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亚太安全秩序的首要条件：中美基于“关键共识”的战略合作
国际秩序由物质与观念两大力量共同塑造，任何一种秩序的确立都无法摆脱权力政治的现实。权力政治首先体现为大国的“特权”、特殊地位以及相应的责任。亚太地区的多边制度合作，乃至多边制度秩序的确立，取决于亚太力量结构的进一步多元化，并有赖于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合作。鉴于亚太地区短期内很难建立一个全区域、综合性的安全架构，较为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军事同盟体系和合作安全架构之外，加强大国协调，尤其是中美协调机制的作用。没有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亚太地区不仅不会有新秩序（至少不会有更好的新秩序），还有可能失序，即失去现有秩序。
总之，以中美“两国协调”为基础，(33)在亚太地区逐步构筑一种基于主要大国协调的制度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当前困难重重的亚太区域安全合作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1．中美战略协调对于亚太安全的重要性
回顾过去近70年中美交往互动的历史，还可以总结出另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即中美关系基本状况的好坏，特别是中美安全关系的基调是对抗还是合作，对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问题，具有近乎决定性的影响。中美在第一个20年的激烈对抗，是本地区许多对抗性安全关系与安全秩序安排乃至直接军事冲突的一大根源；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大约40年里，亚太地区能够保持总体上的和平与稳定状态，并进而获得长期的发展和繁荣，主要得益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长期延续的基本合作关系；中美关系进入第四个20年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地区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乃至局部恶化趋势，则与中美战略关系出现结构调整、基础动摇、信任赤字等现象，各种不确定因素显著上升直接有关。
历史上，中美能够合作取决于众多条件，包括：战略均势的形成和维持，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国际与地区形势总体缓和、和平与发展主题日益突出，等等，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美和解时所达成的一些重要政治共识以及由此建立的基本战略互信。主要体现在三个联合公报中的这些共识，最重要的是“一个中国”、“和平共处”以及“不谋霸和反霸”等原则。其中，1972年《上海公报》中所表述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堪称中美在亚太安全事务上的一条“底线共识”。(3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要的政治共识，是在冷战环境下、在长达20年的激烈对抗之后达成的，因此对两国来说都是极具魄力、非常了不起的外交成就。这些共识既是两国长期保持基本合作关系的基础，也是亚太安全秩序和地区总体和平得以维系的重要基础，是双方付出战争和长期对抗的惨重代价后，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现在，中美关系正在经历深层次转型，进入一种合作与竞争同时增强的“新常态”，其中分歧与竞争的一面更加引人注目。两国对彼此的能力、意图和动向都难以做出明确判断，并因此产生巨大的不适应、不确定乃至焦虑感。在两国战略思想界新一轮有关中美关系的大辩论中，悲观论调似乎比过去更有市场。(35)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令人担忧的不确定因素。中美之间，或中国与美国的盟国之间等，有可能因某些矛盾而出现对抗，甚至引发军事冲突。如果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亚太安全秩序就会再次回到对抗性的轨道。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特别需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或者说回到理性和“常识”上来。中美双方必须设法扭转这种渐行渐远的趋势。道理显而易见：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不但对中国而言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美国以及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是如此。(36)但东亚目前缺乏全区域集体安全机制，只有一些在安全目标上并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次区域机制，在这种形势下，中美如何在合作与冲突之间做出“范式”选择，不仅深刻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美国在东亚的地位、作用与实际利益，也事关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美两国在领土与人口规模，军事、经济、技术等综合指标方面的“超大性”，决定了它们必须设法确立基本的信任与合作关系而不是猜疑和对抗关系，否则给亚太和整个世界带来的后果将难以预料。历史上，强国之间经常因为互相猜疑或误解而导致冲突和战争，中美需要充分沟通和准确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避免将一些具体矛盾和分歧，上升为或片面地解读为大国争夺地区霸权的斗争。
因此，中美通过战略对话，厘清、调整并规范彼此在亚太的战略关系、战略目标与安全策略，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达成共识，对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亚太安全合作的有效开展以及地区安全制度的建设具有关键意义。亚太安全秩序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取向及其安全关系状况。
当然，强调中美两国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关键作用，并不是说其他国家无足轻重。如前所言，众多政治、军事大国力量交汇于亚太地区，它们在亚太全区域或次区域有着各自程度不等的重要作用。应该看到，除了至关重要的中美双边关系，在亚太地区还有若干重要的双边与三边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日三边关系。尽管较之过去，近些年来这组三边关系的重要性相对有所下降，但仍然不可忽视。与未来亚太地区出现一种中美两极体系的可能性相比，也许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种包括中、美、日、俄、印以及东盟在内的多极体系，其中仍以美国为最强，这一多级体系将肩负起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责任。鉴于俄罗斯的重点在欧洲，印度通常不被认为是一个东亚国家，而东盟一体化又进展缓慢，在可见的将来作为一个单一行为体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因此，作为亚太地区三个最重要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协调在亚太，尤其是东亚安全架构的构建中便处于重要地位。(37)
