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春雨春泥最护花（外一篇）

杨绛先生在105岁高龄上走了，回忆起这些年读她的作品，感觉就是如沐春风，如逢甘霖。她早期的文论集是《春泥集》，书名取自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如今玉树凋零，正应了“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诗句。她还会长久地滋润我们。

1981年读大四时我根本不知道杨绛是谁，就偶然与她洋洋洒洒的研究《名利场》的论文相遇了。我毕业论文是研究《名利场》的，我参考的译文译者是杨必，这个名字也是陌生的。因为是中英文对照学习，那本译著完全令我为之倾倒。杨绛的论文更令我震撼。

杨绛的文论与我那个时候读到的传统的论文风格迥异。整体格局是旁征博引，多语种注释遍布，一派渊博的学术气氛扑面而来，她论《名利场》，开篇就是俄文和德文注解，中间穿插英文法文注解。但其行文和语气却分明是有散文韵致的，娓娓道来，如潇潇春雨。这样的学术论文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就想以后自己若做翻译就该翻译得像杨必那样，写论文是否也应该走杨绛这样的路径呢？

毕业之后才听说这部不朽的译著是经过杨绛修订的，她和杨必是姐妹，而书名是钱锺书起的。我感到自己太有福气，在懵懂中的起步阶段就受到这个组合团队的影响了。

不久后读到新出版的《春泥集》，更是如获至宝，仔细研读。这本学术论文集在那个年代应该说是十分另类，其以散文笔法写学术论文的风格确实独树一帜。这种学术美文虽然不能代替主流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但确实是富有魅力的文学研究文本，是作者在审美的历程中完成美的写作，写和读这样的论文都是一场审美的深度体验，这样的境界令人神往。而以后杨先生的散文写作又无不为深刻的哲理与广博的知识所渗透，与其文论交相辉映。

而身为作家和学者的杨先生做起翻译来，自己的学养与创作天分自然体现在译文中，行云流水，浑然天成，是一流的译文。同时她又严格遵守译者的本分，严格制约自己的才华，严格“戴着锁链跳舞”，跳到最为完美。这是因为她认为译者是“一仆二主”，不可僭越自己的职责为作者代言，亦不可在“胡语”后面亦步亦趋，忘记自己为汉语读者服务的职责。“胡语尽倒”，译文要拆分、重组，如“翻跟头”一样，拿捏好分寸，这就是“翻译度”。

在此我们看到杨绛先生表现出的是一个“匠气”十足的手工艺人的风范，完全放下了作家和学者的身段，又能将作家和学者的智慧与灵气同译者的忠诚完美地结合起来，是一个蕙质兰心的译者。

钱锺书先生关于翻译有过“化境”和“得意忘言”理论，还说：“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让原作‘投胎转世’。”但钱先生这些大而化之的理论却是由杨绛这个“大工匠”脚踏实地实践出来的，而且通过一篇《翻译的技巧》形象地总结论证之，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生命之树”。她还借用唐代刘知幾《史通·外篇》所谓“点烦”的理论，强调译文完成后芟芜去杂，减掉废字，她的《堂吉诃德》一经点烦，就点掉十来万字。

杨绛这样大师与工匠身份相得益彰的人实属难觅。世上再无杨绛。

杨绛：撤销一次采访的理由

一直想了解杨绛先生在英国研读英国文学的情况，就给《文汇读书周报》报了个采访意向，在3月9号给杨绛先生打电话要求方便时录音采访。电话里杨先生说她已经96岁高龄，“我现在是个大聋子”，谁来都要在耳边大声喊，她也会情不自禁大声回答，那样谈学术问题太累，身体不能承受。

但毕竟杨先生在这个年龄上还在翻译写作，思维如此活跃，记忆力如此强健，表达如此流畅，连走路的步态都还那么硬朗，怎能仅因为一个“聋”就放弃一个大好的机会记录下她的一段别人不曾关注过的经历？我一再表示，我们不对谈，只提了问题，请她小声独白，我录音，然后我整理录音即可。她说她不愿意被录音，即使录了音，也没有精力帮我确认录音稿。于是干脆地说那就简单聊几句吧。“我说，你听。”

杨先生说她在牛津是自费旁听，不是正式学生。但作为“补课”，她跟着钱先生读了很多英国文学作品，从古典到19世纪的作家都读了个遍。但因为不参加考试，也不拿学位，所以就没有研究谁，也说不上特别喜欢谁。我一再要求举几个例子。杨先生就举了Gorge Eliot和Jane Austen，说很喜欢。特别说到Austen，塑造人物鲜活，过目不忘。为此，杨先生强调小说情节很重要，人物塑造栩栩如生，这是好小说的要素。相比之下她不喜欢Charlotte Bronte，说Jane Eyre不是纯粹的创作，有大量个人的影子在其中。顺便说到她的《洗澡》就没有一点个人的影子，人物都是纯粹虚构。她特别让我记住，好小说一定得塑造鲜明的人物，一定要有生动的情节。

