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地缘政治和大国基本关系的强烈动荡

如前所述，与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相比，当今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大国基本关系可谓强烈动荡，其主要内涵是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协作则作为这两大事态的一个地缘政治结果而大为提升。在此，我们主要谈论当今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图景，那与约四五年前的图景相比可谓向下强烈动荡。

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在这方面，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争甚而更广泛的战力竞争显著浮现，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这方面的一项新的重大事态，在于美国伙同韩国不顾中国经艰难磋商后最终同意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案，决定在韩国部署将严重伤害中国现有战略威慑能力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如此必将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赛的一个新的重要方面。中国武装力量主要面对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正在加速度进行。

同样显著的是，中国继续在南海和东海大力伸张和发展自身的海洋权利和战略权势，并于2013年以来在南沙群岛的五至七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岛，包括建筑飞机跑道在内的军民两用设施的首要事态。这大大加强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实力地位，同时也大大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扩展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关系，同时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盟国、准盟国和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它们互相间的安全合作网络。由此开始，在短时间内，美国屡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岛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地对空导弹、先进战机和先进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

最近，在2016年6月初，很可能为了抵抗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就南海问题施加的增进着的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包括以两艘核动力航母为首的战略性特混舰队操作的美国在南海急剧的对华军事威慑，一艘人民解放军海军护卫舰驶入东海钓鱼岛附近水域，此乃中国就该岛采取的首次此类军事行动：一项很可能旨在迫使对方从事某种可比喻为“两线作战”的行动，即通过中国发动自己的“两线作战”。一个月后，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被中国斥责为“一张废纸”的关于菲律宾诉案的裁决，它压倒性地偏向菲律宾及其背后的大国支持势力，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的合法性。就此，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几十年来第一次明确宣告了“九段线”的法律含义，即“九段线”内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这些岛礁周围的紧邻水域皆为中国领水；“九段线”内的其余海域皆为中国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的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基于历史性权利。

不仅如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已迅速进展，特别是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还有，出自巧合或——更可能——某种着意的协调，俄罗斯军舰在中国的上述海军行动之前几小时也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水域，那看似一项就中国近海一大战略性热点采取的史无前例的中俄联合军事行动。）尤其以2016年6月下旬中俄两国元首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为标志，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其战略和军事内涵正在变得愈益显著和广泛，可以认为已经至少接近针对美国威胁的一种准同盟关系。

与中美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紧密相连的一个重大领域，是当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种双重关系。北京和东京目前都在实行某种总体上的战略“双轨”方针。一方面，它们都追求一种限制在钓鱼岛水域和东海对抗的外交，在有限程度上改善双边关系，并且为进一步类似的有限改善保留余地。另一方面，中国继续促进急剧和经久的战略军力建设，这作为总的“军事斗争准备”部分地针对日本，并且继续扩展中国的战略军事活动范围，它们的重心之一是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附近海域洋域；与此同时，日本则已发动和步步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升级它在美日军事同盟中的军事作用，准备将来应美国要求而在军事上干预南海局势，并且正在将大为增进了的战略注意力和战略资源部署到东海地区。

中美两国一定要牢牢记住以下根本事实：在经久不息的地缘政治与程度空前的全球化复杂交织的当今世界，太平洋西岸的巨型中国是高速增强着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太平洋东岸的巨型美国则是实力最强和权势最广的发达国家，两国间的当代关系实属多维、复杂、能动和意义非凡。中美两国既非单纯的对手，亦非单纯的伙伴，双边关系中基本的竞争、对立、协调和合作成分既有相对的稳定性质，又有不息的变动特征。中美两国都须明白，任何非同小可的彼此间轻视，任何左右相关国策的误识或偏见，任何就对方的紧要利益、实际能力和基本情感做出的严重误判，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和深远的后患；无论是试图以实力胁迫对方屈服的蛮横做法，还是出于激愤和莽撞的过激反应，都可谓政治上的浅薄和战略上的轻浮。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预示的、关于全球治理规则的结论：在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和大国基本关系的强烈动荡中，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面临程度空前的困难。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首先取决于所有重要国家与其国内社会能否建设性地阻滞和扭转这一变更倾向和强烈动荡。必须抵制正在全球范围扩展和增进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必须争取大国基本关系的稳定和改善。这样的努力实属必要、实属可贵，而且至少能够取得重大的部分成功。

(1)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6年10月29日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

(2) 作者系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