这组三边关系中所包含的中美、日美和中日三组双边关系，每一组关系的变化多少都会影响到另外两组关系，但最重要的仍然是中美关系。
对日本来说，美国是唯一的盟国。日本担心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对美国来说，日本虽然是众多盟友之一，却是它介入亚洲事务的基石。就东亚地区安全而言，日美的一个共同关注是实力持续增长的中国。因此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无意改变条约义务，更不会解除同盟关系。但美日同盟是东亚其他大国安全关切的一个来源。由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记忆，亚洲国家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仍然相当不满和敏感。而且，亚洲邻国（例如中国和朝鲜、韩国）由于出于历史原因对日本的厌恶和不信任感，还由于日本军事能力并不显眼但具有实质性的增长而得到强化。因此，美日两国都有必要探索同盟关系的某些可能的替代方案，或至少某些有助于消除或减少其他东亚国家安全疑虑的补充措施。如果美国希望在东亚安全合作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日本希望成为一个“正常的”亚洲国家，日美这种过于特殊的关系必须进行某种调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
中国正在寻求和平发展，中国的主要政治舞台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而且许多安全困境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有关，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中构成国际紧张、对立和冲突的一类常见缘由，争取大大缓解（甚至基本上跳出）安全两难，对中国本身的安全和东亚区域安全有根本意义，因此，中国有充分理由积极倡导和参与多边安全合作。
此外，中美关系对中国来说一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的一个主要关切，是美国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角色定位及其对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态度。因此，对于亚太安全格局的演变而言，美国的战略选择是最关键的外部因素。美国对亚太安全事务的长期、深度介入及其介入方式（基于与少数国家的军事同盟），尽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本质上仍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冷战的产物。
2．中美关系必须“价值导向”与“利益导向”并举
最近几年，尤其是在美国，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美两国不能光有大目标、大愿景，更需要有基于现实利益的具体成果。例如，2017年4月美国新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访华时就强调，希望和中国建立“以成果为导向”的关系。一些美国知名人士，如前总统顾问何汉理（Harry Harding）也认为，中美需要的是“以成果为导向的合作”，即需要找到可以通过合作达成显著效果的议题；中美此前提出了不少宏大愿景，但两国更需要诸如双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具体合作成果。他还认为，1997年江泽民和克林顿确认将共同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12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些都是中美关系的宏大愿景。但中美不仅需要愿景，还需要具体的成果，“细节决定成败”。(38)
这类观点看似有理，实际上却非常片面乃至急功近利，而且有避重就轻、舍本逐末之嫌，更多地反映了美国眼前的需要。如在双边投资协定问题上，希望中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更多市场；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则是因为特朗普要加强国内基础建设，希望外国投资参与。
过去近70年的基本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不仅需要“利益（成果）导向”，更需要“价值（目标）导向”。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因此必须“两手抓”：一方面，双方首先必须就中美关系，尤其是战略安全关系的基本性质、核心问题和发展目标达成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贸易、投资等功能性领域或共同关心的议题上达成共识，取得具体合作成效，尤其是要将两国之间已经达成的许多协议落到实处，实现双方期望的效果。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利益”与“价值”的关系。利益和价值其实并不矛盾。韦伯就曾指出，直接支配行动的固然是利益而非价值观念，然而观念所塑造的“世界表象”却经常充当转换器，决定着利益的动力所运行的轨道。(39)即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理性选择”，实际上也离不开合理的价值与目标的指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切不可把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它固然有强有力的身躯，却没有人性。它不能领导，而只能服务；……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40)总之，目标或价值取向是决定性的，没有合理、明确的目标，具体行动不仅是盲目的，也可能是无意义的，人类行为如此，国际关系亦然。
事实上，过去数十年来，中美在许多“功能性”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务实合作，而且合作领域日趋广泛，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合作成果也不可谓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有助于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的基本稳定。然而事实证明，如果不能就一些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达成重要共识，仅仅靠具体问题领域（或功能性、技术性、战术性领域）的合作，并不足以保证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不足以防止中美关系出现倒退甚至走向敌对。中美在某些双边和多边国际问题上的政治分歧和战略冲突可以轻而易举地影响乃至破坏两国关系的合作气氛。
相较于中美缓和以来40年左右以合作为主的关系，近些年来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双方领导层未能真正就中美关系的“宏大愿景”，或者不如说政治与战略层面的合作目标、关系性质、共处原则与行为准则达成重要共识，找到关键契合点，从而以大统小，而只是头痛医头，见招拆招，被动反应。就美方而言，还有唯我独尊、急功近利之弊，其对华政策似乎也越来越缺乏稳定性。实际上，那些强调中美关系要从“细节”入手的战略人士，也感到难以自圆其说。例如何汉理在另一个场合又承认，他本人更支持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迈克尔·欧汉伦（Michael O'Hanlon）所著的《战略再保证与决心：21世纪的美中关系》一书中的观点，即“战略再保证”与“展现战略决心”是管控中美关系的重要机制。(41)