杨先生大声喊了半天，我生怕她累病，就一再说您的这些话不录下来让读者了解太可惜了。她才妥协说，我可以写个采访提纲寄去，她“看情况可能会回答你”。

我知道我不能再得寸进尺，强求一个96岁的老人，于是拟了一个提纲送去。估计杨先生会在每个问题下写几行字，也许她觉得无聊，就此不再理会。但我没想到的是她在第二天傍晚就让家里的阿姨小吴打来电话，说可以在电话上回答我。

杨先生的声音依然那么清晰，纤柔的无锡口音普通话，柔中带刚。我在她的谈话开始后才意识到这不是敷衍我，而是个长谈，应该记笔记，这才马上抓过手边的纸和笔边听边记。随后根据潦草的记录和新鲜的记忆马上整理成文。我平生第一次做了这样的电话“采访”。

信的原稿：

尊敬的杨先生：

昨天劳您在电话上大声谈了那么久，实在难为您了。承蒙您答应可能会书面回答我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对我的照顾和鼓励，我就冒昧提几个问题，希望您能拨冗从容简略回答，我将万分感激。

想访问您，是因为我读过您许多作品，但发现您很少具体谈您在牛津读书期间研读英国文学作品的情况。这是一个缺项。我很好奇，相信所有像我一样研究英国文学的人都想知道您那段读书经验，对大家一定有启发。

您说这是一本书才能回答的问题，但在您没有写这样一本书的情况下，能让读者简单了解一些您的见解总比不了解要强。

我的问题如下：

1．您在牛津和钱先生一起读英国文学，您说是“补课”，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从17世纪读到19世纪。但我们读到的您的英国文学研究只有关于Thackeray, Jane Austen, Henry Fielding。能简单谈谈您还喜欢其他哪几个作家，他们“有什么好”吗？

2．您说您特别喜欢Gorge Eliot, Jane Austen，似乎不太喜欢Charlotte Bronte，因为后者的小说不是纯粹的创作，而是有大量个人的影子在其中。而Jane Austen是纯粹创作人物。是这个意思吗？您还提到您自己的小说如《洗澡》里毫无您自己的影子，您的创作是深受Jane Austen影响吗？当代小说不重视情节和人物塑造，您认为这样的小说写下去没有前途吗？

3．我看到有文章说，钱先生除了读古典英国文学，还读了当时英国的同时期文学如Aldous Huxley和Evelyn Waugh，说他受了这些书的影响。我相信，您也读了一些当代英国的文学作品吧？印象中谁的作品更让您喜欢呢？比如：D.H.Lawrence,30年代中期正是他的作品开始大受重视的时候，您读了吗？那个时期英国文化界还很鄙视他吗？James Joyce, Wells, Shaw, Galsworthy, Forster, Virginia Woolf, Mansfield, Bennet等一批当代名家名著，还有现在大家推崇的Bloomsbury文人圈子，那时在英国的影响就很大吗？国内像您这样30年代在英国研究英国文学的人数寥寥，您的印象肯定宝贵。

Take your time，方便的时候能写几笔，我和预期中的读者都会十分感激的。如果有答复，就麻烦小吴打电话通知我去取。如果您觉得不方便回答，我也能理解，请您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原谅我的打扰。再次感谢。祝春祺。

毕冰宾

2006-3-9

杨绛先生电话记录整理稿：

我给你打电话，不是回答你的问题，而是要撤销你的问题，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难回答，我也没资格回答。

我在牛津读书是自学，不考试，不写论文，没念学位，虽然读了很多的书，但只是读了而已，读了和没读一样。像我这种人的读书经历说给大家听有意义吗？应该没什么意义。所以我就不想说了。再者，我是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没资格谈英国文学，我读的那些都是资产阶级文学，（回国后）大的环境不允许研究这个，我就没做什么研究，所以很惭愧。所以现在就不好谈了。

钱锺书也是一样。他的研究方向其实是西洋文学，不仅读了大量的英国文学，法国、意大利等等，所有的大作家都读了，做了那么多笔记，他想做的就是写一部研究西洋文学的大作品出来。可是他不能写。回国后他在清华教的是西洋文学，院系调整后在（文学研究所的）外文组，后来被调去翻译《毛选》很长时间，以后想再回到外文组，但回不去了，郑振铎说“那你就暂时留在古典文学组吧”。其实，那是容不下他，他很委屈。周×（当时说的是周扬，报纸发表时我还是采用了“周×”替代之）让他做的很多事他都不爱做，但都占了他的时间，所以，他想写的那部大书就永远也没写出来。

