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社会转型的现代性主题

人类以群居的方式生存，在合作与竞争中从事人口与经济的再生产，经济活动构成社会生活的永恒主题。一方面，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塑造了人与人关系的基础，经济也成为影响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支配力量。另一方面，经济又扎根于社会之中，社会对经济有深刻影响。具体到中国来说，1949年之后延续了以往政治革命的主题，政治权力渗透到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在经济上选择了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中则确立了政治主导一切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市场经济，这瓦解了传统社会的运行规则和价值理念并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裂变，同时市场经济又受到政治的高度制约并扎根于社会之中，因此，需要从经济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和互动中认识中国的转型及其遭遇的问题，政治则是必须考虑的关键变量。

当代经济社会变迁的主题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性的成长，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工业化展现了人改变自然的强大力量并使物质财富涌现出来。传统社会为了需求而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是为了利润而生产，目的与手段被颠倒了。波兰尼提出，人类的经济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到社会之中的，现代经济出现了一次转折，市场以其强大的力量力图“脱嵌”，斩断了传统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将劳动力、土地、货币等都变成商品，由此形成“市场社会”。^[1]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发现了现代经济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社会关系并代之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斩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纽带而将人推入冰冷的市场竞争中。^[2]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构成的经济现代性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在颠覆传统中推动了现代文明的产生进而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发展运动。传统社会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经济上的小农生产方式、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文化上的社会本位的价值观等等。现代性的成长引发了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裂变，重构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这表现为：国家和社会的合理性建立在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之上，启蒙培育了现代公民的主体性，社会本位被个体本位取代等等。这不仅是西方社会走过的道路，也是世界各国历史进程的普遍演化轨迹，虽然这在不同国家还有不同的特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开始的，也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

中国传统经济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千百年来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以经验、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前现代社会先进的农耕文明。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了宗法社会，人们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稳固的信任与依赖关系；“国”与“家”紧密相连，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强化了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为此种社会关系的正当性提供了思想支持。在很长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发明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彭慕兰通过对欧洲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提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主要是东亚）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十八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及至近代，西方世界开始了剧变，“欧洲突发的现代性就是这样一头房间中的大象，而我们最好是承认它的存在”。^[3]以工业革命为标志，西方的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并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被激发出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并冲击了一切古老的文明，现代性建构成为社会变迁的主题。

在坚船利炮的震动和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之下，中国开始认识并建构现代性，推动工业化、现代化成为洋务运动以来救亡图存的目标。在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后，追求发展成为普遍共识，即使在偏远乡村饱经沧桑的老汉那里也可以听到“发展”的时髦话语。发展的强烈愿望和内在机制使蕴藏于民众中的创造能量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这表现为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物质财富的积累、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等。比较起历史上的哀鸿遍野、民生凋敝、动荡不定，这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赢来了文明复兴的历史机遇。时速三百多公里的高速列车产生了催人奋进的力量，成为中国快速发展的生动诠释，速度压缩了时间和空间，海量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的增加显示了强大的经济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剧变，1949年以后土地革命、工业化以及各种社会运动不断冲击了传统社会并塑造了新的结构，例如户籍制度强化了城乡的分立，城市单位制确立了人对单位的依附，革命意识形态则颠覆了传统基于宗法秩序与儒家伦理之上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宗法社会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不断瓦解，连接人们之间的传统纽带被斩断，社会团结的基础被动摇，社会陷入转型期的矛盾中。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乐观的观点认为这种态势还会想当然地持续下去；悲观的观点则认为危机甚至崩溃就在前面。兰德斯提醒世人，在看待东亚的成就时要注意：“经济增长愈快，带来的负面作用愈大，包括物质方面的和心理方面的（欲速则不达）。要采取补救措施，就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和政治机制，能掌握问题和找出解决办法。”^[4]这对当下正在崛起的存在同样问题的中国也是适用的。

[1]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84页。

[3]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文版序言，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 〔美〕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