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网络科学理论及文献综述

真实金融市场是由无数微观市场主体交互活动演化形成的、具有复杂网络结构的金融网络系统。近年来，网络科学理论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上的突破，为金融网络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可以为本书研究全球离岸金融网络的结构特征与演化格局提供新的研究工具，从而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区位选择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4.1 网络科学的理论研究

随着网络分析成为学术界核心概念之一，网络科学（Network Science）逐渐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和重点研究方向。2005年，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将网络科学定义为利用网络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并构建数学模型对研究现象进行科学预测。Lewis（2009）将网络科学定义为研究网络拓扑结构及其动力机制并将网络应用到更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无论是生物学、信息工程等自然科学，还是管理学、经济学、金融学等人文科学，学者们已经深刻意识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于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在此背景下，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研究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并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Newman, 2000；汪小帆，2012）。近年来，经济学领域也愈发关注复杂网络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等研究范式在经济学的运用，Schweitzer（2009）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网络：新挑战》的文章，指出经济学有必要修正和拓展现有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网络分析的研究视角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同时，Schweitzer建议可以从经济与社会关系视角以及复杂系统视角对经济网络进行研究。

然而，复杂网络研究和社会网络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徐振宇（2013）指出复杂网络具有物理学或自然科学的“基因”，主要以计算机技术、统计物理学等数学工具为基础，重视大数据的挖掘和处理，通过复杂性来涉及非线性科学、生物学、传播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电路与系统等各种类型的关系，并且，复杂网络强调通过分析网络的一些重要统计特征变量，诸如通过研究度分布、平均路径长度、节点介数、平均聚类系数等网络指标来判断整体网络的小世界效应、高聚集性、幂律分布等特点，研究侧重于网络形成机制、网络连接方式对网络结构的影响、网络动力学行为等领域。相对而言，社会网络则更加侧重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内涵，重视样本数据采集和调研访谈等手段，采用质性研究法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范畴集中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强调社会网络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解和阐释。基于以上比较，可见复杂网络分析主要分析自然科学领域网络形成机制、网络连接结构、网络动力机制以及网络统计规律，社会网络则侧重于研究人文学科中社会关系与人际联系、人与人的关系内涵，并对其机理进行阐释。因此，当社会网络中涵盖的节点数量多、数据规模较大时，有必要将复杂网络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有机结合来进行研究。

由于复杂网络研究和社会网络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的差异，曾经有段时间，两派都自说自话，几乎不相互引用。但近年来，这两种研究范式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表现为医学、统计物理学、金融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学者开始引用社会网络领域的文章。与此同时，社会网络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引用复杂网络学者的文章，甚至还出现两大领域的学者联合研究的现象（Salganik, et al., 2006;Reichardt &White, 2007），总体而言，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的交叉性开始加强，在研究广度、深度上正加速发展。

（1）复杂网络研究

复杂网络的研究起源于Erdos、Renyi（1959）提出的ER随机图理论，在这之后的40年间，ER随机图理论是学术界研究网络结构的主流模型，被认为是“正确认识网络世界的基础理论”（郭世泽、路哲明，2012）。但促使复杂网络在学术界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则是20世纪末的两篇代表作，即Watts、Strogatz（1998）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小世界网络的群体动力行为研究》，构建了小世界网络模型（WS模型），指出在一个网络中从任意一个节点出发，仅需要通过数量较少的中间节点就可以到达该网络处其他节点，反映了网络具有较短的平均路径和较高的聚集度现象；以及Barabási、Albert（1999）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随机网络中标度的涌现》，构建了无标度网络模型（BA模型），文章以互联网为研究对象，指出互联网是由少量链接度较高的网站链接而成，网络节点服从幂律分布，从而揭示了网络呈非均匀分布的现象。之后大量的实验研究也从不同方面证实了现实社会的物流网、互联网、人际关系网均具有小世界的特点（Watts, 1999; Newman, 2000; Sen, et al., 2003），同时，很多真实网络的节点具有高聚集性的特点（Newman, 2003; Jackson &Rogers, 2007），以及服从幂律分布的规律（Ebel et al., 2002）。

