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控制的城市
有别于传统的贵族统治，也有别于德国的其他帝国城市，纽伦堡是一座完全由大资产阶级控制的城市。市政委员大多出身富裕的商人家庭，依靠经商获取财富和地位后跻身纽伦堡的统治阶级，成为“新贵族”。 这些贵族一般拥有巨额财富。以贝海姆家族（Behaim）为例。这个家族从13世纪开始便已经是成功的商人，他们以经营香料、皮草、纸张、亚麻布、铜和银的贸易为主。[1]另外一位著名商人塞巴斯蒂安·韦尔策（Sebastian Welser）在1567年去世的时候，留下了总值140,000基尔德（Gulden）的遗产。[2]
纽伦堡的资产阶级是从中世纪富人那里发展而来的，他们希望通过发家致富获得令人羡慕的“贵族”身份。从11世纪开始，德国文献中开始出现城市贵族这一概念，当时对他们的称呼有：optimi civitatis,promores,muliores,maiores,sapientiores。在16世纪的时候，一般把他们称为Geschlechter。这些人通过经商逐步掌握了市政府的权力并且建立起富有地方色彩的行政体系。德国每个城市的贵族家族的起源相异，但是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财富的数量，二是通过商业取得财富。[3]早期的贵族阶层并不是固定的，富人依靠财富的增加从下层进入上层，直到14世纪开始，这个过程开始停止，贵族与平民间出现明显的区别，也出现一定的排外性，贵族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活动中心和交友圈子，如纽伦堡的路德小组也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圈子。城市里地位最高的贵族是生活时间最悠久的43个古老家族，他们被称为“第一等贵族”。[4]政治地位和社会等级处于他们之下的是富有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如律师和医生，这些人被统称为“荣誉”市民（Ehrbare）。地位最低的是住在附近村庄，每天到城市里来贩卖商品的计日工。[5]而在市政委员会实行的也是一种家长式的统治，纽伦堡市民认为，由最成功和最古老的家族中选拔出来的商人统治这座城市是最理所当然的。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市政府的架构上，在整个政府的运作中也处处可见。
为了让自己在生活方式上看上去也像一个贵族，纽伦堡的商人阶层开始购买土地，实行长子继承制。尽管他们没有参加皇家骑士比武大会的资格，也没有圣职，但他们想出了替代品：建立有纽伦堡特色的贵族传统。他们开始参加军事活动，作为骑士加入皇帝的军队。由于纽伦堡市内的教堂和修道院都掌握在市政委员会手中，既然无法得到教皇颁予的圣职，他们就安排纽伦堡的子弟担任各大教堂和修道院的重要职位，如舒伊尔的舅舅安东·塔克（AntonTucher）是圣赛巴德教堂的主持，皮克海默的叔叔是加尔都西修道院的院长。这样一来，纽伦堡的贵族阶层就逐渐从商人阶层中剥离出来，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和地位与传统的封建贵族也就相差不远了。[6]
因此，就有必要从众多的“贵族”中间遴选出能够掌权的真正的大显贵家族。纽伦堡市民进入贵族阶层在1521年起基本被关闭，不再承认新的贵族，随后只有一个家族破例获得承认。同年，根据当时市政委员会的规定，那些受到官方正式邀请参加1521年在市政大厅（Rathaus）上举办的舞会的家族被承认是贵族。这场舞会正式把“真正的”贵族从一般贵族中划分出来，如秘书长斯宾格勒和画家丢勒的家族都没有获邀参加。[7]这份邀请名单上共有43家贵族。它从此成为纽伦堡贵族身份的依据，也正式宣布了这些家庭的地位。在这份名单上，贵族家族按照各自的历史和社会地位排列，绝无含混。排名第一的霍尔舒尔（Holzschuher）家族早在1228年便已出现在纽伦堡的编年史上，紧随其后的是普芬青（Pfinzing）家族在1233年，埃布纳（Ebner）家族在1255年，施特罗迈（Stromair）家族在1258年，格伦德赫尔（Grundherr）家族在1265年，尼策尔（Nützel）家族和穆费尔（Muffel）家族在1276年。一共16个家族属于“第一等家族”。下面的“第二等家族”包括特策尔（Tetzel）家族、鲍姆加特纳（Baumgartner）家族、皮克海默（Pirckheimer）家族、伊姆霍夫（Imholf）家族、克雷斯（Kress）家族等11个家族，“第三等家族”包括最晚获得承认的16个家族。最年轻的家族要在14世纪才出现在城市的编年史上。[8]
