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Subculture）

姜 楠

“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的概念，主文化指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亚文化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彼此渗透、相互交叉，共同建构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

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自始至终伴随着一个持续分化的过程。^[1]早在原始社会，由于劳动分工尚未形成，文化处于高度统一的整合状态。^[2]自阶级社会诞生后，文化开始分化，逐渐形成因阶级阶层、宗教信仰、年龄地域、性别种族的不同而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其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因此，文化不是一个普遍的、内在固有的概念，而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不断发生发展、分化演变的复杂系统。单一文化的统一性是不可能维持的，任何社会和国家中都存在着主文化和多种多样的亚文化。

长期以来，亚文化一直处于统治阶级主导文化的高度压迫之下，理论界关注的也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精英文化，甚至将文化狭隘地定义为精英文化。在文明进程中，由于科技发展、民主运动和现代思潮的推动，文化逐渐摆脱政治、经济的束缚，拥有了高度的自律性，其内部本身也进一步分化瓦解，各子系统为争取合法性和话语权，尖锐地对立冲突，知识分子逐渐把研究重心转向过去被忽略和否定的亚文化。理论界以前所未有的科学理性和批判精神质疑既有的观念系统和文化秩序，亚文化研究因此获得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解释策略。

广义上讲，一切边缘、次要的文化类型都属于亚文化的范畴，这个意义上的亚文化研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狭义上讲，亚文化专指青年文化，尤其是青年中的越轨群体，这个意义上的“亚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ons）在对美国中产阶级青年文化的分析中首次提出的^[3]。1934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在耶鲁举行的青年问题讨论会上，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Linton）提出青年人创造了一种脱离成人社会的与众不同的文化形式，进一步开启了亚文化研究学科化的视角。^[4]当时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空前繁荣，但这并没有带来犯罪率的下降和更大程度的社会整合。与此相反，犯罪率日趋上升，尤其是青少年团伙暴力、吸毒事件显著增加，犯罪和越轨行为被浪漫化，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关注，其中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率先突入亚文化题域的纵深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芝加哥学派致力于城市生长机制、社会后果及城市社群特性的研究，开创了“社会生态学”研究范式^[5]，把犯罪问题跟亚文化联系起来，用民族志的方法对芝加哥等大都市中的各种亚文化群体进行了实地调研，使亚文化从一种对“地下”和边缘文化的猎奇转变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亚文化作为研究课题的逐步学科化自此开始起步^[6]。此后，亚文化研究，尤其是针对种族问题的亚文化研究在美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形成了文化社会学的学科传统。

20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出现了与美国相似的社会问题，青年亚文化以其叛逆的姿态和怪异的风格挑战了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英国媒体普遍认为：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代沟”已取代了阶级成为主要的矛盾，青年亚文化是社会病变的症状。^[7]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先后组织和赞助社会生态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反应分类学及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等开始青年亚文化的研究。^[8]其中前三种研究都没能突破传统社会学的思路和方法，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与主流媒体相对的阐释方案，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标志战后英国时代共识的破裂和权威系统的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早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之前，伯明翰学派的第一批学者：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E.P．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等就开始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积极的评价和阐释，批评了代表英国中产阶级主流文化的精英主义者贬低、排斥工人阶级文化的传统，强调认同少数群体文化的重要性，揭露了社会等级制度对文化价值的玷污，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社会理论第一次开始把自己视为反抗性的，与边缘和被压迫群体站在一起。”^[9]虽然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工人阶级文化中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而是把工人阶级看做一个整体，但这种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强调压迫和斗争的文化解读方式成为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是菲尔·科恩（Phil Cohen）1972年对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社群的考察研究。科恩运用英国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亚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使亚文化脱离了道德评价的领域，作为一种经济事实被人们所正视。科恩建设性地将亚文化解释为“揭示并解决母体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10]，认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并没有消失，青年仍然存在于原有的阶级结构中，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是对更大范围的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内部矛盾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直接的、现实的，而是间接的、想象层面上的，为后来的“抵抗”理论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仪式抵抗》、《学习劳动》、《控制危机》等著作的出版，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有了关键性的进展。以霍尔（Stuart Hall）为首的伯明翰中心成员继承了霍加特、汤普逊等早期学者强调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把青年亚文化与阶级结构联系起来进行意识形态本质的理论探讨。但他们同时认为，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因素构成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并不存在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11]这些亚文化既与“母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相联系，又有一种足够特殊的形态和结构与“母体文化”及主流文化相区别，因而“亚文化是在一个或多个更大的文化网络中的子集——更小的，更地方化的、更有差异的结构”^[12]。

伯明翰中心把亚文化置于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分析，提出了“抵抗”的观念：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景观性的表象之后隐藏着意识形态的企图，是一种对当前社会进行批判的特殊方式，表达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抵抗，虽然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它仍然是一种“对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13]。