鉴于此，学术界开始对复杂网络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Newman（2003）指出复杂网络具有小网络距离、高聚集性与链接分布不均匀等结构属性。Jackson（2007）指出复杂网络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小世界效应、高度聚集性，且呈幂律分布。Boccaletti等（2006）对复杂网络的动力学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而Lewis（2009）、Newman（2010）对复杂网络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如方爱丽（2006）、吕金虎（2008）、方锦清（2007, 2008）、段志生（2008）、陈关荣（2008）、刘建香（2009）、吴钢（2013）、刘建国（2013）都对复杂网络的发展现状及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近年来，部分学者也将空间网络纳入复杂网络的研究当中，如（Barrat &Barthélemy, 2005; Gastner &Newman, 2006），国内学者黎勇（2010）对国内外空间网络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综述。

（2）社会网络研究

社会网络研究具有悠久的发展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Brown（1922）的“社会网络隐喻”、Moreno（1934）的“社群图”，以及Warner（1939）的“霍桑实验”。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体系日渐完善，Nadel（1957）提出的“社会网络分析基本思想”和Mitchell（1967）提出的“社会网络分析框架”奠定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范式。此后，社会网络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Granvovetter（1973）提出了“弱连带优势理论”，通过研究282个应聘者的求职经历，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个体间的不同联系影响求职成功率的差异性，结果发现通过弱联系而找到工作的比例高于强联系，他将连接关系的紧密程度划分为强连带、弱连带、无连带三大类，认为强联系之间虽互动较多，但连接关系较为封闭，而弱联系之间虽互动较少，但可以成为跨越不同社区间的桥梁，为人们带来新信息和新机会。Burt（1992）提出了“结构洞理论”，指出若网络结构洞的参与者对结构洞进行填充，则可以获得累加的网络收益，包括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Krackardt（1992）提出了“强连接优势理论”，指出网络间的强连接可以传递信任感和影响力等资源，由此引发的情感联系会影响参与方的决策行为；Coleman（1990）和Lin（2001）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在此基础上，Carrington（2005）、Wasserman（2007）、Prell（2012）等也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历程、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前沿进展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随着复杂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兴起，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在经济系统中存在一个由局部相互作用机制所形成的全局网络结构，经济网络是经济系统中参与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关系结构，从而影响和支配经济系统的运行和演化。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网络是填补复杂网络与社会网络的结构洞的桥梁（吴钢，2013）。

首先，社会网络研究强调社会网络结构对经济活动具有相互影响的交互作用，并提出了“嵌入性理论”（White, 1981; Granvovetter, 1985; Uzzi, 1996）。其中，White（1981）提出市场是从网络社会发展而来的，Uzzi（1996）提出具有嵌入性关系的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成功概率较高。而Granvovetter（1985）论证了社会网络的不规则，且不同程度地嵌入整个经济领域，批判性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是非社会的、非动态的，有必要革新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行为者的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网络结构中加以研究。

其次，复杂网络研究提供的数学分析工具和量化研究框架，推动了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网络分析中。Schweitzer（2009）指出，现有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强调经济网络系统的复杂性。其中，经济网络模型主要按照两条线索来展开研究：其一，经济网络结构是如何影响市场参与主体的决策行为；其二，经济网络对市场参与方的福利效应。在协同网络方面，Kandori、Mailath（1993）验证了不同均衡选择对网络结构的影响，Morris（2000）分析了局部最优网络里合作网络角色的机理，探讨了相邻环形网络是如何集中于风险主导均衡的。在合作网络方面，Eshel、Samuelson（1998）指出如果参与主体之间可以局部地相互影响，并且通过模仿得以适应，那么合作在困境中是可以实现的。Bhaskar（2002）研究了无限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指出如果收益的损失率不高的话，参与主体只会维持在一个有足够多的个人连接的网络结构中，而收益的变化幅度越大，则参与者之间的平均距离会越短。

近年来，经济学家已开始着手将网络研究方法纳入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中。例如，Goyal（2007）回答了网络的互动结构将如何影响经济的网络结构变化以及网络中经济参与主体建立关系的动因何在等问题；Jackson（2008）对经济网络的结构属性、形成机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建模和分析；Easley、Kleinberg（2010）基于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了经济学、数学、网络科学、社会学等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研究了高度关联世界的行为原理与效益机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askin所言，“网络研究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最具活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之一”。

2.4.2 网络科学的经验研究

随着网络科学理论的发展，学术界开始用网络科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经济的问题。在经济领域，网络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网络、国际金融网络、资产价格网络、投资者交易网络、生产网络等方面。此外，网络科学理论也开始关注一些经济热点问题，例如金融危机传导网络、清算风险转移等。