3．作为中美关系之战略基础的关键共识
应该承认，中美基于特定历史条件在前两个阶段的战略合作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次合作是基于苏联这个共同的威胁。一旦威胁消失，虽然还有合作的基础和惯性，但直接动力明显减弱。第二个阶段，中美双方实际上是各取所需，各有期待。所谓“融入—接纳”模式，对中国来说是有选择地加入或参与，对美国来说则是有条件地接纳。一方面，尽管中国的初衷是通过顺应全球化潮流、利用现有国际制度与规则来发展自己，无意充当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颠覆者、革命者，但显然不会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美国和西方大国一手塑造的现有国际秩序，也不会满足于充当大国政治中的配角或附庸；而是会与许多新兴大国一样，随着自身的发展，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也希望分享更多的权利，从而希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美国的初衷是希望在中国融入全球化潮流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实现对中国的“束缚”、“引导”乃至“改造”；一旦未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会对过去的对华基本战略产生怀疑和摇摆。最近几年，在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所出现的一种论调，即自尼克松时期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归于失败，就是这种逻辑的反映。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不仅仍然需要有一个战略基础，而且需要有一个更加适应时代潮流、国际结构变迁与秩序需求的新基础。中美关系的当务之急，是设法重建政治与战略共识。中美达成政治共识、开展战略合作，并非不可想象，而是既有先例可循，也不乏许多现实、有利条件。
首先，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中美关系内容广泛、深刻，相对比较成熟。
两国有广泛的利益捆绑和战略共同利益。双方当前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都已建立起进一步合作的良好基础。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现在是全球经济体中仅有的两个GDP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经济总量合起来占世界1/3，人口占世界1/4，贸易总量占世界1/5，两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美投资也在迅速增长。5700多亿（2016年）的中美贸易总额以及中国1.1465万亿（截止到2017年6月）的美国国债持有，都表明中美已形成“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局面。中美关系已经“大到不能倒”，双方乃至全世界都经不起中美“新冷战”。
在功能性领域，如反恐、阻止核扩散、打击跨国犯罪、促进经济金融稳定、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以及全球公共健康等领域，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在G20等全球治理机制中，两国的合作实际上大于摩擦。(42)
在社会联系上，除了数额庞大的相互直接投资外，两国民众的联系、交往日益增多。如每年有数百万人员往来，双方建立了22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中国有近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2万多学生在华留学，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深厚民意基础。
在政治领域，双边关系基本建成了各个层面的机制化、专业化磋商。双方已有超过一百个多层次对话机制，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军事防务磋商。两国领导人及高层官员交往频繁，了解彼此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清楚哪些问题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哪些问题则可能带来分歧。在中美关系上，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取向至关重要，他们所起的作用非常突出。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日趋复杂的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最高领导人一道，开启了两国元首外交的新模式，即非正式的深入交流，如2013年“庄园会晤”、2014年“瀛台夜话”、2015年“白宫秋叙”、2016年“西湖漫步”，这些非正式会晤都在关键时刻为中美关系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最重要的是，在东亚安全的根本目标、两国关系的基本性质与长远目标，以及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众多具体问题上，中美之间实际上都不乏共识。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1）双方都有维护东亚“和平、稳定、繁荣”大局的共同目标。主观上，中美双方都希望从东亚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中获益，这决定了中美在维护地区政治稳定、保持经济增长与市场繁荣、消除朝鲜半岛核扩散、阻止日本右翼政治的极端政策动向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合作利益。两国领导人都不希望陷入类似美苏那样的一场冷战，更不要说真正的战争，包括中国与亚洲邻国的战争。（2）双方都希望发展一种长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事实上，两国领导人都反复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43)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7年4月6日至7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这次访问是在特朗普上台，美国实现政党轮替，中美关系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最早的中美元首会晤。其间两国元首均强调中美在世界上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双方的合作需求远大于对抗因素。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双方“要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点合作清单，争取多些早期收获”。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表述也是很积极的，他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取得了重大进步，会谈取得了重要、丰硕成果，未来还将会有更多新的进步。