我就更不用说了，也一样，都是时代的关系造成的。我从来都不说我是什么作家、学者，只能算文坛上的散兵游勇吧。创作上我从来不敢乱发议论，可以说一句这方面的话也没发过。

我确实写过三个人，就是Thackeray, Fielding，还有塞万提斯。写Thackeray和Fielding都不是我的选择，是因为有研究项目，有什么就研究什么。Fielding我写了5万字，结果一写就错，就成了白旗，挨了批评。从此我觉得我不配写研究文章，就想从此不写了。你说的Thackeray那篇，为什么写呢？也不是我的选择。那个时候能研究的英国大作家有两个，首先是Dickens，另一个才是Thackeray。在选择的时候我很乖，我让另一个人先挑，他（她？）是党支部的××（没听清）。于是他（她）挑了Dickens，我就只能写Thackeray了。可是我一下笔就觉得错了。我是想写成八股文，可写着写着就无法那么写了，八股不彻底。这篇文章又差点挨批。有人点了名要批，但还好没挨批。从此我就更不敢再写了，就做翻译。

因为翻译《堂吉诃德》的原因，我写了《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就是这个人物和这本书的意思，幸好是在“文革”前夜发表的，来不及挨批，就没挨批。翻译完了我不敢写序，就对冯至说我不会写，让谁写都可以。冯至说那样出了学术问题怎么办，我说我有所有的材料，我全提供出来，让别人写吧。结果别人写了出版社又不用，一定要我这个译者写。为这个，书压了一年没出版。这事让叶水夫很为难，也不好说明，就拖着。我想不出也好，正好让我有时间可以修改译文。我就向出版社讨译文。但出版社又怕我讨回译文不还回去，书就出不成了，结果就出了个没有序言的书，只有施咸荣写的一个介绍。后来再出时，还让我写序，我就把那篇旧文修改成了序言。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多说话。

你说的关于Austen那篇，那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那时可以写了。写她的原因是那个时候人们都写文章赞扬Bronte的Jane Eyre，同时批评Austen，我感到不服气，写了Austen到底有什么好的文章，是批评他们说她有什么不好的论点。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Austen，就是因为看了那些文章不服气才写的。咱们那天是电话上说的，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我特别喜欢什么，为什么喜欢，要说这个是要写论文说的。电话上说，反倒越说越糊涂。Austen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只是觉得她写得轻灵、活泼，其实论思想性她不如George Eliot有分量。而说不喜欢Bronte，也并非是全因为她把自己写了进去。是从整个文学的位置上考量，她怎么也不能算大的小说家。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所以我说我要做的是撤销你的问题。

你听说钱锺书读了Aldous Huxley, Evelyn Waugh，受了影响。你信里提到的那些他都读过，而且不止那些，还有许多。我们读书都是从头到尾读，读了很多，钱锺书不可能受其中一两个人的影响。

至于Lawrence,(Lady)Chatterley's Lover，我没读过，他的别的书我读了不少，Sons and Lovers, Plumed Serpent等都读过，但没有觉得特别好。Chatterley's Lover那时（在英国）还是禁书（我插话“现在在中国也还是禁书”），我问过钱锺书，他说不喜欢，我也就没读。钱锺书说什么不好我也就不看了。

我们回国后读的英国书很多，从图书馆借，从朋友那里借，外国朋友给寄，来源太多了。有个邵洵美你知道吧，他家里有很多书，我就去借，他书架上有什么我都拿回来读。但我不能跟钱锺书比，他读书都做笔记，是要写一部大书的，可就是没写成。而我不做笔记，读了就忘，所以说很惭愧，谈不出什么来。

我说的到牛津“补课”读了那么多书，是因为我当年不是清华的本科生，上清华是考研究生考进去的。那年考的人很多，记得考法文时就有一课堂的人，但最后只录取了两个，一个北京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因为没上过清华的本科，所以才觉得要补课，到了牛津大量读。原以为Milton很沉闷，不好读，但一读起来觉得并非如此，就从头到尾读了Milton所有的著作。但就是没像钱锺书那样做笔记，读了也就忘了。

你说的我的小说，我是想搞创作，但那么多年也是因为觉得不配，就也没写什么。到了85岁上觉得和40多岁还差不多，还能写，才写了《洗澡》，别的没什么创作。我自己一辈子很惭愧，要做的没做成，所以就没什么可说的。我和钱锺书，都是因为时代的原因，做了别的。所以就不说了。所以我说给你回电话不是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撤销你的问题。希望你能理解。谢谢你，再见。

最后杨先生又说了几句与本次采访无关的话，但是属于她之所以如此辛苦地在电话上对我长谈的原因。说若非如此，也就简单告诉我不想回答问题而已，不会解释为何不回答。此言出乎意料，令笔者很感动，在此略去不表。（本文发表在2006年3月3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以笔者的本名发表）