（1）国际贸易网络研究

国际贸易网络作为经济网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各国或地区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Snyder、Kick（1979）最早将网络分析法纳入国际贸易研究中，开辟了用网络分析法研究国际贸易网络格局的先河。总体而言，国际贸易网络结构的研究大致遵循以下三条主线。

一是研究国际贸易网络对国际贸易发展格局的影响。Nemeth、Smith（1985）分析了不同产品层面的国际贸易网络结构及其动力机制，Kim、Shin（2002）利用纵向动态数据发现了国际贸易网络结构出现区域化的结构特征。Smith、White（1992）分析了国际贸易的网络结构，得出当今国际贸易网络格局中存在“核心—半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并将国家细分为核心国家、半核心国家、边缘国家三大类。Mahutga（2006）指出国际贸易“核心—半核心—边缘”的网络结构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并且在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背景下，加剧了国际贸易网络结构的不平衡性。Kali、Reyes（2007）将全球贸易体系视为一个有机联系而统一的复杂网络体系，指出国际贸易网络在更高层次上还可以分出“核心—边缘结构”，并且一国在国际贸易网络系统的位置会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Clark、Beckfield（2009）利用三分测量法考察了国际贸易网络系统的结构特征，发现在国际贸易网络系统中处于同一层次的国家经济发展存在趋同性，而处于不同层次的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会加大。

二是研究国际贸易社会网络对贸易规模的影响。Rauch（2001）基于搜寻成本，分析了搜寻成本如何通过社会网络影响国际贸易流量，指出若开展贸易的两国或地区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制度环境，则这两国或地区的搜寻成本和配对成本会下降，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并且在贸易合同的执行效率和贸易信息的传递中更具有优势。此后，Rauch（2002）对华人贸易网络与双边贸易流量进行了研究，得出相对于贸易同质商品，华人的贸易网络更能扩大异质性贸易品的规模。国内学者刘庆林、綦建红（2004）从净贸易创造效应、动态效应、动态有效性三个方面，对国际贸易社会网络理论进行了文献梳理与回顾，崔凡、宁丹虹（2010）从国际贸易的信息成本、贸易社会网络结构、贸易中介三个方面梳理了国内外贸易网络的相关研究成果，陈银飞（2011）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了美国“次贷危机”前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发现国际贸易网络存在负向匹配网络现象以及“富人俱乐部效应”。

三是研究国际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动力机制及演进规律。Serrano、Boguna（2003）对国际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国际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高度聚集性、无标度分布等复杂网络的普遍特征。Garlaschelli、Loffredo（2005）研究了有向加权的国际贸易网络的互惠性以及其他网络结构随时间的演变。Bhattacharya（2007, 2008）指出国际贸易网络具有一些非常稳定的结构特征。Fagiolo（2008）研究了加权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及演变趋势，得出国际贸易网络体系中存在两级分化的现象，一方面，大量国家的贸易关系是弱连接；另一方面，少数国家的贸易关系存在强连接，且有聚集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Fagiolo（2009）研究了国际贸易加权网络的中心性与聚集性等网络统计量，发现网络中连接强度正由对数正态分布向幂律分布演变。Baskaran（2011）基于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及其演变历程。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加强对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研究，刘宝全（2007）和段文奇（2008）对顶点强度、边权重差异度、聚集性、互惠性等网络结构统计量的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吴钢、许和连（2013）通过分析网络互惠性、同配性和集聚性等指标，构建国际贸易区位选择偏好网络，分析了国际贸易的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变历程。许和连（2015）分析了出度和入度中心性、介数中心性、出接近和入接近中心性等指标，并构建ERGM模型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在国际贸易网络的动力机制研究方面，Garlaschelli、Loffredo（2004, 2005）指出在国际贸易网络结构中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机制。Fagiolo（2010）指出两国间的国家面积、接壤效应、贸易协定、地理距离等因素对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Baskaran（2011）指出在国际贸易网络结构中，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差异性对于贸易网络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作用。Picciolo（2012）指出地理距离在国际贸易网络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减弱，而互惠性的信息有利于解释贸易网络结构的演变。