总之，双方最高领导人就中美关系的基调和方向所发出的信息都是正面、积极的，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双方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完全有可能把中美关系从“不确定性”导入“确定性”的轨道。（3）中美双方领导人都多次强调，两国在振兴全球经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抗击重大疫情、反恐、防扩散等众多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其次，在国际体系的层面上，国际环境中的众多历史性变化，也决定了中美发展合作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在核时代，“安全相互依赖”是一种现实。大国武力冲突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不言自明。中美都是核大国，双方领导人都不会轻易选择用武力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2）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相互依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3）在工业化与现代大众政治的时代，外交与内政关系密切。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民众政治觉醒，大国之间很难以非和平、对抗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
（4）当今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的发展程度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调节作用、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已远非距今已一百年的一战时期所能相比。完全无视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制度与规范的行为，可能会付出重大代价。(44)
总之，中美关系不乏实际基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众多条件，但这些条件能否得到有效利用仍存在不确定性，中美两国都需要转变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相向而行，寻求政治共识，夯实战略基础。
战略合作与战略互信关系的形成，取决于战略基础，包括核心问题上的战略底线共识。中美必须直面、讨论关键的战略议题，解决实际、重大的核心问题。中美战略安全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主要新兴大国与主要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可以说，如何摆脱对于亚太安全秩序而言具有全局性影响、居于首要地位的中美安全困境；如何处理双方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安全关系，如何通过防止严重军备竞赛，进行军备控制，保持战略平衡；此外还涉及朝鲜半岛、中美贸易、台海局势、南海争端等具有现实或潜在冲突危险的热点问题的处理方式。在众多纷争的表象背后，归根结底，中美必须面对的最大实质性问题在于，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力量格局与国际秩序的调整、转型或演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双方对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认知和期待上的差异，如何解决塑造未来地区乃至全球秩序与规则的两大主导力量及其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国就处理中美战略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提出的一个总体方案。中美关系要摆历史“魔咒”，避免落入传统大国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途径只能是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只是崛起国家的任务，也是守成国家的责任。中国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中美会形成怎样一种关系，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并不单独取决于哪一方。要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关系的“覆辙”，实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双方都需要做出重要努力。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从“新型”的角度看，即“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与传统大国关系的区别。实际上，从“大国”的角度看，还涉及一个深层含义，即中国的世界性强国地位，或者说两个世界性强国和平并存的局面。美方更在乎、更敏感的可能正是“大国”的含义。它怀疑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要与美国分享权力，甚至谋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地位。就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非常不愿意承认苏联的大国地位那样，美国同样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时也很难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正是这种老大心态，使美国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境地，其对华政策因此摇摆不定。这与其说是傲慢，不如说是尴尬：美国不大愿意接受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却又拿不出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对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主张，也没有理由公开反对。在两个主要大国如何相处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成为消极被动的一方，中国取得了主动地位，甚至可以说占领了某种道义制高点，因此这可以说明，中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积极和稳定因素。
对美国来说，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它未来应逐步适应并接受一系列可能发生的事实，例如，中国未来可能在GDP和对外贸易总量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在亚洲的外交影响和经济影响可能处于领先地位；中美之间可能形成相互均衡的战略威慑；在全球性经济、贸易、金融以及安全体制中，还应该有一种更合理、更符合现实的中美政策影响和权势分配格局。
就亚太安全合作而言，如果美国选择在其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它必须着手一系列对它来说相当困难但又必不可少的政策调整，这至少包括：（1）以“伙伴”而不是“领导者”或“制衡者”的身份积极参与亚太安全合作。（2）重新界定其东亚同盟体系的性质与功能，从专注于传统安全（特别是防范、遏阻新兴大国崛起）转向应对地区性的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3）加强中美战略互信并鼓励中日达成真正的和解，在此基础上塑造一种良性三边关系结构，其中合作（而不是遏制与反遏制）被各方视为符合自身根本利益；并以此为基石进一步构建东亚区域安全机制。（4）鼓励各种次区域安全机制的创建，以便在多边框架下应对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重要安全议题。
