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国学是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基础上日渐形成的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一门学问，是传统文化的聚合，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文化价值。故“五四”以来，众多学者一直在想方设法阐释并设计国学在新时期的发展问题。
然而，近几十年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国学的发展已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学术界把国学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成为少数人研究的对象，而几乎不接地气，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将其束之高阁。另一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促成了所谓的“国学产业热”，但所传授之国学有许多糟粕，如所谓的“女德”教育等，已经远远偏离国学的基本要义。因此，正本清源，全面、系统地阐述国学之基本要义，成为现阶段亟须解决的问题。
本书即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核心，以总结性的鸿著《四库全书》的框架体系为基本框架，以历代国学大师的论著为支撑而设计，从而构建出一部内容完善、条目清晰、资料翔实、兼具知识性与思想性的国学教材，冀望对新时代之大学生，乃至整个民族有所裨益。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为拥有数千年的文化积累而骄傲。但由于社会的日益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古代的文化有许多不适应今天社会发展需要的元素。因此，我们在诠释乃至弘扬“国学”之时，必须有意识地剔除其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元素以及其中的糟粕。
国学基本内涵
何谓国学？这是横亘在所有读者面前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是以先秦典籍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涵盖经、史、子、集四大模块所建构起来的一整套庞大的文化学术思想体系。国学是中华民族国家软实力的基石，为我国学术思想的主流，亦为民族文化的精髓，正在被众多的海外学者所熟识和广泛应用。
“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胡适、章太炎等人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为中国的新生寻找出路。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整理出版了《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书，在当时形成了很大影响。章太炎所谓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即把《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小学类”从“经部”中分离出来，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国学范围的界定。此外，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人也有关于“国学”“ 国故”“ 国粹”的诸多论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弘扬传统文化”和“传承国学”等口号之响起，人们日渐对国学产生热情，国学在海内外得到关注与热捧。
从纵向来说，国学既包含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朴学和同时期的历史学、诸子学，也包含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等文学经典，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
从横向来说，按照传统分类，它包含“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经，即经学，是从汉儒以来日渐确立的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经典。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而唐代则设立十三经，并为之作注，自此，经学体系已经完备。到了清代，《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1773部、20427卷。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经学中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
“史”，即历史著作，是古代士大夫希望通过对历史的认知，从历史中得到经验而创作的历史书籍。我们通常所谓的二十四史，是“史”部的核心内容，而在史部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史学思想著作如《史通》《通典》等，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史学著作是为知得失而作，因此在古代社会中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子”，即中国古代能够自成一家之言的百家学说。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诸子百家代表着中国古代某个阶段的多元思想，其辩证的思维对于古人来说非常宝贵。
“集”，即文学作品，是由中国古代诗、文、词、曲等汇集而成的文学大观。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集部作为中国古代文人在从政之余所作，不仅仅是美文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围绕着帝王将相之道而作，而词曲乃属小道。文体有高下，故古人所言不能尽信也，读者亦当在欣赏阅读过程中有所警觉。
值得注意的是，经学必须是儒家经典，而“儒分八家”，一些影响较小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并未列入。因此，子部亦有“儒家”一家之言。而我们现在认为的“小说类”（不含明清章回体小说），却划在了子部。当然，这里的“小说部”与今天我们理解的“小说”有一定差异。除了章回小说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古代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
国学精神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极为复杂，但利用归纳思维的方法进行分类，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贵中倡和”“刚健有为”四种。“天人合一”更多的是思考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关系；“厚德载物”则观照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贵中倡和”思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刚健有为”思考的是人自身的发展问题。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即讲究人与宇宙、人与自然要“合一”，这个思想虽然充斥着一些谶纬的东西，但比我们现在所言的“和谐”要更高一层。“和谐”只是强调不冲突、不矛盾，二者要和平共处，而“合一”则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融为一体。
“天人合一”的思想孕育于我国古代文化。老子《道德经》中谈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又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法”就是遵从、顺从、依照之意。老子认为，人做事要顺应天地自然，顺应宇宙之间存在的客观规律。《庄子·达生》中有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提出“三才”，将天、地、人并列，认为天之道“始万物”，地之道“生万物”，人之道“成万物”。《礼记·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要发扬“诚”的德性。这些先秦经典中，存在着普遍的天人关系的论述。到了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学基础上，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并用，倡导“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进一步构建了“天人合一”体系。他认为，宇宙自然是一个周密的整体，人则需要顺势而为，而不能逆天而行；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最核心的要素之一，进而对人们的饮食、穿着、住宅、行路以及思想文化都进行了深刻渗透，最终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
但现实中存在很多尖锐的矛盾，比如老虎、狮子会吃掉水牛、羚羊等，而水牛、羚羊又会破坏草地。于是聪明的古人发明了“阴阳五行”与《周易》辩证思维、相生相克的学说来解释这些现象，并希望通过它来达到相对的“平衡”与“合一”。
