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由思想的跃进：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

像十八世纪其他的英国自由思想家一样，托兰德首先是以对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热的理性主义批判、倡导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而走上思想舞台的。但是他的自由思想在尔后的发展中却超过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大大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早期的自由思想家。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大家知道，托兰德在其早期作品《基督教并不神秘》中还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力图证明福音书中没有任何反理性或超理性的东西，从而把奇迹迷信之类的东西从所谓“真正的”基督教中铲除出去，实际上是要赋予基督教一个新的理性化的形态，或者也可以说是要恢复在他看来本无迷信色彩的原始基督教的理性本质；在《致塞伦娜的信》中托兰德虽然对宗教迷信产生的根源和社会作用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但是仍试图把基督教本身与宗教迷信区别开来，认为真正的基督教是符合理性的，是“旨在改善我们的道德、教导我们以正确的神性观念，因而根除一切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的组织”，那些“对耶稣基督所要消灭的东西”即各种迷信“加以袒护的人是没有权利称为基督徒的”，他们的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毋宁说是一种“反基督教主义”，而且“没有什么比它更与基督的学说正相悖逆的了” ^[1] 。因此直至《致塞伦娜的信》，托兰德批判的锋芒主要是针对各种宗教迷信的观念和学说，不曾进而触及基督教信仰本身。在《泛神论要义》中托兰德则不仅以更为高昂的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精神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予以无情的揭露和唾弃，即“在理性的光照下”，“抛弃一切假冒的启示，推翻伪造的奇迹、悖理的秘密、含糊的神谕，揭穿一切欺诈、诡计、谬误、骗局和老婆婆的故事”（本书第28页），而且对古往今来一切传统的宗教即“从先辈得来或由法律强迫信奉的宗教”无不痛斥为“完全是或在某些方面是不道德的、邪恶的、卑污的、残暴的或剥夺人的自由的”（本书第25页）。此处虽未明指基督教，但作为西文历史上统治最久、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宗教，它必属这里实际指斥的对象是断无可疑的。正是由于批判已直抵基督教本身，在《泛神论要义》中遂不复发现将基督教与迷信分开而为之做理性辩护的任何言论了。诚然，托兰德在这部著作中也还表示过无意否定宗教本身，他引用西塞罗的话说：“人们不要误解，由于消灭迷信，宗教也要消灭。”（本书第44页）他甚至设想泛神论者团体有一个“更宽厚、更纯正、更自由的宗教”（本书第26页），但是，可以肯定此所谓宗教绝不是任何一种历史上实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之理性化或理想化，而是一种失掉了通常宗教信仰意味的、对于泛神论者所谓上帝实即自然的理性崇拜。

据说，托兰德十四岁时就参加过反对国王雅各布二世的起义，而且宣称在四十岁以前要像克伦威尔在英国那样在爱尔兰造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变革 ^[2] 。但是，直至《泛神论要义》发表之前，托兰德不曾在任何一部著作中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不是说在此前的著作中托兰德不曾有谈及政治之处，例如，在《致塞伦娜的信》中他就指出古代埃及、希腊和其他民族的帝王总是出于其君主统治的利益而把自己的家系神化，揭露了中世纪以来君权和神权的联系，说“有些基督教国王要求的君权神授（the divine right)和奴颜奉承的僧侣为他们要求的无条件的消极服从，如果不是比异教徒的办法更好的一种维持专制暴政的手段，那么其目的和意图则无疑是一样的” ^[3] 。但是，只是在《泛神论要义》中托兰德才不再主要从与宗教的关联上看政治，而是把目光从宗教批判转注于社会政治问题，直接展开政治批判，从而将其自由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例如，他把他所假托而实为其自由思想之化身的那个泛神论者团体描写为一批“不盲从任何人的意见，不为教育或习俗所误引，亦不屈从本国的宗教和法律”（本书第6页）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们尊崇理性，“理性是真正的第一法律”（本书第36页），而理性法则的第一要义就是自由，因此，“他们不仅坚决肯定和坚持思想自由，而且坚决肯定和坚持行动自由”（本书第26页）。自由和奴役是不相容的，他们“宁可不统治任何人，也不做任何人的奴隶……有主人支配的生活绝算不上生活”（本书第42页）；自由和特权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他们憎恶一切无法无天的特权，是一切暴君（不论是专制君主、跋扈贵族，还是暴民领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本书第26页）。不难看出，托兰德在这里表达的这种自由概念的真正意蕴乃是对封建等级制下的人格依附关系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批判和否定。托兰德虽未详细论述他的社会政治理想，但是他以浓笔重墨鲜明地挑出了他的“社会哲学”的最高原则，即以“正确的理性”为“唯一真正的法”，建立一个以这种“既不欺人亦不被欺的法”为基石的法治的社会，而这个法治社会的三大要素就是：财产、安全、自由。正如托兰德所说的：“没有法律就没有财产，没有安全”，“有了法律我们才有自由”（本书第42页）。这种以维护财产、安全和自由为目的的法治精神正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社会政治理念的核心所在。托兰德在这里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成为十八世纪初英国自由思想家中最具政治意识，因而也高于他人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