对中国来说，如果美国愿意接受这种平等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也不妨做出积极回应：至少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接受美国在全球、特别是在西太平洋东部和中太平洋的军事优势；承认美国在世界某些特定区域（如拉美、中东甚至欧洲）有相对于中国的外交优势（但不一定是经济优势）；此外中国还可以让美国确信，不会主动用战争手段去解决与邻国的争端。总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首先是权势分享，其次是责任分担。美国需要面对现实，适应、接受中国正在崛起的现实，中国则需要量力而行、稳步发展。
对中美双方来说，要确立“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45)
首先，中美关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定位和战略基础，从而解决战略互信问题。
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彼此需要有一个清晰、合理的战略定位，从而确立牢固的战略基础和战略互信，进而实现战略稳定。类似于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人建议的相互“战略再保证”（Mutual Strategic Reassurance），(46)经过相互妥协、适度改进的“融入—接纳”模式大致仍可以作为中美关系的大战略基础，即美国不仅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且愿意给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留下更多空间；而中国不仅应从被动适应国际体系转变到“创造性介入”(47)，而且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发展。简言之，美国要向中国“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中国要为美国“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
显然，中国单方面要求分享权力，或者美国单方面要求承担义务，都是不合理也不现实的，中美之间需要达成某种“战略妥协”。例如，中国应该意识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诉求与军事存在，包括双边同盟体系，既有其历史连续性，在现有条件下对于维持亚太秩序的稳定也不乏积极意义。一方面，中国理应在国际社会上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同时也需要设法消除中外各方在“中国责任”、“中国角色”上的认知差距，让世界理解自己的实际目标、困难以及承担国际义务能力方面的有限性。此外，中国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应该追求合理的目标。实际上，即使就经济实力而言，尽管中国在发电量、工业总产值、贸易总额等重要数据上超过了美国，中国经济的质量仍然远低于美国，中国的先进技术、品牌拥有量、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等诸多方面都与美国有相当大距离。考虑到美国作为东亚传统的主导性国家在该地区所建立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纽带与影响力，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权力与财富格局中的“后来者”，不可能只凭借经济影响力来取代美国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美国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发展诉求的合理性。例如，美国应该看到，中国并非纯粹的内陆国家，而是拥有1.8万千米海岸线的陆海复合型国家，(48)维护其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上利益是理所当然之事。此外，美国还需要学会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力量客观发展的现实，并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为中国释放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中美双方只有“相互尊重”，才能找到和平共处的有效途径，避免恶性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的升级。实际上，双方都表达了这种愿望。例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曾表示，“中美正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亚太应成为其起点和试验田。这一关系摒弃以往大国间的‘零和’关系，寻求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Daniel Russel）等政要也曾建议双方共同采取克制政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相互确保克制”（Mutually Assured Restraint）的思想，即双方采取相互尊重的外交政策，各自限制其权力投射范围（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
包括前助理国务卿克劳利（P.J．Crowley）、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阿米塔·伊奥尼（Amitai Etzioni）等“确保克制的中美关系框架研究小组”的成员承认，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乃至紧张局势。他们提出“相互尊重”的建议：两国厘清彼此的战略意图，为军事发展和强制外交设立一个终极界限，以此为基础制定对外政策，使得双方都能够自我克制，有章可循。(49)
其次，中美需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争端解决和危机管控机制，通过双边协调与多边对话来共同维护亚太秩序的稳定。
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潜在危机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也存在于第三方或更多方，涉及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等问题。中美应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危机管控机制，以便在问题出现后能够及时有效地沟通、磋商和协调政策。尤其在颇为敏感的军事防务领域，双方都迫切需要一种更深度的对话交流，以免相互间的猜忌和质疑越走越远，最终造成战略误判。
鉴于亚太力量格局的多元性、安全议题的复杂性和“安全两难”的普遍性，中美两国还应该与其他国家一道，致力于构建一种基于多边主义原则的亚太安全秩序。而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一个必要步骤，是首先围绕核扩散、领海争端、海上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重要议题，分别建立由各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多边机制。
