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拉及其遗产

最近的对西塞罗时代历史的书写是由撒路斯特最终完成的。他关于喀提林阴谋以及西塞罗任执政官主要过程的专著充分证明，即便是当时事件的目击者，想要脱离西塞罗的解释体系也是极为困难的。但与此同时，这部著作也揭示了西塞罗版本的迷惑性。因为撒路斯特略微提及了困扰意大利半岛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暴动；而在西塞罗的叙述中，这起暴动只是由一小撮贵族渣滓制造的。

在另一方面，撒路斯特的作品也是颇有价值的，他为我们提供了晚期共和时代的起点，即科奈里乌斯·苏拉的独裁统治。他特别指出，苏拉手下的军团携带大批战利品从东方归来，强行攻占城市，苏拉胜利后的报复是罗马人行为方式的最后转折点。在他看来，衰落肇始于罗马劲敌迦太基的毁灭，这一事件使罗马没有了自律的动力。现在，个人的贪欲和野心统治了罗马政治生活。至于撒路斯特对共和国的衰亡诊断，至少历史观是站得住脚的。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西塞罗时代的很多方面确实是苏拉的遗产。

西塞罗（生于公元前106年）、恺撒（生于公元前100年）、小加图（生于公元前94年）不仅记得喀提林（撒路斯特特别指出的，腐化的苏拉时代的产物）和克拉苏、庞培（苏拉的活跃党徒），而且记得罗马人第一次对罗马的武力征服，使全意大利境内大批居民丧失财产、生命的放逐令，以及苏拉在公元前80年令人震惊的退隐之举。

尽管身为苏拉敌人马略（Marius）的姻亲，西塞罗和他的家人却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在斗争中明哲保身。当苏拉出征米特拉达梯的时候，他们留在了罗马。直到公元前84年，苏拉的返回已迫在眉睫之时，秦那（Cinna）和马略统治下的罗马局势一直十分和平。但正如西塞罗日后形容的那样，当时的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类似权威的东西”。由于“演说家奇缺”的缘故，仅比西塞罗年长8岁的青年霍腾修斯·霍塔卢斯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而他正是苏拉返回罗马后，西塞罗第一次进行诉讼辩护时的对手。西塞罗接下来处理的两个案子使他直接面对了苏拉给意大利造成的困境。为翁布里亚的阿麦里亚（Ameria）的罗斯奇乌斯（Roscius）所作的辩护词宣读于公元80年，它揭露了苏拉党羽们利用放逐令和意大利诸城镇的地方恩怨为自己谋利的腐化作风。第二篇演说词宣读于苏拉退隐之后，是西塞罗为伊达拉里亚地区城镇阿雷提乌姆（Arretium）一位女子进行的辩护，原因是苏拉试图取消当地的公民权。

西塞罗的态度在那个时代并非个例。苏拉的许多盟友也很快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苏拉毫无顾忌地残害仇敌，奖赏朋友的做法将危及他所建立的政体。据传，为扭转苏拉的做法在受处置的贵族中激起的敌意，苏拉的某位主要支持者对放逐令涉及的范围提出质疑，问道：“还有谁能陪我们一道征服？”苏拉妻子所在的麦特利家族中也有多人对罗斯奇乌斯表示同情。善于见风使舵的庞培同这些贵族缔结了婚姻关系，并成功地在公元前78年把一个不再受宠于苏拉的人推上了执政官的位置。这个人叫马尔库斯·埃米里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他最终站在了伊达拉里亚被剥夺财产者的一方，后者则攻击苏拉手下的殖民者在他们的土地上设置要塞。

如果苏拉曾指望一纸放逐令能使他的老部下生活富足，使意大利享受安宁的话，那么他错了。被分配的土地通常不是最好的，而那些在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把小农赶出土地的力量——过长的兵役和富人的资本主义农业——仍在发挥作用。有些充公的土地根本未被分配，而是被原来的马略党徒或苏拉手下的非法占地者霸占了。由于面临各项农业法律提案的威胁，这些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是不牢固的，这一事实为共和国的颠覆埋下了伏笔。

苏拉的手段同样存在道德上的缺陷。最丰厚的奖品被用来维系和收买上层阶级的忠诚。晚期共和国的领袖们以享受种种不正当收益而闻名于世，没有几个人的良心是清白的。于是，在公元前1世纪70—前60年代，有人反复试图撤销苏拉的免税法案，没收充公的财产以及发给执行放逐令官吏的奖赏，并将之还给国库。这一点毫不令人惊奇。恺撒早年对待政治丑行的一个举动是，作为公元前64年审理谋杀案的主席，他欣然接受了对苏拉麾下杀手们的指控。西塞罗也很乐意在那年的执政官职位之争中威胁他的竞争者塞尔吉乌斯·喀提林（Sergius Catilina）。此人提着“仍未断气”的马略亲戚的头，把它献给独裁者的景象，对当时的人来说，仍历历在目。然而，一经当选，西塞罗就拒绝了一项要求恢复被放逐者儿子们政治权利的议案，他争辩说：“把门第如此显赫的人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固然是极为可耻的，但国家的稳固是靠苏拉的法律维持的，废除了它们，国家就无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