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对社会主义的介绍；（二）对十月革命及苏俄政权的评介；（三）对于国内政治局势的批评及解决时局问题的方案；（四）国际问题及中国对外关系；（五）关于财政经济问题；（六）李大钊的四篇文章。[68]但二者对于《太平洋》杂志的创办、发行、运作、同人群体均语焉不详，对于各个议题的思想意涵，也没有进一步分析和讨论，所作的评价亦深受教条主义史观的影响。一位作者在最后评价说：“《太平洋》是亲英美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言论机关，就这一点说来，它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内容也比较充实，因此是研究五四时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69]这里点明了《太平洋》杂志是由民初亲英美知识分子主办。
相关的对《太平洋》杂志的研究和评价，多是在一般思想史著作中附带提及或简单引用。丁守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评价《太平洋》的地方有若干处。关于《太平洋》的社会政治思想，著者指出，辛亥革命后出版的《甲寅》和《太平洋》，是继承清末改良派思想家严复等人的衣钵，打算在民主共和国的空招牌下贩卖他们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留日学习政法的学生主办《甲寅》和留英美学习政治经济的学生主办的《太平洋》，就是专门以英国式的宪政为楷模，讨论如何改革中国政治的刊物。这些人大力宣传了新旧逐步代谢的调和论，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著者进一步指出，《太平洋》是用社会改良主义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又说《太平洋》实际上是走胡适的道路，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由一些曾留学英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的《太平洋》杂志，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在研究一些诸如‘大总统的权限’、‘地方自治制度’之类的问题，‘五四’后则明显地反对宣传社会主义”。[70]作者以批判的眼光，视《甲寅》和《太平洋》在政治上是承续自清末留英学人严复以来的改良主义观点，确实说明了它们共同的留英背景下的政治态度。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虽已意识到《太平洋》的重要性，将它与《新青年》、《每周评论》、《科学》等刊物并提，指出“这些算是最好的，由具有现代眼光的人主编的刊物”。但他的观点显然来自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中的叙述，很难说明他对《太平洋》有过细致的考察。[71]刘晓琴著《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2005年），列举北洋政府时期，与留英学生关系比较密切的四个刊物，包括：《旅欧杂志》、《太平洋》、《一般》及《科学季刊》。虽然注意到《太平洋》为留英学生所创办的刊物，但著者并未对其做进一步的研究，关于该杂志的叙述部分仍然参考前述《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相关内容。[72]王法周所撰《五四后资产阶级各派拯救民主的努力及民主思想的主要趋向》，指出《太平洋》是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宣传自由主义主张的主要阵地之一，“除《新青年》外，李剑农、周鲠生、王世杰、杨端六等人在《太平洋》杂志上宣扬一种调和论色彩的自由思想。他们较《新青年》派更温和，但对自由主义原则则持之甚坚”。[73]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太平洋》杂志有所重视，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笔者撰写四篇论文均涉及《太平洋》杂志。[74]其一，《留英学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一文，专以《太平洋》第一卷时期的留英学生言论和行动，叙述该《太平洋》社群与“五四”思潮的关系，指出它同《新青年》一样属于新文化阵营，对于新文化、新思潮运动有一定的贡献。其二，《“甲寅派的政论文”的英美宪政主义背景：以章士钊、李剑农为中心》一文，梳理了章士钊、李剑农等政论家的19世纪以来英美宪法学家的理论背景。其三，《民初知识分子与政论——以〈甲寅〉、〈太平洋〉为中心》一文，对这两份杂志的人事、办刊宗旨、思想内容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和评论，指出《太平洋》传承了《甲寅》的政论传统和法政话语，其作政论的动力在于为现实政治寻找学理依据。其四，《五四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观——〈太平洋〉与威尔逊主义》一文，以《太平洋》对威尔逊主义的评论为中心，说明五四知识分子已经利用英美国际主义作为思想资源，为中国建构民族国家。
其他学者的研究包括：邓丽兰、王红霞撰《法政学者的宪政诉求——略论〈太平洋〉派学人的宪政思想（1917～1925年）》一文，指出围绕在《太平洋》上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政论独具特色，试图从学理的角度探讨民国立宪政治问题，努力争取法治、自由与权力制衡的实现，并期望于调和中渐进有序地推进宪政建设。[75]有趣的是，论文虽是学界首次使用“《太平洋》派学人”指谓《太平洋》杂志周围的学人社群，但全文对该社群的情况未做任何叙述和界定。郑大华、王敏撰《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太平洋》上的“万国联盟专号”的文章为例，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国际联盟的反应，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国联问题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76]日本学者森川裕贯的《〈太平洋〉杂志的和平追求——五四前后的国内秩序论和国际秩序论》一文，是对《太平洋》杂志的和平主义观点的专题研究。[77]
从上述学界对《太平洋》杂志的研究和评价来看，聚拢在《太平洋》杂志的这一知识社群逐渐获得人们的认识，他们在五四前后围绕若干重大政治问题如宪政主义、国际联盟、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等阐发出来的思想观点，正获得学界的重视。傅国涌的下面这段评论确实反映了这种趋势，他说：“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它刊物，比如说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太平洋》在我看来不亚于《新青年》。以往讲到‘五四’时的代表性刊物，像《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大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但是《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一本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杨端六、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1919年之后，特别是1921～1922年，《太平洋》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文章，尤为突出的是关于联省自治的讨论，联省自治简单地说就是联邦制，当时在中国已成了一个热潮。《太平洋》讨论的问题恰好可以补充《新青年》的欠缺。《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五四’一切的资源都在这里了，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要还原历史真相，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它不同的侧面都呈现出来，而不仅仅刻意地强调某一个侧面。”[78]可见，《太平洋》杂志与《新青年》均构成“五四”丰富内涵中的重要面相，但前者在后者成为“领导性论述”以后淹没在一般“五四运动史”论述中，成为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79]
从上述可知，既往研究有两点不足，第一，以往的研究对《甲寅》、《太平洋》杂志的留英学人的背景重视不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者没有把聚拢在《甲寅》、《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视作一个“自在”的社群。本书对两份杂志上重要作者笔名的考证，如沧海、石公、松子等，将有助于说明这两份刊物实际上是拥有众多留英作者的同仁杂志。因此，从研究视角上言，本书主张以《甲寅》、《太平洋》杂志为主要材料和线索，强调从思想背景的层面去进一步理解辛亥到五四时期留英学人的思想发展。第二，既往研究对从辛亥到五四时期的思想史的理解，深受“五四运动史”模式的影响，《新青年》以外的其他思想言说的历史逻辑要么是隐而不彰，要么成为这种模式的附庸。这造成了上述所言的关于《甲寅》、《太平洋》杂志政论的整体分析和研究的不足，因此本书的论述主题毋宁说是对从辛亥到五四时期的留英学人的政治思想进行历史性的描述与分析，从而揭示他们做政论的动力，在于为现代中国寻觅立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