（2）国际金融网络研究

金融交易是全球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资产定价、平衡投融资需求、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速金融资源循环的有效途径。全球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金流动的背后是全球金融网络中无数市场参与主体决策的结果，这些市场交易主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错综复杂的金融交易网络。Porteous（1995）、Thrift（1994）指出全球金融网络以微观市场主体间金融交易所产生的信息为基础，是由时间、空间和信息构成的互动网络空间。

Thore（1969）最早将网络分析法纳入国际金融研究中，研究了金融系统的关联性，开辟了用网络分析法研究国际金融网络格局的先河。Storoy、Thore（1975）运用网络分析法研究了资本市场在金融网络中的连接性，并对金融网络的均衡性进行了计算。Thore（1980）提出了金融中介网络模型，在该模型中，每个市场参与主体均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网络，参与者可以演变为金融中介，把网络信息提供给金融需求方。Nagurney、Siokos（1992, 1996）将金融网络理论不断深化，研究了金融网络中资产端与负债端的最优持有量问题，并探讨了金融网络中投资组合的最优规模。在此基础上，Nagurney、Dong（2001）对一个部门多种金融工具的金融网络系统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当金融网络中资产端与负债端均衡时，金融资产价格均衡的问题。总体而言，国际金融网络结构的研究大致遵循以下三条主线。

一是研究金融系统的复杂网络结构特征。Gabriell（2011）研究了欧洲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的网络拓扑结构，发现该网络结构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高度聚集性，且节点分布服从幂律分布的性质，即少数大型银行具有较多的网络密度连接，在金融网络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Bech、Atalay（2010）研究了美国联邦基金市场金融网络，得出该金融网络除了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高度聚集性等普适性网络结构特征外，网络节点的分布却呈现厚尾分布。Boss（2004）研究了澳大利亚银行间货币市场的网络结构，发现该网络结构的平均路径长度和聚集系数都较小，网络节点服从幂律分布。Soramaki、Bech（2007）对美国支付结算网络系统进行了研究，指出该网络的连接度较为稀疏，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和高度聚集性特征。类似的研究还有Iazzetta、Carmela（2009）对意大利银行间同业存款市场的分析，Peltonen、Scheicher（2014）对欧洲信用违约掉期合约市场网络的分析，Craig、Peter（2014）对德国银行间货币市场金融网络的分析，Cont、Moussa（2013）对巴西银行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网络的分析。上述研究基本得出金融系统的网络结构特征具有小世界效应和高度聚集性特征，网络节点服从幂律分布的特性，体现为金融网络系统呈现高度聚集化和中心化的现象，同时，网络节点的连接度具有异质性的特征。

二是研究金融网络结构对金融风险的传染。Scheweiter、Fagiolo、Sornette（2009）构建了41家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复杂资金交互网络，研究了系统性风险对金融危机的扩散效应，指出国际金融机构间的相互依存性较高，会影响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扩散速度。Vitali、Glattelder、Battiston（2011）采用43060家跨国公司之间的控股权关系构建了全球金融经济网络，指出跨国公司间控制权网络的结构特征会影响全球产业链的竞争和金融安全。Graras、Argyrakis（2010）利用公司的所有权网络和对外贸易网络进行了k—壳分解，并利用SIR模型对金融危机的扩散进行模拟，发现处于网络中心性地位的经济体将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快地将金融危机传染至网络中其他节点，并且国际贸易网络比公司控制权网络具有更明显的经济影响和危机传染力。Kali、Reyes（2010）基于1992年至2000年182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研究了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冲击，指出网络中受到危机冲击的经济体若融入网络系统中会减轻危机对其的冲击。Acemoglu（2013）指出在金融网络系统中，金融机构作为网络节点而存在，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资产与负债关系构成网络的边，使金融市场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机金融网络，并解释了金融系统的网络外部性。此外，通过网络外部性可以更好地理解金融系统内生变量无法解释的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现象，如证券市场的暴跌、汇率市场的宽幅波动等。Gabriell（2011）指出由于金融活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经济主体的支付函数会受到市场参与主体网络中其他参与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因此，如果将金融系统视为金融网络，那么在应对金融风险时，不仅要关注“大而不倒”的问题，更要关注“关联度高而不倒”的风险（Chan-Lau, 2010）。国内学者贾彦冬（2010）指出在金融网络中，金融机构除了会受到交易对手方金融风险的影响，还会受到金融网络中其他市场参与方的金融风险外溢的影响，因此要关注金融机构联系度强弱对金融系统性风险扩散的影响。