伯明翰中心的亚文化研究分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分别以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和迪克·赫布迪格（Dick Hebdige）为代表。文化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生态学研究、社会反常状态研究及英国传统经验研究方式的影响，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强调“主体性”；结构主义范式则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符号学影响，强调“结构”，认为意义是意识形态建构的。

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是威利斯，其研究带有人种学性质和深奥的理论阐释，经典著作《学习劳动——工人阶级后代是如何获得更多工人阶级的工作的》（Learningto Labour:How Working-Class Kids Get Working-Class J obs）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特点。书中揭示了工人阶级青少年在学校内外的社会文化关系，反映了青少年对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政治抵抗。在另一些论文中，威利斯对嬉皮士（威利斯称之为反文化）的研究使亚文化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中产阶级青年。他用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异质同构”概念分析嬉皮士的风格，认为风格就是亚文化团体的自我意识与物品的可能性意义之间的“异质同构”。威利斯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的亚文化具有特定的风格，但忽略了亚文化青年与统治阶级的对立关系。

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用施特劳斯的另一个概念“拼贴”来解释亚文化风格的产生，他认为亚文化风格是亚文化青年借助于已有的物品体系和意义系统，通过对这些物品的挪用和对意义的篡改来实现的。“拼贴”这个概念第一次阐明了亚文化风格与抵抗之间的关系，使亚文化也是有序的和有组织的这种观点被接受。克拉克的分析给亚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符号学的内容，但他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阶级“经验”，没有达到有意识地去考察符号意义的目的，只是传统的经验主义的调查结果。^[14]

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是赫布迪格，他以符号学的方法分析青年亚文化，其《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是比较成熟的符号学意义上的著作，通过符号分析将语言、经验与现实之间潜在的关系揭示出来。他认为亚文化风格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交流，通过“拼贴”来实现，不同的物品被不合常规地放在一起，打破了日常符号系统的规则，造成了表意系统的失调；亚文化对物品的挪用建立在物品原有的意义系统中，重新语境化以传递新的意义。

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被霍尔综合在一起。霍尔的《控制危机》（Policingthe Crisis）堪称该时期伯明翰中心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被称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桥梁”^[15]。霍尔运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因青少年和黑人犯罪而引起的“道德恐慌”进行分析，把亚文化作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争夺霸权的领域和相互妥协的产物，从文化角度对社会秩序再生产加以阐释，合理解释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性。霸权理论克服了前期研究中的思想局限，把文化研究带出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困境，形成葛兰西转向，为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使文化研究从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学朝后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亚文化研究的深入，种族问题也进入了伯明翰中心的研究视野。赫布迪格认为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历史，必须放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列颠黑人移民存在承继的前提下予以重新解释，明确地表明了英国黑人青年所感受到的异族身份：“揭开英国工人阶级青年文化蕴含丰富的表层，我们可以看到战后种族关系的幻象历史。”^[16]保尔·吉尔罗伊（Paul Gilroy）等人撰写的《帝国反击》（The Empire Strikes Back）批评英国左派忽视了黑人和黑人斗争在形成和再形成工人阶级中所起的作用，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日益强化的白人中心主义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内在联系。^[17]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女权主义的兴起，性别问题在文化研究中逐步被重视起来。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认为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研究虽然成果丰硕，却存在着一个严重缺憾：对女性问题的忽略。在威利斯等人的经典作品中没有妇女的位置，没有把对工人阶级男性的分析与他们的再生产场所——家庭联系起来。因此，默克罗比把目光投向青年女性群体，对工人阶级女孩的生活进行了细致观察，从阶级出身与性别从属两方面深入分析，完成了多篇专文，填补了亚文化研究在女性问题上的空白。在研究中，默克罗比既采取了女性这一新的文化视角，又未放弃传统亚文化研究“阶级”的视角。她认为，“女性”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概念，不是完全由中产阶级女性构成的，它还应该包括下层妇女和少数族裔妇女，这一点在随后兴起的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中转化为更为强烈的呼声。

如前所述，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中心的工作重点，是伯明翰中心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代表了文化研究在该阶段取得的最高成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奠定了伯明翰中心的学术地位，也使文化研究这门新兴的前沿学科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成为当前最有活力的学术思潮之一。

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信息产业革命所引发的经济变革和市场扩张使全球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各种新兴产业对社会群体的形成越来越有影响力，旧的社会关系不断瓦解，阶级文化形成的基础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错综复杂，世界各地反种族歧视、反性别差异、反民族压迫等运动高涨，阶级不再是主要的社会关系。