（一）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我们的先人没有把宇宙世界的诞生归因于释迦牟尼、耶稣，而是通过观察客观世界，把世界看成在阴阳二气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的。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这五种物质相互孳生、相互制约，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种学说对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同时，也是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等发展的基础。
阴阳可以互相转化，同时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的。就是说，阴与阳的每一个侧面都以另一个侧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阴，阳就不能存在；没有阳，阴也不能存在。正如没有乾就没有坤，没有天也就没有地一样。阴阳互相依存，互相为用。阴阳依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伴随事物终身，决定事物发展的进程。
（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天干地支与阴阳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阳天干：甲、丙、戊、庚、壬。
阴天干：乙、丁、己、辛、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阳地支：子、寅、辰、午、申、戌。
阴地支：丑、卯、巳、未、酉、亥。
（三）五行与干支相配原理
金：庚、辛；金：申、酉。
木：甲、乙；木：寅、卯。
水：壬、癸；水：子、亥。
火：丙、丁；火：午、巳。
土：戊、己；土：戌、辰、未、丑。
（四）五行与起名
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意识形态无时不在人的头脑里打上烙印。而人的思想是与对自然、社会的认识紧密相关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使人们把一生中的荣辱祸福系于五行生克，所以在起名时，力求阴阳调和、刚柔相济，认为这样可以在一生中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大概就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以五行理论为根据来起名的缘故吧。
以五行理论命名始于秦汉时代。当时，主要是把商殷的干支命名法与五行观点配合而命名。在周秦时代，人们除了有“名”外，还要取“字”，因此主要是以天干配五行，取出“名”和“字”来。如楚公子名壬夫，字子辛，即以水配金，则水生于金，刚柔相济。
到了宋代，以五行理论命名更为风行，然而，那时却不重视八字的欠缺，只取五行相生之义来序辈。
宋代应用五行相生命名法如下：
木生火：父名属木，则子名应属火。
火生土：父名属火，则子名应属土。
土生金：父名属土，则子名应属金。
金生水：父名属金，则子名应属水。
水生木：父名属水，则子名应属木。
二、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关注的是一个合格的人怎样与社会相处的问题。“厚德载物”出自《易经·坤卦·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为品德像大地一样宽广厚实，能容养万物。《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国语·晋语六》：“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指厚德载物，雅量容人，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到了宋代张载，在《西铭》篇中把亚圣先师的思想总结为“民胞物与”，体现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明认知。
提倡“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集孝、悌、忠、义、礼、信、诚等诸多道德于一身，几乎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这也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乐善好施；要有道义感，见义勇为；要有道德操守，讲诚信；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见利思义；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儒家所推崇的“孔颜乐处”就倡导人在道德实践中体会真正的充实和富足。儒家思想中，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使中国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现实社会中，当传统道德被市场经济冲击时，功利、庸常、浮躁成为一些人的生活写照。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一种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私欲，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有此修养的人，才会在家庭、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助人为乐、勇担责任。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概括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要和谐、协调的深刻认识，播下了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它可以使人在喧嚣的尘世搅扰、利益之争和现实矛盾的旋涡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从而为处理好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奠定心理基础。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交往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就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贵中倡和
“贵中倡和”指向我们所熟悉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出自儒家的《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思是说，内心的喜怒哀乐不表现出来，不形于色，称之为中；虽表现出来仍有节制，被称作和。《论语·里仁》记载了孔子告诫曾子的话：“吾道一以贯之。”别的学生问曾参这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为仁之方。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为仁、行仁。孔子说恕便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能近取譬”就是将心比心，就是忠恕之道的具体实施。《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挈矩之道，进一步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只要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
“过犹不及”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对于孔子的中庸之道，人们一度认为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这是一种误解。折中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原则性。孔子的中庸之道则与此不同，“中庸”即中和，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应该中和，保留其对的一面，舍弃其不对的一面。这才是正确的中庸之道。很少有人善于运用中庸之道，多半都是走偏锋。“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程颐）。为人之道就在“正直”二字，刚正不阿，矢志不渝，不搞邪门歪道，不见利忘义。
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通常人们讲天人合一主要是从哲学上讲，大都从《孟子·尽心》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讲起，而忽略了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视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就是天人合一。这才是《中庸》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因而《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天人合一就是人们的自觉修养达到与宇宙相通、不悖且融二为一的理想境界。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宋黎立武《中庸分章》谈道：“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以位育，明仁诚之极功。”宋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本要是也。”这正暗含了中庸之道。
四、刚健有为
“刚健有为”的思想在先秦诸家中皆有体现。如儒家的孔子就是极力提倡积极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特别重视“刚”，他的生活态度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他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正是一种积极有为的态度。