三是研究金融网络的系统重要性。对金融系统网络结构的分析还有利于探究网络系统里的重要网络节点，厘清网络节点的中心性。Gai、Kapadia（2010）指出在金融网络中可以通过节点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聚类系数、介数中心性等网络拓扑结构来分析网络节点在网络系统中的重要性。学术界通常对网络中心性进行研究，从而确定金融系统中某金融机构的网络重要性。Gabriell（2011）对比研究了在美国“次贷危机”前后，欧洲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市场金融网络中，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在金融网络节点中重要性的变化，发现“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小银行的网络中心性地位显著提高，而大银行的网络中心性有所下降。网络中心性除了可以分析系统重要性银行外，还可以对利率进行预测。Bech、Atalay（2010）构建了金融市场的网络中心性指数，得出当借款银行的网络中心性指数大于贷款银行的网络中心性指数时，借款银行可以凭借较低的借款利率进行融资。Tabak、Takami（2014）比较了巴西银行间市场网络的聚集系数与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发现聚集系数与拆借系数具有负相关的联系。此外，对金融网络结构的分析还可以对金融危机的传染与爆发进行预测，Minoiu、Reyes（2013）基于1978—2010年的跨国银行数据构建了金融网络，发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银行网络连通性均显著高于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网络连通性。

随着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发展，部分学者已经开始用复杂网络技术分析金融网络的动力机制。Graras（2010）利用4000家公司在全球的所有权网络和86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网络，分析了金融危机沿国际贸易网络跨国传播的路径，Vitali（2011）采用43060家跨国公司之间的控股权关系构建了全球金融经济网络，并对其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Schiavo（2010）对国际金融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国际金融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据此将相关国家划分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但Schiavo并没有对网络的边权分布进行研究，也缺乏对国际金融网络的整体结构性质的研究。为了分析全球金融网络中网络节点占整体网络的重要性。Bhattacharya（2008）指出了在全球金融网络中存在“富人俱乐部”现象，即金融网络系统中，少数国家的网络节点之间存在大规模金融往来，这些节点的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占全球金融交易量的比例较高。巴曙松（2015）对国际金融投资网络进行了分析，指出国际金融网络的前九大网络节点占据了全球金融投资流量的55%，其余26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网络节点仅占45%，再次验证了全球金融网络的聚集效应十分明显。刘江会、吴仲（2015）利用复杂网络中心度测算了上海在全球金融网络体系中的地位，发现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2.4.3 网络科学理论的研究评述

随着复杂网络和社会网络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经济网络、金融网络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已经对经济网络和金融网络进行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虽然还存在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也正因如此才使之成为当前网络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网络科学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对于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网络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现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第一，总体而言，国内对于复杂网络和社会网络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集中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综述上，这也意味着为国内学者运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实际经济问题和金融问题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去深入探索。

第二，网络科学发展至今，虽然取得了一定研究进展，但仍需夯实复杂网络理论及其性质的研究基础，诸如网络结构的拓扑特征和网络动力机制及其相互作用。同时，仍然有必要将复杂网络理论运用到现实经济问题中，通过探索新的网络统计量和算法来加深对网络结构和特性的认识，设计出特性更好的网络结构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未来应加强网络度、聚集性、社区结构等网络结构的研究，以解释网络的鲁棒性与脆弱性，以及网络拓扑生成等实际问题。

第三，仍需进一步厘清网络连接方式对网络结构的影响。网络的连接方式直接影响到网络结构，如何设置网络连接方式来研究既定的网络结构，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如何在无向网络基础上，研究有向网络、加权网络的拓扑特征，并用研究成果解决现实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仍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第四，针对中国特殊国情，开展经济网络和金融网络的实证研究。虽然网络结构具有普适性的小世界效应、高度聚集性、无标度分布等网络特征，但不同经济环境下的网络仍具有不同的平均路径长度、蔟系数等网络统计量，不同的网络拓扑结构也具有不同的网络动力演进机制。因此，对于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区位选择这一研究主题，更应结合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实际网络环境，赋予上述网络参数的实际意义，通过实证模型来检验和测试网络拓扑结构对网络功能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研究网络的演化规律以及动力机制设计出更加优越的网络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