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激发相邻可能，思想者的寻根之旅

就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数日前，在一家国家级电视台的节目上，一位美国总统的重量级候选人被问及他是否相信进化论。然后，他以不屑一顾的口吻“幽默”地避开了这一问题。“竟然问一个总统候选人这样的问题，这很有趣，”他说，“但我没有编写中学科学教科书的计划，我寻求的是成为美国总统的机会。”1

这位候选人的回答很搞笑，但那种俏皮话也只有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中才会有意义。如果想让他的话中意义呈现出来，那么讲话之人与他的听众就必须共享一种基本假设，即“科学”是某种专门的知识，从政之人即使完全不懂科学，也无碍于工作开展。假设有一位总统候选人被问及他的外交政策经验，为了避开这个问题，他说，他是在竞选总统，而非写一本国际事务教科书。这种俏皮话当然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默认外交政策专长是总统的一种核心素质。但是，科学呢？很多人认为，那完全属于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家伙们。

自那时起，那位总统候选人的话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因为本书的中心脉络表明，他的话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有一个主要寓意的话，那就是：知识成就的主要领域不能相互隔离，也不能限定给某些专家，政治界人士可以也应该从科学的洞见中获得有用的信息。在这一故事的主要人物所生活的时代，思想可以在政治、哲学和科学等领域间顺畅流动。这一故事中最像主人公的是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在一个把那些不同领域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里度过的。这一故事的其他主要人物，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则让人联想到另外一种对“中学科学”言论的理解。这一言论无疑是反智的，但在总统竞选的背景中，它的煽动性更加明显。

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的最后一段通信期长达13年，颇具传奇色彩。他们互相通了165封信，这些信真实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和争执。在这些信中，本杰明·富兰克林被指名道姓地提及了5次，乔治·华盛顿被提及了3次，而他们的共同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只被提及了两次。相形之下，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虽然仅在美国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0年，却被提及了52次。单从这一数据来看，普里斯特利在那两位美国奠基者心目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这既是因为他在杰斐逊和亚当斯交恶及最终和解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他独特的世界观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它在30年前对富兰克林所产生的影响那样。然而，到了今天，在绝大多数流行的记述中，普里斯特利几乎都只是一个注脚。这本书试图搞清楚普里斯特利为何对这一时期的伟大人物那么重要，这些伟大人物不仅来自美国，也来自英国和法国。本书与其说是一部个人传记，不如说是一部个人思想的传记，普里斯特利的思想是他社交和影响力的媒介，把他和当时科学、信仰、社会中的史诗性变化联系起来。

普里斯特利及其同侪的故事之所以让今日的我们如此痴迷，是因为他们都积极参与了多个领域的变革，包括政治、化学、物理、教育。因此，我写这本书的意图之一是努力解决下面的问题：这些变革为什么会在它们发生的时候发生，以及为什么一些罕见之人会同时涉足那么多的领域。我认为，仅仅从经验维度出发，这两个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仅仅通过个人传记，关注那个伟大人物及其同路人的个人生活，这两个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同样，如果采用群像式描述，广泛地解释社会运动方面发生的变化，这两个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于是，我采用了多维度、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正如普里斯特利及其同路人在他们自己的事业中所做的那样。因此，这本书是一本记述启蒙运动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史书，从植物自身的碳循环开始，讲到火药的化学原理、欧洲文化中咖啡馆的出现，再到两个在历史环境下互相背叛的朋友的情感轨迹。为了回答某些思想为什么会改变世界这一问题，你必须求助于化学、社会史、传播学、生态科学和地质学。这种跨学科的感受力有悖于我们专业知识文化的特性，但对普里斯特利、富兰克林、杰斐逊、亚当斯及其同辈来说，这种感受力不啻为第二天性。这种感受力是我们的根。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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