第三，中美需要抛弃意识形态偏见，实现和而不同、互利共赢。
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战略的常态，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色彩，从而经常成为中美政治分歧的一个直接根源，严重阻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当前，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和意识形态氛围的显著变化，中美双方围绕国际秩序问题的“规则之争”有所加剧。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则高举“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世界（各国）民主化”的旗子，试图维持对己有利的、排他性的国际规则。显然，所谓“规则之争”，也是“理念之争”，不仅涉及权力、利益或国际秩序主导地位等问题，实际上也是意识形态与价值冲突的反映。
然而，现实世界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只能“和而不同”。(50)国家间的合作基础是共同利益，而不是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或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即使在尚处于冷战格局的20世纪70、80年代，中美关系仍然可以得到发展，原因就在于能够淡化意识形态分歧，把共同利益放在首位。中美之间要确立新的战略基础和战略互信，也只能在双方均能认可的“和平、稳定、发展”这些基本目标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寻求重大战略利益上的共识，用互利共赢取代“零和”思维。
第四，双方决策层都需要有坚定的政治决心和长远的战略眼光，以克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国内制约。
由于近些年来中美关系面临诸多困难，“强硬派”观点在两国社会都有较大市场，对于中美两国政府调整战略思维、发展新型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如何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制约，使“合作”成为基调，使“合作是唯一选择”的理念得到国内普通民众、社会精英最大限度的认同，使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得到广泛的民意支持，考验着两国领导人和战略精英的智慧与决心。
综上所述，中美需要努力达成的关键政治共识（或曰基本战略共识），大致应包括如下内容：
（1）确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总体目标，共同致力于避免陷入大国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如果底线只有一条，那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则更为积极，更符合时代潮流，它涵盖并且超越了消极的“不争霸”原则。
（2）双方重申“三个公报”（《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所确立的几项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核心原则：①一个中国原则，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②反霸原则，即任何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这种霸权。③和平共处原则，即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努力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对峙的危险。④主权平等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⑤平等互利原则，即以平等互利为出发点，加强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为发展两国关系“共同作出重大努力”。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中国”、“反霸”（及不争霸、不谋霸）与“和平共处”三大原则。实际上，这也是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关系的基本要求。
（3）在军事安全上，双方必须确立“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相互克制”（战略行为）的原则，就彼此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目标达成谅解并做出战略保证，以维持相对稳定的战略均势，避免双方以及地区主要国家陷入恶性军备竞赛；与此同时，双方应共同致力于争端解决和危机管控机制建设，以防止区域重大军事冲突，包括核冲突。
（4）最后，双方同意基于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制度化多边安全合作，包括完善现有对话机制，创建更加开放、多元、平等的新机制，使多边制度合作成为亚太安全秩序的主要成分。
达成这些基本共识的出发点和价值动因，就是超越短期、狭隘的自我利益，携手维护中美两大国自身的长远、共同利益，促进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这并不是说，中美一定要签署一份新的联合公报来系统地阐述所有相关问题。对于中美是否有必要或者是否有可能通过“第四个公报”的形式来规定中美关系的目标与原则，在中美两国都有不同的看法。(51)一方面，支持者认为，由于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或者说到达某种“临界点”，因此非常需要以某种方式阐明中美关系的远景。用兰普顿的话说，双方至少需要明确两大要点：“一是世界已经发生改变，权力分配已经变化，平衡与稳定是两国的共同目标，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对于维护平衡与稳定都是不够的；二是两国需要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对现有国际经济与安全机制做出调整，以反映这些新的现实。”(52)另一方面，即使是对此持消极态度的美国学者，主要担心的也是美国国内因素，认为可能因为美方“缺乏远见和无能”而妨碍联合公报的成形。这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中美是否需要需求共识，或者是否需要联合公报这种形式，而在于双方的合作意愿以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有多大。
总之，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中美双方必须对两国关系的性质、目标、基本原则和政策底线，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如果中美能够就此达成政治共识，表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共同声明，也可以是各自表述或分别承诺；既可以重申原有“三个公报”的重要原则，也可以与时俱进，增添新的内容；也有人认为，两国领导人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相互表态，例如台湾问题上的一个中国原则，也可以起到非正式公报的作用。(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