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尼拔的遗产

发生在意大利土地上的15年战争对意大利有何影响？下述说法引起了诸多争论：汉尼拔对意大利众多地区的破坏导致大批罗马和意大利农民士兵的消失；以及由精英们占有，并通过奴隶劳动维持运作的大型农业企业的转变。这些问题在两代人之后由提比略·格拉古（Ti. Gracchus）着手解决。此种论点难以成立。因为不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持续投入了大量由农民士兵组成的军队，并且此战结束之后，在对波河流域的最后征服以及一系列海外征战（参见第二章）中，它依然能够如此。

然而，对于那些曾经与汉尼拔结盟的意大利共同体而言，汉尼拔失败带来的后果严重。布鲁蒂亚人（Bruttii）被剥夺了建立任何共同体机构的权利，而且不得加入罗马征召的军队，除非是充当奴仆。他们和许多其他共同体都丧失了土地——这是公元前2世纪经济发展的隐性原因。那些继续为罗马提供兵源的共同体被迫提供大批并不相称的部队。尽管理论上并非如此，但实际上公元前2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罗马领导下的单一国家，而非独立国家通过联盟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拼盘。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由各自分散的共同体控制。

公元前201年之后，罗马军事活动的主要目标在于对波河流域的彻底征服。这一进程从公元前225年击败高卢人对意大利的入侵之后就已开始——罗马人于公元前218年建立了殖民地克雷莫纳（Cremona）与普拉森提亚（Placentia）。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继续其一度停滞的事业，在其后两代人时间里，以军事手段征服了上述地区，并以殖民地或分散安置点的形式让数以万计的罗马人或意大利人定居在西起普拉森提亚东至阿奎莱亚（Aquileia）的地域内。高卢诸部的结局各不相同，波伊人（Boii）像塞农人一样被完全消灭，而塞诺马尼人（Cenomani）与印苏布里人（Insubres）尽管丧失了自由，却得以幸存下来。

当地的自然景观，以及罗马的征服进程，皆有助于解释山南高卢何以在受罗马丈量分配土地的“百法”（centuriation）影响上比其他地区更甚。当罗马人的活动范围穿越了意大利最大平原时，他们觉得自己无须被现存的政治、社会、经济，甚至地理格局所限制。波河流域就是一张“白纸”（Tabula rasa），被留下了罗马存在的墨迹，它吸纳了整整一代罗马民族的大部分军事与殖民精力，而这种精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过程中似乎永远不会枯竭。

然而与此同时，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的海外征战正改变着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于此类征战产生的结果，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它们带来了罗马和意大利战士不断的职业化。严格说来，一支征召来为罗马作战的军队实际上包括大量名义上独立的部队，如果罔顾这一事实，谈及此时的罗马军队这类事物并不适当。但是到了公元前201年，一个人在农耕之外的闲暇时节去参战已经变得十分平常，公元前200年以后，一个人在国外连续多年服役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同时，地中海世界的财富蜂拥进入意大利，部分是作为战利品，部分是作为从战败敌人那里索取的赔偿。在庆祝一场征战胜利结束的凯旋仪式上，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会被分发给社会底层民众，但多数最终落入了精英集团之手。在管理海外领土或者以高利率向外国共同体贷款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这些钱都被用于何处？其中的一部分，包括那些留在共同体手中的，以及那些已转入私人之手的，被投入罗马与意大利的公共和私人建筑的营建。罗马通过建筑工程展示了财富的使用方式，比如将银塔广场（Largo Argentina）中的神庙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大型建筑群，该建筑群的遗迹留存至今。同样的建筑工程也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开展，其规模在当时是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因此，弗雷格拉（Fregellae）的拉丁殖民地在公元前125年—前124年发动反叛并遭摧毁之前，曾拥有一座巨大的埃斯库拉庇乌斯（Aesculapius，医神）圣所，包括神庙、三面门廊、石制金库、祭坛、蓄水池以及大型斜坡通道。

很明显，只要将自由劳动力用于此类工程，社会底层就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为了解释公元前2世纪的重要发展，自然还需要一种假说，即认为已出现了消费能力相当强的城市市场。因为大部分罗马与意大利精英的新财富都投入了土地，投入了那些依靠奴隶劳动维持运作的大型农场企业中。这类企业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向市场的园林、橄榄林或者葡萄园，另一种是季节性移动的绵羊牧场。两种企业皆在意大利中部引发了对土地的需求，从而给那些自耕农户造成了伤害——或买卖，或强占，农户们的小块土地可能丧失，并且他们要使用赖以谋生的公地也会益发困难。在一定层面上，罗马与意大利精英在意大利中部“圈地”的行为确实有损其自身利益，因为他们要组织海外征战，就必须确保军团有稳定的人力供应。然而，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完全合乎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