然而，真正让人们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还是真金白银。鉴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15世纪中期大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控制了纽伦堡。其时，纽伦堡已经有416名富裕的资产阶级市民（burghers），占全市家庭的6%—8%，他们的应税财富（taxable wealth）超过5000基尔德，其中240人超过10,000基尔德。[9]超过一半的家庭涉及多达277种不同的手工业和贸易生意，从纸牌到烟草都可以在纽伦堡生产。一个最高级的熟练的纺织工匠，一天需要工作13个小时，每年可以挣到100基尔德。医生和教师的基本工资大概是50到60基尔德。要取得市民资格的最低财产要求对于每个行业都不一样，纺织工人是50基尔德，染工和肉贩是200基尔德。[10]但一个普通居民一年的收入在6000芬尼左右，相当于25基尔德。可见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成为纽伦堡市民的资格。
在纽伦堡，即便是货币的使用也被分出了等级。基尔德是富人的货币，一般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芬尼（Pfennige），纽伦堡其他的货币单位还包括：铜币（Heller）和先令（Schilling）。一个基尔德等于240芬尼。如果换算成实物，一磅猪肉香肠是4芬尼，牛肉也是4芬尼，一双鞋子是30芬尼，而一件衣服至少是90芬尼。[11]
表二 纽伦堡的货币单位换算[12]
市政委员会和政府官员报酬制度也为同样的目的而设置。 尽管这些报酬对于富裕的家族成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却严格划分出官员等级，因而格外引人注目。据市政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舒伊尔《关于伟大的城市纽伦堡的政体与政府》[13]一文，市政总理的工资最高，原因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处理政务上，无法抽身从事其他生产，除了工资外，他们还有赏金和特殊酬劳，一年的收入是400基尔德。7位长老每人会得到50基尔德，舒伊尔的薪金是200基尔德一年。每次参加市政务会议会再得到50芬尼的会议酬劳，不过如果在会议上迟到了，要被罚款4芬尼，如果无故缺席就会失去这次的酬金。高级市长的工资是8个基尔德一年，初级市长是4个基尔德一年。如果考虑到纽伦堡平均的收入水平和市政委员各自的财政状况，会发现这些薪酬主要是象征意义的。市政委员皮克海默属于市政委员中比较富裕的，据历史学家艾米尔·瑞克（EmilReicke）计算，皮克海默在去世的时候留下的财产超过18,000基尔德，因为他和他的父亲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投资遍布各行各业，在纽伦堡他就拥有60处房产，每年的租金收入超过500基尔德。[14]
不过，用知识和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人们的社会身份却体现出了某种近代的成分。 真正让纽伦堡市民认可的并非是财富和贵族身份，而是官员们的执政能力。在市政委员会的管理下，纽伦堡成为德国和欧洲人眼中管理效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这些市政委员不仅看重财富和名誉，同时他们也努力学习，结交最优秀的人文主义者，甚至他们本身在学识方面与这些人文主义者相比也毫不逊色。德国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约翰尼斯·雷格蒙塔努斯（Johannes Regionmontanus, 1436—1476）曾经在1471年在埃尔福特对他的同事罗杰（Christian Roger）说：“我选择纽伦堡作为我永久的居留地，是因为在这里我可以轻易获得所有必需的工具，特别是那些对研究天文学来说不可或缺的器材。在纽伦堡，我还可以与各个国家的学者们保持联系。这个城市，不仅聚集了众多的商人，她也是欧洲的中心。”[15]纽伦堡的年轻人会前往帕多瓦大学（Univertiy of Padua）、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和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学习医学和法律，如市政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舒伊尔正是在博洛尼亚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6]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虽然纽伦堡市政委员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拥有博士学位的贵族是不能够担任市政委员的。这条不成文规定的由来不是很清楚，但据历史学家梅耶（Meyer）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拥有高学历的官场新贵会冲击家族继承的贵族传统，影响贵族阶层的特权和身份。[17]一些拥有博士学位的贵族在学成归来后，大多在市政委员会担任法学顾问的职位。[18]纽伦堡早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有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 1440—1514）、塞巴德·施莱尔（Sebald Schreyer, 1446—1520）、康拉德·赛尔蒂斯（Conrad Celtis,1459—1508）和市政委员皮克海默。这四位都是丢勒的好友。1493年的纽伦堡地图正是出自哈特曼·舍德尔之手，他还写过一本《纽伦堡编年史》，1493年在纽伦堡首次出版，当时在整个德国流传甚广。[19]
