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方略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对党的执政方向、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出施政方略，把握历史机遇、应对各种艰难挑战。

梦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行奋进的灯塔。

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根本无法在世界民族的竞争中生存。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要想继续在发展道路上有所作为，就要树立自己的目标、坚定自己的梦想。

无论是汉语语汇还是西方语汇，“梦”与“梦想”都表达着人类最天真最无邪最美丽最可爱的愿望，都表达着人类为实现美好愿望而付诸行动的渴望，都表达着人类心中的愿景和对未来的追求。

中国人对未来的追求和愿景是什么？是全面建成小康，是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梦想的民族，也是一个富有逐梦激情、勇气、韧性和智慧的民族。

他们的梦想，亘古至今，穿越时空，深深熔铸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之中。

他们的梦想，凸显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境遇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特定历史阶段民族梦想的主题。

世界历史上，一个梦想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到实现的过程。

16世纪，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的思想。

19世纪初，盛行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圣西门创立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傅立叶领导了空想社会主义运动，欧文进行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验，他们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了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20世纪初期、中叶，列宁、毛泽东分别在苏俄和中国领导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后期、21世纪初期的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科学发展，使社会主义表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不断改变着中国，改变着世界。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对党的执政方向、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出施政方略，把握历史机遇、应对各种艰难挑战。

中国梦，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想象和新的追求空间。

在1949年前的100年时间里，世界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命途多舛的中华民族因为外敌入侵与内战不绝而错过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晚期，崛起的国家是英国，能源是煤炭，通讯方式是报纸、杂志以及书籍，标志性产业是铁路、蒸汽机，生产方式是工厂机器生产代替作坊手工制作。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早期，使美国、德国迅速崛起，能源是石油，通讯方式是电话、收音机、电视机，标志性产业是电力、汽车，主要是汽车，生产方式是大规模流水线自动化机器生产。

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他发现，进入21世纪，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将再次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据此，他认为，这一结合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

在杰里米·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最明显的特点是，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崛起，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阳能、风能等广泛应用，通讯方式是互联网，标志性产业是3D打印（三维制造），生产方式分散合作式、个性化、就地化、数字化生产。

根据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我们可以预见到第三次工业将带来三个巨大的转变：

一是批量化向个性化转变。我们的服装过去是大批量生产后，由顾客到商店购买，今后将发展成为根据顾客的需要订做。这种订做在今天会推高生产成本，但有了3D打印技术，成本的增加几乎为零。

二是集中化向分散化转变，特别是能源方面。数以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这就跟我们现在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

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

三是素质化向智能化转变。这个转变现在已经逐现端倪，那就是工业机器人的大量使用。

我们曾经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时不再来，时不我待，复兴的中国必须通时达变，与时偕行，与时俱进。

历史是一个百变的仙女，她在给予我们巨大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空前的压力。当前的中国，面临着来自自身与外界的五重压力：

一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和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的压力。

受此影响，西方主要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欧盟也正面临着其带来的四大困扰：

债务困扰。截至2013年10月16日美国的债务总规模已增长至16.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截至2010年欧盟特别是希腊的债务是其GDP的124.9%；至2012年3月，日本债务已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0%。

货币政策困扰。日本、美国纷纷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日元贬值，要命的是这种宽松货币政策目前暂时看不到头。

就业困扰。美国现在的失业率达8%，日本为6%。

发展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都降下来了，日本为2%、美国为2.2%。

在国际大环境下，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带来的出口、汇率、通货膨胀等困扰。

二是面临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压力。

过去，中国在领土、领海等传统安全领域没有什么压力。随着“十二五”规划中海洋大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意味着中国要走向大海、走向深蓝，由此而来的是一连串问题，诸如东海钓鱼岛问题、南海黄岩岛问题等等。此外，如海啸、地震、“非典”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带来巨大压力。

三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国际公认的标准为人均GDP为3000～6000美元）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地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四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平稳增长的压力。

早在1995年制订“九五”计划时，中国就提出要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从“九五”到“十二五”，时间过去了18年，中国的转型升级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不科学的问题仍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进入2010年“十二五”时期，中国已经到了非转不可的时候，“这是一场非打赢不可的硬仗”。但是，转型升级涉及速度问题，转型升级的过程，就像开车变道一样，变道前车辆保持适当的低速有利于看清道路、辨明方向。转型升级必然会放缓发展速度。

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逐渐慢了下来。2012年第一季度的增速为8.1%，第二季度降为7.6%，第三季度为7.4%，第四季度为7.9%;2013年第一季度为7.7%。

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100万～120万的就业。经济增速放缓，首当其冲的影响是民生之本——就业。

一方面要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保证就业，这是一个矛盾体，要保持高超的技术才能既推动转型升级又确保民生之本。

五是如何启动新一轮改革和解决中国发展动力不足的压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在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还是股份制，都是由基层发起、“自下而上”式的改革。一项改革往往能够找到普遍受益点，“存量”动不了可以动“增量”。到今天，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相互交织、盘根错节，改革的“增量”和“存量”已经形成联动。

改革，简单讲就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的深化改革则是要打破利益格局的制约。改革难度有多大？李克强总理对中外记者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改革的靶子就是调整利益关系，打破阶层固化、利益固化。改革的水很深，但再深的水也得蹚，因为它关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别无选择。

在历史机遇的关口，在发展转型的躁动与深化改革的焦虑中，中国需要一个新的理念，重聚社会共识，实现发展的目标；需要激发新的动力引擎，加快发展步伐，跟上世界的潮流；需要一个新的方略，校正发展的方向，构建新的社会图景；需要一个新的精神纬度，追问富强、振兴、幸福和生活的意义。中国梦，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