之后的《易传》有进一步的发展。《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赞扬刚健精神——“刚健而文明”“刚健中正”。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也就是努力向上，绝不停止。除了发挥主动性、能动性，努力向上，绝不停止的意思外，还有“独立不惧”“立不易方”之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此外还有老子“自胜者强”之义。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事物发展到不能再发展的地步，叫作“穷”。事物发展到极盛就要向反面变化，这叫“变”。通过变革或革命，“山重水复疑无路”之穷途末路，就会一变而为“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通”，也就是“通则久”，形成了一个以刚健为中心的宏大的生活原则体系。
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刚健有为”精神，其具体表现或凝结的文物、制度、风俗可谓无处不有、无时不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在先秦，不但儒家主张刚健有为，而且墨家也主张“非命”“尚力”，法家则认为当时是“争于气力”，主张耕战立国，走富国强兵之路，这些都是积极有为的。以文学人物形象而言，《列子·汤问》中每日挖山不止的愚公、鲁迅笔下“每日孳孳”的大禹，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是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的无数英雄豪杰的写照，而这些形象又反过来激励千百万中国人民奋勇直前。以文学艺术题材而言，从古至今无数骚人墨客所吟咏、所描绘的青松、翠竹、红梅、苍鹰、猛虎、雄狮、奔马之类，也都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如果有幸到汉代民族英雄霍去病将军墓前看看那些雄浑粗犷的石刻，就会被汉代英勇豪迈的气概所折服；如果舍得花一点时间读一读唐人悲壮慷慨的边塞诗，将不难懂得唐朝的繁荣昌盛是靠什么精神力量支持的。以制度风俗而言，只要翻一翻历史，人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何其多，改朝换代何其多，变法革新何其多，而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通变”当作变革和革命的理论依据或旗帜的又何其多。再看看厚德载物精神。它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一样，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屈原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句；汉唐将士的积极戍边，在诗文中俯拾皆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表现出英雄气概；杜甫“济苍生，安社稷”展现其宏大的抱负；李白则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的名句，即使是满怀悲愤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也可以看出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所以他的诗歌风格是“悲中寓豪”，表现了“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坚韧精神和顽强意志。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于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中国历史每当积弊日久之时，有识之士总会发起或改革、或革命的运动，为清除积弊而改变法规。之后的仁人志士皆坚持“刚健有为”，北宋时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东林党人澄清吏治、反对阉党的斗争，等等，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国学与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新时期，如何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塑造他们完善的人格，是摆在每位教师面前最为重要且紧迫的课题。有研究称，成功，20%依靠智力因素，80%则依靠非智力因素。哈佛大学的沙哈尔教授提出其教学观：“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引爆智慧。”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已经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单向式的知识传授代替了学生的思考。由于缺乏自我感悟，学习变成了日复一日的重复，学生逐渐丧失了主动求知的欲望。很多大学生在学习上得过且过，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礼记·大学》篇开宗明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明明德、亲民、达至善正是大学精神的弘扬过程。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我们久经考验的传统文化足以承担现代社会文明发展与人民全面素质提高的重任。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讲话时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总书记还引用邓小平的话：“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唐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关于这句话，总书记是这样解读的：“‘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最后，总书记指出：“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
而国学正包含这些先进的基因。从知识结构来看，国学包含着我们现代社会的优秀元素。国学首先含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同时也含有相当分量的科学知识。孔子强调“刚毅木讷，近仁”，并且提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观点。孔子的学生子贡则认为，君子应具备温、良、恭、俭、让等品德。孙子有用将之道：将须具备知、信、仁、勇、严等特质。孟子提出教育四端：“恻隐之心”“恭敬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古籍认识到，国学教育的目的是人的教育，更注重人的价值取向培养。
国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经世治国的理念。由于“经”部涵盖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与方法，规范了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道德标准，故成为古代士大夫乃至整个社会的安身立命之本。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考试，其主要考试内容还是经学部分。国学还能培养学生以史明今的智慧，“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国学的“史学”部分，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到知得失。国学还能培养学生辩证不惑的见识。由于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强调立德立言，出现了诸子百家之学说。这些学说各成体系，自圆其说，思维精深。多阅读诸子之说，对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颇有好处。国学还能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与道德情操。我国是诗歌的国度，从先秦之《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诗歌，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数部文学作品，包含着浓烈的情感、高蹈的情操、独立的人格、高妙的写作方法，让我们徜徉于诗词之中，欣赏美的语言，聆听古人的智慧。这些诗词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精神营养。
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传统文化更加强调归纳思维，这对人文知识与人文素养的提高有莫大的好处，但科学的发展主要是演绎思维在起作用，再加上以儒家立国的传统，受“君子不器”思想的影响，科学知识总体显得薄弱一些。到了元明时期，我们的科学探索精神日渐衰落，而西方却恰恰打破了之前宗教的束缚，以科教立国。我们慢慢落后于时代了。
努力增强教材的人文精神，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最终促使青年学子们达到修身养性、健全人格的目的，是本书编辑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要培养“格物致知、明体达用”的国际化人才，让学生从“半个人”（梁思成语）向“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转变。只有当学生和教师都把全面和谐发展作为主要思维模式去追求，才会主动积极地接受和创造综合素质能力发展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要点燃孩子们自我前进的动力系统，赋予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和激情；要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帮助学生筑梦、追梦、圆梦，强化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加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