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每一个以社会学为志业的人，都会意识到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成为自孔德、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和帕雷托起延续至今的知识链条上的一环，尽管可能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环。为此，了解并掌握经典社会学家的思想精髓，是每一个后来者将这一知识体系延续下去的前提条件。从这样的立场和前提出发，我们能够发现，经典社会学家起码在以下诸方面为这一学科乃至这一学科所关注的人类社会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首先，经典社会学家们为社会学这样一门崭新的社会科学的出现作了最初的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铺垫。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及的作者的其他著述中，已经通过对诸多经典社会学家及其思想的阐释，论述了在19世纪50年代左右，这个现在被称作“社会学”的全新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伴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脱颖而出的。我们都了解，孔德的sociologie/sociology为这门新生的社会科学找到了最为合适的名称，但是社会学绝不是孔德一个人的智力游戏的结果，它是那个时代无数思考人性与社会秩序及其在工业社会中的变动境况的睿智者共同的精神产儿；而今天已经成为庞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的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不过是这份遗产的一种自然延续。

其次，经典社会学家们为社会学这样一门年轻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他们对社会生活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得我们至今还生活在这些大师们的智力阴影之中。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和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我们可以将自孔德以来的全部社会学理论划分为四种主要的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行为范式、社会批判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它们的建构基础如下图所示，是宏观—微观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两对理想类型。尽管范式的概念并不始于经典时代，它是在社会学诞生一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有关科学及科学革命的话语形式，但通过对经典社会学的研究却能够清楚地看到，上述四种社会学范式的基本构架，它们的逻辑起点、基本假设、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甚至包括研究范例，在经典时代就已经大致成形。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以及帕雷托，这些社会学大师以自己对社会生活犀利的洞察力，为后来者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至今为止，我们还生活在或倒挂在由他们的思维及思维之果编织的意义之网中。

再次，经典社会学家提出的概念体系、理想类型，他们所由以出发的逻辑起点，以及他们对社会生活不同层面的切入，尤其是他们对社会生活所作的那些精彩论述，不仅直接孕育了美国社会学，而且至今都是所谓现代社会学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虽然上述社会学大师们已经远离我们，但他们生前所作的每一个论述，包括成形的与未成形的，至今还在激发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经典社会学之为经典，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通过我们对经典的再解读，为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搭建一座桥梁。这样的例证俯拾即是。比如，今天流行的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就导源于经典大师们尤其是韦伯和齐美尔的感悟，人在现代性情境下的命运构成了他们著述的中心（参见Hennis,1988:92—102;Frisby,1994:325—349)；^[2]再比如，像瑞泽尔这样的现代社会学家，也没有忘记从韦伯对理性化和科层制的分析中寻找当代美国社会“麦当劳化”的缘由，在他眼中现在遍布美国和全球各地的麦当劳的经营方式，典型地体现了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Ritzer,1996)。

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

最后，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是对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社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遭遇的危机做出的回应。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学家是耽于个人幸福或个人享乐的自利主义者。即便是斯宾塞这样的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个人主义者，也强调作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个人应该也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护社会的生存。因此，经典社会学家们无论在何种个人生活境况下，都首先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欧洲文明社会当时所遭遇的社会和文明危机：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吉登斯,2000:6—7)。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危机。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界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

经典社会学家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人类所面临的文明危机所做出的回应具有深刻的预见性，尽管后来者常常忽视这种天才的预见。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例证。在经典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虽然大多数人都对专制将为民主所取代抱以信任的态度，但也有马克思和托克维尔这样的经典大师以路易·波拿巴为例，预测到专制主义在现代重演的可能性（马克思,1972:598—703;托克维尔,1997)。回想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包括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专制主义及其后果，我们在为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天才叹为观止的同时，不同样要为人类对这些预测的无视而扼腕吗？进一步，如果我们的议论是正确的，那么，经典社会学家对人类危机做出的回应在当代起码还有这样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刚刚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民族或国家来说，一百年前经典社会学家们对当时欧洲文明所遭遇的危机做出的回应应该具有同样的警示作用。其二，如果真如卡林斯库和斯马特所说，目前我们所遭遇的后现代与现代之争，只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人类所遭遇的经典与现代之争的一次重演(Calinescu,1977;斯玛特,1997），或者说，今天的后现代危机与当年的现代危机一样，都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世纪末症候”，我们是不是同样可以从经典大师们的洞悉中获得理解的阶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