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逝者如斯，忽已临花甲之年。诸生从我历年的讲演、访谈和文章中选出若干汇为一集。出版还是不出版？问题虽没有哈姆雷特的那么严重，但于我却着实犹豫半年有余。这些被我遗忘许久的访谈、讲演稿重新结集出版，有无必要，对读者是否有欠尊重？我不确定。于是诸生邀来出版社的朋友，说此一问题最好交由出版社来判断。

诸生将文集分为三部分：一谈研究方法，二谈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三是理解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经他们这一分类，我也对近几年的思考重心有了新的认识。

远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针对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应该”，我们转向“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于是强调以实证为方法。后来才发现，“应该”的背后是“普世说”！而“普世说”背后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研究中国问题，不“应该”以“西方为中心”，而“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这个近代中国的难题。他说研究中国，要以“中国为中心”（《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并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解决了“古—今”和“中—外”矛盾的长期纠缠。但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古—今”和“中—西”却重新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当然，“方法论”背后说到底是个民族自信问题。幸赖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上所取得的辉煌，才多少医治了我们民族近代百年心理上的卑怯，让我们获得了平视（但愿不要走向“俯视”他人的另一极端）西方的自信。凭借这份自信，我们或许也将摆脱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怨恨与鄙视，它不该替晚清的腐败、积贫积弱及挨打屈辱承担全部的罪责。事实上，指向民族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步成功，都会给我们民族增添一份自信，而每一份自信都会给我们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增添一份自尊，并从中领会对当代的重要启示。所谓文化创新，究其实就是中西两大文化在更高意义上的融合过程。至于“三农”问题，我以为中央2004年提出的“两个趋势”及随后提出的“二元结构”的两个论断最为重要。我一直想依此对“三农”问题作一系统的理解，但至今仍未成形，近来有些讲演提纲，亦未收入文集内。

近些年来，我很少发表文章，究其原因，倒不是出于懒惰，相反，每有机会我便要到祖国各地去走走看看。平日处书斋，读书每有会意，也欣然命笔，颇得“五柳先生”之意。之所以少有文章发表，实出于我对“复杂性”怀有日益增强的敬畏之情。所谓“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与信息化”已经将社会生活“世界化”得扑朔迷离。学科日益分化，本以为可以分工协作来“摸象”，然而我们只见学术界概念飞舞，真实的大象竟不知逸向何处丛林。处急剧转型之世，名不指实已到了令一切思者深感无奈与颓衰之境地，禅宗家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实非虚语。中华民族因现代化进程而日获自信，而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我却只有迷惑。早年希望“认识中国”的轻狂，到如今只剩下卑谦的无奈。虽时时有人请我写点说点什么，几年也结成此一文集，然其间有无摸到“大象”，实不敢妄下断言。

当然，敬畏“复杂性”并非陷入不可知论的充分理由，六根未净的我也未达至高僧“语默”的境界。思想既要执行认识的职能，就须信仰复杂世界的可知性，于是我还得观察，还得思索，还得努力写点什么。此中，唯愿己身“不知老之将至”。

曹锦清

2010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