纽伦堡的资产阶级也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历史学家斯特劳斯认为，相比商业上的竞争者奥格斯堡的几大家族福格勒（Fugger）、鲍姆加特纳（Baumgartner）和霍赫塔特（Höchatetter），纽伦堡的统治阶层在商业方面的态度带有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色彩。他们与其他城市所谓的“进步”产生了明显的反差。纽伦堡的商人们对奥格斯堡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表示怀疑和蔑视。而正是这一点反映了纽伦堡独有的城市精神：稳定中求发展。他们不羡慕福格勒家族累积的大量财富，更愿意在合理的范围内维持城市的稳定发展而不过于追求盈利。在这个基础上，纽伦堡建立起一个分布甚广的贸易网络。他们在把货物销往欧洲各地的同时，为市民们提供了充足的工作机会。这样一来，无论是商人还是工人都能从中获益。与此同时，市政委员会作为纽伦堡的权力中心，他们向商人提供外交、财政和军事上的保护，使交易往来能够更加便利无碍。[20]
纽伦堡对城市经济的控制还表现在颁布《节约法令》上。历史学者格雷菲尔德（Kent Roberts Greenfield）对宗教改革前后纽伦堡的节约法令进行研究后指出，纽伦堡的节约法令有其中世纪的根源，同时与宗教改革和市政府家长式的管制方式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市政府认为在社会的各方面避免浪费是他们的责任，如何管理在15世纪随着经济发展给城市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他们至关紧要的任务。因此，在婚礼、洗礼、葬礼、衣饰上禁止市民奢华浪费。[21]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宗教改革带来了禁止奢侈浪费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其实德国节约法令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13世纪，但正式的法律文件直到15世纪才出现。[22]相比其他欧洲国家，德国节约法令的起步明显较晚，如法国在1188年便已经有节约法令，英国和意大利也在12世纪建立节约法令。[23]在宗教改革前，各个帝国城市都有各自的节约规则。J.M.文森特（J.M.Vincent）教授指出，在加尔文和克伦威尔出现之前，欧洲的自由城市已经建立起类似新教日内瓦或清教徒似的体制。[24]这种由城市世俗统治者对市民生活和道德加以控制的模式早已建立，那么新教条例对市民的实际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纽伦堡，早在宗教改革前的几个世纪便已经有节约法令，[25]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要求市民的穿着打扮要与其社会地位、收入相符，譬如普通妇女不得佩戴面纱上街。通过比较城市节约法令在宗教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更清楚地让我们了解纽伦堡的市民生活和市政府的执政状况。节约法令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货物价格、销售和购买、制造和生产过程，以及规定工资的高低等经济方面，同时还包括日常生活如衣着打扮，个人奢侈品的使用，在婚礼、葬礼和洗礼等公开场合上盛大又奢侈的举办形式也是被禁止的。这样一来，节约法令所涉及的不止是法律和教条，同时也展现了市民生活传统和世俗生活的真实状况。此外，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市民对市政府颁布的法令的接受程度和态度，当我们看到节约法令中极其琐碎的规定是如何被纽伦堡市民接受和遵守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市民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会对市政府的所有法令迅速地俯首听命。