传统对象的不断萎缩，新生对象的不断涌现，促使文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突破了前期的单一视角，把阶级作为社会“身份”的一个部分与性别、种族、年龄诸多方面等同起来，将历史舞台上失语的各类边缘群体都纳入研究范围，重新审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变迁和文化取向。研究领域的扩大使文化研究融入更加广阔的阐释世界，传统研究方法无法满足新生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于是文化研究广泛吸收来自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各类学科的思想资源来修正、补充既定的研究范式。其中福柯的权力批评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拉康精神分析学以及近二十年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女性主义等，都对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其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研究领域的变化必然导致研究范式的变化，研究范式的转换更新又为学科深入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推动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延，在这种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演变中文化研究逐渐不再具有特定的指称，快速地渗入各个层面，与所处的历史语境相互关联，成为一个不断变化、难以界定的学科。

因此，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被认为与过时的、局限的、僵化的、阶级反映的身份观念紧密相关，已经无法回应后现代群落流动的、暂时的、异类的生活方式和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没有继续针对亚文化进行集体性的专题研究，而只是把它作为中介文本和重要材料，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不同的阐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向：

一、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有“新时代”文化研究和修正主义文化研究两种理论。其中“新时代”文化研究仍然把工人阶级男性青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其消费过程，认为他们的消费方式侵入了上层社会消费空间，颠覆了性别和社会身份，带给他们自由和快乐。安迪·本内特和其他的“后亚文化主义者”（又称为后现代超级个人主义）关于音乐文化的重要研究致力于人们建构自身生活体验所依赖的主观解释，反对伯明翰中心的“经典”传统——阶级中心化解释。奥森·纳瓦（Orson Nava）认为广告为青年人创造性使用商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广告企业对青年人给予尊重——将他们视为“有难以企及的识别力”，从而使有关的“经验智慧”变得不值一提。^[18]

以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化研究在霸权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快感”理论、“拼贴”理论及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从“文本接受”的角度展开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费斯克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由各种社会集团和亚文化构成的。^[19]大众以不同的消费方式维持各种亚文化身份，颠覆主流文化的同质化，因此大众文化“能够保持文化差异，生产亚文化的特殊意义和快感”^[20]。

这两种理论把注意力从生产转向了消费，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生产控制消费”的理论，为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但是它们过分强调消费活动的意义，割裂了与特定历史语境的关系，忽略了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和技术的决定因素，是一种对消费至上主义不加批判的立场。

二、对传播与流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研究产生于全球文化一体化背景下，以媒体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后工业文化潮流改变了空间与地域、中心与边缘、现实与虚拟、领土与疆界等传统社会的意识和观念，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在对大众传媒受众的研究中反对肤浅的阶级理论——“它掩盖了年龄、性别、种族与民族的社会差异”^[21]，采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从受众的亚文化群体类型来考察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意义，把文本阅读分为顺从式、协商式、对抗式三种基本方式，指出身份/角色/性别/种族是由社会建构的。莫利把“散居”——移民亚文化作为研究重点，揭示媒体跨国公司为创造统一市场而进行的文化同质化使那些从属的亚文化群体被置于生活的边缘，“在欧洲文化认同的绚丽图景的事实上是通过单一民族国家的力量而形成的领土和文化分级体系”^[22]。

理查德·戴尔分析了在同性恋亚文化中流行的明星现象，对与身份、团体、隔离有关的主题作了比较，他认为亚文化及其产物被各种媒体作为原料制造成商品，破坏了标志亚文化成员身份的基本符号的稳定性，意味着任何身份标志都是人为的，一切存在都是模仿。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则认为，作为商品的亚文化在销售过程中已不再与产生它的群体及其体验密切相关，失去了它的本真的、质朴的性质，开始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认同，而那些没有被商业化的亚文化的影响力正在消散，在完全商业化的环境中没有生存的余地。^[23]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从“受众、影迷、用户”的角度来分析大众传媒运用亚文化研究的目的，将媒体受众看做是文化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抽象的人口统计数据，反对长期以来“学者们倾向于将媒介定位为促进而不是帮助亚文化形成的观点”^[24]。

三、对意识形态、权力结构与身份认同的研究。这些研究总是把权力话语作为中心议题，通过身份的建构来揭示文化内部的权力结构。研究认为，人们获得身份的所有途径都以文化的形式存在，文化体制决定着生活经验，对性别、种族、宗教的差异表征普遍存在于新闻、广告、影视、服装、音乐等各种文化客体之中，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只是意识形态的材料，是性别、民族、种族等文化范畴的表述和铭刻，是由社会建构的。

