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高阶梯队理论。高阶梯队理论指出，受到个人视野和选择性知觉的限制，管理者会依据自身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进行战略选择，并将最终影响企业绩效（Hambrick & Mason，1984）。自高阶梯队理论提出以来，已有文献基于该理论探讨高管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倾向、职业经历等对企业行为与组织绩效的影响。本研究是为数不多的从高管海外背景特征视角研究其对公司决策影响的文献之一。通过考察高管海外背景特征对企业转型创新的总体影响、作用路径及经济后果，分析海归高管在改善公司治理和提升企业价值方面的作用，从而丰富和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内容。

第二，丰富高管海外背景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海外背景是高管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拥有较高科学文化素养和国际化视野的标志。已有研究关注到高管海外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代昀昊和孔东民，2017）、业绩表现（Giannetti et al.，2015）、出口战略（许家云和孙文娜，2017）、审计师选择（王裕和任杰，2016；叶康涛等，2017）等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术界对于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领域的认知。但是，已有研究尚有待改进之处：①大多文献采用企业是否拥有海归高管的虚拟变量来度量海外背景，部分文献使用海归高管的人数或其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但是，鲜有文献对高管海外背景获取国的特征进行细致探讨，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特征，这些制度背景均会对高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仅基于企业是否存在海归高管的度量方法有失全面性和准确性。②部分文献的研究样本明显滞后于当期，对高管履职现状和履职绩效的解释力度有限。③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尚无文献基于企业转型创新的视角研究海归人才的作用。本研究探讨海归高管对企业转型创新的影响，包括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社会责任履行、风险承担水平、信息披露质量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对高管海外经历获取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背景特征、高管职位特征、学历特征等多个维度进行细分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高管海外背景经济后果领域的理解，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

第三，从高管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从高管个体层面研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是近年来公司金融领域的热点话题，Lin et al.（2011）发现高管激励和CEO特征对创新具有影响，Cho et al.（2016）也发现管理者的特征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书基于高管海外背景这一独特视角探究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拓展了企业创新领域的文献。

第四，拓展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及经济后果的研究。风险承担水平反映了企业面临风险时的决策偏好，近年来有关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步从企业特征层面拓展到高管异质性层面。已有文献关注到高管的性别（Faccio et al.，2016）、婚姻状况（Roussanov & Savor，2014）、军旅背景（Benmelech & Frydman，2015）、政治党派特征（Christensen et al.，2015；Hutton et al.，2014）、过往职业经历（Schoar & Zuo，2017）、早年灾害经历（Bernile et al.，2017）、是否拥有飞行执照（Cain & McKeon，2016）等对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影响，但尚未有文献基于高管海外经历视角探究海归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和表现，本研究从该角度拓展了高管异质性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领域的文献。同时，本研究结合中国转轨经济的宏观背景，发现海归高管通过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创造了价值，进而从企业层面证明风险承担有助于经济增长，拓展了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

第五，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Aguinis & Glavas（2012）指出从制度层面和组织层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文献已较为丰富，而从个体层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文献仍相对缺乏，本书从高管海外背景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探究其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回应了Aguinis & Glavas（2012）指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个体层面研究成果存在缺陷的问题。同时，本书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证据。Frynas（2006）认为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研究大多聚焦北美和西欧国家，形成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而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运作机理和实践知之甚少，制度差异可能导致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无法成功应用于新兴国家的社会实践（Lindgreen，2009）。本书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聘用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能够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丰富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第六，从高管背景特征视角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股价崩盘风险是公司财务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已有大量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从高管个人特征层面的研究偏少，尚无研究考察高管的海外背景特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发现，海归高管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通过提升信息披露水平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书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识才、用才，助力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人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虽然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人力资本短缺仍然是我国经济纵深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Lane & Pollner，2008）。《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指出“必须加快推进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实现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海外背景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具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知识储备的标志。本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中国企业转型创新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路径，发现海归高管能在企业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责任履行和信息披露水平提升，这对于中国的人才引进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第二，为中国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增强竞争优势提供决策借鉴。创新水平及其质量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风险性投资项目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对于这些项目的投资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加快社会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水平，并最终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企业的创新水平同时受到企业资源获取能力以及风险承担意愿的制约，如何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是需要持续关注的议题。本研究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从高管背景特征视角出发，探讨海归高管对企业转型创新的总体表现、作用路径及经济后果，对中国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增强核心竞争能力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为国家及各省市海归人才引进政策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为海归人才的“智力回流效应”提供经验证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省市陆续出台吸引海归人才的政策措施，希望通过引进具有国际化背景和全球视野的高端人才，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升级转型。中国中央政府及各部委也陆续出台大力度的海归人才引进政策，特别是2008年颁布的“千人计划”。该计划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和科技部等多部委领导和协调，为高层次人才提供高薪、住房、社会保险、配偶就业、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6)，为优秀人才回国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和发展空间。但是，在多元化的海归人才引进政策背后，海归人才是否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以上议题仍有待实证的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立足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检验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才对企业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路径，能够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决策参考，从微观企业层面为海归人才的“智力回流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第四，对中国企业聘用和选拔合适的高管人才提供决策借鉴。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本，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成功的基础和关键。高管位居企业重要的管理岗位，必须富有专业知识、沟通、协调和资源整合能力，才能够为企业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企业的价值创造功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选拔和聘用有能力的管理人才，是每个企业必须持续思考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发现，海归高管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并最终提升了企业价值，这对企业聘用和选拔合适的高管人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五，对转型经济国家的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具有一定的启示。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转型经济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政府较早建立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动用国家财政力量为中国公民赴海外留学深造予以资助，并对其回国服务效力年限予以要求。中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有相当一部分优秀海归人才是通过国家留学资助的形式完成了海外人力资本的积累，并在祖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于转型经济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