纽伦堡的法律改革从婚姻开始，部分是因为婚姻涉及和影响的范围极广，同时也因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城市，婚礼是市民一生中最盛大的事件之一。在纽伦堡，节约法令对婚礼的规定数不胜数，一方面是由于宗教改革前城市的蓬勃发展使得市民迅速富裕起来，一些早期资本家有能力在婚礼的场合上展现自己的财力，而市政府为了避免贫富差距的表面化，不得不在1485年出台一份婚姻手册（Hochzeis-büchlein of 1485），这套手册里的法令在纽伦堡宗教改革的一年后，于1526年2月7日重新修订，[26]通过研究修订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改革的实际成效。
在了解这本婚姻手册的规定之前，历史学者格雷菲尔德（Greenfield）认为，除了市政府家长式的统治方式外，还必须认识到“纽伦堡在这份手册出台前经历了一次经济腾飞，这场前所未有的发展”[27]。这个时期的德国南部城市如奥格斯堡、乌尔姆、法兰克福和斯特拉斯堡都分享了这份财富，齐齐跻身德国富裕城市之列。其中纽伦堡得益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发展更是迅速。因此，市政府绞尽脑汁要保护他们的财富和社会稳定，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这本手册。[28]
在手册面世之前，纽伦堡已经有一些节约法令，但这些法令主要面对的是显贵家族，如市政委员的家族。原因是当时只有这些贵族才有能力举办盛大的婚礼。到了宗教改革前期，随着社会资本的发展，城市里出现了一批早期资产阶级，他们不属于古老的显贵家族，但是通过经商积累了大批财富，也拥有了享受奢华生活的资本。他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与原来的贵族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市政府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担忧。以往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阶层观念已经慢慢变得淡薄，因此，他们要用这份手册重新划清等级界限，保护传统贵族家庭的权威和特权。只有表面的财富差距被抹去，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传统的价值和地位才得以重新显现。[29]
1485年的手册主要对订婚礼、婚礼前的庆祝活动、如何正确地举办婚礼，另外对排队、舞蹈、礼物和帮工，以及音乐家等参与活动的人有明确的规定。随后在1485年至1526年间，手册还进行过一些修订。如在1509年圣安德鲁日后的星期天，市政府加入了对音乐家和表演者的酬劳的规定，如果新人要求在婚礼派对上加插钟声音乐的话，必须每天向音乐家和他的乐队支付半个基尔德；如果婚礼是在同一天举行的话，由于音乐家需要演出两次，便需支付给他1个基尔德；如果接下来还需要音乐家服务的话，按照工作的内容另作支付。[30]1511年4月，又加入了另一条规定：承办婚礼的人可以在婚礼举办当日获得1基尔德的酬劳。同时还要求吹笛人只能在新娘和两位伴娘的房子前面演奏，除了这三所房子之外的地方一律禁止演奏，也不得在婚礼前后演奏，否则将被罚5个基尔德。[31]1522年12月23日，放宽了这个规定，让吹笛人在新娘和新郎，以及伴娘的房子前面演奏。[32]格雷菲尔德指出，除了以上三项修订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外，有许多修订的日期无法追溯，我们无法得知它们是在宗教改革前修订的，还是在之后。[33]但他认为，有一些出于加强对婚礼约束力的修订应该是在宗教改革后完成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日期不明的修订被加上了一个标题《1485年纽伦堡的婚礼手册，1526年2月7日重新修订、改良和改动》。[34]如关于交换礼物的仪式必须在婚礼当天早晨进行，禁止新娘和新郎借用已经使用过的礼物，或者交换过于贵重的礼物。在另一条修订中，规定了新娘赠送给新郎礼物的价值，赠送的浴袍不许超过5个基尔德，衬衫不许超过10个基尔德等。[35]市政府还规定在婚礼上不准酗酒，否则将被罚5个基尔德。从以上几条修订中，不难发现，新修订与市政府执行的其他政策是一致的。市政府对酗酒问题非常重视，这座城市方圆一里范围内禁止生产白兰地酒，市民不得不离开城市，到附近的村庄如默格利希（Mögelich）去喝酒。[36]此外，市政府还下令惩罚混乱的宴会，认为这些宴会在城市里随处可见，带来许多罪恶和亵渎上帝的行为，随之而来的还有打架、怒火、流血事件，因此，市政府为了上帝的荣耀，必须禁止这些不当行为。另外，也是受到路德的影响，市政府禁止市民玩纸牌游戏、掷骰子来赌博。[37]
市政府对跳舞也有规定。在早期的规定中，不允许在星期天或者其他神圣的日子在街头跳舞等：
荣誉的市政府了解到，许多异常的、可耻的、下流的和新颖的舞蹈，每天都受到市民的追捧和持续的练习。这样的行为不仅有罪，羞辱了全能的上帝，同时还可能在男男女女之间造成许多不光彩的轻浮行为以及丑闻。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市政府决定立即下令，从此不允许任何乐师或吟游歌手吹奏笛子和演奏其他乐器，只允许跳传统的舞蹈。任何人，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准在跳舞的时候搂对方的脖子或者拥抱。[38]