“新民族志”学派的斯卫特曼将身体视为具有颠覆性、创造性和内在多义性的“政治”抵抗的场所，他认为当代文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从稳定的、共同的亚文化群体身份向流动的、个人化的身份认同移动。而后殖民文化研究则分析由殖民主义引起的文化冲突，认为移民作为生活在西方的少数族裔，既远离故土又非西方正统，这是双重的边缘化。后殖民文化研究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所谓多元文化只不过是种族主义的一种掩盖，是用一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不平等的事实；在白人中心社会里，人类没有共处的基础，少数民族必须自我认同，凝聚起来反抗主流社会，争夺文化权力。

以霍尔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在葛兰西霸权理论基础上融合了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接合理论”，把传统马克思主义模式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文本分析。这种理论将分析对象“语境化”，避免了还原论和本质论的双重困境，使文化研究从传播模式转向语境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萨利·穆特关于女同性恋身份研究的著作中就运用了接合理论把阶级身份、民族主义和怪异理论联系起来讨论，强调日常生活中充满着阶级关系，“自我”是从差异中且经由差异建构出来的。

通过以上对亚文化及其研究理论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亚文化不是一个物化的、同质的整体存在，而是一个多纬度、多层面、立体、可变、异质的指意系统，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需要来划分，被不同的使用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而每一种形式和意义都涉及一个微小的层面，满足文化研究从具体到抽象的运动。因此，亚文化是文化研究复杂而丰富的中介文本，涵盖在所有的文化研究领域中，任何对它的归纳分梳都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作为一种思想批评和政治介入，文化研究否认任何必然的、普遍的结构，它始终质疑主流文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了寻求能够显现各个层面的斗争的平台，它从一个互补的视角——借助各类边缘群体进行文化实践的方式和作用来进入社会结构。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作用于社会生产、分配、消费、流通等各个环节，共同组织成一个制造差异的系统，从而形塑支配和从属关系。只有通过边缘从属群体对差异的确切反应，才能打开社会结构的关系网，找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的裂缝，这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研究策略。

然而，边缘从属群体不是一个普遍的、必然的、内在固有的概念，它可以按照阶级、年龄、种族、民族、信仰、性别、地域、性取向等等固有特性的界说，分解还原为各种亚文化群和亚文化，而且总是处于社会构成的各种形式的复杂关系中，随着特定历史语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它没有单一、终极、绝对、最后的意义，只有无尽的、变换的示意链，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背景和对应的理论框架之下，亚文化的当下占有才有具体内容。

亚文化概念的复杂变化与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每一种形式和理论都是由特定历史和文化情境决定的，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相对应，虽然各种理论之间充满了不可调和的差异、矛盾、冲突、争论，但都是文化研究这个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文化研究的学术实践从不同的角度覆盖了资本主义文化运动发展的全过程。

因此，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特定的理论、传统或思想流派，也没有任何类型的合理一致的意见和完全包容性的界说，它总是在变化着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资源中不断转换。而历史语境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只有建构多种可能性的理论自觉，才有可能对历史和现实具备双重的洞见。正如格罗斯伯格所说，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对付自身历史语境的无限复杂性”，在于它总是根据介入的文本和占有的资源来建构理论框架，决不会在特定语境之外预先设定，它的理论取决于特定的、具体的、遇合的文本，“试图利用一切必要而可用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来解释文化”。^[25]

参考文献

英文部分：

Gelder, Ken and Sarah Thornton.The Subcultur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Hall, Stuart.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Hutchingson&co.Ltd,1976.

中文部分：

〔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加拿大〕迈克尔·布雷克：《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刘亚林、胡克红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注，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德〕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黄晓武：《文化与抵抗》，载《外国文学》2003年第2期。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年。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一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

于海主编：《城市社会学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 〔德〕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页。

[2]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3] 〔加拿大〕迈克尔·布雷克：《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刘亚林、胡克红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页。

[4] 〔加拿大〕迈克尔·布雷克：《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前引书，第55页。

[5] 于海主编：《城市社会学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6] Ken Gelder and Sarah Thornton.The Subcultur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p.1.

[7] 〔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103页。

[8] 〔加拿大〕迈克尔·布雷克：《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前引书，第81页。

[9] 〔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一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10] Ken Gelder and Sarah Thornton.The Subcultures Reader.Ibid, p.94.

[11] 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12] Stuart Hall.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Hutchingson&co.Ltd,1976, p. 13.

[13] 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引书，第22页。

[14] 〔加拿大〕迈克尔·布雷克：《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前引书，第22页。

[15]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16] 〔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前引书，第115页。

[17] 转引自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引书，第28页。

[18] 〔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前引书，第134页。

[19] 〔美〕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陈永国译，载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引书，第227页。

[20] 同上书，第241页。

[21] 〔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前引书，第151页。

[22]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23]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24] Ken Gelder and Sarah Thornton.The Subcultures Reader.Ibid., p.473.

[25] 〔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马海良译，载罗刚、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引书，第68、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