宗教改革后，市政府对市民的要求更加严格：
不仅荣耀的市政府知道了，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在婚礼和其他舞蹈中，出现了下流的行为，妇女和未婚少女被她们的舞伴随意摆布，这些胡闹的行为进而发展成丑闻，只要是有识之士都无法忍受。因此，荣耀的市政府认识到自己肩负着维持市民美德的责任，让市民举止得当并高贵地生活，一切与此目的相反的行为都应当被制止。所以，市政府再也无法忍受这些行为的发生。[39]
基于上述理由，市政府要求所有人，无论出身哪一个阶层，无论是在花园里，还是在其他地方跳舞，都不允许跳不庄重的舞蹈，否则的话，将被罚以2个基尔德。通过比较两条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法令，我们可以发现，市政府对市民生活的要求越加严格，任何举止过分的行为在纽伦堡都会被禁止，并受到处罚，要求每位市民认识到自己作为上帝和城市的子民，有责任维护社区的形象，避免丑闻。[40]
在其他的重要宗教仪式上，如洗礼和葬礼，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妇女的服饰方面，纽伦堡一向有着仔细的区分，如贵族妇女可以穿丝绸的衣服。[41]出身第一等家族的妇女还可以戴用貂毛缝边的天鹅绒帽子，在一些特殊场合，还可以加上金线和珍珠，但是不允许使用钻石，而且全部饰物的总值不许超过70个或75个金币。[42]第二等家族的妇女也可以戴天鹅绒帽子，但是帽子的价值不准超过20个基尔德，也不能加金扣子或金线花边，但可以使用掺有金线的银线缝制。[43]
在市政府的严格控制下，随着城市财富的增加，以及市政府对男性市民的着装要求要远比女性严格，表面的阶级差异已经变得不十分明显。譬如市政府禁止男市民过于奢华，穿着金线缝制的衣服。[44]“因此，任何一位男性市民或居民，除了法学博士和骑士外，都不应该在他们的服饰上刺绣，镶边和缝蕾丝花边，尤其是那些用金线缝制的，或者部分用金线缝制的装饰。”[45]为了进一步淡化贫富差距的印象，市政府还对雪橇进行限定。第一等家族使用的雪橇上不得加有太多的金饰，而且只有极少数第一等家族以外的家族被允许拥有雪橇。他们的雪橇上可以使用银饰装点，但价值不能超过100或120个基尔德。并且，在驾驶雪橇之前，他们要按照传统，先取得市政府的许可，然后才可以使用雪橇。[46]
因此，通过研究纽伦堡的节约法令，我们可以了解到市政府一方面企图淡化城市社区贫富差距的表面化，避免下层民众对富裕的贵族产生仇富心理，影响城市和谐和稳定。另一方面，市政府又极力维护贵族阶层的特权，坚守城市传统。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横向层面，节约法令是一份面向纽伦堡全体市民的规定，是一份面向个人的规定，市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统统要求他们庄重朴素；但是在纵向层面上，市政府又强调等级差异，严格保护贵族的权力，把少数人从大众中划分出来，以维护市政府里早期资产阶级精英的政治统治基础。
如果从这条法令的侧面进行研究的话，可以发现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纽伦堡的贫富悬殊情况非常严重，已经到了市政府不得不依靠严格控制奢侈浪费来淡化差距的时候，避免下层民众在看到贵族奢华的生活后产生强烈不满，引起骚乱。如在1485年颁发婚姻法令（Hochzeitsbüchlein），禁止铺张奢华的婚礼。这个法令在宗教改革后仍然有效。[47]法令中郑重声明：“禁止在订婚和婚礼仪式上奢华浪费否则会受到惩罚。因此这种行为会影响教堂的宗教庆典、礼物、捐献和其他的奉献。为了避免造成上述的损害和保证市民是一个团结的整体，所以市政府颁布了这条法令，无人可以例外。”[48]也就是说，市政府必须宣布婚礼法令来避免下层民众在看到奢华的婚礼后，对富裕的贵族产生激烈的妒忌和不满。法令中还包括有关婚礼的参与者、跳舞、礼物、婚礼上的帮手、音乐家等诸多规定。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纽伦堡资产阶级见风使舵的特性得以彰显。他们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一方面与市民结盟，另一方面，又与传统势力的代表——天主教诸侯以及教廷对峙，同时还全面向德皇查理五世效忠，如在经济上支持德皇远征土耳其，以保全纽伦堡在国内的稳定和安全。然而随着新教在纽伦堡的城市宗教改革的成功，市政委员会在取得了市内所有教会财产的控制权后，与市民的联盟开始瓦解，由于双方的目标和诉求皆不相同，最后以市民的妥协告终。这些变化的转折和矛盾，不仅是受到新教改革的发展所影响，同时也是纽伦堡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地位使然。
[1]StevenOzment,Flesh and Spirit:Private lif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NewYork:Viking,1999），p.135.
[2]StevenOzment,Flesh and Spirit:Private lif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p.6.
[3]关于德国和纽伦堡的贵族的说明，请参见Gerald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78—80。
[4]Gerald Strauss,“Protesant Dogma and City Government:The Case of Nuremberg,”Past&Present,no.36（Apr.,1967），p.38.
[5] J.Harvey,“The Influence of the Reformation on Nuremberg Marriage Laws,1520—1530,”（Ph.D.Dissertation,Ohio State University,1972），p.2.
[6] Jackson Joseph Spielvogel,“Willibald Pirckheimer and the Nurnberg City Council,”pp.13—14.
[7]HaroldJ.Grimm,Lazarus Spengler:A Lay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p.14.
[8] GeraldStrauss,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80.
[9]StevenOzment,Flesh and Spirit:Private lif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p.4.
[10]StevenOzment,Flesh and Spirit:Private lif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p.5.
[11]GeraldStrauss,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203.
[12]GeraldStrauss,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203.
[13] 《值得赞扬的城市纽伦堡的政体和政府》（舒伊尔写给施道比茨的信，1518年1月7日），全文见附录一。
[14] Philip Norton Bebb,“Christoph Scheurl's Role as Legal Adviser to the Nürnberg City Council,1512—1525”,p.21.
[15]JeffreyChippsSmith,Nuremberg,ARenaissance City,1500—1618,p.39.
[16]FranzFreiherrn,Christoph Scheurl der Zweite und sein Wohnhaus in Nürnberg:ein biographisch-historischer Beitrag zur Reformation und zu den Sitten des 16ten Jahrhunderts（Nürnberg:Gottlieb Bäumler,1837），p.7.
[17] Jackson Joseph Spielvogel,“Willibald Pirckheimer and the Nurnberg City Council”,p.17.
[18]维利巴德·皮克海默的父亲汉斯就因为拥有博士学位而无法成为市政委员。因此，他要求维利巴德放弃学位以进入市政委员会。参见Franz Fuchs, “Hans Pirckheimer （† 1492），Ratsherr und Humanist”,in Franz Fuchs,DiePirckheimer:HumanismusineinerNürnbergerPatrizierfamile（Wiebaden:Harrassowitz,2006），pp.9—44。
[19]此书原以拉丁语写成，后来由乔治·阿特（Georg Alt）翻译成德语出版，虽然名字是《纽伦堡编年史》，但内容其实谈论的是世界史。参见Hartmann Schedel, NurembergChronicle（London:Taschen,2001）。
[20]GeraldStrauss,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127.
[21]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h.D.Dissertati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1915），pp.7—14.
[22]AlanHunt,Governance of the Consuming Passions:A History of Sumptuary Law（NewYork:St.Martin's Press,1996），p.26.
[23]这里的意大利城市不包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两个城市分别在1250年和1297年建立节约法令。参见AlanHunt, Governance of the Consuming Passions: A History of Sumptuary Law,p.26。
[24]J.M.Vincent,“EuropeanBlueLaws”in Annual Report ofthe American HistoricalAssociation,1897,pp.355—373.
[25]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10.
[26]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47.
[27]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47.
[28]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47.
[29]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p.46—65.
[30]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p.67—68.
[31]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68.
[32]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68.
[33]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69.
[34]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73.
[35]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p.69—70.
[36] 参见第六章。
[37]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89.
[38]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p.93—94.
[39]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94.
[40]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p.94—96.
[41]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117.
[42]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128.
[43]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p.128—129.
[44]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116.
[45]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117.
[46]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129.
[47]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p.13—14.
[48] Kent Roberts Greenfield,“Sumptuary Law in Nürnberg:A Study in Paternal Government”,pp.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